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 |
| ● 阿克顿 |
[1]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正就读于爱丁堡，热切地向往着这所大学。我向三所学院提出人学申请，然而当时我却被它们一一回绝。在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隔45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时刻，它们终于实现了。 首先，我要给各位谈谈也许我有理由称为近代史之统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历史观，对于每个担任此职的人一踏入门槛就要碰上的问题，这种历史观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解决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辉的名望，使我对这一职位充满敬畏。 大家经常听说，近代史是个不能确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领域。没有起点，因为人类命运是被织成了一张并无缝隙的密网；因为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没有终点，是因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若分割开来，便失去意义。 约翰·西利爵士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此言不虚。因为政治科学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一门科学。而历史知识，即对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之记载，作为行动的工具和促成未来的力量，是极有实用价值的。在法国，这种重要性被赋予了对我们自身时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规定的当代史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科书。在促使科学繁荣、政治昌明的劳动分工的渐进过程中，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在本国发现那一教职的。同时，我们不妨承认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当代”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近代”：我们不能明确地查知它的许多事实。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诚放弃他们的秘密；总有某个关键处无法确知，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报道和外观表现并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甚至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如1870年战争，其真实起因仍模糊不清；许多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在过去六个月里都成为捕风捉影，重要见证人的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现。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所获信息的可信性而非丰富性。 在可信性问题之外，是超然性问题。据发现原则和确定其作用的过程并不等于它们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过程；我们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应当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超脱尘世的纷争与躁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历史学方面持一种意见，在政治学方面持另一种意见，对国外持一种意见，对国内持另一种意见，一种针对反对派，另一种针对执政派，我们便有理由鄙视他。历史学要求我们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互交织，但并非不分你我。我们的领域超出国家事务的范围，并不受政府的管辖。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的职责甚至是优先考虑教会史而非世俗史，因为它涉及更重要的问题，包含着谬误的严重后果，因此是缜密的论述者和优秀的学者所要对待的首要问题。 同样，如果一种哲学总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历史中的荣耀作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看待，它便是一种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学。然而，每位学者都应当明白，大师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内取得的。孟德斯鸠及其学派用相同的术语称谓不同的事物，坚称自由是我们所属种族的原始状态，混淆就由这种理论而生。如果我们所要说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观念而非武力，是赋予历史学以尊严、典雅和知识价值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于提升人类生活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民族现象来解释普遍现象，用风俗来解释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几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个沉默而有远见的民族的足迹，较之于海西山脉那些用橡果喂猪的蛮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么，为了我们当下的话题，我将近代史界定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条明显而合理的界线，把它与以前的时期区分开来，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殊的、显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顺序从中世纪过渡过来的，也不带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为不速之客，它根据革新的法则，削弱了历史连续性的威力，为万物创立了新的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有关世界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状态；在这些日子里，马基雅维里将政府从法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伊拉斯谟把古代的理智之流从世俗之沟导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坚固的环节上打断了权威和传统的链条；哥白尼创造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竖起了进步的永久标志。一如神授权力之发现和罗马帝国扩张时的情形，少数哲学家表现出不受束缚的创造性和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类似的结果随处可见，一代人见证了所有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觉醒；世界在新的轨道上旋转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过去的许多年代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认为世风日下，社会不久就要毁灭；为陋习和坟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纪出现了，它准备尝试未曾尝试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充满无穷变化的未来。 