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红歌”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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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红歌” 什么是“红歌”呢？最简单的解释是，“红歌是革命歌曲”，或者更具体地说，红歌是中国的革命歌曲。别的国家也有它们的“革命歌曲”，如法国的《马赛曲》，东德的《蓝旗歌》（也是共产党歌曲），但它们并不属于红歌。甚至连中国的革命歌曲也不能都算作红歌，例如，像辛亥革命时期的歌曲就不能算是红歌的。陈一萍编的《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收了200首当时的“革命歌曲”，光看那些歌曲的题目就能想象它们当时多么激动人心了。如《祖国歌》、《中华》、《国脉》、《爱国》、《尽力中华》、《美哉中华》、《天下为公》、《爱我中华》、《哀祖国》、《何日醒》、《醒狮》、《警醒歌》、《今从军》、《从军乐》、《革命军》、《行军歌》、《矿工苦》、《七月初四上战地》、《义勇队》、《行易知难》、《爱护自由的标帜》、《三民主义问答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五权宪法》、《国民革命军进行曲》、《打倒强权》、《世界大同》、《美哉中华》、《女子体操歌》、《女革命军》、《妇人从军》、《不做寄生虫》、《自省歌》、《中国心》、《救国救民歌》、《惟我同胞》、《女青年》、《劝勉少年》、《放学歌》、《毕业别师友》、《青年歌》、《雪中行军》、《明是非辨曲直》，等等，不胜枚举。 “红歌是革命歌曲”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那就是，红歌是红色革命的歌曲，而与红色革命有关的便是红歌。那么，红色的“红”又是什么意思呢？“红”是从“赤色革命” 继承来的一种颜色象征，“赤色革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红色与“共产革命”的这种联想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由特定政党意识形态营造的想象或神话。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都有红色，但含义都与共产革命无关。 “红歌”又是政治思想正确的意思，所谓“又红又专”、“思想红”、“根红苗正”、“红太阳光芒思想”，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要求国民有基本的政治或国民道德伦理，如爱国、遵纪守法、纳税，但极少用颜色来作比喻的。现在可以与“红色”媲美的大概只有叙利亚卡扎菲的“绿色”。他有一本3个小册子合成的“绿书”，做成模型放在广场上，成为他的“革命图腾”。“绿色”成为政治正确和对“革命领袖”卡扎菲忠诚的颜色象征。这就像“文革”年间，中国人民人手一册“小红书”一样。 “红”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以“红”来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于是，“红歌”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按照某种正确的政治思想规定来编写，并传达这种思想的歌曲。歌曲或音乐用来传递某种政治思想或观念，这并不是在中国才有的事情。这样的音乐被称作为政治性音乐，政治性音乐可以用来维护某种政治体制，也可以用来反对某种体制，例如著名的美国歌曲“We Shall Overcome”，就是以民歌为曲调的政治歌曲，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政治性音乐的特点是易学易唱，为了传播它的主题采用大众喜爱的通俗形式，所以政治音乐都有它的艺术性。政治性音乐还都有明确的主题，所以也叫“主题音乐”(topical music)。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法国的国歌《马赛曲》，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政治性音乐的例子。但是，用颜色来为政治性歌曲作种类命名的，大概只有中国的“红歌”。红歌提倡者说，红歌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话虽然有些滑稽，但就“独一无二”、“独此一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言，也还说得过去。 “红歌”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政治性呢？在不同时期，红歌的政治任务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中国的“赤色革命”胜利之前，红歌唱的是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反对专制独裁（《团结就是力量》）、争取人类解放（《国际歌》）。“赤色革命”成功后，红歌唱的是领袖的伟大英明、党的永远正确、人民的幸福和感恩。不断继续的“赤色革命”一次又一次运动时，又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运动所需要的红歌，如反右时的《工人农民说了话》：“右派分子野心大，张牙舞爪口喊杀，造谣 、诬蔑来放火，要篡夺政权坐天下。——工人、农民说了话呀，右派分子的进攻咱们不怕，社会主义的果实要保卫决不让反动分子破坏它！//右派分子害了怕，缩着脖子来招架，抵赖、狡辩假检讨，想蒙混过关再欺诈——人民的眼睛看得清呀，是友是敌不会冤枉好人，若不彻底悔悟来转变，坚决要铲除毒草不留情！”到了大跃进，《社会主义好》成了最广为传唱的歌曲，反右刚刚“胜利结束”，这首歌的主题当然也包括了对“反右”的歌颂：“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唱的就只剩下了“红歌”：8个样板戏、语录歌、歌颂领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的是打倒走资派，消灭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歌越暴力， 越粗俗，就越红。歌词也是越粗俗就越红。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都谱了曲，成为最红最红的红歌，《念奴娇·鸟儿回答》的最后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史一帆的《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毛主席的护士读这首词的时候，“声音很大，速度也很快，当她念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主席，您在诗词中说不须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 “你怎么知道？”毛泽东问。 “我都给您数着呢！”护士甜甜地笑。 “噢，你居然给我记着黑账。”毛泽东幽默地说。