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转帖] 邓海南：毛泽东的“政治局” [打印本页]

作者: 梵谷 时间: 2011-5-5 15:10 标题: 邓海南：毛泽东的“政治局”

发布时间:2011-05-03 15:09 作者:邓海南字号：大中小点击:12848次

　　这不是一篇立论严谨的政治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文人在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和文章后的一种随感。因为“政治局”这三个字，是这类书籍文章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见得多了，便不由得品尝出了这个政治名词里里外外的种种意味。
　　“局”，作为名词，意为一个部分；最主要的用到之处是指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划分的单位，如教育局、文化局、铁路局……当然，最最重要的局当属党的中枢系统——政治局。

　　一、政治局沿革简考

　　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核心领导机构。但我查了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名单，一开始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并不叫政治局。如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党的领导工作。陈独秀任书记。
　　在中共第二次党代会上，党的领导机构变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第三次党代会选出的领导机构依然叫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依然是委员长。这时候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任委员会秘书。
　　中共第四届党代会选出的领导机构依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领袖陈独秀的称谓由委员长变成了总书记。这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没有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名称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党的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七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名称变成了政治局（从此政治局这个名称便代替了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四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新的领导机构中，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
　　分析这几个名单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党的民主政治活动是基本正常的，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共召开了五次，几乎每年一次。二、党的领导核心是相对稳定的，虽然其他人在领导圈中有进有退，但陈独秀始终居于党的领袖位置。三、这个时期中共的领导人，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高君宇等有着鲜明的文人气质。在1927年国、共决裂、中共拥有自己的军队之前，共产党虽然宣传势头猛烈、组织工作扎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国民党的组织和军队之中，甚至表现出某种越俎代庖之势，但它总体上还是一个进行着和平政治活动的在野党。在其中央领导机构中，作为领袖的陈独秀，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指令的挚肘，另一方面和执行委员会或政治局中的其他领导人在观念和立场上也存在着某些矛盾，但如后来那样领导者之间的残酷倾轧，还没有形成党内政治斗争的常态。
　　或许是由于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的开始，既改变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方式，也改变了共产党内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方式。从此以后，文人气质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和瞿秋白等相继退出和被挤出中共领导圈。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圈中的权力争夺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暗藏机锋、越来越酷烈、越来越惊心动魄、越来越波诡云谲。
　　1928年，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产生了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七名正式委员的中央政治局。这次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工人成分的增加，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向忠发后来当了叛徒；苏兆征于次年病逝；蔡和森和瞿秋白后来死于国民党的捕杀；项英死于国共冲突中的皖南事变。存活到人生晚年的周恩来和张国焘，一个在党内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败北，先投靠国民党，后流亡国外当寓公；无论他们两个功过怎样，荣辱如何，却都饱受了党内斗争的创伤。而瞿秋白和项英的死因，也或多或少地与党内权力斗争有着间接的关系。
　　此后便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割据抵抗国民党政府军围剿的艰苦战争，战争的非常状态使中共相对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即在和平时期原则上每年要举行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一个长长的断裂——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之间是十七年的漫长征程。这其间历经了核心领导层的种种斗争，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这一点从抗战的最后两年，国民党军队在滇、缅战场与日军进行着最后的激战；而中共军队的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员都集中在延安参加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权威的整风运动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及其盟友，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名单：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
