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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宁可：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2 16:57 标题: 宁可：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

吏治，指古代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管理和统治民众的方式和治绩。放宽一些，它涉及到官吏的教育、选拔、任免、考核、监察和奖惩等诸多方面。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吏治也就是治吏，或者叫吏政。
官吏、官或吏，是各级官员的通称。官分文武，这里只讲到文官，武官的一些特殊问题，也先不涉及。
中国古代吏治概况
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吏治，乃至“治吏”重于“治民”，韩非子甚至主张“治吏不治民”，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特点，是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决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特点。
（一）中国古代吏治的完备与严整性
——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重视官员的“德”，也就是官员的教育。教育从小抓起，包括学校，主要是教授儒家经书中的政治思想和德行操守，选官要依此标准，考试也依此。而且官员还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这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为官的具体规范和标准。先秦典籍《左传》里就讲到相传为舜制法律的皋陶法中规定“昏、墨、贼、杀。”即当官不明、贪赃、滥施刑法的杀头。反过来，清明、廉洁、公正执法，就是做官的基本要求。同时还有各式各样的“官箴”，从宋到清，数量不少。具体到如何断案，对付上级、下级、猾吏，连对付仆役、长随的办法都有。
——有法令的详细规定。中国法律，主要是刑法，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官员执法和犯法的处罚规定。
——对吏治有专门机构负责。其中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御史制度，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唐朝吏治的情况
中国历史悠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秦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从这里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非常多，可资借鉴的不少。我们以唐朝为例，约略勾画一下古代吏治的方方面面。之所以选择唐朝，是因为它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各种制度由秦汉时的粗疏多变而趋于定型完备，并为后世所继承，当然后世也有变化和趋于严密。
——指导思想。凭借农民大起义浪潮而起的唐朝，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有一个很明确的思想，那就是接受前朝覆亡的教训，处理好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唐朝初年的统治者采取儒家的“仁义为治”、“简静务本”的治道方法。具体做法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减省刑法，以求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唐太宗针对“民少吏多”的弊端，大力省并州县，裁减内外官吏，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赋役负担。重视选用廉吏，特别是地方长官人选。他曾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并曾派大员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再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这样，隋末混乱残败的局面很快改观，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农业丰收，逃户归乡，四夷降附，人口繁息，物价下落的太平繁荣的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西汉立国，官员的选拔作用尚没有一定的制度。以后实行察举制，主要由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标准是德和才，尤其是德。这样的标准太抽象又不固定，加上地方官是自行了解推荐，缺乏衡量的规范，结果弊端丛生，冒滥作假，东汉后期弄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地步。魏晋南北朝，随门阀政治而行九品中正制，以门第高下取得不同的任官资格，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朝起，行科举制，唐朝大行，一直延续到晚清，靠考试选官，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标准具体、方法公平，更多的人可以凭自己的本事经过考试去做官，做官的途径扩大了，这是一大进步。问题是儒家经典的理念和现实政治生活及做官治事的能力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考试的方法，唐代是“帖经”，即填空，纯属知识的记忆。最煊赫的考试是进士科，重视诗赋，但那也只是显示考试者的文才，而非经世之道。唐代科举考试合格，只是取得任官资格，中者还需经吏部试“身、言、书、判”，考核其做官能力，才能任命。科举考试是一种比察举和九品中正进步的制度，但仍难于很好地选择行政人员。因为科举只是唐以后选官制度的主流，而察举、九品中正的遗风一直不断，荐举、私人任命、门荫仍是重要门径，特别是地方官直接任免属吏的办法一直延续下来。这种情况是吏治败坏的一个原因，因为有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因其能力不能胜任，往往需要依靠属吏，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科举考试并不可能真正做到优选人才，为政清明，遏制腐败。