这一进步运动将它与旧世界大为不同：新世界的统一性展现在探索和发现的普遍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不曾停止活动，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来的反动力量；直到我们称为革命的一般观念的时期的来临，它才最终盛行起来。对我们而言，这场从依附到独立的持续解放和渐进的过程，不论好坏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这种对历史知识的认真探索，是我所说的这四个世纪区别于以前世纪的一个标志。中世纪拥有一些记述那一时代历史的优秀作者，却对更早的史实漫不经心和不够耐心。他们在虚假证词的笼罩下满足于被欺骗，满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们按照便利原则去编造，高兴地欢迎着伪造者和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被普遍地信以为真，其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几个思想敏锐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时，历史学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至今我们仍然要在方法和资料上求助于他们。我们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过去时代的主人，但又不会丢掉它们的智慧或警谕，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探查谬误和证实可靠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这个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期，人们不再默然顺从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不是把一切视为当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据、走过的行程和个中原由。因此，史学家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超越于众人之上。稳定性的法则被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力量所征服，这些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翅越过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个孤立国度的封闭状态中寻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为徒劳。它们强迫我们涉足于比我们更为广大的社会，熟悉遥远的异域风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着主要方向，与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巨匠前贤视而不见，必须收藏各类物品以供尽可能长久地欣赏；因为研究的无情后果就是不断地减少它们的数量。例如，展现最为强健的智力，莫过于观察拿破仑这个最著名、最有能力的历史人物的智力活动。在另一领域，熟悉了费奈隆的人格，那将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文学家的神圣典范，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和下一个世纪的先驱，是穷人反抗压迫的鼓动者，是专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宽容、习惯于屈从权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拥护者。他的一个敌人说，他的睿智足以战胜恐怖；另一个敌人说，他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单是这些最伟大最优秀的智者就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榜样。一个资质平平或智力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摆脱周遭的干扰，超脱于时间、民族环境的压力之上，如果选择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内心的光去纠正、审查和检验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坚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气，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赋予他的人格。对我们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准和更宽广的视野，国际史就会被“先有议会，后有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这种绝对和偏狭的理由所支配。外国人没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种神秘的机理，没有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为法文)。对外国人来说，政府的基础一目了然；政府机器的每一种动力和功能，可解释得像一只手表的运行一样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宪法不是人为制定或写在纸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机生长的法则发展；由于我们对明确的界定和普遍原则不信任，而是信赖相反的原则，我们便没有那种激烈和漫长的辩论，而其他社会却已在辩论中把政治科学最深层的秘密展示给每个能够识字的人。在费城、凡尔赛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鲁塞尔，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那些最开明的州，当它们改造自己的政制时，制宪会议的讨论达到了政治学著作的顶峰水平，提供了我们在国内从未享有过的智慧。 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宏大课题的近代部分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难以研究穷尽的。它是最易于把握的，因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较早的景象从模糊的背景中呈现出来。我们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处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着自相矛盾的证据。可以用他们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的供述去评判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个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档案，邀请我们去探知国家的秘密。当哈勒姆(Hallam)撰述有关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时，法兰西是文件可资利用的惟一大国。后来，罗马和海牙也开放了它们的档案，再后来是意大利诸国的收藏，最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文献，西班牙也开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问题上，他们的后继者却可查阅十个政府的外交资料。实际上，没有哪个论题已经用尽所有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对该论题重新探讨。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战争的片断，美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时代的许多内容，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早期岁月，伽地纳先生的一些卷册，如同太平洋的岛屿一般在各地重见天日。