　　前五人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和朱德因其在指挥战争和创建军队中的威望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际地位上排在第二号的人物应该是周恩来。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由党代会产生的政治局，并且赫然排在了资历和威望都远胜于他的周恩来前面。这其中大有原因，这原因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战胜党内其他对手，甚至把斯大林钦定的中共领袖王明放置在极其尴尬的境地，刘少奇功居至伟。他先是在毛泽东战胜张国焘的较量中奋不顾身地英勇护驾；然后又在毛泽东战胜王明的斗争中祭出了一样使毛泽东能够战无不胜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由他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就从中共集体领导中的一员脱颖而出成了集中国共产党所有成功、所有智慧、所有正确路线和英明意见的当然“法人”，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创造性提法，把毛泽东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提到了与马、恩、列、斯同等的高度。随后三年的国内战争中中共军队出乎许多人意料地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并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印证了刘少奇造神工作的成功。毛泽东这位中共之神不但在过去是将犹太人带出苦难境地的摩西，而且正在成为全知全能地指挥全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上帝。
　　从1945年的中共七大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这其间又是漫长的十一年时间。前四年用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全国政权，后七年是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始。这期间经历了两场大的战争，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解放战争和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朝鲜战争。还经历了一系列的为巩固新政权而发动的政治运动。到了1956年，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大会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等。
　　与中共七大产生的政治局成员相比，这个名单相对稳定，意外出局者只有病逝了的任弼时和在“高、饶事件”中自杀的高岗。张闻天和康生从政治局委员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算很大的变化。而进入政治局的新成员则有林彪、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刘伯承、贺龙和李先念。在新的政治局成员中，林彪排在最前面，仅居于为毛、刘、周、朱、陈、邓这六位政治局常委后的第七位。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地位擢升。
　　分析一下这个名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党内军内资历深厚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二、毛泽东的首要位置无可动摇；原来以其资历和威望排在第二的军队创始人朱德让位给了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并且在建国后的一系列工作中显示了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刘少奇；周恩来位居第三，但在实际威望上，应该并不逊于排在第二的刘少奇；而随着和平时期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具体负责这两项工作的陈云和邓小平攀升到了第五和第六的位置。
　　从大会的议程就可以看出这几位新兴政治人物在和平建国时期所负的重任。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所作的。而在八大上，代表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的人变成了刘少奇。可以看出，由于毛泽东的信任和首肯，刘少奇的身份已由党务工作者走向了国家政治的前台；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自然符合他政务院总理的身份；而邓小平作《关于于党的章程的报告》，和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表明他们在党务和经济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是这样的：“八大”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道路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大会。确实，就这份政治局名单来看，长期以来为了建立一个国家而辛辛苦苦建功立业的开国元勋们，只要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没有站错队，或者曾经站错队但被毛泽东原谅和容忍的，都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经过了半生艰苦卓越绝的奋斗，他们终于成功地拥有了一个国家，并且要在建设这个国家的过程中继续增加他们的成就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愈来愈紧密并且愈来愈险恶的党内政治斗争，一个一个地击破了这些开国元勋们的幸福感。并且使他们完全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沉浮。
　　且不说中共“八大”以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以其“阳谋”发动了“反右”运动，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加杀伐。仅就党内而言，先是刘伯承因所谓“军事教条主义”受到严厉批判；然后便是曾经横刀立马，在中共战争史上数挽狂澜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惨然落马。在中共“八大”以后的十余年间，除了因病逝世的罗荣桓和林伯渠，这个政治局名单中的所有人，都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政治斗争中遭受重创，包括毛泽东自己。而受创最重、受辱最深、下场最惨的，当数风头最健的刘少奇。

