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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万千人：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 [打印本页]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4     标题: 万千人：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

01、“忠义救国军”的组成



    1937年 8月 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驾摩托车冲向虹桥机场，被我守军击毙，这就是“虹口机场”事件。和一个多月前北平郊外的日军“失踪”事件引发“七七事变”一样，“虹口机场”事件成为淞沪抗战的导火索。
    8 月11日，蒋介石命令京沪区警备司令张治中将驻常熟、江阴、苏州，无锡等地的第36、87、88三个师及重炮兵两个团推进到上海周边。
    同日，蒋介石密令前海军部长陈绍宽负责在江阴长江江心凿毁旧军舰若干艘，载石沉没江底，筑成封锁线，一方面阻遏日舰西上威胁首都南京及沿江各城市的安全，同时断绝上游五艘敌舰的归路，一鼓聚歼。不料上游敌舰竟于当夜全部逃遁，蒋介石怒不可遏，严令查明严惩。



按：经查，此项绝密计划系由行政院秘书黄浚所泄。
    黄浚，生于1890年，福建侯官人。
    黄浚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部、财政部、交通部参事等职。193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
    黄是大学问家，所著《花随入圣庵摭忆》为陈寅恪所激赏。
    据黄浚的同事陈克文说：“黄平日喜弄笔墨，喜打听消息，尤喜以消息灵通自诩，即此一端，识者早知其将取祸矣。
    1937年 8月26日，黄浚及其子、国民政府外交部职员黄晟，因“通谋敌国”在南京被枪决。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其党羽16人，受黄浚的牵连，其中 6个是他的福建同乡。
    当天，行政院曾专门召集会议，通报黄浚一案内情。陈克文在日记中痛斥黄说：“闻其自白书中有言‘于己有利，于国无损’，义利之不辨如此，死有余辜也。”


    8 月13日，日军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附近进行“火力搜索”，与我88师孙元良部发生前哨接触。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此打响。
    淞沪战起的当天，戴笠即赶往上海。8 月15日，戴笠到华格臬路 216号，去拜会了他的老朋友——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1888年生，上海县高桥镇人。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杜月笙传》说：“高桥镇，旧名天灯下，又称天灯头，位于上海县城东北三十六里处，地属高昌乡，第二十二保。由于一条黄浦江，将上海县横剖为二：江东的地区叫浦东，江西的地区曰浦西，因此，杜家素称浦东人。”
    据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回忆：“我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家里很穷，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6 岁的时候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产后就死了，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他们用席子把她卷起来，拿烂泥土把她埋一埋，后来这里长了一棵树。之后他成了孤儿。”
    自然，在这样一种家境下，杜月笙没有可能接受教育。后来他成名以后，深感自己没有文化，让别人看不起，于是处处学着读书人的样子，每逢见客，必穿上长衫，同时努力地学习认字。渐渐地，居然能大体看懂报纸上的新闻了，也能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杜镛”了，不过要讲写字，杜也只会写这两个字，别的字是不会写的。
    13岁那年，杜月笙第一次走进了赌场，赌本是五角毫洋，从此，他就与赌博结下了不接之缘。《杜月笙传》说：“终其一生，杜月笙对他十三岁从事赌博的这一幕，可以说是无时或忘，骤然的被人注意，被人重视，被人谈论，被人拥护，使他得到从所未有的喜悦骄傲。那一场五毛钱的赌博，对他一生具有极大影响。他从这一件小事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不是累赘，众人嫌的厌物，死活无人过问的孤儿，他也是一个圆顶方趾，具有生存权利的人，同时，只要他有所表现，他就可以获得人家另眼相看。成功发迹以后的杜月笙，参透人情世故，看穿大千世界，他以无比丰富的社会经验，人事阅历，他不时用四句上海人的打话，告诫他的部属和门人：‘吃是明功，着是威风，嫖是落空，赌是对冲’。而他自己一生，不讲究吃着，唯独对于赌博，兴趣之高，终身不渝。即使他往后的起家与发达，也和睹博具有密切的关系。”
    终于有一天，杜月笙突发奇想，要卖掉他名下的祖屋，到上海去闯天下。这还了得：“平时早就把杜月笙看不顺眼，如今听说他胆敢起意出卖祖宅，老娘舅朱阳声闻讯赫然大怒，他亲自去把杜月笙捉来，捉进祖宅堂屋，不由分说，将他痛打了一顿，一边打时一边破口大骂，骂他是杜家不肖的子孙，天生成的败家精。同时他再向杜月笙提出警告，他再敢提一句卖祖屋的话，不但老娘舅还要将他狠狠的打，而且他的姑丈万春发说过了的：他那边也要请杜月笙‘吃生活！’”
    至此，杜月笙在家乡是呆不下去了。1902年，14岁的杜月笙离开家乡，临行，他对送行的外婆发下“毒誓”：“高桥家乡人人看我不起，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发誓永远不踏这块血地！”
    就这样，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鸿元盛水果店，当了一名学徒。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得到了一个“水果阿三”的绰号，据说他能把一个梨削下来的皮拼成一个完整的梨型。
    十六铺码头有个青帮弟子陈世昌，想在这里混，离开陈的“照拂”是不可能的，于是，杜拜陈世昌为“老头子”，就此踏入青帮。陈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按“大通悟学”的排行，杜月笙属于“悟”字辈，单以辈分而论，杜月笙比陈恭澍还低一辈。
    但一个人辈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帮”中的地位。此后，杜月笙“傍”上了当时早已在上海滩站住脚跟的法租界“华探头”的黄金荣，并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从黄金荣身边的诸多“佣差”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与黄金荣、张啸林比肩，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
    其时，蒋介石在上海搞投机生意，与杜月笙有诸多往来。1927年，杜月笙因积极协助蒋介石“清党”，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杜月笙还特地穿上制服，照了一张军装像。
    也是在此时，经杨虎介绍，杜月笙结识了比他小几乎十岁的戴笠，三人结为拜把子兄弟。其时，杜月笙恐怕还不会想到，这位毫不起眼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五年之后，居然会成为复兴社特务处的掌门人。
据《杜月笙传》记载：“这一军事委员会的核心组织，重要组织（指特务处），和杜月笙第一次交往，就闹得很不愉快，一日执行科长邱开基专诚到华格臬路拜会杜月笙，有要事商谈，当时邱科长穿一袭蓝布长衫，上门来时一不递名片，二不说来由，他为保持机密百事讳莫如深，杜公馆的司阍却无法侦知他是甚等样人，一语不合，拉长了脸，硬将这位执行科长给轰了出去，邱开基难免愤懑不平，口出怨言。事后不久遂为杜月笙所侦知，他三尸暴跳，极为懊恼，除了重责有眼不识泰山的司阍，苦于莫测高深，无从解释，为此，他曾一再扬言干脆把烟赌两挡都收了，免得动辄得咎，脑筋伤透，纵使做煞也是吃力不讨好，四面八方，应付难周。”
    邱开基，1905年生，云南景东人，军校三期经理科毕业。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早期的骨干分子之一，特务处成立之初，一共只有两个科，其中副处长郑介民兼任侦查科长，邱开基则为执行科长，可见其资格之老。
    其实，早在复兴社创始之初，邱开基就是干事之一，戴笠不过是个候补干事，若论在复兴社中的地位，邱开基还高于戴笠。不仅如此，邱还兼任着一项重要职务——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查处缉私主任。
    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刚刚建立，还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因此用于特务活动的经费不能列入国家的预算开支，只能走蒋介石个人的“特别”经费，十分有限。于是，征收烟税的巨额收入就成为了特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把这样一个机构交给邱开基，老蒋对邱的重视不问而知。
    基于同样的原因，戴笠早就想把禁烟督查处抓到自己手中，苦于邱开基当时正是老蒋的红人，急切间动他不得。
    禁烟督查处驻武汉，偏巧，特务处汉口区区长周伟龙也是个不甘人下的角色，早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于是，他叫自己手下搜集了许多禁烟督查处“违法乱纪”的材料，托戴笠交给老蒋。可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不管怎么说，邱开基还是自己的手下，明着整他，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最终，经周与邱开基当面对质，老蒋免掉了邱的缉私主任职务，不过也没有亏待他，派他回到家乡云南当警保处长，少将军衔。
    周伟龙搬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沈开樾接任。不仅如此，复兴社高干邓文仪等人对周还颇有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周伟龙是复兴社驻武汉干事），手段太过毒辣。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
    前面说过，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
    接着说戴笠。眼下，戴笠要借重杜月笙的时候就到了。
    此前，杜月笙已经参与了由上海总工会、市商会、学生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共 500多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并与王晓籁、黄炎培、钱新之、潘公展等九人组成了主席团。杜月笙同时担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学生朱学范则负责“技术委员会”，表现出了极大的救亡热忱，同时也显示了帮会组织在上海的地位。
    长久以来，戴笠一直想拥有自己的一支武装部队，苦于没有名目，也没有经费来源。眼下的淞沪抗战，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杜月笙手下，有人有钱，如果能组织起来，那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杜月笙的事业根基全在上海，所有的徒众都要仰仗他吃饭，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于公于私，他杜月笙都绝不会坐视不管。
    在这个时候，戴笠和杜月笙，彼此都需要对方提供一个机会。
    《杜月笙传》中详细地描绘了戴笠与杜月笙的这次谈话：“极其兴奋热烈的，戴笠滔滔不绝，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国军作战。”
    由于戴笠的计划过于“宏伟”，杜月笙心存狐疑，于是，他问：“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很干脆地说：“最低限度，要一万人。”
    杜月笙听了，登时“倒吸一口冷气”，他心想：“旦夕之间要组成一万大军，真是谈何容易？如果是打相打，吶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是在说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黄浦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容或豪情胜概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拋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杜月笙的担心，应该说都是实情，他的那些手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自然都是行家里手，真要说上战场，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会不会“拉稀”，谁也不好说！
    戴笠见此，进一步鼓励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过示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杜听了说：“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大家帮忙。”
    戴笠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掏出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不一会儿，俩人就拉出一份名单，除了杜月笙、戴笠以外，还包括上海市市长兪鸿钧、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等人。此外还有一位老桂系的军头、其时正闲居上海的刘志陆。
    领头的有了，如何成军，还需要斟酌，戴笠早已胸有成竹：“杜先生，幕集一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我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有余裕。还有此刻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三个支队，就尽够了。”
    听到这里，杜月笙以为自己听明白了，很起劲地说：“方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生问题。”
    戴笠一听，知道杜月笙还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于是点了他一句：“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那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听到这里，杜月笙才意识到戴笠找他的真正含义：“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上海工人有一百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就在戴笠与杜月笙会谈的第二天，戴笠给自己的手下王兆槐写了一封信：
    “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也是杜门中人，而且还是骨干、“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    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按：“恒社”是杜门徒弟、门生的一个组织，以民间社团的面目出现，其目的是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所以，并非所有的杜门中人都是“恒社”成员，只有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有资格加入“恒社”。
    查1934年的“恒社”会员录，共 324人，除了朱学范、陆京士等知名的杜门中人外，颇多知名人士，如政界的吴绍澍、陈君毅；文化界的张石川；商界的黄香谷；著名中医陈存仁，等等。由于“恒社”的聚会经常要唱戏，因此，梨园界的成员颇多，如高庆奎、马连良等等都是“恒社”成员。
    戴笠的手下有两个“恒社”成员，除了王兆槐以外，另一个，就是后来曾经为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刘俊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他的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 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 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此后，王兆槐任浙江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淞沪抗战爆发以后，随戴笠赶赴上海。
    就在 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仓库都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
    经戴笠与杜月笙研究，“新军”筹备处的地点，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即为了培养电讯特务，戴笠责成魏大铭在上海办的那个无线电培训学校。
    这当然是戴笠私心自用——目前的三极无线电学校，已经成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前进指挥所”。并且，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已经到那里坐镇了，他就是文强（文强在回忆中，称之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
    早在淞沪战起的第二天，文强即接到郑介民的通知，戴笠从上海打来电报，令文强即刻赶赴上海报到。
    其时，文强正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调练班”（简称“参训班”）任中校政治指导员，“参训班”是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举办的，其学员毕业后派回原所属各部队任谍报参谋，因此该班由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的郑介民为负责人，淞沪开展以后，所有学员中断“训练”，全部回到原部队准备参战。
    文强的新职务，是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 以下简称“三极电所” )所长，他说：“三极电所是为特务处初步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分为训练报务员及工程人员两大类。初中文化程度到高中以及大专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公开投考。”
    文强于当日乘京沪特别快车抵沪，前往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三极电所“就任”。文强回忆说：“我到所视事后，才了解这所学校已经停办，决定迁往武汉，但我仍以所长名义视事。这是为了保持上海三极电所这块校牌来对付租界当局，而实际上则是在戴笠主持下开展对日工作的秘密中心。”
    文强到达上海以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工作。
    据文强回忆，在他到达上海的一周之后，即 8月20日夜间，戴笠在三极电所二楼办公室召集特务处在上海的一些骨干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了他和原上海区区长余乐醒之外，尚有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人。
    四人当中，罗国熙和周迅予都是黄埔毕业生；王业鸿是杭训班甲班学员，戴笠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是郑介民的亲信。刘戈青则是军统“七小杀手”之一，我们今后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此时暂且按下不表。
    戴笠说：“上海战役爆发是日军挑衅，派遣浪人闯入我飞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战争爆发前夕，我军已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此事只许在座诸位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
    戴笠说，此次的任务是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谨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以策安全”。戴笠将他们的行动小组起名为“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并指定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四人为参谋。
    行前，戴笠令他们到上海劳动协会找一个人接洽，由他介绍帮助。
    这个人，就是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中提到的、杜的两员大将之一、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朱学范。
    朱学范，1905年生，上海金山人。
    朱学范的父亲是一个当铺的店员，因此他进入一家典质业的职工子弟小学读书，读到高小毕业，这在当年的贫寒子弟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容易的是，朱学范后来又接着学了一年多的英语，此后，他能从众多的工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工人领袖，与其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1924年，朱学范考入上海邮政局，当了一名邮务生，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因为邮局实行公务员制度，从职员到差工，一律招考录用。……工作上没有错误，不会失业。”



按：笔者曾参观过上海天潼路上的邮政博物馆，即当年的上海邮政总局，那大楼堪称美伦美奂，与外滩上那鳞次栉比的银行大楼相比，毫不逊色。当时，一个担任保安的退休老邮工还义务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其言谈举止充满了自豪感。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邮工成立了上海邮务工会，并逐渐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业工会、南洋烟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以及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比肩的上海七大工会之一，朱学范与好友陆京士都是其中的骨干。



按：陆京士，1907年生，江苏太仓人，与朱学范同年考入上海邮政局。


    为扩大上海邮务工会的影响力，陆京士提议把青帮势力引入上海邮局，他认为：“上海的主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等都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力量都达不到。我们要在劳工界打开局面，必须在租界有个靠山。”
    对此，朱学范认为很有道理。于是，1928年，经杜月笙的门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介绍，朱学范、陆京士二人拜杜月笙为“先生”。
    朱学范说：“杜月笙对于邮局职工拜在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国民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
    1929年、朱学范、陆京士等人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朱、陆被推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朱学范24岁，陆京士更小，才22岁。
    1931年 6月10日，杜月笙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诺言——在家乡浦东高桥建成了杜氏祠堂。据杜月笙的好友、四川军阀、袍哥大爷范绍曾回忆，当时替他操办此事的，都是所谓的“海上闻人”，如“典礼”的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等。范说，当时国民党和政府的显要都送礼表示祝贺，他记得蒋介石送了一面“金匮”，上面写着“孝思不匮”，还送了一篇祝词。
    作为门生，朱学范、陆京士二人自然也要“意思意思”，但他们二人都是穷工人，哪儿有钱送礼。于是，他们利用“职权”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这份礼物可真是别开生面，既不花钱又让杜月笙很有面子，他认为“纪念邮戳使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名扬全国”，极为得意。
    朱学范说：“我们私刻纪念邮戳，找邮局规定本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局当局摄于声势，只好默许。”



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买杜月笙的账。为了庆祝，杜月恒在天蟾舞台连唱了三天大戏，京沪两地梨园界的名角儿几乎到齐了，只有余叔岩例外，就是不去，不给杜月笙捧这个场。当时杜的门下给余带话，说：“如果你以后还想在上海这个码头混，就老老实实地给我过来。”谁知道余叔岩也很倔，不吃这一套，说“不混就不混”。从此，余叔岩真的没有在上海唱过一出戏。


    1932年，杜月笙成立“恒社”，朱学范、陆京士都是常务理事，从此成为杜身边的“哼哈二将”。
    1932年，朱学范当选为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同年创办“大公通讯社”，走上了他工运生涯的顶峰。
    1933年，朱学范开始在上海市总工会内部收“门生”，次年，仿照杜月笙的“恒社”，朱学范主持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并援引“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起名为“毅社”。
与此同时，陆京士当选为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至此，朱学范、陆京士二人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帮会成员了、甚至不仅仅是工人领袖了，而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了。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朱学范正在国外，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第二十三届大会，在从马赛返国的邮轮上，他听到了蒋介石那篇“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朱学范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轮船的餐厅里，原来安排我同日本乘客同桌，我就向餐厅主管提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敌国，我不愿同敌国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他就安排我在另一个桌子上用餐。”