虽然兰克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创者，欧洲史学界最敏锐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说他的70卷著作中没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赶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过他不断扩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才开始不断进步，使最杰出的导师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学生后面。单是现在对外界开放的梵蒂冈档案，在运往法国时就装了3239箱，然而其数量还不是最多的。我们仍处在文献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倾向于使历史学不再依靠历史学家，倾向于以牺牲著述为代价来发展学识，倾向于在其他学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类的首要关怀是宗教，它是近代几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这几个世纪以新教的发展为标志。它们从一个极端麻木、无知和衰败的时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之中，无人能够想像它的无穷后果。教义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为我避免使用与当时的许多特征联系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词——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直到克伦威尔时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发点。然后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持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甚至势不两立的信心也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于是好斗的精神开始为科学精神留出了余地；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片尘埃落定的场地，许多争论都留给史学家们去沉稳而祥和地解决，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把宗教事业从诸多不公正的谴责中，从更为有害的公正谴责中拯救出来。兰克常说，在七年战争之前，教会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标志着社会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结束于勃兰登堡的主人们唱着他们的路德教圣歌在卢蒂尼亚采取的行动。那个大胆的主张即运用于今天这个时代，仍是可以质疑的。当罗伯特·皮尔爵士解散了他的政党时，追随过他的领导人便宣布，没有任何天主教教义能够成为使它重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强调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国战争爆发时，惟一坚持废除教会世俗权力的政府是奥地利；此后我们便目睹了卡斯特拉尔的下台，因为他试图调和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 1850年后不久，几个最聪明的法国人对本国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和“未来不列颠” (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统计数字深感不安，预言英吉利民族的优势地位即将到来。他们没有预见到——当时谁都未预见到——普鲁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这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到本世纪末会成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国家。因此，这几个世纪，对于宗教正如对于众多事物一样，一直促进着新事物的产生；引力中心从地中海国家转向大西洋国家，从拉丁族转向条顿族，同时也从天主教转向新教。 历史科学同政治科学一样，从这些争论中脱颖而出。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前的清教徒时代，神学与政治学携手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变革，其本质与其说是教会之争，不如说是教派之争，分裂常常是由于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义的不同。各个宗派并没有控制国家的野心，他们更多地关心着个人而非信众，热衷于宗教秘密会议而不是国家一级的教会。他们虽视野狭窄，却又目光敏锐。他们认为，政府和制度如同尘世万物二样，注定是要消亡的，而灵魂却是不朽的；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恰如在永恒和时间之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强制命令的范围应当控制在确定的界限之内；过去由权威、外部戒律和有组织的暴力所为之事，应当采取分权的方式处理，并委之于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于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对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宽容的真正使徒，并不是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寻求保护的人，也不是那些没有信念可保护的人，而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不论他们的事业如何，宽容都是一个政治、道德、神学的信条，一个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问题。这样的人就是索齐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别的人们——罗德岛殖民地独立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主教。用于鼓吹信条权威的大量精力和热情，也被用于预见中的自由。空气中弥漫着发出新呐喊的热忱，但是事业未变。它成为一种自诩：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宗教思想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这种转变和颠覆，将我们带到了我的论题的核心，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循环之重要的关键特征。它的起点是历史上那场最强大的宗教运动和最优雅的专制统治，它导致了各国生活中的政治高于宗教。最后，结束于一种平等的要求：每个人在履行天职时都不应当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约束——这是个携带着风暴和破坏力的信条，是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内在实质和革命颠扑不破的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敌对势力的情况、他们持续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虑到在1685年、1772年、1808年这些斗争似乎永无成功希望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若没有17世纪宗教动机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进步便会束手就擒。这种朝向有组织有保障的自由状态的不断进步，是近代史诸多事实的特征，是它对神学理论的贡献。我确信，许多人会发现这是种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会质疑这样的结论：世界虽无多大进步，但智力是个例外，它正在获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长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个成果。