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的30年间的美国政府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小政府”把众多的公共事业转移给私营、民间企业，社会公益、福利事业紧缩，造成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别扩大，乃至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当然是作者议论的核心问题。和西方左派学者一样，渡边也认为这些政策及结果有损于美国民主体制。他谈到这30年中，美国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和底层劳动人民的住宅区界限泾渭分明，形成各自地域社区。富裕阶层住宅社区保安森严的富人社区不断增加。在评判时，他援引不同学科学者观点。比如，他运用社会学学者麦克·戴维斯《要塞都市LA》（1990）中比喻——这种社区犹如中世纪的要塞（fortress），质疑：作为民主社会的盟主的美国还能捍卫其自由的传统吗？这种要塞式的壁垒分明的社区标志着当代美国人自由丧失、逃离自由。（pp.88-89）渡边还说，现代技术的电子通讯普及、法律制度高度覆盖率、竞争的激烈程度、中产阶级过分美化“核心家庭”等等不仅使得不同阶层社区之间的绝缘，也使得富裕阶层社区内，居民彼此的交往日益减少，个人、家庭处于孤立状态，邻里间相互关心帮助的消失，就如赛塔·罗乌在《社区的背后》(Behind the Gates,2003)一书中所说，整个共同体呈现一种“道德最小化”（moral minimalism）的社会倾向；而这一结论，与罗伯特·乌兹纳乌则在《意义与道德秩序》（Meaning and Moral Order,1987）中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公共、集体的价值被单纯利益计算所左右，整个道德体系呈相对化的结果。渡边靖认为，这与日本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无缘的”社会，也同样是自民党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走过头的恶果。特别是中产阶级迷信“自我实现”，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作一种商业契约。所有的个人权利的保护都过分依赖法或政治的过程，而忽视实质的正义。他又作了一连串的援引：阿拉斯岱·麦肯泰依把把这种个人主义叫做“官僚个人主义”（bureaucratic individualism）；哈贝马斯则把这种依靠财力基础的对律师的依赖，隐蔽道德和正义权威美国现象叫做“私人领域的殖民主义”。弗雷德里克·詹姆松（1887）、罗伯特·贝拉等人从另一个角度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美国人的“内心习惯”（“On Habits of the Heart”）（《心的习惯》，1985）。美国社会像列维·斯特劳斯在《炎热的社会》中指出的那样，是一个鼓励、促进社会文化流动、交换的社会，但是个人处在自己与社会之间产生的不断的紧张和不确实性之中，美丽的美国梦背后隐藏着无数悲惨的破碎的梦。实质的个人自由在不断丧失。（pp.126-130）
谈到美国人对新自由主义抵抗时，渡边靖列举了到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作现场授课的哈佛大学迈克尔·桑戴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过度强调市场决定一切的批评：教育等本来还保持着自身独特非从属于市场规范特点的领域，也为过度扩张的市场和商业主义所侵蚀。（Public Philosophy,2005）在引用桑戴尔观点之外，渡边还注意到1993年起当过8年副总统、2070年与IPCC共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戈尔在《侵犯理性》（The Assault on Reason,2007）一书中指出其实美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反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另一条路线。即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把军火生产和军队运送事业全部委托给民间企业，战争将近结束时，1864年林肯一边意识到这些企业坐大、金钱和权力结合长期处在社会顶峰，将会使得整个社会腐败不堪，共和国会走向毁灭。一边为了战争胜利不得不撤销各种对企业限制的规定。然而，1886年最高法院对萨查帕费克铁道案的判决，宣告了企业具有法的人格，法人化的企业从此得到宪法修正案第14条的保护。戈尔《侵犯理性》出版的第2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证实了戈尔预言，乃至林肯百余年前的担心都不是杞忧。所以克林顿政权的劳务部部长自由主义者罗伯特·拉修在《超资本主义》（Robert B.Reich, Supercapitalism：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2008）中也承认：既需要有政府控制之外民间经济权力，也要警惕超资本主义狂暴地侵蚀民主主义政治。拉修所谓超资本主义，应该就是小布什、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这种超资本主义虽然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受雇佣者、消费者——市民的权利。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将戈尔、拉修等人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能让我们对美国社会的反新自由主义政治舆论有更多了解。在读《美国：民主的悖论》之前，正好读了托尼·朱特的《荒芜的大地》（Ill Fares the Land, 2010）。朱特在书中也提到波普尔当年的警惕，即使国家不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也会有强大的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导致公共利益损失。批评哈耶克的片面性，没有算计到把垄断的通讯、铁路、公共住宅等绝对不能崩溃的全国性的产业，从国家转移到民营企业，也有可能这些产业的经营者不负责任胡乱使用这些资产，结果要由政府使用国民的税金买单来擦干净屁股——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就是这样一幕悲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放弃了雇用保险、社会福利等涉及“公共善”领域，与国民之间的联系断绝之后，国民与政府的唯一联系，只是道德、价值观领域的服从，民主主义趋向衰弱。渡边谈到奥巴马修正布什父子的“世界新秩序”外交政策，是因为受到雷因霍尔特·尼布尔思想、特别受到《美国历史上的笑话》（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 1952）中的观点影响，即“过分依赖自己长处，往往会出现长处变成短处那种滑稽的事情。……最邪恶的短处与最善良的长处之间有我们看不到的类似性。”笔者知道自己学力有限，读书的喜好与我国广大追求学术独创性、创建学术体系的读者不一样，喜欢阅读渡边这种“掉书袋”式大量援引的著作，它们把后学的读者带进了一个艳丽、芳香学术大花园，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也反映著者用功之勤，（顺便说一下，瓦尔特·本雅明一直梦想写一篇完全是引文的论文，最后也没有实现。但是他的这一抱负，在我国可能要被认为没出息——缺乏独创性。）所以买书、借书之前，首先浏览一下最后的引用文献，以此来判断书的价值。上面提到的渡边靖所援引的欧美学者著作只是全书的一小部分，可见通俗小册子写得好，也可以拥有很大学术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