　　二、大人物掌中的牌局

　　如果把政治看作一个牌局的话，中共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名单无疑是一副极好
　　的牌。有大王，有小王，簇拥着大、小王的是一群2和A，这手牌中最小的牌都是老K的水准，起码都具有共和国元帅的军衔或相同的级别。并且每一张牌都对毛泽东这个大王共恭敬有加，心悦诚服。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握有这样一手好牌的毛泽东该是多么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苏联虽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接替斯大林出任苏联领袖的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历不但无法与老资格的革命家毛泽东相比，并且一上台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干起了诋毁斯大林的勾当。毛泽东不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无可争议的领袖，并且必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所共同敬仰的领袖。他手中的这副好牌，应该就是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头号人物的最好资本。
　　可是仅仅过了三年时间，毛泽东就开始洗牌了。第一张被清洗掉的牌就是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放胆直言的彭德怀。
　　这次洗牌应该说是被迫的。
　　洗牌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没有把牌打好。
　　而没有把牌打好的原因是他太想把牌打好了。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牌手。他该出击时出击，该隐忍时隐忍，该吊主时果断吊主，该押上时全力押上。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起家的中共军队，在手里握满了王牌的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副提不起来的杂牌。但毛泽东硬是拿着这一手尽是些小三小四加五六七八的杂牌，凭借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步步地打败并吃掉了蒋介石的满手王牌。毛泽东的战争牌确实打得太好了，中共领导的军队若不是靠着毛泽东的谋略走出死境并且不断壮大，毛泽东就不可能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者，那顶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冠冕也不可能众望所归地落在他的头上。
　　但是情况变了，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牌局，有着完全不同的牌理。而他却认为既然拥有了被全党公认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就会无往而不胜。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不都战而胜之了吗？那么他新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岂有不胜之理？曾拥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不是被他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吗？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连斯大林也不敢直接去碰的美国人和联合国军，毛泽东却在朝鲜迎头上去碰了一下，以极为劣势的装备不也打了一个平手吗？那么，在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建设中，在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竞争中，难道毛泽东就会输给赫鲁晓夫不成？
　　但他真的开始在他不擅长的领域里打败仗了。这个精明的统帅和勇敢的斗士忽然间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堂.吉珂德，在他那场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狂想式战争中，被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这架巨大的风车打得一败涂地。但他不是他所不屑的项羽，打了败仗就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他是大汉皇帝刘邦精神上的传人，打了败仗算什么？只要权力牢牢地握在手里就行，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在庐山会议上，他的本意或许是适当地退却、适当地承认某些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来保住自己伟大统帅的面子。但是过于耿直的彭大将军居然捅破了君王神圣的面子，使得龙颜大怒。于是这张不但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横刀立马，并且在对抗美国人的战争中独挡一面的老K，就不得不从他的这手牌中被扔了出去。应该说，这张牌的被洗掉，实在是迫于无奈。
　　仗打输了，牌洗掉了，君王的尊严保住了，但是领袖的威信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庐山会议的方向从纠“左”转向反“右”，为民请愿的彭德怀从功臣变成罪臣，但这不能改变打败仗的后果。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两千万以上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相比，如果说在夺取江山的过程中其智慧和成功无过于毛泽东者，那么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其错失和罪孽也无过于毛泽东者。同样是导致人民死亡，侵略者杀死人民有罪，统治者饿死人民就无罪吗？
　　毛泽东闯下大祸。他不能承认自己闯下大祸。但他又明明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如果是民选的总统，此时就应该引咎辞职。如果是封建帝王，良心未泯者也会下一道罪已诏来表示歉意。但是毛泽东没有，因为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向正确的共产党的领袖是不能认错的，因为一旦认错就会危及共产主义的基业，并给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造成可乘之机。
　　可是既然祸事躺在那里，就必须有人出来收拾局面。这个出来收拾局面的人非刘少奇莫属。永远英明的毛泽东此时以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把刘少奇推到一线，重整被他弄得一团糟的山河。
　　如果说刘少奇一生帮过毛泽东两个大忙的话，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是一个；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努力修补毛泽东闯下的弥天大祸也应该算是一个。刘少奇并没有像彭德怀那样向他发难，而是以大局为重努力善后。毛泽东既然因为闯祸而退居二线，就应该既退之，则安之，享受着党和国家领袖的荣誉以尽天年。因为在一个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国家中，掌握着枪把子的国家元首是永远也不会被废黜的。如果他内心有所不安，也应该是为他闯下大祸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感到不安。
　　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由此出现了“一国两公”的局面。毛泽东认为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措施，并不是在帮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在否定那已被社会实践所否定了的“三面红旗”，在政治上与他唱对台戏。刘少奇把并无天灾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灾难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也触动了他那根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尤其是赫鲁晓夫所作的那个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他已经认定了刘少奇就会是那个在他身后否定他的人。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要重新洗牌了。他要洗掉这个已经跳到大王前面来了的小王，让退居二线的大王重新回到权力中枢的位置上来。但是这次洗牌的难度却远远大于打倒彭德怀的那次。