毛泽东微笑了一下，然后对屁进行了解释： “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这大概可以算作“文革”红歌的一个典故，也是对听“文革”红歌感受一个注释：那些炫耀暴力、宣扬仇恨的“文革”红歌，唱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恐怖恶心。 二 “红歌”的三个主题 红歌是“主题音乐”(topical music)的歌曲，红歌的主题分为3大类，一类是“歌功颂德”，这一类以政治运动歌曲为主，许多是奉命应时的谄媚之作，时过境迁便难以传唱，例如，例如，大跃进的红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唱的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大跃进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天怒人怨，后来这歌想唱也没法唱了。又例如，“文革”时，《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歌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所以也是最红最红的红歌。但这歌的歌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的语录，林彪反对毛主席以后，这歌虽然还是红歌，但也不大好唱了。 “歌功颂德”的副主题是“英雄气慨”，这个主题的歌曲有不少是以军队、军人、战争为题材的，唱的是当好“毛主席的兵”。例如：《打靶归来》唱道“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唱谱）miso lami so laso midou lai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miso lami so laso midou lai，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还有就是有歌颂革命历史的，如《长征组歌》，和许多革命电影插曲，如《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我的祖国》等等。 第二类红歌主题是“歌颂幸福生活”，当然是1949年以后的幸福生活。如《乌苏里船歌》、《沂蒙山小调》、《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一类歌曲因为有生活气息，没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气息，被许多人当作“抒情歌曲”来传唱。对许多过来人来说，还具有相当的怀旧吸引力。歌唱幸福和歌唱生活的歌曲，每个国家都有，为什么唯独在中国这类歌曲成为“红歌”呢？ 这是因为，这类“抒情歌曲”抒发的是“红色感情”，它歌唱的“幸福”和“快乐”是拜红色的救世主所赐，应该世世代代感谢不尽。所以，这是一种“幸福感恩”的红歌。 第三类红歌主题是“爱国主义”。爱国歌曲在别的任何国家都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为“红歌”呢？这是因为，爱国的红歌，或者红歌的爱国，爱的是一个红色的国家。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眼下的“爱国歌曲”和“幸福感恩”红歌是一样的，爱的是一个党、国不分的国。第二，至于那些历史上留下来的爱国歌曲，要看它们与“白色”前政权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能不能套上红的颜色。以“红”为标准的爱国，当然不可能是一种全民认同的爱国，因为中国并不是从来都是红的。难怪有人要问：要是这个国家不是红色的，该不该爱国呢？ 在国家还没有变红的时候，爱国也不算爱国，这不幸成为中国的一个现实。凤凰卫视的《中国远征军》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十集电视历史报道，它向观众展示了抗战时期十多万国军将士为国牺牲的历史，他们的白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归宿。而在同时，日本人却为他们在缅甸战死的将士立了好些纪念碑，连800匹战马也都立了纪念碑。那些仅存的远征军老兵生活无着，晚景凄凉，有的只能靠社会善心人士每月100元的补贴生活。诗人穆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1942年24岁时投笔从戎，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九死一生地从野人山逃生。这段抗日经历却使他在1949年以后永远地背上了历史政治包袱。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但在1958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被调到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在翻译中继续他的文字生涯，1977年去世时，才59岁。 事实上，现在最能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都是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包括现在的国歌。8年艰苦抗战时留下来的爱国歌曲，有的现在还在传唱，有的因为不符合“红”的思想标准，或与“白”关系太深，已经早已被年轻的一代所遗忘：赵元任在察哈尔抗战的激励下创作的《我是个北方人》、1934年著名音乐家聂耳为电影《大 路》创作的《开路先锋》、《大路歌》，老志成创作的《民族战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吊吴淞》，聂耳的《告 别南洋》、吕骥的《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孙慎的《救亡进 行曲》、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冼星海的《救国军歌》、 《黄河之恋》、《热血》、《莫提起》、《只怕不抵抗》、吕骥的《一二八纪念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周巍峙的《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 麦新的《向前冲》、《马儿真正好》、《铲动铲东铲》、钟川的《中国你还不怒吼》。这些爱国歌曲有许多已经被遗忘，就像当年浴血抗战、捐躯疆场的国军将士被遗忘一样。这不是一个真正有爱国心的国家里应该发生的事情，只唱红色的“爱国歌曲”，更会加剧那种对亿万中国同胞爱国历史的扭曲和遗忘。 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人们的爱国心一点也不比唱“红歌”的人差。1935年5月，在救亡歌咏活动上，北平燕京大学、师范大学、育英中学等14所大中学校的歌咏团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会”，由540人组成联合歌咏团，演唱了《同唱中 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救亡歌曲。观众达3000人。当时北平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事”。