我的导师兰克便反对前述观点，孔德这位更优秀者的导师，认为我们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压之下，拖着一条越来越长的链条；我们许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莱尔、纽曼、弗劳德——认为，在证明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上，并无进步可言，若仅仅是自由得到了加强，这就如同朝着尾巴方向前进的生物运动一样。他们认为，针对坏政府而急于采取的防备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碍，它使能者受制于无能者，为庸碌众生的利益而放弃开明的品德，因而败坏道德和灵魂。他们坚信，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而有益的诸事，都有赖于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于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辉格党理论，即惟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统治须赖臣民的同意，是对世代相传的那种神圣意志的背叛。 我陈述以上反对意见，不是为了陷入与我们不一致的一门学问的激烈争吵，而是为了借助于界定对立的说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没有任何政治信条比史学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说明我的意图：尽可能替对方考虑，避免自己的偏执和自负。这就像18世纪的一句源于柯尔贝尔的经济学格言“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在创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论，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错，像麦考莱、梯也尔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赖奇克这样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伟岸的身影投射于他们的著作之中，这种做法对伟人是合适的，而且一个伟人也许抵得上几个完美的历史学家。然而这句谚言自有道理：史学家不露面时，才会有最杰出’的表现。我们更恰当的榜样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件，他从不说明自己的想法；还有他著名的法国对手福斯泰尔·德·库朗热，他对一群兴奋的听众说：“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听我说话，这是历史自己发出的声音。”除非考虑到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能在这四百年的历史观察中发现哲理。这会是一个片面而错误的诱导。但是我期望，即使这段短暂而难以启迪人智的历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于他所要拯救的人类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动并未失败，而是还在加强；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已经获得的自由是个道德成果，它有赖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然后，你们才会理解一个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学是对宗教的真实证言。 有人宣称自由是勋章，是奖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国的民主，或是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指德国人理想中最优秀者的统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会进入我的职责范围：穿越我们盛衰多变的历史景观，去追索自由观念的缓慢进程；去描述那些触及良知本质的深邃思考如何促进了一种维护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观，直到权利的卫土变成作为权利之原因的义务的卫土，直到作为尘世财富的物质保障而受到奖赏的自由，因为保障着一切宗教活动而变为神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把进入历史的平凡的钥匙；不必停下来讨哲学家的欢心，我们当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满足。我们不必探询，在上帝的人间代理是否永无谬误这个问题上，萨拉萨或巴特勒、康德或维内所持的观点有几分道理，也可顺利达成以下共识：只要绝对专制的统治依赖的是无敌的武器、集中的财富、御用的教会和残忍的法律，它的统治便会崩溃；崛起的商业反对土地，劳动反对财富，国家反对社会的支配势力，分权反对国家，个人思想反对历代习俗，因此无论什么权威，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服从；哪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存在着对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积的知识的保护，哪里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气和自制能力，哪里(即使只有这一个地方)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迈着不同的步伐，通过克服种种失败，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前进。各位从以下现象即可了解这一点：代议制、奴隶制的废除，舆论的统治，等等；通过较不明显的事例，也会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对弱势团体和良心自由的保护，它们在受到有效保护后，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说到这里，我的论点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会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胜，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温和的技艺，如果事物的发展趋向就是走向动荡和灾难，如果世界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将联邦共和制归功于美国革命，将政治平等归功于法国革命及其追随者，那么，我们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实而专注的学者又该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学家无立足之地。上个世纪那场大革命，通过它的权威阐释者杰斐逊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学。他们的信徒宣告与历史决裂，并且随时打算销毁历史文献，赶走并不碍事的历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简直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它表明这并不是史学的末日，而是它的复兴。在进步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倒退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一种动力，它使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学，发挥了较以往无可比拟的更大作用。一场思想领域的运动开始了，它比古代学问的复兴更加深入人心，意义也更为重大。主宰着我们生活和劳作的天命，首先体现于对否定发展规律的消极精神的反抗，其次体现于分析并纠正革命，根据历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对它加以说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之名在德国享有地位的作家，将大革命视作一个反常的插曲，一个时代的错误，一种需要用追根寻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们竭力想把断裂的历史脉络再联结在一起，恢复有机进化的正常状态。