　　在庐山上彭和毛发生意见冲突之前，毛泽东的威望正如日中天，十数年间从未遇到过挑战。彭德怀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意见，其对错大多数与会者心中都明白。但毛泽东巧妙地移步换形，把彭德怀对大搞浮夸风的不满变成要与他争权、要分裂党的阴谋；并且用封建帝王的威势、用近乎无赖的语言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置于不义之地。在毛的反击发言中这一段语言有着特别的杀伤力：“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众所皆知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儿子毛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的死亡，毛泽东传位于其子，毛岸英也象金正日那样继承金日成的大统，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局面。毛泽东在他的政策受到批评时，无比悲愤地祭出了毛岸英的亡灵，这就使得原本是抗美援朝最大功臣的彭德怀，此时却成了要为毛岸英之死负责的历史罪人。这是毛泽东相当流氓却又相当成功地慑服了众人包括彭德怀的一点。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斯大林为其抗衡美国的冷战战略硬拉中国下水的一着损棋，对于当时中国是否应该参战，在多年以后看来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参战由毛泽东力主，但他最心爱的将领林彪却托病不肯领兵出战，是彭德怀临危受命担起了重任。中国为此牺牲了数十万英雄儿女，毛岸英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举重若轻的几句话，就挑起众人对他的无限同情和对彭德怀的愤怒。因为在与会的众多共产党干部的潜意识中，毛泽东是开国帝王，毛岸英自然是王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情势一旦被纳入帝王情结之中，对抗皇上、害死太子，便使得原本浑身是理的彭德怀不但在众人看来是大逆不道，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情理有亏了。于是为了维护领袖至高无尚的威信，为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利益，只能忍痛牺牲自己。在那时，敢于为彭德怀直言的只有张闻天、黄克诚等不多的几人。绝大多数人都对彭德怀采取了墙倒众人推的态度，这间中当然包括了毛泽东的坚定政治盟友和接班人刘少奇。
　　由于不听彭德怀的警告，毛泽东的一意孤行造成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危局和饿死两千万以上人民的惨剧；而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措施在党内外颇得人心，声望与日俱增，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他在政治局中排在第二的位置已经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的擢拔，而更多地是靠他自己赢得的政治资本来支撑了。从他接替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一事情来看，他已经不但是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而且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一号人物。而原来不可动摇的一号人物毛泽东则在和平年代的行政和经济事务中被逐渐架空，成为只是名誉上的一号人物。为此，毛泽东必须把刘少奇这张小王从他手上的这把牌中清除出去。
　　我们看到了毛泽东换牌的两种方式。
　　庐山会议上对付彭德怀，可以说是一场并无准备的遭遇战。他以自己在政治权力上的巨大优势，只需简单地把彭德怀这张老K从一把牌中抽出来扔掉就可以了。虽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那也只能把疑惑和不满藏于心底。
　　而对付刘少奇，则是一场处心积虑、旷日迟久、假道伐虢、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暗渡陈仓、诱敌深入，最后聚而歼之的伏击战。但即便是动用了如此多的谋略与心机，他也不可能把刘少奇这张仅次于他的大牌顺利地从这一把牌中抽出来撕掉。于是，在他为个人权力目的而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牌局大乱，牌理全无。有的只是漫天大火，火中取栗；一片浑水，水中摸鱼；满世皆昏，唯数人醒；举国皆盲，只一人明。第八届中央政治局这一把好牌，被毛泽东横下心来打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九死一生后，幸存者无几。
　　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八届中央政治局这一把好牌中各张牌的状况——
　　毛泽东，这张大王经过一番天地翻覆的运动，终于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和政治的第一线。并经过林彪的再次造神运动，其个人形象的辉煌程度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成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每天都承受着亿万民众“万寿无疆”的祝福。
　　而刘少奇，这位和毛泽东相比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共和国主席、党的副主席，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沦为阶下囚，想带着全家老小去当农民都不可能。他为其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对他最后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和工贼”，他死的时候赤身裸体，连条裤头都没有，所有一切都被剥夺。他的死亡卡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煌；职业：无。
　　周恩来，以他中庸的政治品格和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经验、党内威望和个人魅力，勉力维持着国家的危局和自身的安全。在这种维持中无奈地伤害了一些人，也努力地保护了一批人。虽然屡经危险，但还是以隐忍痛苦为代价，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不倒翁；换一句更合适的话：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被毛泽东打倒、或者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已无力和无暇去打倒的人。
　　林彪，被毛泽东借重为打倒刘少奇这个“鬼”的“钟魁”，因为他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本领，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回报。就像在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给了毛泽东全力支持一样，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也给了毛泽东不遗余力的支持。他把由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用以打倒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威胁的“毛泽东思想”专利发明人。他不但取代刘少奇成了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且仅次于毛泽东，每天享受着亿万军民“永远健康”的祝福，只是这种祝福并不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虽然他终其一生没能象刘少奇那样当上一回国家主席，但他在非常时期所受到的崇拜和荣耀，却远远超过了政治常态下人民对刘主席的敬仰。
　　邓小平，因为他在刘少奇执政格局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受到的惩罚也是相当沉重的，成为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狠狠地打翻在地。所幸的是没有被踏上一只象“叛徒、内奸、工贼”那样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脚。毛泽东坚决顶住了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他开除出党。因为在他的政治谋略和权力棋局中，还留有了让这个能干的小个子翻身的后手，用以对付很可能由现在的盟友演变成的将来的敌人。
　　朱德、陈云、董必武和刘伯承，当然也逃脱不了被冲击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的忠厚、谨慎和不露锋芒，在毛与刘的权力角逐中介入较浅，在受害者中受害程度也相对较轻，但也从此远离了权力中心，成了政治陈设品。
　　彭真，也是刘少奇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人物，理所当然地要被狠狠地打倒。他的被打之狠，恐怕和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那番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的批评有直接关系：“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按照毛泽东锱铢必较、秋后算账的性格，他没被整死，实属幸事。
　　陈毅，被重重地火烧，若非周恩来拼命相保，几乎被彻底烧焦。他在1967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和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开国元勋们对文革曾奋力抗争，先被毛泽东以威势弹压，后又被毛泽东施以怀柔之策，作为团结对象。1972年病逝。
　　李富春，被打倒。所幸没死。
　　彭德怀，被老账新账一起算，整死于文革中。
　　贺龙，与毛泽东本无恩怨，但作为政治筹码转让给林彪，被整死于文革中。
　　李先念，被打倒，所幸被较早地解放与起用。在毛泽东逝世后解决“四人帮”问题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在后毛泽东时代出任过国家主席。他应该是这一手牌中最幸运的一张。