(16) 1936年6月7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借成立一周年之际，举行盛大规模的歌咏大会，即“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举行，由刘良模任指挥，700名会员和5000余民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记者对此写道：“会场的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同年7月，吕骥主持的由上海歌曲作者协会、中国诗歌协会、民众歌咏会、蚁社歌咏会等15个歌咏团体暨电影界、文化界人士在上海举行聂耳逝世周年纪念会，参加的歌咏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10月，上海各歌咏团藉鲁迅葬 礼举行声势浩大的挽歌游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12月，业余歌咏团又联合上海各歌咏团举办援助绥东抗战音乐会。 就在这一年，冼星海、张曙等人在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九一八以来规模最大的救亡歌咏活动。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国的民族危难时刻，这样的爱国歌唱会为民族存亡而呐喊，今天的“千人红歌会”又是在为什么呐喊呢？看起来都是歌唱会，但能有同样的歌唱效果吗？ 如果爱国不分党派，那么爱国就要不分颜色，唱爱国歌曲就是唱爱国歌曲，跟唱“红歌”没有什么关系。 三 “红歌”和怀旧 “红歌”大多是一些老歌，唱红歌的人许多是出于怀旧。美国作家纽芮(Sigrid Nunez)在她的自传小说《上帝吹动的羽毛》中讲了一个怀旧唱老歌的故事。纽芮的父亲是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军人(一位美籍华人)。他随盟军进入德国，认识了纽芮的母亲，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后来一起回美国，结为夫妻。纽芮的母亲强烈认同德国和德国文化，但是痛恨纳粹。母亲从小给纽芮念格林童话，教她哼唱德国歌曲。在纽芮17岁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去一位教授家作客。纽芮记叙道：“我哼着曲调帮教授夫人洗碗。她狠狠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教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哼什么曲调。我对他说，大概是一首德国老歌吧，我母亲做家务时常常哼它。教授说，‘这是一首叫Horst Wessel的歌，是纳粹的党歌。” 教授的话让纽芮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纽芮和她母亲去一家唱片商店。她母亲看到那儿有德国纳粹的进行曲出售，十分惊讶地说：“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这儿还卖这个。”她母亲买了那唱片。纽芮描述她母亲听那唱片的神情：“(母亲)一脸的迷茫和感伤，只有那些看到故物回想往事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母亲告诉纽芮，“怀乡”、“怀旧”这样的词都表达不了她的心情，但纽芮却能从她母亲特有的哼唱中领会这种心情：“我母亲的声音很甜美，她老是唱歌--都是德国歌。我特别喜欢一首叫Lili Marleen的歌。母亲总是只哼曲不唱词。她总是很慢很慢地哼Horst Wessel这首歌，听上去像是一首失恋忧伤的曲子，一点不像战斗进行曲，‘高举旗帜！团结坚强！冲锋队员迈开坚定的步伐。’我后来在书上读到了这首歌的歌词，跟我母亲那忧伤的曲调简直搭配不起来。” 唱红歌的人往往是出于怀旧，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以怀旧来唱红歌的人们，他们会忘记或者不愿再记忆那些令他们遭受极大痛苦的过去。那些与红歌紧紧相联系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它们曾经是红歌热烈讴歌的政治主题。今天，人们在红歌里怀念失落了的“精神气”，寄托的是他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糜烂、腐败伪善的不满和谴责。但是，唱红歌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但是，脱离历史教训地唱红歌，却会变成一种自我麻痹、自我残害的怀旧，正因如此，它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一种心理弱点而被引导到某种与怀旧完全不相干的政治权力目的上去。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里说：“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野心的政治权力可以很容易地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再次把中国引向过去的那个荒唐时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警惕。 出于怀旧、喜好或别的动机唱歌或者唱红歌，那本来是个人的选择，谁愿意，谁就唱，这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娱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利用，会根本改变唱歌这一娱乐活动的性质。政治权力的介入和高调组织、宣传，这些必然会使得唱歌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运动，也因此成为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已经有了充分教训的。样板戏和语录歌之所以可怕，并不在于它们直接叫人作恶。事实上，它们的歌词都很冠冕堂皇，都很能“提精气神”，但是，在表面的美好词句和“精气神”后面，隐藏的却是一种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脑目的。 这些“戏”和“歌”是由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因此成为惟我独尊的“红色文艺”，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一切不同于它们的东西都当作“毒草”和“封资修”来加以消灭，把一切不同看法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来加以整肃和迫害。历史殷鉴不远，如今，政治权力再次如此强势地介入和操纵“唱歌”这种娱乐，人们因此联想到了“文革”，将此视为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这样的联想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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