按：从1936年 6月开始，作为中国的劳方代表，朱学范连续出席了自二十届到二十三届的国际劳工大会，并在1937年的第二十三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入劳工组织理事会的中国劳方代表。从此，朱学范作为工人活动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8 月 7日，朱学范回到上海，马上投入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戴笠的嘱咐，文强找到了朱学范，当时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先向我们介绍向导，后介绍了自川沙县经南汇、奉贡两县到金山卫的大致情况，并向我们交代，沿途有更熟悉的向导引路和介绍情况。朱学范先生非常热情，在工人中有威信，为了爱国抗日，所派遣的向导及沿途的向导们，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勇往直前，从无畏缩之态，对我们起了可敬可爱的模范作用。”
    通过 4个昼夜的勘察，以文强为主，起早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及两条：
    “根据调查勘测资料，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一线，常发现有可疑的敌谍活动，夜间不时发现有奸细发射信号枪弹，且有散布谣言等情。建议派警备部队配合自卫团巡逻瞭望，限日肃清敌谍内奸的滋扰活动。”
    “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并注意纵深配备，加强重机炮火力，比之白龙港的防守更为重要。”
    事实证明，文强等人很有战略眼光，日后，日军正是在这个区域登陆的，最终导致淞沪抗战的溃败。
    另外，文强等人的勘测，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 数百人 )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按：丁锡山与另一个水匪黄八妹，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勘测”归来，文强承担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在上海成立武装部队。
    自 8月15日戴笠与杜月笙的谈话之后，经大量的准备工作，9 月 4日，蒋介石电谕戴笠：“限期一月内，组织成抗日别动部队一万人的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战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的活动。”因 4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支”，这一通电报被称为“支电”，日后，戴笠便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建立的纪念日。
    文强回忆说：“九月四日上午八时许，戴笠带机要秘书毛人凤来三极电所，急忙要我看蒋介石的来电。电限戴、杜二人在一个月内合作组织一万人的部队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戴胸有成竹地说了建军的原则：在武装游击部队之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部队。”
    当时戴笠还对文强详细地谈了“别动部队”的编制原则：“这支武装力量，打算成立五个支队，每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采三三制，每一支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营，下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连，下辖三个区队，每区队约等于一个步兵排，下辖三个班，每班为列兵十二人。在五个支队之上，设一个总指挥部，统率全军。”
    戴笠令文强立即起草一份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并限当晚七时前写成草稿，“修改定稿后，连夜缮正，以便明日( 九月五日 )晚间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限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说完，他便到前线视察去了。”
    文强说：“晚七时整，他带着周伟龙一道听我念初稿( 周伟龙与我在黄埔四期同学，从武汉调来 )，念一条，改一条，很快就修改完毕，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并征询了周的意见，改动了几个字，置入他的皮包，笑哈哈地说，此稿要由他本人亲自缮正，明日与杜月笙会谈。”
    1937年 9月 5日，戴笠率大批人马赶赴刘志陆公馆，去找杜月笙“会谈”。文强回忆说：“五日晚七时许，戴笠与杜月笙约好在法租界赵主教路某号刘志陆的公馆会谈。戴笠率领一批高级骨干分坐三部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同行的有余乐醒、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谢力公、潘其武、方超、唐玉昆、陈旭东、黎天才、赵理君和我等人。我们下车到会议厅，杜方的人员已先到达，其阵容我记得姓名有杜镛、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此外还有三四位穿长袍马褂的，忘记姓名了。”
    会谈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文强草拟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并决定将拟议中的武装部队命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文强说：“其实这次会谈不过是一种形式，戴、杜两人早有默契，当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我意料中的事。”
    9 月 8日晚七时，双方原班人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商讨高级人事的安排问题。文强说，关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人选，“由戴笠控制”。最终的名单是：
    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宋子文（财政部长）、张治中（军方代表）、杜月笙、戴笠、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俞作柏、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帮会代表）。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塞”进来的，《杜月笙传》说：“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关怀旧侣，防患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很显然，几个政界、军界的大人物都是用来做“虎皮”的，具体的事情指不上他们，因此会议推举杜月笙、戴笠、刘志陆担任常务委员，戴笠并提议由杜月笙担任主任委员，刘志陆同时担任“别动队”总指挥。
    至于戴笠自己，则以书记长的名义，负实际的责任。
    “别动队”的高级指挥官，戴笠与杜月笙早就商量好了，由杜月笙在会上提出来，这样让杜有面子。文强回忆说：“支队长人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如第一支队长何天凤是黄埔第二期同学，第四支队长张业是黄埔第三期同学，第五支队长陶一珊是黄埔第六期同学，表面上看是杜月笙提名，实际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仍为戴所控制。第二、第三支队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邮电工会的负责人，戴笠在他们下面不是按上黄埔学生做副支队长，便是做大队长、中队长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以后又在总指挥部安置杨振华为参谋长( 杨振华原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参谋长 )。同时以黄埔第四期同学王兆槐为总指挥部的直属特务大队长。这么一来，杜镛推荐的陆、朱两支队长变成了高级人事中的少数。”
    《杜月笙传》说：“杜月笙很佩服戴笠的神机妙算，料事不爽，陆京士、朱学范在各工厂中原有不公开的护工队组织，他们以护工队为基本骨干，征求自动报告从军，不出几天，四千名的员额居然登记届满，如果再招，只有更多，爱国工人的热烈表现使‘行动会’的委员大为感奋，于是第二、三支队顺利组成，分由陆京士、朱学范每人率领两千队伍，书生报国，当起独当方面的作战指挥官来。
    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同时也是杜月笙的门徒，他所率领的两千多人，来源都是青洪两帮的帮会分子，《杜月笙传》说：“听了杜先生的言话一句而来白相人地界的朋友肯着二尺五的军装，抗七斤半的步枪，跟东洋正规军队抗命、打仗，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于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量。”
    另外两个支队则是戴笠的“子弟兵”，特务处原来在京沪一带的部下，统编为第四支队，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另外，还有大量前来投效的青年学生，以及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全体人员，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陶一珊。
    前面说过，戴笠在“别动队”中，发现有许多青年学生，感到让他们去上战场，实在太过可惜，不如单独训练他们做特务。文强说：
    “戴笠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发现所属各部队中，有很多是经章乃器先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另外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 陶一珊是这个联队的总队长 )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作为普通列兵使用，不能发挥所长。于是他灵机一动，首先调余乐醒负责筹办青浦技术干部训练班，不到十天之后，又调谢力公负责筹办松江技术干部训练班。两个班所任命的负责人为副主任，戴笠自兼主任。这是他一贯的手法，不如此，不能造成以他为首的特殊势力。”
    这就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由来。
    战士有了，学生有了，戴笠面临着一个大问题——缺乏训练有素的中下级军官。
    这件事情，戴笠又交给了文强。此时的文强，身兼三职：公开身份是“三极电所”的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为了便于文强开展工作，戴笠特地保举文强晋升为上校军衔。另外，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戴笠又令文担任人事科长。
    在戴笠的指挥下，文强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资历者” 600人来沪报到，并要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各级干部。
    第二，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 100人来沪报到，分批安置于各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第三，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 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报到，负责“别动队”的政治工作。
    第四，对于最难于解决的班长一级的人才问题。文强回忆说：“培训来不及，且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乃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求援，请在部队中商调六百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此事命我亲自到浦东南桥总部向张将军办妥的。”
    人是找齐了，进入租界又成了问题，这么多的军事人员，租界当局根本不允许进。这件任务，戴笠交给了王兆槐，王曾当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又是青帮弟子，上海滩上的事，没有他“兜不转”的。文强回忆说：“当时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楼上，专有两个房间办公，解决了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困难问题。这是戴笠给王兆槐大队长一道手谕办通的。”
    就这样，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文强为“别动队”配齐了全部干部，他后来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一下，感觉这是了不起的效率。
    戴笠、文强做的事情，杜月笙插不上手，这不是他的强项。
    杜月笙的强项是什么？
    ——钱！
    《杜月笙传》说：“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踊跃输将，个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需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以后，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按老蒋的指示，被服装具，一律自备，武器弹药，则由当地驻军拨给。在这样的指示下，87师拨给别动队一批“二手枪”，杜月笙又想办法，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其间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发给大家，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8 月下旬，张治中的指挥部进驻真如，杜月笙前去“劳军”，二人“晤谈甚欢”，临别，杜月笙问：
    “总指挥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张治中说：“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讯器材，譬如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按：“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车，8 月 9日，擅闯虹桥机场的大山勇夫骑的就是一辆“机器脚踏车”。


    杜月笙没有二话，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今天回去，一定尽快的送来。”
    回到抗敌后援会，杜月笙马上对手下说：“火速去买一门电话总机，十架分机，还要四部机器脚踏车，派人连夜送到张总指挥那里。”
    手下人当时问：“是不是用会里收到的捐款？”
    杜月笙：“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不久，派出去采买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市面缺货，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杜月笙一听就急了，“当时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事实证明无法搜购是实情，杜月笙唯恐前方需要殷急，又怕自己轻诺寡信”，于是吩咐说：“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真如去。中汇银行总机不生关系，前方实在是需要得急。”
    说着，杜月笙就打电话到中汇银行吩咐拆电话，正在这时，手下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说：“好不容易找到西门子洋行有一架电话总机，结果又是不行，西门子洋行说是人家定的。”
    杜月笙一听是西门子洋行，马上抓起电话，打给他的谋士杨志雄。



按：杨志雄是杜月笙的重要智囊之一，与杨度、杨管北一起被称为杜月笙的“三阳开泰”。
    杨志雄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吴凇商船学校（即今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后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交通部任职，并兼任原由张骞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监督，该公司总经理即他的搭档杨管北。
    1929年，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的杨志雄奉交通部长王伯群之命复办吴凇商船学校，并任副校长，后接任校长。
    杨志雄同时担任西门子洋行的总顾问。


    杜月笙在电话中说：“杨志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托你……”
    《杜月笙传》说：“取消别人的定货，买下正在缺货的这门总机，此一交涉不但颇费周章，而且十分难办。不过经过杨志雄的快马加鞭，奔走谈判，总算不负所托，顺利买下。杜月笙耐心的等了好几个钟头，然后亲自目送诸物齐备，夤夜运往真如前线。”
    不久，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马上派代表去拜访、慰问，同时征询有何所需。
    张发奎说：“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并不需要后方任何供应，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了，便去和吴开先商量：“张总司令的豪爽坦白，真正令人钦佩。他说他们不要物品供应，只是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不过，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不太隆重。所以我想总归还是要送点东西过去，现在问题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了。”



按：吴开先，1898生，江苏青浦人。
    吴开先是CC系的重要分子，也是杜月笙的好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他。


    吴开先说：“上海市民送到后援会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我们爽性多运一点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杜先生你看如何？”
    杜月笙听了说：“好是好，不过光送这些，彷佛还是不够庄重，我晓得张总司令作战勇敢，他总是不避危险，经常出入第一线。他是国家堂堂的大将，他的安全非常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他坐装甲汽车在前线指挥，不是可以保险得多了吗？”
    吴开先听了，认为这样好是好，但有个问题：“后援会存的捐款虽多，但是装甲汽车也是市面缺货，买一部可能要花一万多。尤其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私人的，就怕引起物议，反而不美。”
    杜月笙大笑，说：“哎呀，我只不过问你老兄赞不赞成罢了。你既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细我自会得出，我出铜细买了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说到这里，让人不由得不再一次慨叹，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而走什么样的路，要看他的认识水平。即以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所谓上海滩的“三大亨”而言，以杜月笙比之黄金荣，多了些是非观念；而以张啸林比之杜月笙，则少了些民族意识。
    人跟人相比。其实差的就是这点东西。
后来，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桂林。1943年，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来接他，还特意提醒说：“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啊。”
    淞沪抗战期间，文强还协助戴笠做了一件重要工作——运用“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战。
    在这里，我们先要费点笔墨，说说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一个人——程克祥。
    程克祥，1907年生，江西浮梁人。
    程克祥的父亲程维藩是前清秀才，母亲邓瀛妹是乾隆年间曾任宝鸡县令的邓梦琴的后裔。
    邓梦琴亦是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邓梦琴与明朝的严梦鸾、明末清初的唐梦鲲并称为宝鸡的三“梦”知县，是上过《清史稿》的人物。
    程克祥虽是书香门第出身，却受的是新式教育，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受到校长于右任的激赏。
    1932年，受于右任的指派，程克祥以记者身份，去东北了解伪“满洲国”的情况。



按：就在这一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年号为“大同”。1934年又改当伪“满洲国”“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程克祥来到东北，在他的同族远房叔叔“白葭居士”程淯的介绍下，结识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
    郑孝胥是汉奸不假，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名士，其诗、书均名重一时。碰巧，程淯也是诗、书大家，而且，程虽然没有做过伪“满洲国”的官，但基本也算个遗老，由于他的介绍，程克祥从此就随郑孝胥学习做诗、写字。
    程克祥本就有旧学功底，再加上郑孝胥的熏陶，自是不同凡响，到了晚年，一笔隶书、一笔行楷，足够当字帖用的。诗也写了不少，可惜其诗稿在一次火灾中被焚毁。



按：军统当中的奇人实在颇多，单以书法而论，潘其武也是个中翘楚，其正楷可称银钩铁划，颇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的笔意。


    作为郑孝胥的“弟子”，程克祥在东北的活动十分方便。许多年以后，程克祥曾口述了一本回忆录“策反周佛海瓦解汪精卫政权实录”，后由黄曜隆整理后以《京沪区长》为题结集出版，在提及这一段经历时，黄说：
    “程克祥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所交往的人物，有满清遗老，地方父老兄弟，日本陆空军人和文士，有宪兵警察和他们的爪牙，有婀娜多姿的日俄舞女，有记者、门士，有彻头彻尾奴颜婢膝，廉耻丧尽的汉奸，更有名义上降敌充当伪员，而仍心存汉室，亟思乘机歼敌的志士。他知道的可真不少，所见所闻皆写成报告，呈献给他的老师于右任先生，深得器重，后来于右老才介绍与戴笠将军见面，这也就是程克祥追随戴笠将军工作的开始。”
    1935年，程克祥离开东北，回到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工作。


    按：东亚同文书院，听着像是个研究机构，其实是个学校，1899建于南京，称“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迁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众所周知，同文书院曾下过很大力气，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过许多综合性的社会调查。
    一个东亚同文书院、一个“满铁”，都是日本人针对中国做工作的产物，其“调研”成果，对日本对中国的渗透，肯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必然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被视为“汉奸”，也是必然的。
    侵华战争失败以后，东亚同文书院改建为爱知大学。


    正是出于程克祥身上的“汉奸”色彩，以及程克祥对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高度了解，于右任认为他能够在对日谍战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于是，1936年，于右任将程克祥介绍给了戴笠。按照通行的说法，同时介绍给戴笠的，还有程克祥“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同事彭寿”。
    以上所说的，均出自程克祥本人的回忆，另外，乔家才的回忆，也差不多。
    关于程克祥加入特务处的经过，我们再来看看文强的说法。他后来回忆说：
    “正在十万火急组建别动队之时，九月中旬的一天，戴笠要我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的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程克祥和彭寿见面，对于章乃器先生为何要介绍这两人？见了面怎么办？他都没有交代，我不便询问。”
    文强还说：“我知道章先生是上海的红人，也是忙人，初次见面，心里全没有底。但戴笠平时要访什么人，照例直呼其名，难得加上‘先生’二字，今加‘先生’，不可怠慢。”
    章乃器，1897年生，浙江青田人。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1918年毕业于浙江商业学校，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后升至副总经理。
    1936年 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乃器被推为14位常务委员之一。因此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为避免给浙江实业银行找麻烦，章辞掉了副总经理的职务。
    章乃器是学商业的，因此，他与当时其他的社会知名人士，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即“长袖善舞”（其女儿章立凡语）。即以“七君子”而言，除章乃器外，其他六人，不是教授，就是律师、要么就是报人，只有章是做实业的，后来章又开公司，也搞得不错。章立凡说，“父亲过去为抗日救国，曾毁家纾难，并亲手敲碎了银行副经理的‘金饭碗’，对钱财一向是看得很淡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人逮捕，是为“七君子事件”。
    前面说过，方志敏的手稿是由胡逸民经章乃器之手，辗转交给党的。据章立凡回忆：“手稿当初是章、胡两人一起接手的，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胡妈妈通过秋阳三叔将手稿转给了宋庆龄。”


按：“胡”指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此后二人劳燕分飞，因此章立凡称之为“胡妈妈”。“秋阳三叔”则指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 7月31日，即淞沪抗战前夕，“七君子”被释放。
    戴笠确实很尊重章乃器。章立凡后来回忆说：“我知道父亲与戴雨农将军相识，是1936年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召见父亲和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希望他们领导的救国会不要与政府为难。而代表老蒋到车站迎送并安排招待的，正是这位军统首脑。”
    当时，章立凡曾问父亲：“你对戴笠印象如何？”
    章乃器说：“戴笠干练，眼睛里有血丝，杀气较重，但对我始终是谦和有礼。”
    章乃器对戴笠的形容，应该说十分传神，也非常准确，许多人都回忆说戴笠的目光极为锐利，令人不敢逼视。
    张毓中曾描述过戴笠讲演时的神情：“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说起话来自负自信，不时昂起头，扬着浓眉，以炯炯如炬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令我们不得不敬畏慑服。”



按：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曾见过戴笠一次，当时杜美如已经16岁了，被他吓得够呛。她回忆说：“我知道的戴伯伯，戴老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哟，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
    某次，戴笠问起杜月笙：“你的女儿怎么样？”杜月笙就叫杜美如来见戴，杜美如后来回忆说：
    “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害怕的。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里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章乃器是中年人，杜美如是少年人，却不约而同地说戴笠身上有“杀气”，看来所言非虚，这个叫“挂相儿”，就是说你从事什么职业，其特点有时会不同程度地在气质上显露出来。
包括我们看到的许多戴笠的照片，尤其是那几张正装照，一张西装的、一张中山装的、还有一张穿军装挂两颗星的，看了之后，确实有一种“瘆得慌”的感觉，让人感到不安。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5

02、附：谢晋元孤军守四行（1）

    文强继续回忆当天的情况说：“我按时到拉都路，没有看见章先生，但见到两位青年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里谈天。一见我入内，女士自我介绍是胡子婴，自称是章乃器先生的伴侣，同时又介绍了两位青年，即程克祥和彭寿。我正苦于戴笠先生没有交代，章先生不在，无须多谈，胡女士却爽朗地说，戴先生与我们商量过，程、彭两君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与章先生是师生关系。两君爱国有心，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中的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友好关系为当前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程自称是江西人，彭自称是湖南人，其他未谈。我心里摸不着底，对胡女士所谓愿以友好关系献给当前抗日更是不解其意，只好将话岔开，推说详情改于明日章先生约定时间再谈。胡女士便以肯定的语气代章先生说，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详谈。”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经过一番深思后”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
    对此，文强的意思是：“章先生没有见面，胡子婴女士代他作了初见的介绍，并不曾谈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看章、胡是出于爱国赤诚，无非是要重用程、彭两人打入同文书院这一日谍巢穴，作些反间工作，究竟可不可靠，也得从掌握中考验。”
    对文强的判断，戴笠“频频点首”，并决定明日再谈的时候，“注意有何要求，授权我妥为处理，并对章、胡的介绍表示感谢，希望在爱国抗日斗争中合作到底。”
    次日，文强来到章宅，这一次除了程克祥、彭寿二人外，只有章乃器在家。
    章很机警，一见面就说：“只负介绍见面搭好桥，其它无可建议。”说着就避入内室。由文强单独与程、彭谈话。
    据文强回忆，在当天的谈话中，“程克祥以第一发言人自居，彭寿只是敲打边鼓”，其核心是三点：
    第一，“请政府信任他们的投靠是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且申言要去宣誓报国，决无二念。”
    第二，成立“文友社”以掩护身份，深入到日本人中间，刺探情报：“拟议中的活动范围及重点所在，除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外，要深入到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拟议‘以文会友’之义，成立一个名为‘文友社’的组织，不定期地出版文艺刊物，以程为社长，彭为经理，并设男女记者五六人。”
    第三，须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租用一所独立的三层楼房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一万元；准许购置小轿车一部，配司机一名。”
    对此，根据戴笠的授权，文强表示原则同意：“关于工作计划，希望再详细拟定。经费开支及租赁社址、购置小汽车等，可列出预算，连同工作计划书，一并由我负责报请核出。”
    谈话的结果很圆满，因此，告辞时，文强说他自己是“一团高兴”、“程、彭感到满意”，章乃器则“乐得哈哈大笑”。但文强仍不忘戴笠的指示，提醒章谨防“书生上当”，文特别强调“我们的考验要着重谨严二字，决不可粗心大意”。
    通过上面的叙述，大家不难看出，程克祥的自述与文强的回忆，有两重重大区别：
    其一：程自称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特务处。文强与程的初次接触却在淞沪抗战开始以后，且此前戴笠根本没见过程克祥。
    其二，关于加入特务处的介绍人，程自称是于右任，文强却说是章乃器。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按说，程克祥说自己的事，不会说错。但回忆录这种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不能全信的，需要分析着看。
    对于文强来说，他是在说别人的事，与己无关，用不着改造、编造什么东西。况且，看他说的整个两次会面的经过，编是编不出来的。
    反观程克祥的回忆，关于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基本属于空口说白话，反正戴笠早死了，于右老也早不在了，怎么说怎么有理。