　　三、势成胶着的棋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共“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名单。
　　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性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
　　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远、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分析一下这个名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
　　毛泽东和林彪，一位伟大统帅、一位英明副统帅高高在上，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之间划出了一条尊卑有序的明显界限。这在过去的政治局人员排名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这样的排名固然是凸显毛泽东至高无尚的权力地位，但是在凸显毛泽东的同时，也把林彪抬到了可以与他相并伯仲的地位。好不容易洗掉了小王刘少奇这张牌，却又无可奈何地收进了副统帅林彪这张牌。如果这张牌心存异志，将来岂不是还要换牌？这或许就是毛泽东那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真实含意。
　　从上届政治局成员中延续下来的人中，除了周恩来在乱世之间中流砥柱的作用无人可替代外，朱德、刘伯承和董必武都已对实际政治不起作用，成为名誉性的政治陈设。只有年轻力壮的李先念在辅佐周恩来做着保国安民的实际工作。
　　握有实权的元帅级的军人基本出局，仅有叶剑英一人替代了原来的罗荣桓、陈毅、彭德怀、贺龙；其他代之以两个上将级的军人入局。毛泽东是靠军队起家的，他深知军队对于支撑政权的重要。同时他也知道军方重臣对他本人忠诚的重要，他所选择进入政治局的这两元出自红四方面军的上将许世友和陈锡联，无论是其资历和他们所出的山头都可以对来自林彪麾下的黄、吴、李、邱四员干将形成牵制。特别是许世友，以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而著称于世。
　　两个特殊女人的入局：江青和叶群。妇女解放虽然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但是在此之前即便是十分著名的妇女革命家，也从未进入过中共的政治局。但这次却一下子进入了两个，而且两人都具有特殊身份：一个是毛泽东的老婆，一个是林彪的妻子。无论是按照她们的干部级别、革命资历和本人声望，在过去都是绝无可能进入政治局这样最高的政治殿堂的。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们却跟着她们的丈夫堂而皇之地进来了。伟大统帅和副统帅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同时开起了夫妻店，这一点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五、中共“九大”，号称是团结胜利的大会。所谓胜利，无非是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团结，指得是全党一致团结在毛泽东的权力意志下。但是，这个政治局名单中的其他成员，却明显地分属于江青和林彪两个阵营。属于江青阵营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属于林彪阵营的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车马炮士相（象），每方五元大将。在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战役中，他们互相联手、共同作战，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摧枯拉朽，大获全胜。但是胜利之后，在如何分配胜利成果的问题上，江派和林派这两个政治集团却在打倒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形成了争夺战利品的对垒之势。
　　一场充满玄机与险着的政治对局就此开始。
　　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的争夺。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提议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但在由谁起草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张春桥和陈伯达都要求担当这个重任，而林彪却不想让中央文革的人插手此事，准备自己动手，为此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和儿子参加。最后毛泽东指定由“党内头笔杆子”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为发动文革冲锋陷阵的上海笔杆子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陈伯达原是江青营垒中人，他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却时常受到骄横的江青和毛、江的新宠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侮慢与羞辱，于是陈伯达转而投靠林彪这座靠山。而林彪也为了挖江青的墙角有意接纳了他。于是陈伯达在领受了起草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便撇开张、姚二人，只同林彪商量如何写法。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出做为打击并取代刘少奇之用的。林彪已经取代刘少奇当上了第二号人物，当然就想见好就收，以结束文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这绝不是毛泽东的想法，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近在两方面触怒了毛：一是认为陈伯达改换门庭，在搞政治投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严重不满，认为讲恢复经济太多，而对文革的伟大意义重要性突出不够，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于是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起炉灶重新起草。江、康、张、姚等人自然对陈伯达的报告稿群起攻击，贬斥为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这种否定和贬斥自然也落到林彪身上，从而使得林彪与江、康、张、姚等人正式结怨。
　　较量的第二个回合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私下串联，布置亲信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的姚文元的选票压了下来，使得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江青虽然查无实据，但心知肚明这是林彪营垒在对自己还以颜色，自然记在心中，要寻机报这一箭之仇。
　　自此之后，林彪和江青两大营垒之间明争暗斗，怨恨日深。但这种嫌隙的症结，还在于毛泽东对林彪只是充分利用，而非真心信任。按理说，林彪倾尽全力帮助毛泽东除掉了刘少奇这个心腹大患，他所得到的政治回报也是丰厚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这个接班人的位置甚至破天荒地写进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但是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只是一个光荣的虚位。即便如此，他这个只有虚衔的“接班人”地位也不十分稳固，毛泽东下棋走一步看十步，林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被利用完了之后也很可能会被弃之如敝屣。《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对毛、林交恶根由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正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和军中拉帮结派，扩充势力，许多军中大员唯林彪马首是瞻，林的权势已经胀大到了成为又一个“独立王国”，有再次把他架空的可能。