——对官吏的考核。唐代官员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由专门部门吏部考功司负责日常材料，临考核时大臣主持，有统一的考课内容和评定标准（很复杂，不备举），分为九等，其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的为下下等（可以注意，古代吏治历来重视贪污受贿问题），以考核定官阶俸禄的升降。如果认真执行，这是些很好的办法，但如敷衍塞责、官官相护、徇私受贿，那就只能是具文，而且是腐败的表现。
——对官吏的监察。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一个大特点。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运作则靠庞大的各级官僚体系。皇帝对这个机构和官员的控制、防范与监察是必然的。监察机构一般直属皇帝，在官僚系统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位很高，权柄很大，有直接检查、接受投诉、弹劾官吏、处置案件等权，甚至可以“风闻奏事”。不仅有对官员的监察权，而且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有保障这些权力不受干扰阻碍的种种规定（当然也有限制这些权力被滥用的种种规定）。唐代监察有多种渠道，好些政府机构内部及彼此间都有互相监察的职能。专门监察机构分台、谏两部分，谏官管对皇帝提意见，议论政务得失，常是不痛不痒，作用不大。御史台则专门为皇帝监督官员，非常重要。御史是皇帝的耳目，直接对皇帝负责，甚至称可“代天子巡狩”。唐朝御史台分三院：台院专门纠弹中央百官，殿院巡视宫禁京城，察院的监察御史，分道巡按州县。正因为这样，唐朝对监察官的要求、任用、处罚也就特别严格。
——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与防范。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官吏的贪赃问题，贪赃必定枉法。唐太宗注重选用廉吏，深恶官吏贪浊。唐代法律对“主守盗”（贪污）、“以财行求”（行贿）、“因事受财”（受贿）、“受所监临财物”（侵吞公物，收受属下财物，包括送礼）、“请求”（请托）、“乞索”（勒索）、非法役使属下和百姓、侵夺百姓私人田产等，都有具体的量刑规定。还规定官员不许经商放贷，不许通过代理人经商，家属也不能在其辖区内经商放贷，不许利用职权参加外贸活动。另外，还有官吏任职的回避制度，地方官避本籍，中央高官近亲避京畿，中央高官子弟避监谏官，亲戚避同署联事。官吏犯罪，还要追究其上级和同僚的连带责任。
“贞观之治”给唐朝吏治开了一个好头，但到唐太宗晚年，他所奉行的“治道”原则已经不大能讲求了，他个人奢侈逸乐的毛病也开始出现。到了高宗特别是武则天，政局有几次变化，这期间武则天大量非制度化除授官吏，告密酷刑之风四起。武则天以后，中宗、韦后、太平公主操纵朝政，吏治松弛。玄宗即位，励精图治，整饬吏治，任用贤臣，淘汰冗官，加强制度化运作，以保障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唐朝在玄宗开元年间达到它兴盛繁荣的顶点，但社会矛盾也在兴盛外衣下逐渐孕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吏治情况也越来越糟，其间虽有几个皇帝和大臣想改变这种局面，但无法扭转这一趋势。总的来说，唐朝的吏治开头是比较好的，逐渐趋于败坏，其中有几次起伏，最后不可收拾，它与王朝的兴衰是同步的。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几个比较长久的王朝如汉、唐、明、清，大体上都是这样，其中似乎有种规律性存在。
影响古代吏治的因素
在一个比较长久的朝代中，吏治的好坏起伏，呈现出上述现象，其所以如此，有体制性的因素，也有时势性的因素。
（一）体制性的因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追求事无不统，政事必然由开始的清简走向繁苛。这样，机构的重叠、职责的不清、效率的低下是必然的。官员的冗滥、军队的庞大、开支的增加，为官吏的贪赃枉法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中国古代政府职能中的经济职能是很大的，不仅实行统治，而且还直接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及放高利贷。唐朝官员有职分田，作为自己任职的收入，有公廨田和公廨钱，用作办公费用，其中公廨钱更是用来放债取息。像赈贷、专卖、治水、营建、盐政、漕运、税关等，都是捞钱的好差使。唐朝法律禁止官员经商，实际上形同具文，以后也不大禁了。在官营商，官商勾结，官也就是商了，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也就成了必然了。