    按：程克祥的回忆录出版于1982年。

    那么，明明是章乃器介绍的，为什么要说成是于右任呢？很简单——于右任在那边、程克祥也在那边，章乃器却在这边。对于程克祥来讲，那一个介绍人更“光彩”呢？
    至于把加入特务处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多，那就更好理解。
    如果是1936年就成为特务处的干部，那么，程克祥在淞沪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就是代表国家去做的，是“职务行为”，堂堂正正。
    如果按文强所说的，彼时的程克祥，不过特务处的一位“运用人员”而已，在欧美大片中，此类人员被译为“线人”，其行为仅代表个人。如果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解释为，程克祥的所为，不过是在为自己此前供职于“汉奸机构”的一种“救赎”而已。
    当然，程克祥对于自己经历的“改造”，出于我们可以理解的原因，且无关宏旨。更重要的，这些小节，丝毫无伤于程克祥的爱国热忱，以及他为抗日救亡所做出的贡献。
    回去以后，文强向戴笠做了汇报，戴十分重视且完全同意，令文强“连夜办妥文件，上报备案”，并令文“三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
    文强说：“我本来想请他另找人接替我办此事，否则人事科、办事处里里外外怎能抓得开，可是在他的督责下，只能蜻蜓点水般地奔走于三处办公室，抓住了易珍、赵宣两位助手帮忙，才将门路打开。文友社限三日成立，我明明知道办不到，却也不得不办。”
    易珍，我们以前讲过的，后来任军统局在福建的负责人。
    文友社成立以后，租赁法租界吕班路的一座洋楼作地址，接着文强就开始招兵买马。正好，此时一位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力从杭州前来报到，文强令他做“文友社”的负责人，公开身份是“文友社”的“司阍”，我们现在叫“门卫”，也叫“收发”，俗称“看大门的”。文强告诉他：“既不许暴露黄埔学生的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的司阍模样，不论如何在人前受气挨骂，也得笑脸迎人，低三下四不以为辱。”
    王力的腿在作战中受过伤，是个跛子，要说假作“看大门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对此，王力慨然应允：“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
    王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文强说：“在后来的反间谍工作中，谁也没有识破他实际是总揽全局的负责者，我又安排了由特务处调来的两位女同志，以记者的身份进行神出鬼没的活动，他们也没有识破这位司阍人就是顶头上司。”
    文强安排的这“两位女同志”，一个叫安占江，哈尔滨人，北平高级警官学校毕业；另一个叫吴忆梅，上海人，曾当过《上海晚报》记者，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安占江其人，此后曾在临澧特训班任女生队队长，给教官沈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先为安占江。这个女特务以凶狠著名，她的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手枪。”
    对于“文友社”人员的选拔，表面上看，一切由程克祥做主，暗地里安排特务处的人。戴笠告诉文强，让程克祥当考官，“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免收。”
    所以，安占江、吴忆梅两人的加入，也须通过程克祥的“考试”。这是因为，程克祥的身份，还需要在工作中考察，目前还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得对他“留一手”。
    文强说：“实际上调来的两位女记者，都受过大专教育，和女警官专门教育，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和照相，是难得的人才，当然不愁考不及格。但为了避免考试时露出马脚，不得不秘密先训练一番，要她们千万不要逞能，连善于骑马、射箭、打枪等一套也别露出来，否则工作就会全盘失败。”
    因此，在培训中，文强特意提醒安、吴二人，要“装成什么也不会，而一教什么又会起来”的样子。
    文强的提醒很管用，在程克祥的考试中，她们“一试便中”。日后，“竟以记者新手，混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将所要收集的情报资料逐日汇报不误。特别是将日谍的行踪及其混进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和关系人，也大致弄出头绪，而日谍还蒙在鼓里，从来没有对她们产生怀疑。”
    “文友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混入日本人当中，因此，程克祥还另外招收了三个汉奸，这样，有真有假，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对于他们，文强说：
        “我知道是日方派来的间谍，毫不迟疑地用下来，但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考试，要审查资历，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他们唯恐暴露狐狸尾巴，说是为了爱国尽义务，宁愿不计报酬，我只好闷在肚皮里笑。”
    淞沪抗战开始的初期，由于我方是有所准备的，而且兵力也占一定优势，因此在战斗中，基本上还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张发奎分析当时的形势说：“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象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
    张柏亭说：“战役初期，我军居于主动地位，采取攻势行动，对虹口地区之敌，构成包围态势。自从‘八一三’由五二三团易瑾营，在八字桥射出第一枪后，十四日攻击敌海军司令部，同在那一天，我空军在杭州上空，击灭来犯的敌木更津航空队。十五、六日续由我八十七师、三十六师，由江湾路敌阵北翼，向其侧背迂回攻击，敌军退至汇山码头附近，依据坚固建筑物顽抗，纵火阻止我前进，因我军缺乏攻坚武器，未能克奏全功。这是我军攻势的最盛时期。”
    张柏亭还说：“平心检讨淞沪作战，敌我双方都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毛病。我们虽是在自己的国土作战，但内地交通梗阻，后方部队赴战，欲速不达；敌方海上运输便捷，动员准备良好，但抱轻敌观念，最初高唱速战速决，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制服中国，等到不得已时派兵增援，再增援，总不肯彻底投入兵力，而期极力节约力量，备为应付其他方面之用。”
    8 月22日，日军第三师团松井石根大将所部在川沙、狮子林、宝山同时登陆，进犯我犯罗店、浏河一线，从此攻守之势易位，这一天也成为淞沪抗战的第一个转折点。

    按：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陈诚后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以增援来沪之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第八师团之第一旅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及张华滨附近，同时强行登陆，向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犯。我方因沿江配备兵力单薄，未能阻止敌军之登陆，沪战局势遂益形扩大。”
　　张发奎则回忆说：“到八月二十二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我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同时对我右翼军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方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增援部队，投入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猛烈火力作阵地的战斗。情况特别紧张。是以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
    据此，张发奎判断当时的形势为：“在我军的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张发奎的话比说得较委婉，怕老蒋不爱听，其实就是说——跟日本人硬拼，是拼不过的。因此，他与张治中曾向统帅部建议：“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作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而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
    二张还立下“军令状”：“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
    换句话说，“二张”的态度是，上海也许可以守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但绝不可能保得住，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上海。
    这个意见，没有为老蒋所接受，他的意见是：“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
    老蒋的态度，其实也不能说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淞沪一战不打，既打起来了，那就必须死保上海。否则上海一丢，南京必丢——假如国都丢掉，那与亡国还有多大区别！
    至于后来上海确实丢了、南京也确实丢了，而中国最终却并没有亡于日本，反而成为五大国之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1937年的那个秋冬之际，老蒋可不会这样设想。
    9 月初，吴淞、宝山相继失陷。9 月11日，敌主力进据杨行，并续向刘行窜犯。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方开始转攻为守。
    到 9月14日，眼看战局不利，陈诚建议：“相机转移阵地，保存战力，以便步步为营，节节抵抗。”
    张发奎说：“到九月中旬以后，情况有变化，敌人大量增援，我们发现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〇二、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估计其兵力约在二十余万，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其在凇沪与我决战的决心，也益加明显了。”
    此时：“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力各方面，俱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像的。”
    据陈诚回忆：“九月末，刘行方面亦被敌军突破，此时我罗店方面阵地过于突出，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退守罗店西南及罗嘉公路之施相公庙一带。于是全部攻势即告无形停止。”
    至10月24日，我方主力军队，已经被压制在苏州河一带的狭长区域，至此败像已露，绝无再发生奇迹的可能了，这是淞沪抗战的第三个转折点。张发奎说：
    “十月下旬，敌人以全力攻击我左翼军阵地，决战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战地悲惨的景况．亦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继续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的战士们以血肉筑的长城，来抗拒敌人的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用，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上蒙受很大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纵横变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苏州河沿线，与正规军一同浴血奋战的，还有戴笠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别动队成立以后，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一共12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强回忆说：“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
    文强说：“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
    李穰，1904生，湖南华容人，军校六期工兵科毕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支队大队长。
    文强说：“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
    毛勋是湖南湘潭人，军校六期炮兵科毕业。文强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10月26日，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当天早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该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 )决定，以88师孙元良部固守闸北，“分散据守村落据点，并相机展开游击”，掩护其他部队逐次撤离淞沪战场。
    对此。孙元良认为，“徒作无谓牺牲，难收实际效果，但如上级已作决定，自当奋力以赴，克尽革命军人天职。”并派参谋长张柏亭向顾祝同当面陈述他的意见。
    见到张柏亭，顾祝同向他详细解释了其部署的“战略意义”：“大场情况变化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必须调整态势。但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说白了，只要“国军”在上海还有一兵一卒，上海就还在中国手中，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开会”，对于中国来讲才会产生效果。否则，会还没开，上海已经丢掉了，那么，讨论不讨论“制止日军侵略行为”，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对此，张柏亭表示：“统帅的决定，当然绝对服从”，但同时陈述了他们的意见：“闸北除市街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游击战的条件；至少分守据点，事实上也有困难，因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这情形正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新兵未经过战阵，有些新兵甚至连枪都未放过，目前全靠干部和几成老兵，在阵地上支撑，对新兵切战且训，渐渐在时间中锻炼其战技。在各级干部层层节制的掌握，以及老战士带头之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分散配置，则维系力顿告消失，期望发挥各自为战的效果，恐怕难之又难。”
    听了章的话，顾祝同“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委员长的意旨呢？”
    张柏亭说：“部下的想法，委员长训示的是战略目的，是要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集，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景况，带到会场去。既然如此，似乎不必要硬性的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做适切的措置。”
    张柏亭的话说得很透彻，表明他已经完全明瞭“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于是顾祝同说：“你具体的说说看，究宜采取何种方式？留置多少兵力？”
    张说：依部下看，留置闸北守备最后阵地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最好授权部队，以达成此项目的为主，自行适当处理。”
    接着，张明确表示：“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听了张的话，顾很干脆地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赶快回去告诉孙师长，就照这样办，今晚要部署完毕，一切我会报告委员长。”
    等张柏亭回到88师设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师部时，不等开口，孙元良就告诉他：“顾长官已有电话指示，以一团兵力留守闸北最后阵地。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但经斟酌实际情形，一团兵力未免失之过多，在给养、卫生、休憩诸方面，反而会感觉不便；因此孙将军以达成上级意图为目的，权宜变更为一个加强营，以第五二四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特种部队，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担当此艰巨任务。”
    谢晋元，字中民，1905年生，广东蕉岭县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北伐开始的时候，军校四期尚在校，并随军参加了北伐，因此，谢晋元是在北伐途次毕业的，并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任排长，后调到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谢晋元任第88师（师长孙元良）262 旅参谋主任，中校军衔。
    262 旅是88师的先头部队，也是最早开赴上海的部队之一，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就是由他们打响的。
    还在淞沪抗战刚刚打响不久的时候，谢晋元就曾策划过一次出其不意的“突击出云舰”的行动。
    抗战开始以后，其海军的强大火力对我军构成了巨大威胁，据张柏亭回忆：“敌军以虹口区为根据地，背靠黄浦江，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吴淞路，北四川路，以迄江湾路虹口公园对过的日军陆战司令部，形同一条长蛇，以海军司令部为首，而以汇山码头为尾；我军在作战部署上，亦以打击其指挥中枢的海军司令部为优先目标。”
    张柏亭说：“作战开始后，黄浦江内敌舰云集，多达二十余艘，以密集舰炮射击，协同其地面兵力战斗。我彭孟缉上校指挥的炮兵第十团，虽亦在彭浦一带，但火力不足与敌舰炮抗衡。”

    按：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系其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青，该舰队旗舰即“出云”号。1937年 7月初，该舰队正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三舰队即返回原驻防的上海、青岛等地。

    据时任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分队长的王倬回忆：“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我们几乎每夜派飞机轰炸停泊在黄浦江的出云号旗舰。它是日军在沪最大的一艘舰艇，空防力量强大，二我们战斗机所载炸弹威力不足，始终没有把它炸沉。”
    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他们俩想出了一个突袭“出云”的计划。于是，谢晋元来找88师参谋长张柏亭商议。
    张柏亭回忆说：“世人咸知谢晋元将军为一员勇将，殊不知谢将军智谋深远，更是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参谋人才，沪战初期他原任二六二旅参谋主任，和笔者保持业务上紧密联系。”
    张说：“八月下旬某晚，我不能入睡，正倚窗遥望战场夜景。敌我曳光弹交互射击，有如流星；正好我空军临空夜袭，敌阵地高射机枪开始射击，火花喷放胜似庆典焰火，十分壮观。”
    这时，谢晋元来找他，说：“有点事来商讨，……浦江内敌舰云集，舰炮射击构成我们莫大困扰，必须有个应付方法。”
    张柏亭问：“中民兄有好主意吗？”
    谢说：“今天和王兆槐兄研究，停靠在汇山码头的出云舰为地方旗舰，为其指挥中心，敌酋长谷川青就驻在上面，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首，我们先把出云舰摧毁，定能获致重大效果。”
    张柏亭听了谢晋元的计划，“深以为然”，“于是谈到摧毁出云舰的技术问题，谢同志有其具体的构思，并谓如果决定进行，王兆槐同志可以为我们协力。兆槐兄时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我也深知其果断干练。于是立将谢同志的建议转报军长，认为可行，并即指派谢晋元同志策划进行。”
　　很可惜，这项计划的执行，功亏一篑。张柏亭回忆说：“数日后，谢同志在王兆槐兄的协同下，经过周密计划，完成了一切准备，当时，黄浦江尚未封锁，民船可以通行，准备了一艘快速的小火轮，携带特种爆炸物，由南市十六铺附近出发，预期驶近出云舰三四百公尺处施放。可惜实施时，执行人员有欠沉着，未达预定距离过早发射，以致未能击中目标，仅炸毁汇山码头一部分设备，我三名技术人员则遭敌火射击，不及逃离现场，作了殉国的无名英雄。
　　张柏亭说：“当时汇山码头发生大火，报章腾载，大快人心。谢同志的计划虽未能达成，但已震撼敌军，获致精神效果。其后敌酋不敢再在该舰驻节，而黄浦江内敌舰，也远向杨树浦以东江面移动，舰炮射击一时陷于沉寂。”
    此后不久，因88师 262旅 524团中校团附黄永淮作战负伤入院，由谢晋元调任。
    当夜，88师开始撤离闸北地区，谢晋元率部进入最后的据点——四行仓库。
        在这里，“八百壮士”将永载史册！
    四行仓库，上中学的时候，学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解其意，还在想到底应该是读“形”还是读“航”。
    “四行”指四家银行，即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南银行。区别于“中中交农”等四大官办银行，“四行”都是商业银行，这里重点说一下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的创始人是周作民。
    周作民，原名周维新，1884年生，江苏淮安人。
    1898年，周作民入无锡谈氏所办的东文学堂读书，老师是罗振玉。罗是国学大师，他教出来的学生，当然错不了。1901年，谈觐孙病故，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赴广东讲学，周亦于次年赴粤。
    1906年，周考中广州官费名额留学日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即京都帝国大学前身）学习。周作民以客籍而占了广东的官费名额出国留学，当然是得了罗振玉的助力，因此事，据说罗当时颇为人指摘。
    1908年，广东官费终止，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到南京政法学堂当了一个翻译。在此期间，周潜心研究财政经济，为自己的事业打下一生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周作民进入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后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续任库藏司科长。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长财政，即任周为库藏司司长。
    1915年，熊希龄下台，周学熙续任财长，“大周”对“小周”“不感冒”，周作民无奈辞职。
    还在周作民当财政部司长的时候，因财政事务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因此周与交通银行的上上下下都很熟，于是离开财政部的周作民于1915年 5月进入交通银行，任总行稽核课主任，并兼任国库课主任，就此踏入银行界。
    据原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办事处主任籍孝存等人后来回忆：“当时交通银行总行，在总理、协理下，设有五课，所谓‘五总’是也。五课主任除周外，其余为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当时总行的一切事务，即由这三位主任具体主持。”因此，在交通银行内，周大权在握。但此时的周作民，不过是交行的一个高级雇员而已。
    周作民后来的起家，纯粹凭的是两条，第一是脑子好使；第二是会“来事儿”。当然机遇什么的肯定有——凡成大事者，必有种种难得的际遇相伴，否则人人都能成事了！
    籍孝存说：“那时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下达各省，财政税收皆由各省自行支配，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即国家银行欲在各省没立分支机构，亦非得事先疏通商洽，在对各省财政不加干涉及对各省具有利益的条件下，才得允许设立。交通银行为了扩展业务，拟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前曾派员赴皖洽商，已被拒绝，为了达到设行的目的，非遴选干员前往周旋洽商不可。”

    按：倪嗣冲，生于1868年，安徽阜阳县人。
    倪系皖系军阀，北洋时期曾统治安徽达十年之久。

    这件难办的事情，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交给了周作民，并给他两万元，用于上下“打点”。
    周来到安徽，不急着见倪嗣冲，却先设法结交了倪的亲信王郅隆和倪的女婿王普，再由“二王”为他引见倪嗣冲。
    籍孝存说：“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五千余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
    次日，倪嗣冲私下对王郅隆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在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籍孝存说，当时周作民在安徽待了十多天，日日与倪嗣冲等酬酢，但对于交通银行拟在芜湖设立分行一事，却只字不提。最后在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谈及交通银行因办理茶叶贷款并做押汇业务的需要，“拟在芜湖设立分行，就近办理其事，请倪多加支持。”
    对此，“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皖省经办此事，并函复交行总理梁士诒。”
    不久，芜湖分行设立，即以周作民为经理，仍兼总行职务。为了与倪系人物接近，周作民又申请总行在倪嗣冲的“驻所”蚌埠开设分行，“以资密切联系”。
    籍孝存说：“两行设立后，不数月问，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悉与交通银行往来，形成了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这些都是周作民与王郅隆、倪嗣冲拉拢的成果。”
    周作民本不是池中物，早就有自立门户的打算，苦于一无资金、二无靠山，现在见倪、王对他都十分倚重，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对王郅隆说：“工商业家举办各项企业，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上广大闲散资金，提供自己的工商企业周转使用，方能扩展运用自如。”
    王郅隆，1888年生，天津人。
    王是商人出身，因缘时会，结识了倪嗣冲，王看准了倪日后有大发展，于是帮他还了一笔债，遂彼此结交。果不其然，后来倪嗣冲当上了安徽督军，遂令王任“后路局总办”，为自己打理生意。
    籍孝存说：“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原是商人，热衷于做买卖，曾做过粮食、木材、盐务、军粮、军装等生意。他与皖系军阀紧密勾结，为之策划筹款谋利，深得倪嗣冲的信赖。倪忙于带兵做官，在财务上无暇自顾，因此在财务管理及企业经营上与王合作，由其全权处理，所以王握有由盘剥营私得来的大量资金。倪统率着安武军，更有由剥削农民、尅扣军饷、贪污暴敛掠来的大量财物。”
    听了周作民的话，王郅隆颇有“一拍即合”之感，因他与倪嗣冲曾合办了一个钱庄，叫“裕庆公银号”，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主持，在财务上增值不多，早就想办一个银行。
    这样，在王郅隆的怂恿下，倪嗣冲以其子倪道杰为代表，与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来大批有闲钱的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等，凑足了开办银行的50万资本。其中倪嗣冲投资l7万元，王郅隆投资l0万元，仅他们俩就占了一多半，其他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仅 6万余元。
    1917年 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所谓“金城银行”，即“金的城，银的行”之意，董事长王郅隆，总经理即周作民。因倪、王等人不过军头、土财主而已，不懂现代金融业务，周作民遂独揽大权。
    此后的几年中，在周作民的主持下，金城银行不断增资扩股，一方面吸收倪嗣冲、王郅隆等人的投资，同时大量增加散户，以“稀释”倪、王等人的资本；另一方面，由金城银行不断购进自己的行股，即以违规运作的方式，自己买自己的股。
    籍孝存说：“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摆脱大股的约束，周已由初成立时之利用大股，走向抛弃大股；至于一般中小散户，力量分散，对周不能有所限制。周本人任总经理，又由银行本身购进行股，也就更能控制及运用董事会与股东会。”
    到1932年，金城银行已增资至 700万元，籍孝存说：“在 700万元资本中，倪嗣冲投资85万元，王郅隆则因安福系失败遭到通缉，后死于日本，其投资减少为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 176万元，中小散户投资 20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87万元，洋行买办投资33万元，金城银行本身购进行股则增至近90万元。这时散户大量增加，本身行股比重亦加大，周作民在金城银行的地位更为巩固。”
        1929年，周作民进入金城银行董事会，1937年任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就这样，用了20年的时间，身无分文的周作民，像变戏法一般地变出了一家自己的银行。
    当然，周作民的成功，除了商业上的巧妙运作之外，与他在金融界深厚的“人脉”也是分不开的，比如，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金城银行的董事；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与周是淮安同乡，也是他东文学堂的同学；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曾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是周作民当年在交通银行的老同事，也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还是金城银行的监察人，关系非同一般。

    按：上述三家银行，加上金城银行，除中南银行外，重心都在北方，彼此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时称“北四行”。以区别于由江浙财团控制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南三行”。

    1921年，以吴鼎昌主导，提出发展“联营组织”，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以“厚集资力，共策进行，俾可辅助实业，有利竞争”。
    据原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回忆：“当时国内一些特种银行、外资银行及中外合资银行等在统一币制以前多享有发行钞券之权。中南为侨商回国首创银行，也获准得到发行钞券待遇，但当时中南刚成立不久，社会信用未固，单靠一家发行钞券、数量有限，无济于融通，而万一风吹草动，提存挤兑恐难独立应付。总经理胡笔江商得黄弈柱同意，认为由四行联合发行，可以南北呼应，相互支持以壮声势，彼此都属有利。”