　　而在林彪看来，在毛泽东重新独揽大权的情况下，他并不能像前任接班人刘少奇那样握有实权，他的实际地位远不如光芒内敛的周恩来。在新的党内政治格局中，决策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具被架空的政治摆设，只是比朱德、董必武、刘伯承这些老摆设多了数层眩目的光环而已。
　　毛泽东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他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刻意扶值他认为真正能够体会他思想的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权势，以便日后取而代之。
　　而林彪也已明显感到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想法，他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保住他的接班人地位，并且为此付诸行动。
　　经过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或者以当时的话叫做洗礼之后，九大的召开，中共党组织的重建，象征着全党的团结胜利；而随之而后将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将意味着全国的天下大治，并从国家政权的层面上对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予以正式认可。但是这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一个难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必须有一个主席。这个国家主席最初是由毛泽东担任的，后来让位给了刘少奇，再后来刘少奇就在国家主席任上被打倒了，那么现在由谁来担任这个一国元首的位置呢？毛泽东当然可以再当，但他不想当了。一是他的诗人气质和哲人性格使他不愿将大量时间花在应付日常国事的琐屑活动中，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即思考世界革命的大局和如何实现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二是这个位置自己已经让出了一次，重新再坐上去，总不是原来的滋味了，并且也会让明眼人看出他发动文革的不可明说的个人动机。他自己不当，也不想把这个职务让别人来担当，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林彪来当，以免那“一国双公”的尴尬局面再次出现。于是毛泽东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还提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意见：即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只可惜，他的这个深谋远虑的想法，其重要性并不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理解，因为这个意见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力。
　　长期以来揣测毛泽东心理最为准确的林彪或许能够理解，但是他显然不能接受。投桃报李，乃人之常情。刘少奇当年在延安提出“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帮，毛回报他以党内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那么林彪在打倒刘少奇这件事上对毛泽东所帮的忙可以说更大，得到相应的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他虽然已经得到了“接班人”的头衔，但只要毛泽东在世一天，这个接班人就是个虚衔。而国家主席这一职位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如果毛本人不想当，由他来当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把“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样有悖常理的事情都已经成为现实，由他来当国家主席岂不是更加合情合理。从林彪考虑，他必须用国家主席这一实际位置来进一步捍卫自己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当然林彪首先不能表示自己想当，经过深思熟虑，他对毛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建议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第二、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设可不设；第三、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如果说前面的一些事件还只是他和江青、张春桥一伙在较量的话，这一次他则是在棋枰上直接与毛泽东手谈了。其中“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这一条，分明暗示了想当正主席的愿望。毛泽东当然知道林彪劝进是假，自己想当是真。让他恼怒的是林彪的态度直接指向了他深藏不露的心病。同时让他不安的是林彪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赞成。真正懂得他心思的，只有一个身边人江青。江青在政治局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这其实已经是在宣示毛泽东不想让林彪来当的主张。而毛泽东更是明确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因人设事，因人废职。如果说，把当上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打倒还算是政治斗争范畴内的事；那么，为了不让自己潜在的政治对手当国家主席，专门为此而修宪，取消一个共和国必有的国家元首职务，这就完全是拿国家体制在当一家之儿戏了。
　　想当国家主席，林彪的权力欲望触怒了毛泽东；坚决不让林彪当，毛泽东的无情无义也得罪了林彪。事情至此，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已在政治局这个棋盘上公然摆了出来，双方各自用力，谁也不肯让步。而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只能暂时搁置起来。这就像在围棋盘上，双方各占一片大场，要争胜负，只能从别处打劫了。
　　首先寻找到劫材的是林彪。在一次中央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毛泽东的新宠张春桥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这种对林彪发明的“天才论”的讽刺，其实是透露出了毛泽东已对林彪开始不满。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来取代他心存忿恨，这次见他竟敢公然挑衅，当众否定由他定调的对毛泽东权威的评价，更是怒不可遏，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搞垮。但是张春桥自有毛泽东为他撑腰，要搞垮他谈何容易，事件只能以张春桥的示弱暂时平息。但林彪还对其保持着追剿之势。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林彪向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吹风：“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于是在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庐山之上，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交锋开始了。