自由主义学派的故乡是法国，它将大革命辩解为一种真正的进步和全部历史的成熟果实。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两种主要论点，我们把一些观念和科学方法归功于他们，而正是这些观念和科学方法，使得历史学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眼中的历史学。严格而言，创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见多识广，德蒂耶蒙严谨准确，莱布尼兹能力过人，弗里尔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综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称大师。然而，在本世纪过去四分之一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事物头绪纷繁，我只想特别说明三点，它们构成一个正确的顺序。对于如洪水般不断涌来的不容怀疑的新课题，我无需说些什么。教皇的秘密档案在巴黎开放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时间尚未到来，除了档案员本人，几乎无人接触过它们。时至1830年，文献研究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奥地利处在领先地位。1836年前，米什莱可以称为先驱，此后即被诸如麦金托什、布霍尔茨和米涅这些对手所超过。30年后，即当1859年的战争完成对意大利的分赃时，一个新的更多产的时期开始了。各国虽有先后，但现在都已允许对其文献进行研究。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穷尽一生尽量收集已经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养出近代史学的真正大师。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从著作转向原始资料，从伯内特转向波考克，从麦考莱转向坎帕纳夫人，从梯也尔转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会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阅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奥苏纳图书馆或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资料。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学会的主要不是积累资料的技术，而是分析资料，辨别谎言与真相、可疑与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技术。历史研究充实、匡正和扩展思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博学多闻，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编纂者、妙笔生花的叙述者、技巧娴熟的人物描绘者、能言善辩的劝善者等等，如果他们的位置被批判者们所取代，将无异于史学王国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换代。因为，所谓批判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当他把视线投向一段有趣的陈述时，他是从怀疑它开始的。在他的权威没有对三个步骤表示认可之前，他是不会放弃怀疑态度。首先他要询问，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写下的句子。因为转述者、编者和编者之上官方的或滥用权力的审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对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这些人没有过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写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后来的改动，增加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其次要询问的是，作者从何处获得信息。如果来自过去的一个作者，这可以得到查证，但仍要对后者提出相同的质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须追溯它们的来源，当达到了源头或线索消失时，真实性的问题便出现了。有关作者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动机，也必须予以探究；从“批判”一词的另一个恰当的含义说，较之于苦役式的、常常是机械的追寻文字来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的批判。因为必须把历史学家当作证人看待，如果他的诚实不可靠，便不足凭信。未证明某人有罪即应视其为无辜，这句格言是不适用于他的。 可见对于我们而言，评价权威著作，权衡历史记述，要比发现新课题更有价值。近代史虽然是个应用面最宽的领域，却不是我们获得技艺的最佳领域。因为它太宽广，不像古代史或十字军之前的历史那样，它的丰硕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还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确而有限的问题上已经做出过的事情，以及从施韦格勒那儿学习如何着手这种分析性工作。这些问题诸如普卢塔克的《伯里克利》的资料来源，论述《雅典政制》的两部小册子，《致狄奥格内图斯书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Antony)的写作时间等。通过与新版本的比较而对中世纪作者的批判，更为确凿，也更令人满意，因为后人在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数篇序言，其中对《神曲》的抨击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引起最优秀的意大利学者为维护但丁而做出了并非有失分寸的反击。若是有人告诉我们，英国在批判者的队伍方面落后于欧陆，我们应当承认，就工作的数量而非质量来说，这话是正确的。两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莱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说，他们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学者。 在我们的历史学与前辈历史学之间掘出一道鸿沟的这一代作者，他们的第三个显著特点，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则(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来，这个词即意味着“公正” (justice)。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宣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的繁荣昌明的国度、他的不论民主的、自由主义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历史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具有种种优点，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公或失当：只要他公平对待另一方也许稍逊一筹的优点，并且从不因某人的立场而视其为圣徒或恶棍。他会说，一个绝对抹杀某一方面所有优点的评判者，是毫无公正可言的。这些手执批判主义罗盘的人们，航行于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开辟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野。超然于辩解或争执之上的历史学，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不是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真理”观，它建立在对发现真理超常困难，发现后加以验证更为困难的认识之上。