    按：黄弈柱即中南银行老板，祖籍福建泉州，南洋华侨。

    于是，以“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为基础，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
    用原金城银行职员胡仲文的话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在当时全融业是个创举。共同发行，就是由四家银行共同负责。由于中南银行钞票信誉的提高，也为四银行增加了声势，使社会上认为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稳妥可靠，这对四银行开展业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局面。20年代初期“北四行”业务所以迅速地得到发展，与四行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3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又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以有奖储蓄的方式，吸引社会存款，这就是“四行储蓄会”。
    “四行储蓄会”成立以后，吸收了大量存款，以至于把外国人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都给挤垮了。为了以钱生钱，“四行储蓄会”又开始放贷，为了存放客户的大量抵押品，在苏州河畔光复路21号盖了一座大楼，这就是“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开始以后，88师进驻上海闸北，孙元良即以“四行仓库”为其师部所在。
    张柏亭说：“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堆栈，位于苏州河北岸北西藏路西侧，门前沿河是光复路，左前方即为新垃圾桥。苏州河是一条上海通往后方的内河动脉，一般物资经由苏州运河往内地，同时内地的土产与农作物，也经由苏州河运到上海。河幅虽在百余公尺，但河床甚浅，水道淤塞，污乱不堪，涨潮时舟楫通行无阻，退潮时只剩狭隘的泥浆水道，船行要用竹篙撑持。”
    据孙元良回忆，10月26日晚，他将谢晋元和杨瑞符叫到他的指挥所，亲自向他们下达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任务，他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很好地打仗了。”
    据 524团第 1营战士陈德松回忆，“四行仓库全场一百二十米，宽十五米，约有六层楼高，紧依苏州河新垃圾桥北堍而立，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
    查“四行仓库”的地理位置，其西、北两面为“华界”，但早已为日寇占领；东边是北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即苏州河，对岸也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其实是个“死地”，“坚守”的结果，要么全军战死，要么征得租界领事团同意，退入公共租界。
    当晚，88师转移到沪西，在苏州河南岸，据守丰田纱厂——北新泾——周家桥一线。在撤退过程中，由别动队第四支队负责掩护。
    第四支队是戴笠的“子弟兵”，其基干都是特务处在京沪一带的基层情报人员，综合素质最高，战斗力也最强，偏巧是这个支队全军覆没，令戴笠痛惜不已。
    乔家才回忆说：“战争到十月下旬，国军自闸北撤退到苏州河南岸，第四支队奉命掩护，在敌前强渡苏州河，不顾生死，在苏州河北进行扰乱作战。虽然，任务完满达成，而自支队指挥官张业以下，两千多人全部战死，这是戴先生领导的同志，最英勇的一次重大牺牲，尚未计算在敌后牺牲同志数字以内。”
    当夜，谢晋元率部进驻四行仓库，据谢的助手、营长杨瑞符回忆，其时，是“廿六日深夜二十七日晨零时二十分钟的时候”。
    陈德松说：“当晚十二时左右，我团奉命转移到四行仓库防守，谢团长对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据陈回忆，留下的部队，“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四百一十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
    当夜，杨瑞符一直在忙着召集部队。据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首先感觉到着急的是集合的困难，第一各连散布在火线上，时间太急迫。第二恐怕有些部队莫明其妙地随着本团各营走了。第三我只有两个传令兵不够分头传令。第四我的官兵完全是第三次由保安团补充来的；第五敌人炮火如此猛烈，情况太紧迫。在这里我祝愿先总理默佑我，使我在这万难的，紧张的情势中，能够将全营队伍很顺利的集合起来，完成我为闸北流最后一滴血的神圣使命！”
    事实上，直到第二天上午，机枪连、第三连和第一连第三排才赶到四行仓库，与大家会合。幸好头天夜里日军没有进攻，否则还麻烦了。
    据杨瑞符回忆，10月27日上午，部队到齐以后：“我和谢团附商定。先派一位资深军官而最得力的勇敢排长尹求成率兵两班，到旱桥警戒，我随即集合各连去侦察地形。谢团附继续征发一切应用物品。地形侦察完毕后，我命第一连占领右翼西藏路阵地，第三连占领左翼阵地( 交通银行那边 )命第二连在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机关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担任防空外，其余分配一、三两连的重要位置，完成全营火网之编成。”
    杨瑞符，生于1902年，河北省静海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在四行仓库守卫战中，杨瑞符与上官志标都是谢晋元的得力助手，从杨瑞符在此后战斗中的一系列措置看，此人有勇有谋，指挥若定，确有极好的军事素养。
    27日是四行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第一天，这一天共击退日军的三次进攻，我方阵亡两人，伤四人。
        陈德松说：“早晨五时左右，成队日军由东向西蜂拥而来，当接近四行仓库时，团长一声令下，全楼所有火力一起射击，打倒约二百敌兵，顿挫其锋。日军后续部队立即组织几倍于我们的兵力向我们进攻，也被击退。十时左右，日军发动第二次猛攻，大楼东南角被敌火力封锁，西北方向被重兵包围，形势紧迫，但谢团长胸有成竹，当即下令停止射击，等日军攻到大墙脚，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他们。激战到十二时，再次粉碎日军的进攻。下午一时，日军在大楼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房屋烧着，并发动第三次进攻。霎时浓烟滚滚，好象整幢大楼都在燃烧。全团士兵在谢团长指挥下，一面阻击敌入，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龙头熄火。下午五时许，大火终被扑灭，日军也停止了进攻。”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6

03、附：谢晋元孤军守四行（2）

    10月27日这一天，四行仓库还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人，就是文强。
    据文强回忆：“在上海撤退前夕的一个风雨之夜”，他去见戴笠。当时戴问他：“认不认识谢晋元同学？”
    文说：“是我同期同学，不但认识而且交情很好。”
    戴听了说：“请你即到哈同路宋子文部长公馆去，他为我们准备好了四部西门子电话机，送三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周道三转陶一珊，要他监督协助陶部配合正规军作战，坚守到底，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退。这三部电话机都可直通我的办公室。另一部请你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团长安装好，这部电话机既可以通外界，也可以与我直接联系。老头子( 指蒋介石 )忙，但要随时了解四行仓库守战的情况，与我联系好，也就是随时都可禀报校长( 蒋介石 )了。”

    按：周道三即周伟龙，时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

    文强回忆说：“我立即坐自备车到哈同路宋公馆，按照惯例，讲了英语放进门去，并直告门房警卫说，是来取得利风( 即电话 )的。他说，戴老板已来过电话，四个纸盒中都是电话机，请签字取走就是了。我连姓名也不曾通报，签了‘戴雨农交办’五字。我验收无误，搬上汽车，直奔南市锦江公所。
    南市锦江公所即陶一珊的第五支队队部，周伟龙亦在此“督战”。文强说：“找到了周伟龙，将三部电话机交给了他，并交代了戴笠的话，要他立即转交陶一珊安装好，戴老板正等着通话，更重要的是老头子等着了解情况。我的话音刚落，周过于紧张，叫我不要走，等找到陶一珊再说。这时候陶闻讯赶到，一开口就要我留在指挥部不走，并说，要死也得死在一道，周也随声附和。”
    听了二人的话，文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当务之急是立即安装好电话，同样是十分火急的任务。”
    文强回忆说，听了他的话，“陶、周呆若木鸡似的瞅着我上车走了。送完电话机后，我将陶、周心理状态向戴汇报。他未等我说完，便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去找陶、周二人谈话。”
    跟着，文强就去了四行仓库，见到了谢晋元，文回忆说，当时谢晋元“精神抖擞”，与文互敬军礼后，问“有何指教”。
    文捧着电话机说：“这是我奉命从宋子文部长公馆取来的，里面有通天术，雨农先生等着与您通话，校长也等着了解情况，请赶快架起来。”
    谢当即吩咐人去办，文强回忆说：“当我告辞欲出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我说，可又默然无语。我很了解他的心情，不忍立即离去，反而拉着手坐了下来，相对无言，终于由我打开了话匣子。”
    文强问：“您领导这个团有建制兵员多少？防守的计划如何？有何困难没有？”
    文强回忆说：“我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安慰他，希望能对这位穿着草鞋一同入伍，后来又一同南征北战的老同学有所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去交差，预料戴笠不能不问。”
    听了文强的话，谢晋元“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道：“兵员有八百多点，是经过我亲自严格训练过的爱国志士，各级干部都是黄埔同学，同心同德，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是不会辜负校长平日教导的苦心的。需要储备的粮弹以及生活必需品，正在筹集中，谅不会有困难。所虑者，我这八百孤军，举目无援，守护无期，若水电一断，也就难以预料了。”
    俩人边谈，边在营中巡视，文强说：“凡他引我巡视过的营房布置，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声，雄壮激越，令人振奋鼓舞。”
    文强对谢说：“您率八百孤军死守一个仓库，是代表了五亿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不可凌侮的国格民心。八百孤军并不孤，您们的周围有全国全世界的正义舆论在支持。日军嚣张气焰总是一时得逞，决无蛇可吞象之忧。”
    文强的话还没说完，谢即与他“拍案击掌”，以示决心，接着，谢取出日记本，写下“永保万里长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两句话，撕下来交给文强作别。
    回去以后，文强将纸条交给了戴笠，并将在四行仓库所看到的一切作了汇报。文强说，当时：“戴笠紧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两处都通话了，校长前也禀报了。”
    到10月28日的凌晨一时许，“敌寇枪声渐稀”，第一天总算过去了。
    杨瑞符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深夜静思”：“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不愧为先总理的信徒，不愧为蒋校长的学生。这次假如我成了仁，那么关于我家的善后，早经最高领袖替我准备妥了。我父亲兄弟一辈子是不会受苦难的。而我个人呢? 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同时恐怕还有无数的中华后裔替我立祠焚香了。”
    杨瑞符心想：“残暴的敌寇啊! 你来吧！我要利用你来完成我杨瑞符的人生观了。不顾一切的拼吧！死算什么? 人活百岁，总是一死。”
    10月28日，第二天。
    陈德松说：“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为了节省子弹，我们等敌人接近楼时才掷手榴弹，如此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中午谢团长巡视全楼，他拍着士兵的肩膀问：你们饿不饿? 一士兵们说，我们就是打五天也不饿。谢团长说：你们真是中国的好男儿。下午五时左右，敌人又发动了第五次进攻，同样遭到失败。”
    据杨瑞符回忆：
    “我和谢团附看见苏州河北路上有几个散寇在那里走来走去。这时谢团附从楼顶上瞭望哨的手中拿了一枝枪，向这几个敌寇射击，轰然一声，一寇兵应声倒地。我高兴地说，‘谢团附的射击技能果然不错，真不愧为一等射手。’这时我兴奋极了，不觉得敌寇的炮火厉害，不觉得我们在敌寇的包围中，更不觉得什么是死。”
    谢晋元对杨瑞符说：“你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可是你今天的脸色，怎么比昨两天好多了呢? ”
    杨豪迈地说：“是的，因为现在是我们最走鸿运的时候了。成功成仁，在此一举，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啊！”
    当天下午，敌军开始炮击四行仓库。杨瑞符说：“午后三时天气阴暗，蒙蒙细雨，四行周围火焰新熄。我看见敌寇在四行仓库的西北面，很隐蔽地运动着四五门平射炮，向我们放列，我当令机关枪向敌射击阻止，而敌寇在交通银行屋顶之机枪也马上向我还击，至此我们又和敌寇开始第二次血战了。敌火之猛烈，较二十七日堵门攻打尤甚。仓库各楼中，枪弹横飞，烟焰蔽目，我命令各连一律停止工作，参加战斗，我与谢团附分头指挥。谢团附担任大厦东面的指挥，我在西面第三连阵地指挥作战，与敌相持。下午五时许，敌寇弹药消耗甚多，我略有伤亡。时天色已晚，敌见不逞，狼狈而去。我又命各连除留必要的营戒外，一律仍然加紧工作。”
    经过敌人的炮击之后，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四行仓库断水了。杨瑞符说：“我迅即回到营部派人仔细检查各连所出之水，勉可维持现状。乃急命各连自行派兵看守饮水，不准洗脸洗脚。所有污水小便，亦须妥为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在巡视中，杨瑞符发现：“我看到士兵都穿着短衣，好像由土里爬出来一样，虽然满身流汗，可是他们的勇气和精神，仍然很好。虽然大家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没有好好吃一顿。我看到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时，更觉得长期抵抗是有把握的。”
    当晚，杨瑞符集中全营官兵，请谢晋元为大家训话，因谢一直在师部工作，在沪战中，才下到团里，很多战士都不认识他。
    谢讲完后，杨接着说：“本营此次留守闸北，限于时间，未得预先明白告诉大家，现在各位已经完全明白了，望各位爱国的男儿都抱定必死的决心，和谢团附和本营长死在一块儿吧！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写遗书一封，通知家中。写好后，收集起来，等待将来设法送到邮局去，以表示大家牺牲的决心。”
    当天下午，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
    陈德松说：“我们奋战两日，粒米未沾，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我们在大楼底层打个墙洞抢运食品，为此阵亡三人。但全团官兵深受鼓舞。”
        前来送给养的，就有后来同样进入历史课本的杨惠敏。
    杨惠敏，1915年生，江苏镇江人。
    杨惠敏一直在上海读书，淞沪抗战爆发时，杨正帮着她从家乡到上海来的姐姐照顾孩子。杨回忆“八一三”当天的情形时说：
    “那是个晴朗和多云的天气，长空中传来了敌机的马达声，一向宁静的上海市民。还未尝到战争的可怖，纷纷爬到屋顶上去看，我爬在晒楼上，带着家乡姐姐两个小孩子，敌机黑憧憧的魔影掠过我们的头上，发出穷凶恶极的吼声，接着在闸北一带投弹了。‘鬼子的飞机下蛋了！’小孩子喊，邻居也在喊。炸弹爆炸声．人们的惨叫声，旋即掩盖了小孩子的喊声，浓烟从四面升起，炸弹的爆炸震得屋瓦沙沙作响，彷佛地面也要崩裂似的，大半个上海似乎都已笼罩在火海之中。”
    杨慧敏说：“下午，我同姐姐去看被炸后的大世界，一片瓦砾．断垣残壁，人的尸骨东挂在屋檐上，西挂在电线杆上。到处都是呼嚎，哀哭。姐姐铁青着脸紧握着我的手，不住的说：‘记住．惠敏。这是血债呀！’我双手掩着脸，呜咽起来，愤恨，辛酸在我心中燃起了激烈的火炬。自此，敌人的残酷，真正的在我心里烙下了伤痕，而渴求参加抗日保卫工作的热望，随着我的热血在沸腾起来。
    当天晚上，杨慧敏碰见了两个朋友，这两个人随即介绍她加入了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据杨慧敏回忆：“八一三的晚上，我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一个人在大光明戏院门前纳闷的逡巡，心事紊乱极了，国家的命运，同胞的惨痛，今后的出路……交织在我心头，尤其是这神圣的民族保卫战已经展开了，我是个青年，我应该怎样来救我的国家呢? 我低着头边走边想，一群孩子在我身后对着一车车的军人发出爆裂的喊声，我抬头看过去，有好几辆红十字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正在张望．探索喊声的由来，一辆红十字车‘嘎’的一声煞住在我的面前，车窗中探出一个头来：‘杨小姐。你认得我吗’”
    杨慧敏一看，原来是她的朋友杨一民，接着又发现了张公杰，俩人都穿着“利落精干的童军装束”。杨当即问，“你们在做什么？”
    其时，“一阵神圣的光彩掠过他们的颜面”，二人说：“童子军。我们全参加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队，你要不要参加? ”
    杨慧敏回忆说，当时“一股热血从我的心底往上冲，我勉强压抑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
    二人回答说：“救护伤兵，慰劳将士，救助难民，组训民众……举凡一切战时军民的服务，我们都做，你若是个爱国的青年，就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按：“童子军”是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一度覆盖面很广，并成为适龄少年儿童的一门“必修课”。据一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童子军”罗沛龄介绍：
    “75年前的主要课程设置，和现在的课程设置已很相近。民国17年（1928年）的《广州市教育局报告书》规定：“中学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为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以达适应社会生活之目的。”所以，按当时的规定，初中课程设有——公民、童子军、国文、外国语、数学、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5门科目，每周教学时数为34课时；高中设有——公民、国文、外国语、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共13门课程，每周教学时数 29-30课时。此课程直到1949年，其间略有变动。“
　　罗沛龄继续说：“1949年后出生的人，对童子军课程都会觉得陌生，故在此稍作说明。世界的童军 (Scout)运动起源于英格兰。1907年，贝登堡及一个由小男孩组成的团体在白浪岛举行露营，以训练青年人负责的人生观。此后发展为全球性的童军组织。童子军运动是一种做人的基本训练，以儿童为本的教育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及心理状态为实施训练之准绳，在由“做而学”，由“学而做”中，尽量给予儿童与自然界及社会实际接触之机会，养成其对人、对物之各种生活技能及正当态度。为了要完成训练“积极的公民”的目标可分成四部分，即（一）品格；（二）健康与体力；（三）手工与技巧；（四）服务助人等来进行。特别是着重于内在的启发，而不采用注入式的方法。
    童子军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非赢利性、非政府的青少年组织之一，其组织遍及 216个国家和地区、成员达2800万人。”
　 中国童子军是于公元1912年 2月25日，首先由严家麟先生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办，后来就规定这一天为中国童子军创始纪念日。
    1934年11月 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
    一位天津的老童子军李世瑜曾经给记者展示过他几十年前在接受童子军训练中学会的本领——接绳结。他说：
    “这是日常生活中特别有用的技术。过去不比现在，很多东西需要用绳子捆绑后携带，如果捆扎方法不当，携带者可要吃苦头的。所以那时的孩子在小学的童子军训练课时，就开始学习这些技巧。别看绳子本身不起眼，但那时我们要了解绳子的承重能力有多大，一般的绳子受多大拉力会绷断。而且，有些绳结对于当时的我们，非常有意义。当时我们学习打一种‘称人结’，用比较粗的绳子做成一个吊篮的形式。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废井或者废坑洞，小孩掉下去，很难派人下去营救。掌握这种绳结后，可以做成供人乘坐的绳套，双腿放进去，双手拉住绳子，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人拉上去。而被营救的人则好像坐在秋千上，不会被绳子勒伤。当时我们学习这个绳结时，互相营救对方，感觉特别好玩。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技术在需要的时候真是太有用了。有时看报纸报道，哪里有孩子掉井里，用了很多人才把孩子救上来。如果给掉井里的人放下‘称人结’，也许救会很容易就把人救上来了。”
    另外，童子军并不一定想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少年儿童，其实也包括青年人。
    由于童子军们都曾经接受过一定的训练，因此在战时正好用得上，很容易地就可以组织起来，直接作为战地服务人员使用，杨慧敏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第二天，杨慧敏就找到了“大通路渭风女校”，即“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队”总团部，办理登记手续。
    杨说：“渭风女校的慕尔堂里，挤满了人，一个个都带着兴奋和激动的表情．从人群中执着证件，向登记柜台登记，每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尤其是办事人员。应付着数不清的热血青年，一波接一波的．简直有点手忙脚乱。我在人群中找杨一民，反而张公杰首先看见了我．把我引进办公室。介绍给登记人员，办妥了手续，办事人员就正式给了我一个臂章。”
    杨回忆说，“他们三个人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他们说：“童子军最高的指导原则便是智、仁、勇，我相信你必能发挥这三点，为我们童子军争光。”
    杨说：“我郑重的点头，心里暗暗的下了个决定：我，一定要拿出九一八东北劳军的精神，把它做好！”
        接着，“杨一民从我手中接过臂章，交给主编组的人，他知道我曾参加过九一八劳军，便把我编入前线组，然后在我臂章上编上号码，从座位上起立，庄重的将臂章配在我的臂上，我侧头看，上面写的是：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41号。”
    随着淞沪战场的不利战局，一部分童子军随军“转进”，另一部分则留下来继续“服务”。杨慧敏说：
    “经过四个多月的浴血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上海的人心已是颓丧不堪，大批难民涌向租界，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跟着军队撤走，有的随着难民进入租界，不能不在沉闷之中，振作起来，担当更艰巨的任务。我被派为难民服务队担任小队长，率领了四个男童军，两个女童军，连我一共是七个人，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此地正毗邻公共租界英国兵营，再过去，就是四行仓库。
    此时已经是10月28日，经过两天的战斗，谢晋元部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上海。
    当晚，一位记者要求采访谢晋元和杨瑞符，杨令机枪连长雷雄代为接见，谈了一会儿，雷进来报说：“记者说团附、营长既不能见面，要求给他写几个宇。”
    杨听了，随即拿起记者采访的本子，写下：“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经多方争取，公共租界美军答允协同中方将伤员送出战场救治，杨特地嘱咐他们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
    杨瑞符后来回忆说：“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
    杨瑞符说：“随后外面送来的食品和报纸，络绎不绝。各方信札和新闻记者，也陆续来了。我见了这种热烈情景，读了这些报纸、信扎以后，我更加感慨流涕，自觉无以报国家。我看完以后，便传与各连，各官兵看了也更加感动了。”
    此时，四行仓库的战斗成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这边打得惊天动地，而旁边的高楼上，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丝毫不以为意，似乎也不怕子弹不长眼。而毗邻四行仓库的租界，则各人自扫门前雪，你打你的仗，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打到我的地盘上来就行。
    著名中医陈存仁说：“租界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都爬到高楼上去看双方枪弹往还，大家兴奋到整夜不睡觉，后来才知租界当局，向日军发出一个通牒，说枪战尽管枪战，但千万不可用炮轰击，因为在四行仓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煤气鼓，这个煤气鼓贮满了煤气，要是被炮弹击中了，会使住在煤气鼓四周一英里范围内的市民，遭到死亡的危险，日军也免不了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日军尽管隔岸相击，而始终未敢开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四行仓库已经成为战场，但却并非水泄不通，反而八面透风。因此孤军的战斗，说残酷是很残酷——是战争就没有不残酷的，都要死人，却并不像“上甘岭”那般的艰苦卓绝——大批的粮食和给养，就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下，送进去的。
    陈存仁回忆说：“本来全上海的市民，对闸北国军的抗战，不断地输送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但是到了死守四行仓库的一个阶段，由租界到闸北的通路已断，所有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只好堆积在河岸，一点也送不过去，眼巴巴地看着一支孤军奋勇作战，展开了震惊世界的一幕抗战史实。”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不知是谁听说谢晋元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
    送东西的，不光有王持平，还有杨慧敏和童子军的勇士们！
    前面提到陈德松的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分关键：“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我们在大楼底层打个墙洞抢运食品。”
    这就是运送给养的孔道。
    陈德松的回忆，说得不是十分明白，我们来看看郑侠飞的回忆。
    郑侠飞，生于1900年，淞沪抗战是，郑系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队员。
　　在回忆中，郑侠飞解释说：“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队伍，参加的人起初都是外国侨民。后来工部局设立董事会，经过华董的力争，在万国商团之下，成立中华队，由中国人组成。1932年一二八战役前后，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又成立翻译队，归华队领导。当时我在美商丽安电器公司任会计主任，该公司经理、厂长都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籍成员先后参加万国商团骑兵队、运输队等。一二八战役时，万国商团成立翻译队，招收队员，应试资格为懂得外语、能口译笔译而有正当职业，并得到所属单位同意的职员。我就报名投考，录取后，经过六个月军事训练( 包括学科及实弹射击 )，成为正式队员。”
    10月29日，郑侠飞被万国商团华队司令陈时侠派到“西藏路桥北堍碉堡去做翻译”。郑回忆说：“我即奉命到达那里。这个碉堡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建筑的，有三四层楼房那样高，内有铁梯可以到达高顶，上有几个瞭望口。地点是在公共租界西藏路桥北堍的西侧，对面就是华界边沿的四行仓库即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四行储蓄会仓库。”
　　郑侠飞说：“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团 800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那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都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即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成为孤岛，与未被日军占领的华界完全隔绝。他们进驻以后，忙在库内建筑工事，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工事比较坚固。仓库的东南角有一家小烟纸店的楼房，他们在仓库里挖了一个洞，与小烟纸店相通，并在店面的板门内外堆满沙包，只在楼上留一窗口没有堵塞。这个窗口对面就是西藏路桥北堍的碉堡，彼此可以通话，这是当时四行仓库对外联络的唯一出口。”