　　四、拼命一搏的赌局和兵不厌诈的骗局

　　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关键在于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则林彪的政治地位如悬空中；
　　而设了国家主席，则毛泽东将再次大权旁落。
　　这是林彪出于政治安全的心理归属，也是毛泽东要防患于未然的难言之隐。
　　为此，毛泽东和林彪这一对师生和战友几乎彻底摊牌！
　　其实这一次上庐山开会，和上一次上庐山开会，毛泽东在政治上都是被动的。
　　上次的被动，是由他刮起的浮夸风已造成恶果，会议面临的局面是纠“左”；而他却力挽狂澜，成功地把会议方向拧向了反“右”。
　　而这一次的被动，是他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在政治局内处于四比一的孤立状态，除他本人外，其余四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他出任国家主席。他进退两难，内心烦恼。让他为难的是：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别的常委坚持意见，他就无法固执己见。而让他恼火的是：正如他当初剪除刘少奇的目的无法明言，必须发动一场如此浩大的动乱才得以解决；而如今他不设国家主席的阴暗内心依然无法明言，却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说服众人。为此他几乎恼羞成怒地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话来威胁：“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这一次，他依然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成为政治棋局上的不败金身吗？
　　试比较一下东方式的专制政治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异同。相同处，政治家都需要争权；不同处，是争的性质。民主政治的争是竞争，讲的是规则，比的是政见，优胜劣汰。而专制政治的争是斗争、甚至是战争，讲的是权术，比的是势力，强生弱死。所以在民主政治格局中，政治家所面临的只是成败进退；而在专制政治的格局中，政治家面临的则是生死存亡。在专制的政治格局中，胜负成败，往往与道理无关，只由权谋决定。所以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活动象是一个竞争的赛道或选秀的场地；而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活动则常常是一个生死赌局。
　　现在，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林彪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赌局。他有两种选择，一是进攻，是一撤退。如果撤退，那他就是付出巨大心血白白地帮助毛泽东打赢了一场文革战役，眼看着国家主席这个诱人的战利品放在面前，但是无法收取。如果进攻，就必须投入兵力，这兵力不但是他麾下的数员大将、是他那一个利益集团，甚至必须押上他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直到最后一刻，久经战阵的林彪元帅才下决心进攻：首先拿张春桥开刀！
　　这个主攻方向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因为在看到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林彪决定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转而在会上全力攻击张春桥，迫使毛泽东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做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和贺龙等曾做过的一样。在他看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统帅与资历浅薄的文人张春桥孰重孰轻是不言自明的。选择这个从上海来的“小记者”作为打击对象应该是稳操胜券的。既然当初毛泽东为了刻意拉拢他而不惜抛弃跟随多年并且忠心耿耿的罗大将和贺元帅，当然也不会为了这个凭借文革才刚刚发迹的小跟班得罪自己。可是林彪下错了棋，因为局势已经大为不同。当年毛泽东是为了剪除刘少奇才对他刻意笼络恩惠有加，而现在他自己反而成了毛泽东权力的巨大隐患，正欲伺机剪除而不得，他怎么可能再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林彪勇气可嘉，但是下错了赌注。
　　而毛泽东总是成竹在胸，后发制人。
　　和上一次庐山会议的较量几乎一样，毛泽东先是不露声色地让对手摆开阵势，然后选择最佳时间和地点，集中火力断然反击。兵道，诡也，毛泽东比林彪更会打仗，尤其是打这种兵不血刃的政治仗。
　　就像林彪先拿张春桥开刀来投石问路一样，毛泽东也先拿陈伯达祭刀来敲山震虎。两天之后，毛泽东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陈伯达为林彪张目的发言，称其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在会上极富个人魅力和表演才能的毛泽东再次故伎重演，把当年在庐山上压服彭德怀，和在怀仁堂中弹压“二月逆流”的那一套使出来。只不过这次把当年以“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岗山打游击”的危言要挟变成了：“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他乘着这个凌厉的攻势，再次重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这已经是当着林彪的面，把话说绝了，彻底封上了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大门。
　　林彪想将毛泽东的军没将成，却被毛泽东将军反抽了一个车。经此战役之后林彪元气大伤，面临的已不是进而封王，而是退而自保的问题了。为此只好丢车保帅，努力把自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洗刷干净。至于对方的悍车张春桥，此时已不在他能够杀伤的范围之内。但毛泽东并没有穷寇猛追，他还是很讲战略战术的。为了稳住林彪，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毛泽东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前与林彪的单独谈话中，放出烟幕弹以麻痺对手，佯装公允地对林、江双方各打五十五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不仅如此，甚至还对林大加安抚、赐予一粒定心丸，当面向林彪做准备交班的表示：“张春桥这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来处理。”这和当年他着手对付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出来挂帅的那一老招何其相似！
　　但是毛泽东总是成功者。
　　当年他诱骗心无芥蒂的刘少奇成功了；现在他蒙骗内心忐忑的林彪依然成功。
　　1959年在庐山上面对彭德怀的批评他变被动为主动大获全胜。1970年在庐山上他面对林彪的进攻同样变被动为主动大获全胜。
　　而在庐山这同一个战场，当年作为一支重要的援军帮助毛泽东把彭德怀打翻
　　在马下的地方，林彪这个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却耻辱地经历了自己在政治战役上的滑铁卢。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赌失败，他押上并输掉的是他的政治前途。他知道这只是丢掉政治权力的第一步，接下来毛泽东必将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虽然这一点已经写进党章，但是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就一定能保护得了“接班人”林彪吗？于是当一年后毛泽东突然南巡，在众多党政要员们面前做出了与林彪决裂之举，不服输的林彪只能选择再赌一次，只是这次押上的不仅是他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前途，还有他整个家族的身家性命。最后落得一个折戟沉沙的下场和万年遗臭的骂名。
　　关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长期以来在对林彪的批判中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这是从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所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中而来。但经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多方采证，这并非历史真相。真实情形是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泽东，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才敢放胆发言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这一点，和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虚以委蛇，故意让他们派工作组四下扑火，然后再纵起更大的火势把他们焚于其中何其相似。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来，无论是在金钱赌局还是在政治赌局中，光有敢于一搏的胆量是不够的，只有会耍老千、能以诈术掌控局面的人才能成为最后和最大的赢家。
　　但是毛泽东真的赢了吗？