——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介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出路就是做官，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士人做官，称为“入仕”，在“士”边上加一个“人”字旁，士仕相通。士人是有文化的，读书才能做官，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最好的出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了官，什么都有了。发财靠官俸是不行的，靠的是手里的权，以权谋财，权财交易，贪赃枉法几乎是必然的，这虽然与圣人的教诲大相径庭，但那是面子，这是里子。做了官，无本万利，民谚中说，就是“三年清知府”，也有“十万雪花银”。法律虽严禁贪污，但制度却默认、准许乃至助长贪污受贿。法律成了具文，吏治必然腐败。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封闭式地操作的，本身缺乏激励的机制，更缺乏外来的激励，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民众的激励与监督。仅靠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与自我监督，不论是多么完善与严密，也是难于解决根本问题的。从根本上说，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是封建制度必有的现象，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吏治当然要坏下去。
——制度在当时应当算是严密和完备的，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却无法保证这个制度圆满地运作并且坚持下去，人为的因素是很大的。这种因素有时促成了这个制度较好地运作，但多数时期是对之进行了阻碍、干扰和破坏。法治与人治的矛盾，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
（二）时势性的因素
——封建政治权力最后集中在皇帝。皇帝个人的明、贤、庸、愚、昏、暴，对政治包括吏治的作用非常之大。皇帝的个人特点、个人色彩给封建政治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唐太宗在初唐政治中的作用、唐太宗个人前后的不同表现就是一例。康熙、乾隆也是这样。
——官僚集团之间的倾轧斗争是历史上常见的。这种斗争往往不是政见不同，而是权势利害之争。即使有政见不同，也会夹杂着和演化为权势利害之争。这个集团所坚持的，对立集团就必定全盘反对，往往脱离了是非。为此，援引、支持、拉拢、排斥、打击不遗余力，自然带来政局的败坏，像唐朝后期宦官、藩镇、朋党之争就是这样。这对吏治的败坏当然有很大影响。
——时势性因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一个封建王朝在建立的初期，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比较重视与民众的矛盾，多少约束自己贪残的阶级本性，吏治也就比较清严。然而，随着统治的稳定，力量的增长，其贪残的本性也就日益暴露、膨胀，与百姓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吏治也就从清严而走向松弛、败坏，终于导致王朝的覆亡。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是不能根本解决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的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次危机，过得去，王朝就延续下去，过不去就完了。这个危机，如果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或者是对外战争，那一般还是过得去的。但如果涉及到对人民的暴政，尽管这个王朝看起来多么强大，那就过不去了。像秦、隋，就是如此。
古代吏治可资借鉴之处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吏治，可借鉴的地方很多，姑且列出三条来：
一是对吏治的重视。中国历史上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似乎绝无仅有。吏治的成败关系王朝的兴亡，古代中国似乎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吏的定位。中国古代的官吏是“行君之命而致之于民也”，即奉皇帝之命管理和统治民众，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做官的只是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是牧民之官，把民众当畜群一样牧养，而不是公务员、公仆，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口头上常说的，官员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的，就得为纳税人办事的那种雇佣关系。也因此，中国古代吏治最高最好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民本”（而非近代的“民主”）、“仁政”。唐太宗对此理解应该是最深刻的，并且努力地去付诸实施，他反复讲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语出《荀子·王制》，《吕氏春秋》亦有记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就是基于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步思想的极限和局限。“贞观之治”是它的成果，也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高峰。
二是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中国古代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问题在于教育的内容，因为官吏的定位而有根本的局限。缺乏能力的培养训练也是它的很大弱点。由考试而做官，但明清的八股文完全脱离政治的实际，被当成做官的“敲门砖”。官做上了，砖头也丢到一边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对具体当官没有用处。
三是有相当完备、严密的制度和运作的程序、方法。这里可供借鉴的东西很多，值得汲取，特别是监察制度。问题是它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运作，是一种自控机制，官任官，官管官，自己管自己，这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作者: 氷色 时间: 2011-3-22 19:10