    按：西藏路桥，即陈德松回忆中提到的“新垃圾桥”，亦称为泥城桥。

　　在此碉堡驻守的英国兵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并特地提到：“昨天下午（指10月28日），中国人用卡车装了慰劳品，沿苏州河北岸，开到西藏路桥北堍东侧，将慰劳品送进烟纸店窗口，给四行仓库内的中国兵。”
    综合陈德松、郑侠飞和英国兵的说法：
    “西藏路桥北堍西侧的碉堡”即公共租界区域——“西藏路桥北堍东侧”则为华界，隔着苏州河的桥对岸，是一家“小烟纸店”，隔壁即四行仓库，谢晋元部将墙壁打通——上海救亡团体在英军的“配合”下，将物资运到“西藏路桥”西侧，系上绳子，把另一头丢到“西藏路桥”东侧，由八百孤军拉过去。
    这就是四行仓库的生命线！
    杨慧敏的回忆，基本上也是这样说的。“这天的夜是分外的黑，夜空更是死沉沉的，英国兵单调的皮鞋踩在柏油路面的‘叮叮’声，听来格外刺耳。我们四十个童子军迅速的将慰劳品卸下车，将串通的绳子再联起来，五步一个人，一直通到四行仓库的侧门。市商会事先已有电话通知守军，这时侧门打开了，我们将一袋袋沉重的慰劳品。慢慢的在地上拖，每个人的心情是严肃的，也是机警的，略有一丝响动，我们就卧倒在地上不动，等观察清楚，又再开始慢慢的拖。我站的位置是绳子的中间，也就是马路的中间，便于指挥两头的人，慰劳品在地上，‘沙沙’的擦着，就像擦在我的心上，这一期间，时间、空间以及意念，对我们彷佛都是静止的，每个人的脑子中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拼命用力拖麻袋，拖，拖……差不多整整化了四个小时。清早五点多光景，当最后一包慰劳品拖进了四行仓库时，我们全想大声欢呼，那种身心轻松愉快的劲儿，即使以后我这三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也没有经历过第二次。”
    当天，杨瑞符还曾回忆：“夜十二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的将国旗接过来，可是没有旗杆，又派传令班长和营部见习官，设法拉旗杆索子，准备天亮升旗。”
    此事就是令杨惠敏成名的“渡河献旗”。
    在杨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谈到此事的整个过程，但终因许多细节与其他回忆相去甚远，因此就不再引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杨惠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其勇气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战场，因此，杨慧敏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
    此后，杨惠敏更作为中国青年人的杰出代表，身穿童子军制服周游列国，受到罗斯福、希特勒、甘地等人的接见，其风头一时无二。
        其时，杨慧敏当然不会想到，日后，会有一场莫名其妙的灾祸等待着她。
    到10月30日，经过四个昼夜的战斗，“统帅部”认为，四行仓库的坚守，已经达成了相应的战略目的，开始考虑撤守。
    其时，张柏亭“奉派在法租界某地，负责与孤军联络”。他说：“八百壮士奋守四行仓库，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不但振起全国民心，更因为上海是国际都市，在沪外邦人士均身历目睹，投过外国记者们的报导，一时轰动全世界。友邦人士对八百壮士，一致寄予无限的崇敬与同情，各国使节团曾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下令孤军撤离，同时很多外籍妇女代表，也向蒋夫人作同样的要求。”
    张柏亭说：“四行仓库四周东、北、西三面环敌，唯一可以撤离的路线，只有越苏州河通过租界，到沪西归队；但是要在战斗进行中，如何脱离？以及如何通过租界？一连串细节，都需商榷。”
    负责“商榷”的，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88师副师长冯胜法以及张柏亭。
    张柏亭也是日本“陆士”毕业生，与杨虎是先后同学，于是他先与杨“计较”一番。杨说：“公共租界外国驻军由英军司令斯马莱特统一指挥，四行对河的驻守也由英军担任，此事先须与斯马莱特交换意见。”遂“相约在下午二时到杨私邸会谈”
    会谈一开始，斯马莱特先是用“生硬的上海话”说了一句：“八十八师刮刮叫，顶好！”
　　杨虎随即说：“最高统帅已有命令，接纳友邦人士善意，命令四行孤军立即撤退，但其如何行动，涉及租界关系，特须得到英军的合作协助，特请各位来商谈一切。”
　　俞鸿钧说：“斯马莱特将军知道此事吗？”
　　斯马莱特“微笑”这说：“我的部队与贵师官兵，数月来隔河相望，我们已经是好朋友，四行守军撤离时，我当全力支持负责掩护，但不知你们要我怎么做？”
　　张柏亭接过来说：“目前日军正在四行周边，向我孤军围攻，撤离的唯一路线，只有越过苏州河经由租界到沪西归队，首先要通过贵军警戒线，行动程序必须密切协定；再则，日军在国庆路方向，设有机枪阵地并有探照灯，封锁着四行后门的北西藏路，行动时须得贵军掩护，方能顺利通过；还有，通过租界时，须有相当交通工具，应请准备提供！”
　　此时，冯圣法特别强调了一句：“孤军撤离绝不是战败退却，或者逃跑遁走，而是应友邦人士的请求奉命撤离，此点须请斯马莱特将军特别了解！”
    据张柏亭回忆，此时，“斯马莱特站起来，走到杨（指杨虎）身边拍拍肩膀”，说：“你们放心！杨司令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们信不过我，应该相信杨司令。”
    此后，双方“商谈了些撤离的程序，以及有关细节，诸如彼此的联络方式，对日军机枪阵地及探照灯的制压等问题”。
    张柏亭说，“杨又叮嘱俞鸿钧，有关外交事项的一切，由他负起完全责任，俞表示可顺利解决。”
    经向孙元良汇报，当晚，张柏亭打电话给谢晋元，向他下达了撤离四行仓库的决定。
    令张十分意外的是，撤退的决定，遭到了谢晋元部的激烈抵制。
    张柏亭回忆说，当时，“谢同志似乎极感惊异，也非常激动”，说：“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
    前面说过，谢晋元、上官志标、杨瑞符及全营官兵，都是写了绝命书的，从进了四行仓库，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这会儿不明不白地让他们撤出战场，如何心甘！
    杨瑞符后来回忆说：“晚十二时许，奉本师副师长冯转来最高领袖命令：‘着于本晚十二时经过英租界退出四行仓库’。这时我想本营尚有轻重机关检弹药四万泉发，有手榴弹、追击炮弹四百余颗，且已完成最坚固之工事，如无命令撤退，决可为我闸北领土流最后一滴血，至若干周以后。”
    张柏亭说：“我与冯副师长轮番开导，谢团附与上官团附及杨营长也交替接话，态度十分坚决，在电话中隐约可以体味到，激动得‘声泪俱下’的情状。”
    眼看无法说服谢晋元，张柏亭只得在电话中“以坚定的语气告诉谢团附”：“你们成仁取义的决心，固然十分钦佩，但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是命令的传达者，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打日本鬼子的机会非此一时，今后可能还有比奋守四行仓库更重要的使命，待你们去担当！如果你们违抗命令，那你们的勇敢与牺牲，成为匹夫之勇而无意义了！”
    陈德松回忆说：“当时全团官兵一致表示．愿与仓库共存亡，同敌人拼到底。后经上级再三电令，谢团长和工部局几次交涉，才决定撤退。”
    张柏亭说：“谢晋元团附终于顾全大体，接受命令，于是我将和英军协定的事项告诉他，今晚午夜后开始行动，由英军压制鬼子探照灯与机关枪，探照灯击毁后迅速冲过北西藏路，由新垃圾桥进入租界，军运沪西归队。”
    此时，已经是30日的深夜。
    杨瑞符回忆说，听了上级的命令，“只得忍痛与我闸北阵地暂别，当即同谢团附商撤退办法。”
    杨瑞符说：“为减少牺牲，随即集合各连长面示各连官兵一律武装起来，所有武器弹药，工作器具，均须佩带齐全进入原阵地，以备敌寇向我总攻。但未说明撤退消息。待各连准备完备后，我当即决定撤退部署如左：
    （一）命第一连派兵一排，附重机枪一挺，由排长杨得余率领为收容部队，掩护我军经西藏路向苠租界撤退；
    （二）伤兵先行暗自退出；
    （三）谢团附率领机关枪连及第一连之一部份按次撤退，并向英租界交涉撤退租界后之善后事宜；
    （四）二、三连在最后撤退；
    （五）我在二连之排尾、三连之先头随队退出。”
    30日当夜，郑侠飞目睹了八百壮士撤退的全过程。
    自派到“西藏路桥北堍碉堡”之后，郑一直在这里当翻译。据郑回忆：“下午 3时，发现苏州河里有两艘汽艇，向西藏路桥驶来，船上悬挂日本国旗，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汽艇穿过浙江路桥、临近西藏路桥东侧时，原来停泊在那里的中国小木船上的船民知道敌军是去进攻四行仓库的，他们出于爱国热忱，不约而同地把小木船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堵塞了河面，使日本汽艇无法前进。这时，四行仓库里的战士，从小烟纸店楼上的窗口里喊我( 他们早从窗口看出我是英军的翻译人员，喊我翻译官 )，叫我告诉英军，不让日本汽艇开过来，如果汽艇驶到西藏路桥，800 壮士就要用机关枪扫射，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后果应由英军负责。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小队长，小队长立即离开碉堡到中国银行仓库队部去请示。后来，日艇先后退去，中日双方都未开枪。”
    此事，杨瑞符在回忆中亦曾提及，他说：“敌寇见我抗战精神不可轻侮，自觉进攻乏术，乃派武装小艇两艘，满载海军陆战队，由黄浦江驶入苏州词老闸桥，企图封锁我军与租界之交通线。这时租界内之民众，很关心的送了一张地图给我们，并指示老闸桥之位置，足见民众爱护我军之热忱。但我军全体官兵，始终以沉着镇静之态度，严阵以待。结果敌之海军在英驻军当局的交涉之下，自知理曲，快快而退。”
    到下午 5点多种的时候，驻守碉堡的英军小队长对郑侠飞说：“请你告诉 800壮士，我们英军要撤退了。”
    郑问：“为什么? ”
    对方说：“下午 7时，日军要开始总攻。”
    郑回忆说：“我把此事告诉烟纸店楼上的孤军。大约隔了十分钟，孤军又叫我，要我告诉英军”：“如果英军撤退，那么不管碉堡铁门上锁不上锁，中国军队就要占领碉堡．他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占领，要英军立即以行动来答复。”
        此时的郑侠飞还不知道，英军配合八百孤军撤退的“程序”，已经在执行中了。
    据郑侠飞回忆：“下午 6时半左右，小队长留两个英兵在碉堡内，他自己和其余英兵包括我在内，一起向东撤退到西藏路东侧中国银行仓库。这个仓库与四行仓库东西相峙，但它的地位属于公共租界。”
    回来以后，英军小队长即对郑侠飞说：“今晚没有事了，我们休息吧！”
    郑说：“我即和小队长和衣躺在行军床上。但我想外面战事这样紧张，小队长却叫我休息，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便假装睡着。没有几分钟，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我也跟着出去。刚出中国银行仓库门，我被小队长看见了。”
    英军小队长随即说：“外面危险，你不要出去，留在里面。”
    郑“即退入门内，窥看路上的动静”，此时，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来中国银行仓库在西藏路上有两扇大铁门，这时小队长把一扇铁门打开。”
    郑回忆说：“我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了解是执行上级命令，掩护四行仓库孤军撤退。”
    此时已是30日子夜，马上就是31日了。
    陈德松回忆说：“三十日夜十二时左右，准备工作就绪，谢团长下令突围。日军在探照灯的照明下，用轻重机枪封锁通往租界的马路，谢团长指挥我们动用所有的轻重武器，把探照灯打灭，把敌人火力压下去，然后分批撤退，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租界地境，三十分钟后，谢团长随最后一批战士进入租界，列队后发现伤亡三十多人。
    桥对岸的郑侠飞说：“日军用探照灯照亮了四行仓库的东南角，连英军原来驻守的碉堡也被照得清清楚楚。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探照灯突然熄灭，路上一片漆黑( 后来听孤军杨排长说，是他用机关枪把日军探照灯打掉的 )。探照灯被打掉后，800 壮土开始撤退。他们把烟纸店门口的工事拆掉，然后一个个从店内柜台上跳出，穿过西藏路街心，几步就跃入对街的中国银行仓库。”
    据张柏亭回忆，打灭日军探照灯的是租界地英国驻军。他说：“一切都照预定进行，斯马莱特将军亲自在新垃圾桥旁指挥，午夜当日军探照灯照耀如同白昼时，英军由桥头碉堡中，使用小钢炮连续猛射，一举将其击毁，但其机关枪实施标定射击，孤军冲过北西藏路时，仍有多人受伤，杨瑞符营长左腿也被击中。”
    对此，杨瑞符回忆说：“时已深夜十二时，我军开始遵命向英租界撤退，奈敌寇事先已明了我军撤退企图，除以探照灯和机关枪四挺严密封锁我必经之西藏路外，并以各种火力集中压迫，弹如雨下，我军仍以不屈不挠之精神，竭力施行火力制压，并利用敌火稍为间断时间，奋勇冲出，不幸当我随队冲到西藏路口时，被敌弹洞穿左腿。直至深夜二时许，我收容部队已安然退出，我受伤十余人及高悬屋顶之国旗，均安全携出，余心大慰。”
    至此，八百壮士突出重围，按原定计划，应该到沪西“归队”了。事前，张柏亭已经与谢晋元约好，31日凌晨，由张“到漕河泾法租界边界附近，准备孤军到达后，为他们处理一切问题”。
    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事情。
    张柏亭回忆说：“八百壮士通过新垃圾桥后，租界当局要收缴武器，车运胶州路羁留，全体孤军情绪激昂，声言武器为军人第二生命，不能离手，他们宁愿重返四行仓库，继续固留到底，僵持了数小时，情形极为紧张，我在漕河泾久待孤军不至，心知发生了麻烦，驱车赶到新垃圾桥，看见那种情形，劝阻谢晋元同志暂时忍耐，其中必有原因：同事租界在场人员，也力言这是租界的规定，只是替孤军代为保管武器，当场点明数量出具收据，决非缴械可比，情势才告平息，遂即乘车送往预定的地点。”
    郑侠飞说：“孤军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已是后半夜，即l0月31日零时左右。这时，谢晋元团长和 800壮士被迫把武器交给英军，英国兵陪谢晋元团长进入仓库底层的办公室，即我和英军小队长原来睡觉的地方。当时在场的有谢晋元团长、万国商团司令马飞少校，还有两个英军和我。谢团长面容憔悴，满眼红丝，流着眼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但精神很好。他和马飞少校谈话时，由我任翻译。谢团长在谈话中，有时泣不成声，于是大家只好默然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晋元团长。”
    忿怒的张柏亭，当即去找杨虎，杨随即打电话给斯马莱特，“责其背信”，据斯马莱特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不是英军作梗，而是日方向工部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孤军通过，则日军也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使租界当局不得不苟且应付。”
    张柏亭随即又去找俞鸿钧，一见面就“气冲冲”地问他：“昨天协议时，俞先生也在场，说好有关外交事项由你负责，你办的是什么外交？”
　　张柏亭说，当时，“俞先生态度谦冲，丝毫没有见怪”，说：“这是临时发生的情况，我已报告政府，即循外交途径交涉，请转告贵师长暂时要忍耐，不可节外生枝！”
    对此，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的王绍齐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至四行仓库之八百壮士的撤退，系应公共租界当局的要求，奉军事当局的核准，商由驻沪英军掩护撤退入租界。爰中国军队在平时本不可能携械入租界，何况在战时，此为吾人应有之常识，八百壮士初不明原委，一度拒绝缴械，旋经解释即顺利缴械入营。此事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接洽者为市府英文秘书张廷荣先生，亦即指挥女童军杨惠敏过河献旗之人。“
    据郑侠飞回忆，31日“天蒙蒙亮”的时候，马飞少校对他说：“请你告诉谢将军，我们调一个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于是谢晋元、马飞和郑侠飞三人转到北苏州路河滨大厦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郑侠飞说：“这是事先预备好了的。”
　　郑说：“大约早晨 8点多钟，我们三人又坐小轿车到跑马厅二楼休息。上午10时，马飞少校叫我对谢团长说，现在营房已经准备好了，请到营房去休息，但他没有说出营房的地点。谢同意后，我们仍坐小轿车出发。”
    郑侠飞回忆说“当轿车出门时，门前门后，街上墙上，甚至屋顶上都站满密密层层的人群，大家热烈鼓掌，高声欢呼：‘抗战英雄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由于人群拥挤，车子几乎开不出去，只得缓缓前进。谢团长一面流泪不止，一面对人群不断举手行礼，我和马飞少校也跟着行军礼。
    谢晋元等人要去的地方，就是“孤军营”，陈德松回忆说：“工部局把我们送到跑马厅，第二天上午转移到胶州公园，这时全团计约三百五十人。”
    郑侠飞回忆说：“营房在沪西新嘉坡路40号对过的一块空地上，面积有数十亩，附近就是胶州公园。这块空地坎坷不平，垃圾满地，搭有大小帐篷，大帐篷搭在四周，小帐篷搭在中间。空地四周围以铁丝网，大门口由万国商团白俄团丁守卫，有时还在铁丝网四周内外巡逻。我们到时，800 壮士已先到达，住在大帐篷里。谢团长和800 壮士都只许在铁丝网内活动，不能出大门一步，我因是万国商团华队队员，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俘虏营，不过我们中国人则尊称它为‘孤军营’。”
　　从此，谢晋元等人就被羁留在“孤军营”。
    多少年以后，在回忆录中，原88师师长孙元良仍忿忿不已地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真正溃逃租界、籍保生命的日军完全放还，武器也一并送还，而对我孤军则不能做同样的处置！虽由环境使然，出于无奈，然而有强权、无公理丑恶怯懦面目又在这般人身上再度显露一次啊！”
    八百壮士中，唯一没有进孤军营的，正是在突围中受伤的英雄营长杨瑞符。他后来回忆说：“我此时承英驻军之厚情救护，送护医院疗伤，我营奉命死守闸北之任务，算告结束。”
    此后，杨瑞符辗转来到后方养伤。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孤军奋斗四日记》的回忆录，刊登在四川合川的《大声日报》上。
    1940年，杨瑞符因伤重不治逝于合川，年仅37岁。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7