他们认为，以极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态度著书立说，可以使每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和他们走到一起，不论他们的感情如何，都可赢得他的赞同。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便是历史的力量。必须尊重它们，切不可禁锢它们。只要历史学保持至高的尊严、严格的自律、审慎的超然姿态和对司法事务的缄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纷争之上，形成一个公认的审判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人们真正诚实，只根据明确的道德而不是教义做出判断，那么，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尤里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路德，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就会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华盛顿，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也会以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拿破仑。 我怀着敬意来谈论这个学派，是由于它所做出的功绩，它坚持历史真理，坚持这种真理对人类思想享有正当的权威。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门既可恰当接受、也可恰当放弃的学问。因为它不是真理的全部。兰弗里的评述卡诺的论文，舒盖有关革命战争的论著，罗珀的军事史，罗热有关加尔文时代日内瓦的著述，可以为各位提供不偏不倚的事例，它们比我所讲述的还要纯正。勒南说，它是富裕的贵族社会中的奢侈品，注定会在残酷而肮脏的争斗年代消失。在我们的大学里，它得到了一个高贵而牢固的避难所；为了协助它的神圣事业——因为那是真理和荣誉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公共生活这个极不科学的领域，吸取一个有益的教训。在这个领域，一个人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更有能力、更优秀的人和他做对。此外，观念是权力的来源，也是培育原则的名校，为了理解它们的巨大力量和真正含义，我们便不停地清除那些从永恒纷争及不良后果中滋生出来的谬言、偏见、自诩之辞，直到让我们的对手变得比他们自己所展示的更强大、更有说服力。除了在我让各位散去之前我们就要面对的事例，令历史学家不愿意信奉的诫律莫此为甚。 兰克是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认为近代史学是批判的、无价值色彩的和崭新的。我们在每个环节上都绕不开他，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扎实，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学见解方面，在创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独创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许超过了他；但是他优秀的重要成果所达到的程度，他对于杰出人士的影响，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类所接受并加以运用的知识的数量，世人无可匹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77年，当时他虚弱不堪，形容枯槁，双眼近乎失明，几乎无法阅读和写作。他柔声地喃喃道别，我担心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噩耗。两年后，他开始了一部世界史的写作。虽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这部创作于83岁之后、内容远涉中世纪时期的17卷著作，创造了著作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他的道路在早年便由《昆廷·杜瓦尔德》 (Quentin Durward)一书所定。他吃惊地发现斯科特笔下的路易十一世与科明尼斯的原始记载不符，于是下定决心，他今后的目标首先就是毫不动摇，死心塌地地遵从他心目中的权威的引领。他要坚决抑制诗人、爱国者、宗教或政治宗派分子的倾向，不支持任何事业，让著作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痕迹，不写任何旨在满足个人感情或宣传一己信念的著作。一位像他一样也写过论述宗教改革著作的勤勉的神学家，敬称他为同道。兰克拒绝了他的抬举，说道：“你首先是个基督徒，我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你我相距甚远。”他是展现出米什莱所谓le desinteressement des morts(死者的超然——原文为法文)的第一位卓越作家。当他能够做到尽力不做评断，表明对立的双方各有理由，将臧否之事留给上帝时，对他而言这堪称道德上的胜利。他想必会和伦敦的两位著名医生产生共鸣，据说他们对某一病例不能确诊，于是做出了含糊其辞的说明。患者家长坚持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回答说，他们无能为力，但他可以轻易找到五十个能够给出明确答复的医生。 尼布尔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写作的编年史家，曾一度只抄录一位前人的著述，几乎不知道对权威学者进行甄选或综合。这个意见在兰克笔下大为改观。兰克以他的眼界和敏锐的感觉，以一种近代史研究中史无前例的严谨态度，仔细审查和剖析了从马基雅维里到《一个政治家的回忆录》 (Mdmoires d’un Hommed’Etat)时代的史家。但是，尼布尔把传统著述弃之不用，以自己的著作取而代之，而兰克的使命则是，对于那些他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服从的大师，他要去维护(而不是毁坏)和树立他们的这种地位。兰克在多篇优秀论文中表现了这种技艺，虽然他的后继者也可以和他的技艺一争长短，并且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他这些论文仍是我们掌握一种技术程序的最佳指导，在今人的记忆中，使近代史研究焕然一新的正是这种技术程序。兰克的同代人厌倦了他的中立态度和超然风格，厌倦了开创者们借助于兰克的拐杖所做的那些有益但从属性的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只需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几乎不必关心公共生活，只为自己而完成的晦涩难解的初级成果，已经做得够多了。实践着这些基本技术的人，也许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这些人，虽然必须掌握此种技术，却应当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伟大的榜样。 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方法不过是对常识的重复。观察最优秀的人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对于方法的运用，是获得它的最佳途径。边沁坦言，他从个人本专业中学得的东西，还不如从林奈和卡伦那里学到的多；布鲁厄姆建议法学学生从研究但丁起步。李比希把他的《有机化学》说成是对密尔《逻辑体系》的实际运用，有位著名的医生，为避免让他知道我在议论他，在此姑隐其名，他通过阅读三本书来丰富自己的医学头脑；它们分别是吉本、格罗特和密尔的著作。他还认为，仅靠一门研究，是变不成有修养的人的，他必须受到自然、社会、道德等不同思想形式的薰陶。我引述同僚们的这些金玉良言，是为了感谢他们。既然科学家说从我们这儿有所获益，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能够表明，如何保证归纳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设和类比。他们掌握着神秘的思想宝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谬误向真理俯首称臣，真理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风。他们的秘密就是发现的逻辑，展示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发展，人世间的欲望和感情几乎没有变化，而这些增长和发展才是进步的标志和历史的辉煌所在。