屁话，吏治之治首在颠覆以吏为师的秦制。何以做到？夺其治民的权，给以办事的章，勒令其照章依法办事即可。其余的，都是空话、屁话。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2 23:19

宁可先生是我上大一时开中国通史的老师，课讲得很受欢迎。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3-23 09:51

作为老历史学家，搞了一辈子，总结出来才这样不痛不痒的几条，太随意了吧

就最后才提到的监察制度，尽管是体制内的，毕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贯彻了几千年的制度，和本朝相比就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怎么就不这几句闲话？

作者: 李旧苗 时间: 2011-3-23 10:33

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仍设有监察院，和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为平级机构。有趣的是，台湾民众把监察院当成了大陆的信访部门，一有“冤屈”，便去申诉，所以监察院门前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而申诉的事由，绝大多数都超越了监察院的职责范围，实际上还是民众渴慕“青天大老爷”的传统观念在作祟。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3-23 10:38

中国吏治的“得”，在古代世界里，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当一个匪帮靠武力击败其他匪帮，建立起统治的时候，世界上一般地区的惯例都是由匪头为帝王、帮派成员都分得一个长久既得利益——搞一块地方长期盘剥。

而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一个惯例，匪帮上台后，匪头是帝王，但追随者并不成为唯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帝王会迅速扶植一个新的职业官僚集团来平衡匪帮利益集团，并逐渐使匪帮集团所占的既得利益份额降低，分散匪帮团伙力量。就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3 10:47

宁可先生是我上大一时开中国通史的老师，课讲得很受欢迎。
我上北京师范学院老师系读书的时候，宁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史学概论。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3 10:48

我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宁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史学概论
仁者注：老师系是仁者的笔误。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3-23 11:20

原来鞍山仁者也是读历史出身的

宁可先生这一段言论，实在是有失水准。他是搞断代的，未免视角有所局限。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3-23 11:29

最简单的办法，是拿本朝来比较，就知道古代朝廷官制的高明

集中任命制，再小的官，也由中央统一任命，防止大官自成帮派，盘根错节

任期轮换制，不让你老在一个部门一个地方成为土皇帝

严密考核制，促进政务是假，主要是随时可抓小辫子，打压其气势

独立的、自成系统、风闻奏事的监察体制，至少可以让朝廷从一个单独的信息来源了解基层情况，防止独立王国

至于重视、教育云云，都只是浮云而已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3 13:25

以我对当代官制的了解，其设计之荒诞，为千年来所未有，实可谓弊端丛生，不可能维系长远的，而且是越改越糟糕。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3 14:16

台湾的官制设计，就算是在转型前，也比大陆要好得多的多。在台湾，政务官由选举或任命产生，有任期，事务官的录用和升迁，由考试决定，归独立于行政系统以外的考试院管，不管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都是定岗定人，不像大陆，就这十年来，归各级党委组织部管的干部，人数不知翻了几番。前段时间，铁道部出事，又有人提出拆分铁道部，监管、建设、运营分开来，道理上当然是对的，但我以为，在根本性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拆分铁道部，只会增加出更多的部级机构，职能不清的弊病则未见得会根除。前例太多了。比如以前的电力部，充其量就是一个部级机构，现在呢，监管一块，成立了电监会——正部级机构，生产呢，分成五大电力集团——五个副部级机构，销售再分成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个副部级机构，电力系统副部及司局级干部，比原来增加了不知道多少。以前在县一级，在职的副处（县）以上干部，仅四套班子领导二十几人而已，现在呢，一百开外。归组织部门管的所谓领导干部，竟然不比人事部门管的公务员少多少，岂不咄咄怪事，当下中国冗官之多，恐亦为历朝历代之最。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3 16:31

我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宁先生给我们开的课是史学概论
仁者注：老师系是仁者的笔误。
鞍山仁者发表于 2011-3-23 10:48

我去过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都师范大学），看望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不是北京师范学院的老师，不知道为何住的是北京师范学院的房子。
宁可先生好象一直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执教吧，在北大兼过课？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3-23 20:50

台湾的官制设计，就算是在转型前，也比大陆要好得多的多。在台湾，政务官由选举或任命产生，有任期，事务官的录用和升迁，由考试决定，归独立于行政系统以外的考试院管，不管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都是定岗定人，不像 ...
亚平发表于 2011-3-23 14:16

在大学的时候，和卢明明同学一起合写过官冗现象试析的论文，81还是82年发在《江淮论坛》上，后来被香港《广角镜》转载，以后《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引用了里面的统计资料。

现在想想，古代官冗，是官员太多，轮换上岗等不及，对朝廷来说，实际上不算什么大事，毕竟朝廷发的俸禄只是严格的岗位工资，不上岗就没有钱，没有任何待遇，只留下可以摆谱的派头，可摆谱的派头花费是官员自身的。

天朝以供给制起家，从来没有编制、预算的概念，有官就有待遇由工资，荒唐到古今中外没有的地步。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3 23:00

卢明明、郭建：《略论官冗与封建专制政体》，《江淮论坛》1982年02期，卢明明，现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

本朝在机构设置和官职级别上的巧立名目，真可谓是花样翻新、变化万端。从中央到地方，十几、二十年里，不知道增设了多少机构、平添了多少官员，就拿中央来讲，组阁部门越来越少，部级机构却越来越多，对外宣称，机构改革初见成效（以组阁部门减少为例），实际上副部级以上官员，在中组部的名册上，翻了一番恐怕都不止。