　　五、从封闭的局到开放的场：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从历史的观点看，毛泽东时代的这种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其实是没有胜利者的。而同属同室操戈，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的结局，却是没有失败者的。无论是胜方的统帅格兰特还是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在历史上，在其本国人民心目中都是英雄。即便是从当时看，毛泽东胜了，毛泽东也败了。
　　毛泽东又一次成功地剪除了一个政治对手。但是毛泽东是以反修防修的堂皇理由发动文大革命的，是以林彪为其推进文化大革命最坚定盟友的，是被林彪推上了至高无尚的革命神坛的，是以彻底打倒刘少奇集团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但是在宣布这个伟大胜利仅仅两年之后，他又翻过手来消灭了他亲自选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且这个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每天敬祝“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是摔死于逃往头号敌国、修正主义大本营苏联的途中，那么，由他亲自发动的、被他视为一辈子只做了两件大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
　　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中，究竟有没有胜利者呢？
　　毛泽东曾经是胜利者。他从政治局中投票决策的一员变成了一个可以对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对全国人民中的任何人都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新时代皇帝，成为中国帝王统治术的集大成者。但最后，却落得一个内心悲凉的孤家寡人。
　　刘少奇曾经也是胜利者。他因铸造“毛泽东思想”这柄利剑有功，帮助毛泽东战胜政治对手王明而崛起；但也因为把这柄利剑的剑柄交到了毛泽东手里，当被毛打杀时便无从还手。
　　林彪也曾经获得过辉煌的胜利。他获胜的法宝和刘少奇相似，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在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时把自己也抬到吓人的高度，但也因为同样原因被毛泽东打杀，试图还手，但不是对手。
　　周恩来能算一个胜利者吗？恐怕只能算没有失败而已。他因其善良的本性、恪守中庸道与君臣之分，得以善终，但其代价却是委曲求全的内心痛苦。
　　后毛泽东时代的邓小平应该是一个胜利者，他坚持着、隐忍着，懂得韬晦之策，怀有忧国之心，终于在两度被打倒后东山再起，笑到最后，并成为笑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打开了被毛泽东封闭的思想铁幕，使中国人得以呼吸到在世界上自由流动的空气。但他由于历史局限，不敢抛弃毛泽东的旗帜，无法完全脱离“毛泽东思想”的窠臼，对于胡耀邦这样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开始信任重用，继而猜忌和打压，终于青史铸错。事后学毛南巡，但其意相反，部分挽回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在此文将要结束时，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局”这个词的各种含意。
　　作为名词的词组有：局面；局势；局限……
　　而作为动词的词组则有：作局，即设一个圈套让别人往里钻。
　　作为现代中国最大灾难的文大革命开始至今已整整四十周年了，我想，毛泽东的那套政治遗产，是应该提到彻底清算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由少数人操纵的种种政治牌局、棋局、赌局、骗局，都应该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
　　当然，只要执政党存在，政治局这个机构还将继续存在。我们应该相信并希望这个机构的工作职能将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近接广大党员和全体国民的要求。
　　如果还以前述各种“局”作为比喻的话——
　　政治如果是牌局，则重新洗牌必须要有光明磊落和正当的理由；重新洗牌的合法性也应由全体党员和人民认可。
　　政治如果是棋局，则对弈双方的政治家应以政治智慧和执政理念的先进性比胜负、争输赢；而不应以权术和阴谋来诈取胜利。
　　政治竞争如果依然还存有部分赌局的性质，那么参赌者的赌本只应是自己的个人荣辱和政治前途，不应该以生命的代价参赌，更不能押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
　　政治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局，更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骗局。
　　随着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政治应该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大多数人都能够参与其间，并且不受暴力威胁的公民广场。
　　最为重要的是，政治不应该成为一种局限，人民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局外人。
　　参考文献：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李剑主编，中共中央党校版社。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

来源: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34724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5-7 19:07

“局”，作为一个机关的称呼，原来是指非常设的、临时性的机关。

比如古代朝廷正式设置的官府衙门，是没有“局”的。比如湘淮军为了筹集军费，朝廷特许可以开征“厘金捐”，大营之下，设立“厘金局”。

中共原来也是以“局”为非正常机关的称呼。比如各级组织都是委员会，委员会形成执行委员会。特定事项才成立局作为办事机关。地方非正常选举产生、由中央派出的机关也称呼为“局”，比如北方局、华东局。

作者: 刘勃 时间: 2011-5-7 19:14

临时派出机构变成正式政府部门，很符合中国职官沿革的传统啊。：）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