04、别动队掩护撤退

    11月 5日，文强等人曾经在“勘测报告”中提及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了国军的后路。

    按：关于金山嘴的隐忧，张发奎也曾担心过。他后来说：“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本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判断，那里已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为此，张发奎特地加强了对该地的防范，但终因力量薄弱，为日军击溃。郭汝瑰说：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

    日军登陆以后，全力向金山、青浦进犯，“统帅部”急令67军、40军等增援，并下了“全力死守松江三天”的死命令。

        按：67军即原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王死后，由吴克仁继任军长，辖107、108两个师。该军调离西北后，驻河南新乡，10月30日才得到命令，调派淞沪战场，并于11月 2日投入战斗，该军也是国军投入淞沪抗战的最后两个师的部队。
       
    松江保卫战极其惨烈，11月 9日，军长吴克仁中将战死在松江前线，时年44岁。同时牺牲的，还有67军参谋长吴桐岗少将、67军第 107师参谋长邓玉琢少将、67军第 107师第 321旅旅长朱之荣少将、67军第 108师第 322旅旅长刘启文少将，另外还有 8个团长，几乎把67军打残。
    淞沪抗战之后，不知何故，吴克仁被诬为“率部叛变”，67军番号亦因此被取消，所有部队缩编为 108师，编入25军。
    此后，108 师参与了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1940年 1月14日，下山“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就是被108 师扣押的。
    1987年，民政部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1989年，吴克仁入祀台湾“忠烈祠”。
    11月 9日，日军攻陷松江。
    前面说过，青浦、松江各有一个戴笠的特训班，每班都是 500人，以大、中学生为主，都是戴笠从“别动队”中精选出来，准备作为技术干部加以训练之后，分发到各支队中工作的。不料国军败得太快，淞沪战败的时候，青浦班刚刚毕业，还未分发出去。松江班还没有毕业，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以后，松江首当其冲，这一下损失惨重。文强说：
    “松江班尚未毕业，且离金山卫近在咫尺，夜间遭到轰炸袭击，慌乱中逃入附近一竹林掩蔽，被敌军发现，遭到袭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其惨状难言。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跳入一水潭中，以自卫手枪击毙前来包抄的日军敌人，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死于乱枪之下，甚为壮烈。”
    松江一失，日军即对上海形成包抄态势，至此，国军再也无法支持，为避免腹背受敌，不得不于当日全线撤离。陈诚说：“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
    随着国军的撤退，特务处的人员也在撤离上海。
    最先走的，是张炎元。
    张炎元，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
    与他的同期同学黎铁汉一样，张炎元也有着一份标准的军人经历，军校还没有毕业，就参加了两次东征，到北伐的时候，张已经是副团长了。
    但张炎元没有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1927年春，即蒋介石“清党”前夕，张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底离开苏联回到家乡广东。此后的三年，张流落到南洋，以当教师谋生，后来他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叫《爪哇三年》。
    1930年，国内政局趋于稳定，张炎元回到国内。1931年，南京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介绍张到中央军校政训处工作，后经军校老大哥曾扩情介绍，结识了戴笠，进入“密查组”，接着又进入复兴社。1932年4月，特务处成立，老资格的张炎元成为“十人团”之一。
    张炎元回忆说：“那时戴公馆就在南京的鸡鹅巷，戴先生约我谈话，然后有一天，我们有十个同志参加宣誓，这是最早的组织。我在鸡鹅巷公馆住过一个时期。我的住室就在进门右手边的小房子里。我记得张衮甫兄住在我的隔壁，他主管记账和发款，我则主管整理报告、翻译电报和缮写报告。”
    张炎元说：“我的房子是书记室，又是译电室，同时也是门房。有时，戴先生也亲自来到，共同翻译电报，或斟酌报告词句。以后徐为彬也来了，我们共同工作。戴先生没有指定我们谁正谁副，但我知道为彬兄跟戴先生很熟，他们可以随便讲话，畅所欲言、所以遇有什么问题，我总是请他去报告。”

    按：“徐为彬”即徐亮，亦是资深的“十人团”成员，由于他与戴笠在报考军校之前就认识，且帮过落魄的戴笠的大忙，因此戴对徐极其倚重。

    张炎元在回忆中，还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时胡宗南先生就常来，谈话时我们很少参加，吃饭却常在一起。有一次意外的事发生了，是邱开基兄来访。他和戴先生正在客厅里谈话，在客厅旁边屋子里的卫士，不知怎样不小心，一时手枪失火，一粒子弹正打中开基兄的后顶上。幸好子弹打出来时，透过房间的木板，力道弱了，所以进去不深。戴先生立刻把邱开基兄送医院。”
    前面说过，邱开基与郑介民，是特务处成立之后，仅次于戴笠的“哼哈二将”。邱、郑二人，都是复兴社高干，因此被蒋派来辅佐戴笠，但他们二人的情况还有所区别。
    郑介民是个参谋长才，其志不在干特务，申请调走，老蒋又不干、因此郑对于特务处的工作，相对比较超脱，能不管就不管，不久后又去了北平，做华北特派员，兼复兴社华北分社书记，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邱开基就不一样了，邱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人，当年曾经是邓的副手，早就吃的是特工这碗饭，再加上老蒋的信任，因此，在特务处，邱开基一度十分风光，连戴笠也忌惮三分。

    按：邱开基是南昌行营调查科撤销之前过来的，对邱而言，特务处好比他自己的“娘家”，有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须“见外”；不像张毅夫、李果湛他们，调查科撤销后才并过来，丧家之犬，在“婆家”总归要受点气，要夹着尾巴做人。

        由于邱与戴笠的矛盾，此事发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是戴笠所授意的，要不哪里有那么巧的事。
    前面说过，特务处甫一成立，便着手举办自己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张炎元和另一个军校二期的“学长”岑家焯被调去当区队长。
    不久后，特务处扩大，其本部从徐府巷（即“乙”地）搬到四条巷，当时特务处人员习惯称之为“鼓楼办公室”。
    张炎元说：“戴先生完全为效忠领袖而工作，开始时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在前方，亲自调查，得到资料，就自己写好报告．呈给领袖。在鸡鹅巷，开始有少数幕僚人员，到鼓楼时，才有比较完备的编制。”
    其时，特务处在处长、副处长一下，增加了一个“幕僚长”，称书记长，此时的书记长就是刚刚从“托派”中出来的梁干乔，分管情报工作。
    此后，张炎元亦被调回特务处本部，当总务科长，后又转任情报科长。张炎元回忆说：“粱干乔先生把情报科业务移交给我，正当福建事变的时候，我们不但白天办公，晚上也办公。督察室考核同志的言行和工作，非常认真，大家都不敢随便。”

    按：张炎元所说的“督察室”，当时其实称为“督察股”，第一任督察股长，就是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
    柯建安，1899年生，江西武宁人。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
    柯建安的经历，与张炎元几乎完全一样，也是在校期间就参加了东征，然后又参加北伐，接着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然后加入复兴社，最后加入特务处，任督察股长。此后不久，戴笠控制了“浙警”，柯建安被调去当教务主任。再后，特务处建立江西站，柯建安又被派回老家，成为第一任江西站站长。
  
    1934年底，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因绑架刘兆南一案发作，弃职潜逃，其余的人几乎都给抓了起来，北平站几乎瘫痪。张炎元临危受命，被派到北平救火。
    到1936年 6月，两广事变爆发，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的梁干乔被派回老家搞策反，张炎元将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刚刚从特务处书记长位置上卸任的李果湛，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
    淞沪抗战爆发时，张炎元刚刚把老婆孩子送走。他后来回忆说：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南京上海情势非常紧张，八月十一日早晨，我和梁干乔兄两人，送家眷去上海。梁太大带着四个孩子，我的太太也带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十岁，第二的男孩六岁，第三女孩三岁。另外还有胡天秋太太，带着她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儿子，三位太太，后来都到了我的故乡梅县。胡太大也就住在我家里，她的儿子胡波平，和我在故乡出生的儿子是同年，今年（三十九年）应该是三十四岁了。当时南京下关，逃难的人多，拥挤不堪，我因为服务在宪兵，得宪兵的帮助，勉强上了火车。人和行李都是从窗口里塞进去的。我太太正在怀孕，她上车尤感困难。我们到了上海，十二号把她们送上船，当天晚上乘夜车回南京，在火车上听到消息，说上海战争已爆发了。”
    其时，梁干乔刚刚从华北回来，前面说过，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戴笠第一时间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并在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

    按：胡天秋，1901年生，江苏宿迁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胡天秋与戴笠、徐亮都是在军校时的同学，刚入伍的时候，胡与徐亮，还有后来成为名将的廖耀湘，都分在骑二连，接受入伍生教育。
    胡天秋亦是军统“十人团”之一，但他不太显山露水，与另一个“十人团”成员之一马策一样，都属于不太显山露水的。

    张炎元说：“十四日我在南京，看见木更津式日本飞机的空袭，看见我空军和日机英勇作战时，击落日本的大型轰炸机。”
    张炎元所说的，就是“八一四”空战大捷，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空中英雄高志航。
    高志航，1907年生，吉林通化县人。时任空军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
    高志航部是前一天、即大战爆发的当天，才被调到淞沪战场的，据时任空军轰炸独立第三十二中队飞行员的唐中和回忆：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其大队( 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共三个中队 )，从河南周家口飞到笕桥机场待命。空军第四大队是当时空军作战部队中配备力量最整齐的一个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飞行员，全部是笕桥航校毕业的学生，配备的战斗机是清一色的美制‘霍克’战斗机，双翼，起落架可收放，武器每机有大‘考尔脱’两挺，可携带二百五十磅的炸弹两枚，巡航时速约一百七十英里，续航半径约二百八十英哩。”
    8 月14日下午一点半钟，笕桥机场得到消息：“有敌人双发动机的轰炸机九架，已飞临曹娥上空，续向西飞，直指杭州笕桥。”
    高志航听了，当即在全大队中点了九个人，并说：“背上保险伞立即跟我出发，我首先起飞，你们一个接着一个起飞。在空中不要失去联系，抓住敌机，立即攻击，最好以后上方进击。”接着高又鼓励大家说；“大家必须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当天的空战中，共击落三架敌机，唐中和说：“第一架是披大队长高志航击落的；第二架是被中队长李桂丹击落的。第三架是谁击落的已记不清。当高志航返航落地回到停机线时，在地面所有的飞行员都拥到他的机旁，高声欢呼，那种兴高彩烈的情况，真是动人。”
    次日，敌机再次来袭，出击的依然是第四大队，又将敌机三架击落。
    陈克文在1937年 8月15日的日记中说：“夜间雷秉三太太携收音机来，终夜倾耳静听，知来袭敌机，当堂击落者六架，我方仅略受损失。我空军应敌敏捷英勇，殊得市民之赞颂。”
    陈克文还说：“闻敌机明日将有五十架来袭，恐其威胁之程度，亦不过如是耳。”
    陈克文想得太乐观了，“八一四”大捷是整个抗战当中，我空军不多见的胜利之一。此后，制空权就完全丢失，我军被死死地压制在地面，连头都抬不起来。尤其是1939年、1940年两年，日空军对重庆的疯狂轰炸，几乎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地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戴笠的“中国黒室”对日军密码的破译，其作用，仅仅是能够告知当局，“日本人的轰炸机要来了，赶快通知老百姓钻防空洞”而已。
    至于高志航，则在仅三个月之后1937年11月21日，在河南周家口机场殉国，时年三十岁，后被追赠空军少将军衔。
        唐中和说：“一九三九年春，空军总司令部迁到重庆后，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抗州笕桥上空与日机交战，大获全胜的日子定为‘空军节’。从此，每年到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各学校，部队都举行盛大的舞会、游艺会或演京剧等庆祝活动。”
    在淞沪抗战中，张炎元也是最早被调到上海的干部之一。他后来回忆说：
    “十五日我接到戴先生自上海发给我的电报，嘱速离京赴沪。十六日在上海法租界见到戴先生，要我到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去当一个联络参谋，任务是搜集战地情报。我在当时的本职是宪兵政训处长。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达了京沪警备总部。司令官张治中，总部设在南翔，当时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已中断了，研究结果。以骑脚踏车最为妥当，戴先生也同意了。他只是担心我脚踏车骑得不好，我告诉他，我在洪公祠就学好了，他才放心。”
    张炎元说：“我除了随身衣服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另外就是一张帆布床和一条棉被。所有东西，绑在车后面。当天下午由公路直走南翔。初秋的气候，天空晴朗，公路上车辆很少，人也不多。走出上海市郊不久，忽然听见飞机声音，就知道敌机来了，赶快下车，把车子停在路旁，自己躲在路边水沟里。三架敌机低飞，向马路上扫射，一排一排的在马路上冒出灰尘。敌机过后，我继续骑车前进。这样敌机来了三次，我也躲了三次。到达总部，已是黄昏的时候了。”
    以后总部又从南翔迁到真如、后又迁到青浦，司令官由张治中而朱绍良、而香瀚屏、最后是张发奎。张炎元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迁来迁去，为的是避免敌机轰炸。差不多每天都有敌机在前后左右村庄轰炸，可是总部所在地，从来没被轰炸过，真是幸运。”
    张炎元的主要任务，是跟在司令部负责搜集情报，戴笠每天派他的警卫王鲁翘来取一趟。
    王鲁翘也是英俊少年，其时，他刚刚从杭训班毕业不久。张炎元说：“戴先生每天派人来拿东西。来人是王鲁翘同志，他那时大约是二十岁左右，骑了一辆摩托车，总部的人都说这小家伙长得好漂亮。因为大家对他印象好，无形中也帮了我的忙。”
    据张炎元回忆：“当时喻耀离同志也带了一批人在战地工作，他们是专门查拿汉奸的，我们经常碰面。”
    随着淞沪战场的节节败退，喻耀离的“浦东小组”已经无法立足。他后来回忆说：
    “到九月，敌大军开沪，滨海地区全为敌所占领。我军退守南翔、牛行、大场之线，本队自难在沪立足，随军撤至南翔。戴先生亲自带我去见当时驻南翔以西八十二号桥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配属该部工作，改编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巡察大队，并通令各军师知照。规定任务：一、侦捕汉奸。二、协助宪兵维持地方秩序。三、保护电话畅通、桥梁安全。四、救护被敌机炸伤军民。五、防空监视。六、调查各军师军风纪。七、向导新来部队进入阵地。八、劝导民众疏散。
    当晚年的喻耀离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仍不无自得地说：“主管长官虽更调频繁，本队工作则不受影响。工作虽然困难，但成效极大，在此两个月工作期间，捕获汉奸嫌疑犯七十余名，日谍二名，救护被炸或前方退下之伤病军民三百余人，各线电话极少中断，尤其委员长对前方通话专线从未遭破坏。”
    在回忆中，喻耀离曾说：“张炎元先生时为警备总司令部联络参谋，撤退时亦同行。”
    事实上，张炎元是最早撤离上海的特务处干部，早在10月 9日，即随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开始撤退。
    10月 9日这一天，在淞沪抗战中是个“坎”。当天，登陆日军攻陷大场镇，突破蕴藻滨南岸，打通了通往上海的沪太公路，即将与原驻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
    张炎元说：“十月九日总部因前方情况紧急，向后方撤退。十日早上我们开始行动，当时找到了一只小船。可以坐六七个人和行李。我们的目的地是昆山。船在小河里行走，不仅很慢，而且一批一批的大小船只，如同蚁聚。下午四时许，到达离昆山不远的地方。河面渐阔，大小船只也更多。在河里行船一天，虽有敌机不断的从天空飞过，但我们并没注意，敌机也没有低飞扫射，大家都以为这一天可以平安渡过了。”
    张炎元不愧是资深特工人员，此时，他的“第六感官”救了大家的命。他说：
    “不意正在这时，我发现有三架敌机，飞得特别低，自己心中一动，怀疑他会对河里的船只投弹，因为当时船只实在太多，目标显著，容易引起注意。乃立刻下定决心，我说鬼子飞机不对，我们上岸躲一下，船夫立刻靠岸，我们船上共六个人，大家立刻离船。飞机很快就到了头上，果然在船群里投了很多炸弹。炸弹投到河里，水花爆溅，许多船只被敌机炸得四分五裂，人和船被抛到空中，再跌落河里，惨烈情形，使人心胆俱裂，也使人愤怒万分。我们的船也被炸中了，敌机过后，大家到河边去找寻行李，东西都不见了，只找到一卷铺盖，棉被落水，重量在百斤以上，两个人才能抬上岸，棉被湿了，不能再用，被面被单，有炸破的洞三十多个，假使这些洞是炸在身上，准会没有命。”
    事后，同船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一位孙姓参谋曾问张：“何以知道敌机会对我们投弹? ”
    张说：“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不对，大概所谓心血来潮就是这个道理。”
    孙又说：“我们相处一个多月，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特别，你对于来来去去的敌机空袭。好像满不在乎。你为什么这样镇定? ”
    张炎元说：“这很简单，敌机来了，假使他会炸中你，你躲也躲不了，假使你慌慌张张，就容易遭殃，反过来你镇定一点，也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事后，张炎元还在想：“河里那么多的船，死伤一定很多．我假使没有上岸，也是其中之一。我又想起那残暴的敌机，我看见炸弹由敌机下来，一个一个的。炸弹身上一条条的白线，我都清清楚楚的记得，敌机上的飞行员戴着飞行帽。伸首到机外看下面被炸的情形，我都看得非常清楚。”
    张炎元怒斥说：“战争本来使人类变得残忍。在战场上杀人是自卫，不得已，但在后方对无抵抗的人民滥施轰炸，这是最野蛮的兽性行为。”
    船给炸了，行李也没有了，这下好了，张等“空手步行”进入昆山。他回忆说：“昆山当天也被炸得十分凄惨。我们到达时。已是薄暮，敌机虽没再来，但被炸后的街道，仍有很多地方在燃烧，死伤的军民到处可以看见。这一天是双十节，也是我生平所过的最惨淡的双十节。”

    按：1937年10月10日是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当日，蒋介石发表“国庆演说”，表示“决抗战到底，于持久苦斗中求得最后胜利”。