老木匠兄的老同学，一璀同志，当副书记近十年，也该升一升了吧。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3 23:39

木匠兄，课讲得好，未必见识犀利，宁可先生还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路子。
鞍山仁者原来也是历史系的呀，不知是那一级的？
回亚平，宁可先生当时是在北大兼课。
另外，当今吏治，与古代相比，一大问题在于科举制的阙如。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09:15

大陆现在的公务员录用，也采取所谓考试的办法，但问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仅仅只是公务员中最低层级的科员，而副科以上职务者，则能绕过考试，可以通过“选举”（指定的）产生，也可以直接任命或调任。在大陆的公务员体系之外，存在着大量的享受同等政治待遇的官员，随时可以和公务员体系内的官员交流对调。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4 09:54

鞍山仁者原来也是历史系的呀，不知是那一级的？
亚平兄仁者是北京师范学院老师系八零级的，您是？？？？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10:17

鞍山仁者原来也是历史系的呀，不知是那一级的？
亚平兄仁者是北京师范学院老师系八零级的，您是？？？？
鞍山仁者发表于 2011-3-24 09:54

仁者兄，问你的是大兴，你怎么对着亚平作答呀。巧得很，据我所知，大兴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80级的，和你同届同专业。刘少奇儿子、现为总后政委的刘源上将，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77级的，鞍山仁者的师兄，呵呵。而薄熙来，则是北大历史系77级的，大兴的师兄。据刘源大学时的班主任周兴旺回忆，当年他在北京地区负责招生时，高招办让他在刘源和薄熙来两份档案中任选一份，结果他选择了“大的”、即刘源的一份。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10:31

本帖最后由亚平于 2011-3-24 10:35 编辑

鞍山仁者兄现仍从事与历史专业有关的工作吗？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1-3-24 11:12

本帖最后由三苗于 2011-3-24 18:17 编辑

中国古代王朝时期抱怨“胥吏”,儒生敌视文吏、清流和官吏大战、一定级别的官员免税免役特权……看来一定是伪造的了。“职业官僚”？呵呵，提出“家产制官僚”的那位先生，看来要接受某师傅的再教育了。另外，吹嘘“道统”的新儒家肯定也是某师傅眼里的被洗脑者了。某匠时而“文化”，时而“职业官僚”，这张嘴不去算命真是浪费了。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1-3-24 12:25

据刘源大学时的班主任周兴旺回忆，当年他在北京地区负责招生时，高招办让他在刘源和薄熙来两份档案中任选一份，结果他选择了“大的”、即刘源的一份。亚平发表于 2011-3-24 10:17

夤缘攀附不以为耻。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4 20:21

鞍山仁者兄现仍从事与历史专业有关的工作吗？
仁者惭愧答曰：从60年至今算是一直在从事“文化历史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吧。
我们80年入学后的秋天，正赶上海淀区进行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我是刘源的“元粉丝”，记得他为了拉选民还到我们宿舍来过。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主楼二楼的平台上进行的竞选演说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4 20:23

仁者惭愧答曰：从60年至今算是一直在从事“文化历史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吧。
我们80年入学后的秋天，正赶上海淀区进行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我是刘源的“元粉丝”，记得他为了拉选民还到我们宿舍来过。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主楼二楼的平台上进行的竞选演说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
仁者重大修改：从80年到历史系读书至今一直做“孩子王”。
60年是严重笔误。请您原谅。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20:55

刘源后来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以非上级党委提名的候选人身份，被省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为副省长人选并最终当选，这在国内开了先例。不出意外的话，18上，刘源应该可以进入中央军委。
仁者兄大概和纪连海先生从事一样的工作，比纪高两届。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4 22:30

哇塞，和仁者兄同级还有相近的关于竞选的记忆啊！胡平当时住三楼，我的宿舍在一楼，记得他第一次演说时，三楼楼道里挤满了人。胡个子小，站在桌子上离远些还是看不见，然而他讲得引起阵阵掌声。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22:48

当时普遍认为，张炜是官方安排的候选人，而张炜后来一直讲，是自己主动要求参选的，与官方无关，军涛也为他作过辩解。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4 23:19

是张炜主动请战，得到北大校方支持。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4 23:35

主动提出参选，得到校方支持，这个解释比较合理，所以张炜辩解说不是上级安排而是自己主动要求，的确是事实，而学生视他为官方代理人，也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北大党委的书记韩天石和副书记马石江应该都算是比较开明的吧。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11-3-24 23:41