当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向自己的同侪发表看法时，也常常能给予我们珍贵的启示。请记住，达尔文只去注意那些给他的道路造成麻烦的文字，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进展，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多的矛盾事实；还有贝尔，他认为谬误同真理一样有益，皆应仔细对待，因为谬误有助于发现新的反对意见；正如罗伯特·鲍尔爵士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常常是通过考虑反对意见来学习。法拉第断言，“在知识领域，不思进取的人只配受到谴责和鄙视。”约翰·亨特的话对我们大家都应有所启发：“千万别问我曾经说过什么，曾经写过什么。要是问我现在的看法，我倒是可以给你们说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来自各地的作者一直在激励和充实着我们。法学家们告诉我们演进的连续性法则，它使历史从诸多偶然事件的排列，变成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过程。时至1820年，神学家们开始根据发展的线索修正他们的学说，纽曼说，那是很久以后被进化过程所证实的线索。甚至务实的经济学家也确信，历史不是附属品，而是他们应予探究的实际课题，从而把他们的学科也撒入历史之河。哲学家声称，早在1804年，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脖子套上了历史之轭。他们教导说，哲学不过是对历史上一切哲学思想的正确总结而已，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带有时代的痕迹，关键是要把保存至今漂泊无着的真理之光聚集起来，历史学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哲学，也是哲学的源泉。孔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学支配了哲学便是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自从居维叶首次认识到归纳发现的过程与文明进程之间的联系以来，科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使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时代风气，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由此才出现了“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历史意识”(historicai—mindedness)这类令人感到压抑的名称。 有些错误属于可以弥补的智力缺陷，对此我应当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因为它们在我们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意义缺少强大的理解力，对现实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是不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把研究当游戏，除了毫无意义和启发性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普遍如此。因此我们具有一种怪癖，易于忽视并逐渐忘掉确知的事实。试举一两个事例即可说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国作家记述了他亲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党的头上的前后经过。因为当时托利是个恶名，用来称呼被爱尔兰政府悬赏缉拿的人；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进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这个事例以说明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了改进。有一天，提图斯·欧茨对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为光火。他搜肠刮肚找到一个恶毒的骂名，便开始称他们为托利党。这个名称流传至今，但是笛福所证明的来源，却从人们的记忆中失落了，仿佛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教父为耻，而另一个政党并不在乎有人把他们同他的事业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关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达两天后庇特先生在一群热情的人簇拥之下去城里赴宴的事。当大家向这位拯救祖国的首相举杯祝酒时，他谢绝了那些赞扬，并说：“英国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国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后，她也将以她的榜样拯救欧洲。”1814年，当这一愿望实现之时，有人记起了这位大演说家的最后一次演说，铸成一枚勋章，把这句话简化四个拉丁文单词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欧洲之楷模——原文为法文)。当时，就在庇特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时，他听到法国对德国的大获全胜和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断言，陆地上的抵抗是无望了，现在是把欧陆留给侵略者，依靠我们新的海上帝国的时候了。庇特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拿破仑遭到一个国家的抵抗，他就会受到遏阻。他宣称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然后英国就会插手。刚从印度回来的韦尔兹利将军当时在场。十年后，即他已实现了庇特临终前的明确预见之后，他在巴黎讲述了这件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最为令人震惊和最深远的预见，政治史上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我不会再有机会对着今天这样的听众说出我的思考，在一个如此荣幸的场合，演讲者难免会让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张，可以或为一句精巧的隽语，用作结束演讲的提示，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目标。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考虑那些已成为每个学派专属财富的闪光箴言，它们是——读写皆有益于学习；莫为佳作而自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容并蓄；不以人废言；伟人面前不气馁；坚持己见，不惧异见；无证不信；思之慎重于行之慎；恶强善弱，不可轻忽；不为偶像崩塌或真相暴露而动容；以最佳处论能力，以最劣处论人品；防权甚于防魔；以及研究问题参之以时代。例如这些问题：路德思想的来源，培根的科学影响，亚当·斯密的先驱，卢梭的中世纪先师，柏克的传承，第一批辉格党人的查实，等等。我想，其中的大多数都无可争议，也无需详述。然而，我是受着舆论力量的反对，而对各位发出如下劝诫：不要降低道德水准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着你们个人生活的最终准则去评判别人，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脱历史有权施加于邪恶之上的永恒惩罚。减轻罪行和放松惩罚的请求恒久存在。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论点，它们姑息养奸，掩饰罪过，混淆是非，诱使正派人堕落。那些企图迷惑和阻挠我们的人，首先是那些创造了今日之历史的人。他们树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只有愚蠢的保守主义者才用过去的观点来评判现在，只有愚蠢的自由主义者才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 那一学派的使命就是使遥远的过去，特别是中世纪，甚至最遥远的古代，能够被18世纪的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当中有些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次东征时那些胸挂十字架的十字军根据教令大肆杀戮犹太人的事实。