    撤下来的“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人员都集中在昆山图书馆，张炎元说：“司令官张发奎和副官处长黄华南也住在一起。晚上我看见他们在一桌吃饭，黄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饭后，我问他有没有剩下菜饭，黄华南取来一个饭堡和一个菜盘。饭煲里有半煲剩饭，菜盘里也有点东西，是白菜烧鱼汤，有点白菜，有一个鱼头带鱼身骨和尾。我们三个人（五个人走了两个）每人分吃了一碗多饭。昆山十月天气冷了，我们是用开水泡饭吃的。”
        许多年之后，提起此事，张炎元犹无限感慨地说：“我永远记忆，生平吃过东南西北中外筵席，但以此次半碗冷饭印象最深。”
    晚上，张炎元找到一间阅览室，准备睡觉。“没有铺盖，好容易找到了一点稻草，我们把稻草铺在地板上，和衣睡下，上面再盖上稻草，稻草上面，再盖上一本一本的线装书。这批线装书是很大很长的，里头的字也特别大，这一定是很名贵的版本。这批名贵的书，在战争中，可能也已遭到劫数了。实际上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将天亮的时候，冷到打颤，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第二天，喻耀离等继续随张发奎的司令部行动，张炎元则于当晚转往苏州。他说：“我们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只好走路，黄昏的时候上路，路上的人很多，我们整整走了一晚，天亮的时候，我们到达苏州。”
    在苏州，张炎元找到了一家苏州花园饭店。他说：“这是一家很大的旅馆，可是没有老板，也没有伙计。我们很疲倦，找到了房间，被盖都很完整。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睡觉，上床就睡，这一天是十月十二号。敌机轮番的在苏州投弹。每次投弹，房屋都剧烈的震动，震动过后，知道自己没有被炸中，继续的睡。一直睡到下午，精神恢复了，才起身找东西吃。”
    当晚，张炎元乘船去了镇江，接着又改乘火车，终于安抵南京。张回忆说：“在南京时我看见大批部队，由下关往城里进发，但同一时候，又看见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下关逃走。下关江边的行李，奸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的排列在码头附近，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码头上徘徊等候。”
    回到南京，张炎元先回“娘家”特务处报到，接待他的是郑介民。
    一见面，张就说：“南京不能守。”郑问何以见得，张说：“新来的军队看见老百姓逃亡的情形，士气受了重大影响，所以不能守。”
    整整两个月之后的12月13日，果然南京失守。张炎元说：
    “我小时读屈原的《哀郢》，记得以下几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而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乡之日远。’在退出南京时，常常想起这些辞句。”
    此后，张炎元随宪兵司令部政训处离开南京，步行到芜湖，再由芜湖乘车经贵池转乘轮船到达武昌。在这里，张炎元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戴笠。张回忆说：“我在汉口时晋谒戴先生，他指示我说：我们今后要准备长期作战，他更坚定的说，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南京去的。”
    与张炎元不同，特务处在上海的多数人都坚持到了最后，比如与张一同撤离青浦的喻耀离，就一直与张发奎的司令部在前线。
    11月 9日，松江失守，上海全境沦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蒋介石见事已不可为，无奈下令撤退。对此，张发奎评论说：
    “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地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都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机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所谓“大悲剧”即撤退中的混乱造成的惨重损失，郭汝瑰说：“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喻耀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随军撤离的，他说：“当时情况混乱，时间急迫，本队工作地区，纵横几百里，一时自难集合。只有各自为政，临机独断。因情况变化太大太快，前一个钟头的命令，到后一个钟头，便无法执行。如总司令部撤退时之命令，系向安亭移动，及总部人员出发，安亭失守，却无所悉。”
    其实，此时的安亭还不能说是失守，只是有点“状况”而已。郭汝瑰说：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郭继续说：“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
    喻耀离的逃亡之路，比张炎元又曲折得多了。他说：“本队船舶过松江时，几为敌军所截获。然其它单位之人员辎重被截者，不计其数。敌机跟踪追击，轰炸扫射，被击伤炸毁之大小船舶数以干计。我是死里逃生，本队伤五六人，撑船的亦受伤，幸士兵中有撑船熟手，起而代之。驶至中途，闻安亭已于晨间失守，改驶苏州，但河流纵横，几经弯转辨认，始抵苏州。”
    一到苏州，喻耀离就去找他的“临时”长官张发奎报到。此时的张总司令，亦已狼狈不堪，“因总部官兵均已冲散，仅总司令与副官及卫士三人。”
    喻等来得正是时候，张令他们“担任警卫及传达任务”。
    喻说：“当晚交下紧急命令十八件，令即刻派兵送往。在此混乱中，十八件命令仅送达桂永清、胡宗南、王耀武三件。命令发出后，张总司令漏夜乘车赴南京，本队亦向京转进。”
        “抵南京后，当夜晋谒张总司令，奉谕归还建制。即回招商局。后奉戴先生电令，就近请示交通部俞部长飞鹏，适新成立后方勤务部，由俞兼任部长，当奉手谕，编为后勤部警卫大队，即日开赴南昌，并奉命留一个分队拨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为唐生智之卫士。但因情势急变，俞部长没有拨往，随交通部最后撤退人员归返建制。我于十二月五日到达南昌，晋谒戴先生，报告沿途情况与本队工作经过，承蒙奖励，发特别费五百元。在南昌收容整训十天，奉命赴长沙，再由长沙随后勤部经桂林至贵阳。”
    最后撤离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
    蔡劲军，1900年生，海南万宁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蔡劲军有个与他同岁的叔叔，叫蔡凤翁，是军校一期生，毕业后曾任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区队长。“福建事变”时，蔡凤翁曾奉命随刘戡部入闽清剿，与十九路军张君嵩部在仙游激战。
    1936年，蔡凤翁英年早逝，年仅30岁。
    蔡劲军毕业以后，先是派到海军，历任海军光华、江固舰党代表、舰长等职。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安在了南昌，1927年，蔡劲军任南昌行营工兵营长。
    也是在这一年，老蒋因“宁汉分裂”下野，蔡劲军遂与另一个军校二期生胡靖安各找了些军校同学，为老蒋义务收集情报。后来，他们俩的小组织被称为“密查组”。蔡劲军的这一组里，就有他的二期同学郑介民；胡靖安这一组里，则有他的六期学弟、后来又成为他的上司的戴笠。
    据沈醉回忆：“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
    此后，老蒋复职，1928年，蔡劲军任蒋介石侍从副官。据周士第回忆，在此期间，他曾找过蔡劲军，拟通过他暗杀蒋介石，但蔡没有同意，反而让周投到国民党这边来。最终是二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当然蔡也未出卖周士第。

    按：周士第，1900年生，海南琼海人，军校一期毕业。

    1932年，蔡劲军加入了复兴社。1935年，蔡劲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此时，戴笠的特务处已经成立，并在上海成立了最大的一个省级单位，即上海区，急需公开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但原来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对戴笠不感冒，戴很头痛。没办法，文鸿恩的资历太老了。
    文鸿恩，1892年生，海南文昌人。
    文鸿恩于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比朱德整整晚十期，与叶剑英则是同期同学。
    文鸿恩也参加了北伐，南昌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来的，并因此晋升少将军衔。1932年，文鸿恩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上海市公安局长。
    1934年10月，文鸿恩病逝，由蔡劲军接任。
    蔡与戴的渊源，自又不同，在蔡的同意下，戴笠将上海区督查陈质平派入上海市公安局，当训导主任，这是戴笠的特务处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
    1936年10月，蔡劲军与宣铁吾等一道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个少将，整整比戴笠早了十年。
    由于上海市公安局长这个职位的特殊性，蔡劲军与诸多社会贤达都打过交道。
    1935年，杜重远主编的上海《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人认为其中有些言辞涉及对天皇的“侮辱”，因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这就是“《新生》事件”。
    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无奈将杜重远判刑，因蔡劲军与杜私交很好，因此杜在狱中享有特殊待遇，可以随时接受来访，杜重远与张学良的会见，就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
    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逮捕，邹在他的《经历》一书中曾记载：“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按：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七君子”入狱之后，杜重远还曾找过杜月笙，请他说项，让蔡劲军为释放“七君子”发挥积极作用。就在“七君子”出狱后不久，1937年 8月10日，杜重远得知日军有可能从浏河登陆进攻上海，即告蔡劲军，让他告知上峰，增强浏河一带的防范。
    淞沪抗战之前，蔡劲军还见到了梁漱溟。其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已经成立，梁漱溟是参议员，到南京开会，途径上海，顺访蒋百里。梁在《忆往谈旧录》中谈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十一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淞沪开战以后，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和吉章简的上海保安总团，都被编入战斗序列，参与作战。
    吉章简，1900年生，海南崖县人，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
    吉章简与蔡劲军同岁，亦是同乡、还是同期同学，连专业都一样，都是学工兵的嘛。因此，二人的经历也差不多，都是“东征北伐”出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吉进入宪兵系统，任宪兵四团团长，与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起驻北平。后来，在《何梅协定》中，日方处心积虑要赶出北平的，就包括他们。
    陈恭澍曾回忆说：“张案（按：指刺杀张敬尧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
    其时，与蔡劲军、吉章简并肩作战的，还有同为海南人的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吴乃宪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他们三人的手下，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其时，“三杰”当中，吴乃宪早就加入了特务处，而蔡、吉二人，尽管都是复兴社成员，却与特务处没有半点关系。
    不过，蔡劲军、吉章简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他们终归成了戴笠这个小师弟的手下。
        在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驻守南市，他们和陶一珊的“别动队”第五支队成为最后撤离的部队。
    11月 9日，国军逐次向青浦、白鹤一线“转进”，后继续“转进”吴福线、澄锡线，向浙皖边境退却，留下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第55师李崧山部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撤退。
    当晚，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进入南市，找到“别动队”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传达戴笠的指示：“令陶一珊以招商局码头为指挥部，率第五支队部及二、三两支队各一部，配合国军协防南市。”
    陶一珊是江苏人，军校六期毕业。据沈醉回忆：“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按：吴淞商船学校，即由西门子总顾问杨志雄当校长的那个学校。

    淞沪抗战爆发时，陶一珊任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后即由公民训练联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在整个别动队里，这个支队的素质也是比较高的，仅次于全军战死的第四支队。
    南市紧邻法租界，周伟龙告诉陶一珊，法租界当局已经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门，一律于当晚十二时关闭，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后孤军奋斗的准备，死守南市。周还说：戴先生已准备好两万个面包，两百面国旗，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这两百面国旗插遍南市各角落。
    陶一珊部的战斗极为艰苦。万墨林后来回忆说：“十一月九日正午，国军大队业已全部后撤，第五十五师只留下一个张旅。守南市的部队，除了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学范仓促成军的两个支队。他们抱必死的决心，利用熟习的地形，和如潮涌来的日军逐屋作战。这一些清洪帮弟兄和劳工们组成的义勇军（陶一珊的第五支队都是爱国青年不是清洪帮），居然阻遏了日军猛攻，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真是抗战史上一项奇迹。在连续三日鏖战之中，敌机和重炮从早到晚，连番猛轰，整日硝烟弹雨，烈焰腾空，将人口稠密，市尘繁盛的南市，所有的房屋几乎夷为一片平地。”
    此时，最着急的是杜月笙。万墨林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楼眺望，见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杜月笙先生一向视他的学生子弟们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里面他焦灼彷徨，目不交睫，红丝布满两眼。他不断的眺望南市浦东，不断的派人前去打听滑息。当他听说敌军攻势越来越凌厉，南市守军情势危急，他便愁眉苦脸的在客厅里往返踱躞，急如热锅蚂蚁。”
    万墨林回忆说，当时，在“在一厅肃然中，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转过头来，交代万说：“我要跟戴先生通电话，你去联络一下。”
    万说：“在电话里，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议，南市一战，任务全部达成，再打下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唯有全部牺牲。为了保全实力，继续从事游击，戴先生决定撤退南市守军，化整为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设法，进入租界；一部份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
    陶等遵令坚守到11月13日早晨，接55师电话通知，“掩护主力作战任务业已达成，奉命向吴福线转进。”此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总队也已经奉命撤退，陶一珊部遂成为最后的孤军。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日军占领高昌庙、徐家汇以西地区，南市已经遭受敌军炮火袭击。傍晚，上海市政府一个耿姓秘书送来命令：
    “（一）决定放弃南市。（二）已恰妥法租界当局，自晚十一时开始，开放南阳桥铁栅门，全体官兵按次序鱼贯向法租界撤退。（三）南阳桥铁栅门内，由法国陆军维持秩序。我撤退官兵应与之合作。（四）全体官兵应一律将武器装备器材交由法国陆军接收。（五）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如有争执，法租界当局不负责任。”
    对此，陶一珊表示：“没有戴先生的命令，不能遵办。请设法请戴先生来一道书面命令。”
    耿秘书说：“这项决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国政府的请求，并且是俞市长和戴先生电话洽商很久才决定的。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过电话，主张撤退，现在无法再和戴先生通电话。”
    俞鸿钧也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陶心想：“俞鸿钧既和戴先生电话商妥，则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于是决定遵令撤离。
    当夜12点，陶一珊部开始按次序通过铁门进入租界，等全体进入租界之后，陶一珊发一声喊，全体人员立时丢下武器，撒腿就跑。
    陶一珊长了个心眼，吸取八百壮士的教训——根据耿秘书传达的命令：“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那么，陶一珊的部队，一旦进入租界，等待他们的，岂不就是与八百孤军相同的下场么？
    因此，早在撤离之前，陶就叮嘱手下，一旦进入租界，大家听口令行事。绝不要那么老实，听从法国人的摆布。
    与八百孤军不同，陶的手下，都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地形道路。陶呼哨一声，大家四散而逃，见弯就转，顷刻之间跑得一个不剩。
    法国人没有想到陶一珊会“不守信用”，弄这么一手，猝不及防，眼看着大家消失在黑暗之中，亦无可奈何。
    11月17日，陶一珊来到陶尔裴斯路十五号去见戴笠。
    见到陶一珊，戴笠立时想起了全军覆没的第四支队，多少有些伤感。他说：“我判断中日战争，是长期战争，也许要打十年八年。这次别动队作战部署，是我核定的。搅乱苏州河北岸敌军，掩护十万国军安全撤退到苏州河以南，从容进入新防御阵地，避免敌军跟踪追击，减低损伤到最低限度。虽我第四支队全军殉国，令人伤心，然对淞沪战争第二阶段，能防守这样长久，对以后整个抗日战争的民心士气，影响很大。且对我特种工作同志，配合国军作战，打开一条灿烂的前途，四支队同志牺牲是值得的。”
    戴笠接着说：“五支队固守南市，掩护国军转进，虽受外交牵制，只能守五日。然全体队员大半为大专学生及工厂商店之小东主，又属富家子弟，能守五日，使南市居民安全转入租界，同时财产转移至租界者甚伙。对以后各地作战，发动民众协助。有模范作用，差堪告慰。这班人可到历口去报到。”
    说完，戴笠交给陶一珊三千港币，让他到汉口待命，戴笠特别叮嘱说：“你到汉口，当然要先到香港，再乘火车北上。在港不可暴露身份，也不可久留。”
        早在1937年 9月 3日，戴笠经呈报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办“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因戴笠一直忙于上海战事，同时因战时招生困难，延至1938年 1月开班，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简称为“临训班”，以陶一珊为学生总队总队长。
    另据朱学范回忆，别动队唯一没有参与作战的，就是他的第三支队。他后来回忆说：
    “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到十一月中旬，第三支队一直待命，没有上过前线。国民党军西撤前三天，刘志陆命令第三支队将全部步枪交给浦东第二支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当晚我宿在第三支队队部，翌晨天刚亮，哨岗报告，警察已撤走，两卡车日军正向枫林桥开来。当时我对部队和警察都撤走，而没有预先通知我，好生奇怪，使我毫无准备。由于我们手中只有手枪，无力抵抗，就从后门撤走，但法租界的铁门已关闭，我们就跨过肇家浜进入法租界。”
    次日，朱学范去找杜月笙，准备要些遣散费，以便将第三支队解散。“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拨给几千元，每个军官发六元，每个士兵发三元。我将手枪交还了杜月笙，留下了二十五支，藏在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家中( 我担任过民立中学秘书长，故与吴叔和相识 )。后来铲除汉奸陆连奎( 原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 )和陆伯鸿( 伪维持会会长 )，使用了这批手枪。”
    坚持到最后的，还有王兆槐，他的办公室在白云观，一直支持到敌人抵达石灰桥，距离白云观只有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了，才遵命放弃。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谢谢处长再生之恩! ”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
    王兆槐找戴笠报到，戴给了他五千块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整个特务处，文强几乎是最早到上海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称得上善始善终。
    淞沪抗战期间，除戴笠交办的事宜外，文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运用程克祥和“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报工作。
    文强举了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通过两位女记者的引诱，在租界上将同文书院的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间谍教授绑架过来。这个以教授作掩护的日谍上尉，被绑架通过法租界时，指导这一行动的余乐醒本是老手，这次要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王业鸿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醉剂里在打湿的毛巾里，一堵住那个伪教授的口鼻，他便大声呼救起来，王业鸿慌了手脚。但两位女记者从容和镇定地对前来的安南巡捕说，家兄有神经病，做姐妹的要护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检查病状，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收禁起来。”
    文强还说：“文友社的汽车司机是程克祥引来的，颇为狡猾，很难对付，王力多次向我汇报，要换掉他。我商之于两位女记者，安占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说只能以毒攻毒。由她们在日本谍报人员中点火，说司机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说他是日本浪人，要对付他。日谍做贼心虚，便力促他以自动解雇为名调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计，反而大喊无司机怎么办？我乘机又以招考为词，暗中商请朱学范先生介绍了一位司机。朱先生介绍来的这位爱国司机陈阿毛与王力配合，称得上得心应手。”
    另外，在文强晚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中，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段“智斗郎本实仁”的故事。

    按：郎本实仁，通称为楠本实隆，日文写作“楠本実隆”。

    楠本实隆，1890年生，191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1937年 9月，楠本实隆任上海派遣军司特务部总务班长，大佐军衔。
    看文强早年的回忆录，头脑极其清晰，思路十分严谨，记性也不是一般的好（凡干特务干出名堂来的，没有糊涂车子），解放以后，文强与沈醉、董益三等人曾经负责对“文史资料”中有关军统部分的所有回忆录进行审核，并指出其中错讹之处。
    但是，文强口述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高龄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出点错误很正常。问题在于，像智斗日本间谍这样光彩的往事，当年在战犯管理所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文强为何只字不提，毫无道理嘛！
    另外，从《文强口述自传》的叙事风格来看，明显是一位老爷爷给后辈讲故事的架势，说句对老年人不敬的话，多少给人以“满嘴里跑火车”的感觉。偏巧，听故事的后辈，对当年的事情又不甚明了，那就只能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你说什么，我整理什么。大概齐一看还行，不能深究。

    按：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何故，总听成“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还挺不可理解，心想妈妈要讲故事去哪儿不行，干嘛非跑谷堆上头去啊，挺危险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怀疑文强“口述”的真实性，但由于其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这段精彩故事不再引述、也不再做无意义的考证了。
    11月底，戴笠离开早已沦陷的上海，行前，留下两道命令：
    一、令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率行动队队长赵理君等人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
    二、撤销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令文强改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集中到安徽祁门县历口镇进行整训。
    行前，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在扬子饭店为文强饯行。文强回忆说：“他俩带着可爱的女儿与我谈了不少珍重惜别的话，还特别提到他们原来担心程、彭不义，在我们的帮助鼓励下，使他们的学生终于一边倒，他俩也就放心了。
    对此，文强也十分感慨，他说：“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不到两个月，但程、彭两人在复杂的斗争中由脚踏两只船，渐渐感觉到爱国主义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既是对付日谍，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的一种难以告人的苦斗。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边倒，章乃器、胡子婴这两位爱国人士是出了大力的。”
    至于程克祥，文强说：“程克祥表忠诚后，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并得到日本给他的新任务。我将他带到南京，交给南京区长钱新民，运用他与日谍作斗争。”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文离开上海之前，并没有将程克祥就地交给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联络，而是将他交给了南京站站长钱新民“运用”。
    文强说：“他（按：指程克祥）一到南京，便住进德国饭店，这时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开始形成。”
    文强此举，实属“歪打正着”，此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文说：“后来程克祥隐藏在伪周佛海的庇护伞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与彭寿等成为八面玲珑的新贵。”
    文强这话，让人觉得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戴笠，都没有想到，日后，程克祥——这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戴副眼镜的年轻人，居然会立下策反周佛海的不世奇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放眼整个军统，京沪两地，不下两、三千名特工，抗战八年，能够坚持到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戴笠的，不过程克祥一人而已！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8

05、收容残部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两千余人。文强说：
    “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此时，原“别动队”余下的成员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
    其一在安徽，这一部分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其中又分为两块。
    一是文强收容的那两千多“别动队”残部，文奉戴笠之命，将他们集中到了安徽祁门历口镇，进行整训；
    二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剩余人员，这部分人是由童襄带出来的。
    童襄，1905年生，浙江黄岩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
    早在1935年初，童襄就开始协助戴笠的“团体”工作。当时童正新婚不久，住在杭州，也没有工作。其时，童在军校的同期同学胡国振，正担任浙江省会警察局总督察，于是就介绍他认识了戴笠，戴要求他到广州去，协助楼兆蠡工作，对此童“欣然答允”。

    按：楼兆蠡是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杭州法政学校。1924年，楼兆蠡曾将《杭州晚报》改组为《浙江日报》，自任为负责人，后楼曾在上海协助邹鲁搞过一段时间的党务。加入特务处后，戴笠派楼潜伏在广东工作。
    楼兆蠡的弟弟即楼兆元，杭训班第一期毕业，与毛森、张毓中等同期，亦是特务处重要干部。

    1936年夏，楼兆蠡获得一份重要情报，即陈济棠已经准备起兵反蒋，楼还策反了陈的高参李宗盛，并准备让李到南京当面向戴笠汇报有关情况。

    按：李宗盛是安徽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1934年 8月，即红军准备从瑞金突围之前，曾与陈济棠联系，打算从广东“借路”而行，当时陈济棠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他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
    戴笠当即令童襄“陪同”李宗盛赴南京，为掩人耳目，一到南京，戴笠就把李宗盛“逮捕”入狱，顺便把童襄也抓了起来。
    此时，童襄还不是特务处成员，对戴笠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后来，童的浙江老乡郭履洲对他解释说：“诸如此类事，对做特工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

    按：郭履洲，1904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其时，郭履周在特务处本部任华北股代股长。