张炜说的是事实，后来竟然因此没有地方接受分配。是郝克明搭手到了天津，否则境遇极其难堪。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5 00:00

当时北大校方大致比较无为而治，对竞选运动只上报、不干涉。印象最深的，是竞选动态很快就上了内参。。。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5 00:03

张炜说的是事实，后来竟然因此没有地方接受分配。是郝克明搭手到了天津，否则境遇极其难堪。
李大苗发表于 2011-3-24 23:41

郝克明是胡启立的夫人，当时在北大党办工作，和她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个小青年，叫潘维明，八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也曾是风云人物，可惜昙花一现，后来被撤消职务。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3-25 00:22

大苗兄，似乎是胡、王、房等人“竟然因此没有地方接受分配”，张炜当时还是官符如火的。
亚平，潘维明是中文系78级，81年继张任学生会主席，86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87年胡倒台后被撤职，复起后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八乘八时与张炜一样被查办，后来“被嫖”入狱。
历史吊诡的一面是，当时张、潘在北大学生里大都被认为是保守派与校方代理人，然而在党内他们都属于改革派。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11-3-25 00:58

本帖最后由李大苗于 2011-3-25 01:06 编辑

是，张炜看起来是如你所说，因为胡出手快，很多人没看出来时，就到了天津。所以，他胡极其感戴。

张炜极其聪明，他深谙如何与自己的敌手保持柔和关系，在佞顽的倚老卖老中，会恰到好处地”倚小卖小“。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5 09:38

大兴兄，潘维明当年留校在党办工作，他老丈人梁国斌生前是上海的老领导，可能是通过这层关系，调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先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副部长、部长。他的“被嫖”也是自作自受，是他先搞了老朋友杨鲁军的老婆，杨鲁军才配合警方钓他鱼的。杨鲁军隐逸了好多年，最近复出，在为重庆唱赞歌，可能是想投靠薄。
张炜在天津的仕途进步，应该与李瑞环的赏识有关。前两年被查的皮黔生，则是当年张炜手下的干将，一路当到开发区（滨海新区）的一把手，最终落马。现任滨海新区一把手何立峰，是习储任厦门副市长时的跟班，09年滨海新区扩张升格时，习储亲自点名，将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何调至天津任市委副书记兼滨海一把手。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5 10:04

仁者注：1980年北京师范学院在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时的三大学生代表的命运耐人寻味，令人又不胜唏嘘之感。记得当时我们的共识是：刘源是“贵族'代表；蒋效愚是“党代表”；张中天是“百姓代表”。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3-25 10:31

哈哈，蒋效愚，2002年北京市委换届，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蒋效愚竟然在差额选举中被选掉，成全了本来作为差额人选的孙政才。蒋效愚常委没当上，只能转去奥组委任职。而孙政才，则凭此进入上升的快通道，最终和胡春华一起，成为第六代的领头羊。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3-26 23:31

哈哈，蒋效愚，2002年北京市委换届，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蒋效愚竟然在差额选举中被选掉，成全了本来作为差额人选的孙政才。蒋效愚常委没当上，只能转去奥组委任职。
仁者注：蒋的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的选举。中共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贾庆林、刘淇、于均波、龙新民、强卫、杜德印、阳安江、刘逢君、孟学农、赵家骐、朱善璐、蔡赴朝、尤兰田、吉林、孙政才；市委书记：贾庆林；市委副书记：刘淇、于均波、龙新民、强卫、杜德印、阳安江。结果是他落选常委。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11-3-27 03:19

本帖最后由李大苗于 2011-3-27 04:34 编辑

上面的只是后尘罢了。

1988年夏，张炜被提名副市长，时刚调任市外经贸委主任不足一年，前外经贸委主任是张昭若，调市政府外办主任。昭若之弟皓若，时任外经贸部常副，风头正健。

其时首次搞差额选举，而且还要在人大上发表竞选演说，并回答提问。不知道李大爷故意还是疏忽，二张同时列入提名。

此状令张炜自觉难堪。后来说，这他妈的，究竟是让我胜呢，还是让我败？

昭若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样子，于是，大家把票就投给了昭若。对张炜呢，舆论的意思是，这么年轻（34），来日方长着呢，着啥急呦。

又过了半年，张炜辞职，被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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