用一个永恒的标准评价他们，称他们是狂热的渎神者或残忍的伪善者，就等于无故地向伏尔泰投降。不能为某种行为辩护时就赞美其精神，这已成为一种惯用的手法。因此我们没有通用的法典；我们的道德观总在变动；你们不得不考虑时代，人们所属的阶级、环境的影响，学派中的掌门，讲坛上的宣教者，他们无意识遵从的运动，等等，直到责任消失在群体之中，没有一个有罪者会被追究。一个谋杀者，如果他遵守当地习俗，如果得到邻人的赞同，如果被官方顾问所鼓励，被司法当局所表扬，如果他的行动是为了国家或出于纯洁的宗教热沈，或者，如果法律就是他的同谋，他可以受其庇护，他便是无罪的。道德的泯灭不可宽恕，其原因却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阴暗的快意，去体会邪恶生命的秘密。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大不相同的道德法典，可以随着原因而变化。赦免是人的一个创造，它使我们能够编造例外，权衡利弊，以不公平的法律对待朋友和敌人。 它联系着一种哲学，即加图认为源于诸神的哲学。因为我们有一种用事件来证明上帝正确的学说，它将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它认为邪恶的事业不可能获胜；戒律和惯例皆有其正当性；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既然上帝借被宽容者来体现他的意志，我们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过去塑造未来。还有一种学说少了一些自信的张扬，它认为历史是我们的向导，它为我们展示可以避免的谬误和可以遵循的范例。它对成功的幻觉存有戒心。真理虽然有望大获全胜，或许不是依靠其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靠逐步消灭谬误，但它并不承认在何为美德上做出的相应承诺。它相信，膜拜历史比无视或否定它更加危险，因为这将使罪恶长存，承认谬误的统治。它认为，懂得如何特立独行、终生抗击着时代洪流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 兰克平实地叙述了威廉三世颁布剪除一个天主教派别的命令，驳斥他的辩护士们虚弱的藉口。而当他谈到这位来自荷兰的英国救星的去世和人格时，却忘记了格伦科惨案，对屠杀未置一词，仿佛它不值一提。约翰内斯·缪勒是瑞士的一个大名人，他写道，英国政制(British Constitution)是某人——可能是哈利法克斯——一时设想出来的。严谨的法律家们不会赞同这种简单论断，它不是对英国政制成长方式的可靠而恰当的说明。英国政制经过历代的神奇生长，有着遥不可测的起源，它从未被好斗的人类智巧所玷污；但是它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怪异。在哈林顿和博林布鲁克之间的众多小册子作者中，哈利法克斯勋爵是最具创造性的谏议书作者；在抵制威廉的斗争中，他提出了一个限权方案，这个方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也是在实质上，预示着后来汉诺威王朝中君权的地位。虽则哈利法克斯并不相信这一方案，他却坚持认为，为满足多数而牺牲无辜是应该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写道：“我们仅在这一点上存有歧异：如平民院所要求，仅因某些人被指控为神甫，就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我认为这完全有失公正。在森德兰勋爵的居所，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对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他警告我，如果我不赞成那些为使人民满意而必须采取的观点，他将对每个人说我是个教皇党。他强调，因为人们非常广泛地相信这些观点，所以必须认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姑不论它是否如此。”尽管哈利法克斯有过这种疾言厉辞，麦考莱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中还是对他情有独钟，对他的仁慈大加赞赏：“他厌恶走极端，宽厚慈悲似乎是他一贯的天性，因此他从未涉足当时最严重的罪恶。”既然我们因为没有把握而必定经常出错，那么有时与其放纵，不如更严厉一些为好，这样我们至少不会因为丧失原则而造成损害。即如培尔所言，无关痛痒的行为所潜藏的动机，更可能是恶而不是善。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无需神学上的依据，因为詹姆斯·莫兹利以牛津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雄辩语气，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位怀疑者的话。他说：“受自己的信条所约束的基督徒，必须警惕邪恶，不可懈怠……在别人不察之处，他能看到罪恶；神赋予他强大的直觉；他的目光异常犀利，他具有透视灵魂的洞察力和辨别力。……他相信原罪说，这必然使他对表象保持戒心，使他在混乱中保持警醒，随时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斯塔尔夫人有句名言：我们宽恕我们真正理解了的一切。这句自相矛盾的话被她的后代布罗格利公爵审慎地纠正为：“当心太多的解释，以免我们以太多的宽恕告终。”弗劳德说，历史昭示着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不容含糊的区别。意见改变了，态度转化了，信条也生生灭灭，而道德法典却铭刻于永恒之碑。我们也许可以有理由反驳弗劳德的箴言，却不大可能反驳戈德温·史密斯先生对他的支持：“正确的史德会认可邪恶年代采取的严厉手段，但在最邪恶的年代它也不会允许采取诸如自私的野心、背叛、谋杀和伪誓，因为它们正是令时代邪恶的根源。正义就是正义，仁慈就是仁慈，荣誉就是荣誉，虔诚就是虔诚，真理就是真理，亘古不变。”即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观并不是流水。这个观点被柏克——当他忠实于自己时，可以说是我们最有智慧的导师——表述为：“我的道德原则使我能够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样。这些判断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在或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是谨慎的导师，而不是原则的导师。真正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的延伸；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原则。” 一个人，不论他对这近几个世纪持什么观点，大体上他也会对自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历史的名义，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之中。它们给了他尺度，揭示着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恶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辞是历史学家的灾难一样。近代史与我们休戚相关，它是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超越途径，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洞察力。以往历代史学家的学识与才华我们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非不可逾越。我们有能力比他们更超然、更冷静和更公正，有能力从那些去掉虚饰的真实文献中学会带着同情心看待过去，带着对更美好事物的坚定期望展望未来。请记住，如果我们在史学中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能在教会或国家中坚持它。 [1]这一演说在1895年6月作于剑桥大学（London,1895）:后收人Lectures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Co.,1906）,pp.1-3l和319－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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