    1936年秋，童襄正式加入特务处，当时的人事室副主任胡子萍带他履行了“宣誓”仪式，派到华东股做情报分析，其股长即前面说过的李叶，办公地点在南京鼓楼四条巷。
    戴笠非常重视培训工作，因此，除了最早的“十人团”以外，后加入特务处的，基本上都是各类“特训班”出来的，包括黄埔的毕业生，到了特务处，也得“回炉”。童襄与戴笠非亲非故，又未经任何特工训练即直接进入特务处，并被作为基本干部使用，这种情况不多。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一期“学长”史铭、马志超，还有沈醉。
    但史铭与马志超又不一样。史铭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杭训班当学生队长，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耳濡目染，相当于自己也在接受训练；而马志超一直在特务处本部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机关干部”，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一下子就外放出去，当方面责任，不出问题才怪！
    相反，像沈醉，连军校都没上过，初中毕业就进入特务处，当时才十几岁。先是跟着姐夫余乐醒当交通员，然后学着搞情报，接着又去干公开单位，一身的本事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而且沈醉的家风也好，母亲管教严格，尽管上学不多，却有旧学功底，又会武术，可说文武双全。因此，自己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沈醉，却在军统的许多特训班中当过教官。
    加入“团体”不久，童即被外派到南京邮件检查所任副所长。
    南京邮件检查所隶属于特检处。
    前面说过，1935年，为了减少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与特务处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辖三个处，第一处是党政处，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二处是军警处，即特务处；第三处就是特检处，处长先是丁默邨，后是金斌。
    由于丁默邨就是“CC系”的，所以在特检系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处处压着特务处一头。据中统特务刘恭回忆：
    “1938年分成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关之前，它们被称为‘一处’和‘二处’的那一段，两个部分早已发生过摩擦，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组织自并存以来就是不和，没有一天停止过冲突，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的。抗日战争前，‘一处’比‘二处’的地位较高，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给‘一处’占面子在先，因为那时‘二处’的人力和规模都不及抗战以后特别是抗战末期那样大。例如专搞反间工作之一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个单位：邮检所中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童襄( 后罗杏芳湖南酃县人 )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所长也是一样，是‘一处’的叶定。凡是有所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的承办人又是‘一处’的应泽，没有送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因为检查所里的头子是‘一处’的，下面的喽啰也以‘一处’的居多，重要站口，‘二处’的副所长这种头目，还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偶尔向‘二处’汇报些许材料，完全不是堂堂皇皇的制度规定；所以‘二处’的人非常气忿，早有报复之心。已被镇压的军统特务罗杏芳当了重庆邮检所长以后，他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 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 湖南土话称尿为CC )。”
    八一三淞沪战起，童襄被戴笠调到“青训班”当政治教官，同时也讲“游击战术”。
    11月 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松训班”被打得稀里哗啦，余下的人由大队附葛谷光率领逃到“青训班”会合。国军“转进”之后，童襄率“青训班”、“松训班”全部人员撤离上海，经无锡、溧阳、溧水、芜湖，到达九江。此时得知特务处本部已经迁移到湖南长沙，戴笠令童襄将全部人员带到历口镇待命。
    上面说的是“别动队”在安徽的一块。另外在浙江还有一块，这边稍微复杂一点，由三部分零星武装组成：
    一是原驻上海浦东的“别动队”第一支队王春晖部，由何天风率领，已经奉化撤至浙江遂安。
    二是浙江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早在抗战开始后不久，戴笠就在自己的家乡江山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此后，以这个训练班为主干，组建了“别动队”浙东支队，驻浙江东阳巍山，以徐君若为大队长，应渭水为大队附，政治指导员即楼兆蠡。
    三是戴笠的江山“子弟兵”。领头的就是刚被戴笠从福建召回来的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生，浙江省江山县人。
    毛鸿猷毕业于家乡的嵩高小学，1925年，毛鸿猷借江山县礼贤乡华祖头村毛善森的文凭，考入省立浙江衢州第八师范，从此改名毛善森。1930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县立中山小学当教师。
        l932年，毛善森考人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毕业后被戴笠选入杭训班，受训期间加入特务处，从此略去名字中的“善”字，改名毛森。
    从特训班出来以后，毛森被戴笠派到福建工作，后任闽北通讯组组长，驻南平。1936年春，毛森被调到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任少校科员。毛森回忆说：
    “因接手新业务及布置寓所，又适长子诞生，忙了半个月，始由一位股长卓飞，带我去见陈仪。他问了几句例行的话，嘱我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去见他。经过几次接触，他即发现我的能力，赋予工作大权。不久，我被调充省会公安局特务组主任。”

    按：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

    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五期步科，1911年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26年投入北伐军。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
    “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和“福建省会公安局特务组”，都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机关，其时，卓飞以特务处闽北站站长的身份统管这三个单位。
    卓飞，1904年生，福建闽侯人，军校四期步科毕业。
    在军校入伍生队时，卓飞分在步科第一团第二连，他这个连里有个后来的著名人物，那就是白鑫。
    卓飞一身而兼任三职，又加年轻，骄狂无比，没过多久，在当地搞得民怨沸腾，戴笠遂将其一撸到底，调回南京给老蒋当侍卫去了。另以毛森接替特务组主任，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则交给了张超。
    戴笠没有想到，这个任命，最终使自己的爱将张超送掉了一条命。
    毛森后来回忆说：“我的人生历程非常奇妙：我是被戴先生所赏识而参加其工作，他对我虽甚重视，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我不知是否主管经理者对我特别苛刻？或是大家都是这样穷的？常常微不足道的活动费报销，都被剔除；每月的薄薪，差不多都贴光，连请人喝杯茶的钱都没有。且因工作上关系，常将衣服行李丢光，从未得到分文补助。所以我在军统局工作，可说尝尽心酸，受尽委屈；幸而工作干得轰轰烈烈，精神上尚觉兴奋。”
    相反，在陈仪手下工作，毛森的感觉完全不同。他说：“我在陈部生活，为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这并非他给我很多钱，而因当时物价低廉，我又素无嗜好，自奉极俭，每月的薪水，用不了一半；而工作上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尤为骇人听闻。”
    毛森说：“陈仪所用官员，多系各方推荐，良莠不齐。正直廉能者有之，贪污舞弊者有之，腐化恶劣者，甚至忠实有问题者亦有之。他为整肃官箴，命我暗访明查，对作奸犯科者，检举严办；行为腐劣者申诫纠正。不论多大的官，多大的势力，我们都能检举他。同时整饬军风纪，制止军警扰民。各厅处疑难不决之事，他也向我询问，或交我代为调查。甚至烟、赌、盗贼、地痞、流氓，也令我们把他肃清。变成三十六行的总管。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死活，不畏艰险，不管什么事，只要交办，总是横冲直撞，拼命干去。”
    对毛森的工作，陈仪感到十分满意，因此，虽然他们的身份、年纪都相差甚远，彼此却走得越来越近。在回忆中，毛森谈了许多陈仪的趣事。
    1936年底，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召集“局务会议”，会上通知大家，1937年元旦，陈仪要在警察局搞“阅兵典礼”。要求警察局内外勤各单位均须参加。毛森听了，当时就表示异议：“我们警局内勤人员，很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有的且已年老，形形色色，集合检阅，实不象样子；且警察业务，多系文件、统计、图表、仪器，没有什么好检阅；不如请主席莅局视察。”
    李进德说：“陈主席最喜欢这一套，爱看表面文章。现驻福州的国军，不会请他检阅的。保安团队，则分散各地，无法调来福州集中；我们警察局不管像不象样，必须筹备元旦阅兵，聊以点缀场面，让他高兴高兴。”
    毛森回忆说：“元旦那天，我们警局内外勤人员，集合大操场，陈仪穿起陆军上将军服，莅临检阅，男男女女，三轮车、脚踏车、救火车……，场面倒很热闹。陈似乎也检阅得还过瘾，曾上司令台，训话一番。”

    按：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
    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曾任四期教官。
    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 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安局长，后又改称福建省会警察局，李仍为局长。
    关于李进德，毛森说：“闻在南京时与陈仪发生关系；颇受其赏识，故偕来福建，委任省会公安局长。据李旧属谈称：李系保定军校出身，与陈诚同学，曾为陈诚之参谋长。因健康不良，离开军界。李不懂法律，也无警察学识，只知一些警察业务；但人极聪明干练，颇能体承陈仪心意，交办之事，多能圆满完成，故陈对其甚为倚重。”
    毛森说：“中央平定闽变，委派闽浙监察使陈肇英，省府主席陈仪，保安处长赵南，省会公安局长（后改为警察局）李进德，都是浙江人，较小单位，也很多浙江人。这些一向‘闽人治闽’惯了的封建者，自然极表不满，认为变成浙江殖民地了。对陈仪的新政，多取攻击、破坏态度，甚有想把国府主席林森抬出来，夺回省府主席。”
    为了敷衍这些人，陈仪不得不用一些当地人，毛森曾听陈仪对李进德说：“你局里科长，外面分局长，必须用几个福建人，以息物议。”
    李听了抗议说：“我所用的分局长，多是鼎鼎有名浙江警官学校出身的。福建警察人才，我一个也不认得。请主席派下好了。”
    毛森说：“陈仍坚持要李用几个福建人，嘱其圆滑应付。足见陈仪也是个善于应付的官僚高手。”

    1936年适逢蒋介石的五十大寿，陈仪准备了一份寿礼，是他亲手写的八幅寿屏。毛森说：“他亲自度量、打格，书写二寸见方的正楷颂词。写得不称心的，重新写过，写了好几天还没有写好。陈仪的字普普通通，并不算好。”
    毛森看了，觉得他费力不讨好，于是说：“主席写得这样辛苦，不请别人代写？”意思是请个有名的书法家代笔，“较为美观，以登大雅之堂”。陈仪听了说：“送呈蒋委员长的寿屏，不能请人代书，必须自己亲笔，才能表示尊敬。”
    毛森评论说：“他形式上对领袖表示十分忠诚。”
    此后不久，因听说蒋介石要来福州视察，陈仪即布置李进德，要他“整理市容”。
    毛森回忆说：“李即召集各界开会商讨，分组整容。有道路组、墙壁组、国旗组……不知其数的组，我也分到一份很重的差事。只要想得到的事，都要全力去做。不惜人力、财力，好像省库的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裕。那时我把它估计一下：所用的财物人工，可以建造好几幢三层楼的大洋房或好几里长的新型马路。即以国旗一项而言，必须幅度一样大小，旗杆一样长，插旗的铁环距地一样高，角度一样大，家家户户都是如此，齐则齐矣，其实很呆板，毫无美观可言。”
    于是，毛森对李进德说：“福州乃一鸡皮鹤发的老太婆，要把它打扮成花容摩登的姑娘，除非把它脱胎换骨，否则掩不住其老丑。蒋委员长如果走进小巷僻区看看，立刻看出我们虚伪欺骗，专做表面功夫，粉饰太平。花这样的人力、财力，不如做点永久性的建设。”
    李进德也很无奈，说：“这是陈主席的指示，只要把全市整理得焕然一新，不惜多大工本。”
    毛又说：“这样整容，只是一时表面好看，这些粉刷、纸糊、板钉、木架，过几天都变成垃圾，徒然糟蹋大批材料，牌楼搭搭拆拆，完全浪费。蒋委员长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不如全市大扫除一次，有碍观瞻的地方予以整理。”
    李说：“陈主席要这样做，所有沿街民房、店铺，凡不雅观者，应拆则拆，应修建则修建，要使福州全市一眼看去，乃一现代化的新都市，使委员长留下良好的印象。”
    李进德还对大家说：“这是当务之急，各组所需财物，尽管报来，各单位必须总动员，无分昼夜的赶办，限期完成。原有工作，可暂搁置。”
    毛森回忆说：“我们忙了大半个月，用了很大的财物、人力，总算把福州的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
    后来，李进德私下对毛说：“福州破破烂烂的情形，蒋委员长是知道的。我们要把它完全改观，变成现代化的都市，使他知道陈主席治闽政绩，表现建设的飞跃进步。”
        对此，毛森颇不以为然，他后来说：“我的个性，素不赞同铺张浪费，认为整理市容，乃经常的工作，地方政府应与市民合作，随时保持整齐清洁。与其这样浪费，不如将此人力财力，做永久性的建设，如修筑马路、桥梁、疏浚河道、建筑体育场或公共会所。”
    福建紧邻台湾，而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因此，福建的日本人特别多，而这些人当中，除了特务，就是地痞，总之没有什么正经人，久而久之，成了福建的一大社会问题。原特务处成员刘震南回忆说：
    “还在北洋军阀统治福建时期，福州就有一批日、台浪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原作者注：日本浪人是日本国民，台湾浪人是日本籍民，两者有区别，但在法律上都受日本驻外使节保护 )。到了1934年，福州的日、台浪人越聚越多，作恶也极恣肆，他们挂花会，放洋债，开私典，设赌场、‘台基’( 即台湾浪人设立的妓馆 )、土行 ( 鸦片馆 )，据当时统计，这一类藏垢纳污，伤风败俗的场所约有 500余家，遍布福州的各个角落，造成社会道德堕落，不少人因而倾家荡产，群众怨声载道。”
    当时的特务组主任还是卓飞，鉴于日本人的猖獗，而诉诸法律又力有不逮，因此，他与李进德及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等商量出一个“以暴制暴”的邪招儿。刘震南回忆说：
    “由卓飞组织一批打手，不给任何名义，只发给印有梅花的白布条为记，并通知各警察分局暗中掩护。这批便衣打手共10人，分为城内、南台两组，每人发左轮手枪一支，巡逻街上，遇见日、台浪人作恶即行痛打。这批打手曾打过两次，第一次在城内妙巷口打了几个日台浪人；第二次在南台中平路与目、台浪人互相枪击，虽无死伤，但社会秩序大乱。日本领事立即向陈仪提出抗议，陈仪就严令李进德停止行动，所以这第一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多月。”
    一计不成，卓飞又生一计：“由宪兵第四团派出便衣宪兵混入各赌场、烟馆，侦察赌徒烟鬼，然后，在门口守捕( 福州人称这种做法为‘钓蟛蜞’ )，但捕的人都是当地人，对日台浪人不敢动手。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仍使赌场、烟馆营业下降，对方不甘营业受到损害，也纠集打手应付，因此有些抓到的人又被抢了回去。这办法不久亦被陈仪制止。”
    到了毛森接任特务组，日本人的猖獗更甚，与福建的海盗搞到了一起，更难对付。毛森说：
    “福建海盗，一向横行霸道，杀人越货，劫掠沿海居民及来往船商。又有私枭毒贩，猖獗异常。这些海盗、私枭、毒贩，多与日人勾结；其中尚有日本浪人及其属地之败类，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当地官民畏之如虎，不敢撄其锋；只有我们这班不知虎威的黄犊，不管任何盗犯，一律缉捕。但因这些日人、准日人，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我国法律约束；非特办不了他们，政府反常需向日方道歉。只严惩本国莠民，不能一网打尽，祸根自然无法清除。”
    同时，日本特务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刘震南回忆说：“1936年上半年，日本陆军部一个名叫山本( 当是化名 )的参谋，奉派来福建进行特务活动。山本由日本驻闽领事馆雇用的通译员刘三妹( 福州人，住仓前山程埔头
)带路，以游历之名，行侦察地形之实。他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右岸向古田、建瓯一路徒步行走，沿途侦察险要地形及桥梁、关隘并拍成照片，夜宿旅店单人房间，闭门书写至深夜，如是一连十余天。刘三妹虽亲眼见到山本所为，但因不知山本身份，以为真是游历，不疑有他。山本回国后从东京寄给刘三妹一信( 由日领事转交 )，附有戎装相片一张，并向刘致谢带路之情。刘三妹始知山本是日本军官，以游客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有鉴于此，毛森下了很大的功夫搞日本人的情报，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特务组的魏勋。
    魏勋原本是福建黑帮“梅山派”的成员，毛森回忆说：“福州有梅山、寿昌两派，互成水火。我至福州之前，梅山、寿昌两位首领，早已火并俱亡，只有两派徒众，在社会上仍占很大力量。”
    当时魏勋只有二十出头，已经俨然成为“梅山派”的领袖人物，后来为卓飞收服，进入特务组，成为卓的心腹。刘震南回忆说：
    “保安处科员、复兴社支社助理卓高煊素与卓飞意见不合，密报卓飞贪污渎职。事为卓飞知悉，怀恨报复，指使特务组组员魏勋带流氓数人伏在锦巷附近截打卓高煊，以泄私愤。宪兵第四团团长吉章简( 复兴社福建分社检察会检察 )查知是卓飞所为，遂将魏勋、杨奕金逮捕，在宪兵团部进行刑讯，要魏招出指使之人。魏、杨两人熬刑不招，只认自己与卓高煊夙有私怨，因而打他。卓飞见魏被捕，恐内情暴露，甚感不安，后来见魏等没有招出，便电戴笠求援，结果魏、杨送往禁闭一年多释放。”
    卓飞这番折腾的结果，是被戴笠撤职，魏勋则继续得到毛森的重用。毛说：“魏勋乃一热血青年，机警勇敢，负责任，有魄力，也很虚心听命，无论大小工作，交其办理，多能胜任完成。我们工作之所以能够惊天动地的表现，大半得魏之力。梅山派的人，都能听其支配，所以需用人手时，能得无尽之义务工作员。”
    毛森的对日情报工作，就得益于魏勋举荐的王世基。毛森说：“王与日人关系极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有海军武官府、陆军武官府之设，其特务人员，遍布全闽；王与他们交往甚密。为日谍冲洗秘密照片的游元贞，即王之心腹；常能乘日人不备，多洗一张照片，偷交王世基转交与我。福建绥靖公署作战参谋沈谦，出卖秘密文件的大间谍案，即由游元贞取得日谍的照片，而被我破获。并介绍为日人工役、传达、送递文件等人，与我发生关系，常将书信、文件交我拍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世基是“寿昌派”的，正是魏勋的对头。毛森说：“王世基乃寿昌派大将，由魏勋介绍，为我义务工作员。由此足见魏之眼光胸襟，较上一代为远阔，能为公而废私争，秉公举荐敌派之人才。”
    刘震南也说：“（魏勋）逐步提升为股长、处长、参议。在非经特务训练出身的特务中受此殊遇的，魏勋可算是最突出的一个。”
    对于海盗和日本浪人，毛森也没有放松，他说：“这些莠民及准日本人，常至福州、厦门，花天酒地，尽情挥霍享乐；我们亦不断追捕，有时穷追海涯地角，不使其漏网。”
    到1937年夏天，毛森抓了一批“元恶大憝”，即报告陈仪，陈指示说：“暂时不必呈报公事，也不移交军法处，对外严守秘密；由你秘密囚押，立即追询余党，并尽速逮，最好一网打尽。日方如向我交涉，我准备推诿尚未接获报告；将来虽被引渡，但党羽已被翦除，他们自不能再兴风作浪。”
    对此，毛森以为“确属善策”，于是即在福州泥鳅巷租下一幢“二楼大屋”，囚禁这批要犯，令特务组干部郑沅当看守长。
    郑沅是福建蒲田人，接受过特工训练，是特务处的“在编人员”，毛森评价他为，“外貌忠厚而带幽默，工于心计，而且手段狠辣，任何盗匪、汉奸、毒贩、私枭遇上了他，总被斩尽杀绝。亦能刻苦冒险，他为探询海盗余党，自愿钉上重镣，与盗首同囚于狱。其干劲可见一斑。”
        这次，郑沅的“干劲”大得过了头，给毛森捅了个大“娄子”。
    将“元恶大憝”交给郑沅之后，毛森就“日夜忙于追审及缉捕余党”。
    这天，毛森正在家里吃午饭，郑沅来了个电话，称：“有一犯人突犯时疫症死亡。”
    未经司法审判的嫌疑人死在看守所，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何况毛森抓来的这些人，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从法理上讲，属于“非法拘禁”，一旦日本人知道了，要引起大纠纷。如今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那还得了？毛森听了大惊，“立刻放下饭碗赶往”。
    到了泥鳅巷，毛森查看死者情形，“见死者指甲、口唇都发黑，口、鼻皆出血”。毛森是警校毕业生，学过法医，一看便知系中毒死亡。同时，毛又听到“楼上楼下呻吟声音”，不一会儿，看守报告，又有一人死亡。
    毛森说：“我三步并两步，跑到楼上，见与第一死者症状相同。不久，楼下看守员又叫起来；另有一人死去。没有多少时间，先后相继死亡三人。”
    毛森“环视各看守员”，都惊慌失措；只有郑沅，“阴阳怪气，面有得色”。
    郑沅有个毛病，喜欢用“私刑”——凡是他认为罪大恶极，同时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碍，有可能逃脱惩罚的，他“多就地秘密处决”。毛森早就知道他这特殊爱好，曾“再三对其警诫”。
    这时，毛森断定“郑下毒手”，即对他大骂：“郑沅！你捣什么鬼？这样做如何得了？”
    郑沅“很悠闲”地说：“他们传染时疫病而死的嘛！关我什么事？”
    毛森听了，“大骂叱责”说：“这样厉害的时疫病，你还敢在这里吗？你不要骗我，我是学警察的！我懂得法医，这明明是中毒现象！你赶快说，怎么把他们弄死的？”
    这时，郑沅“慢吞吞”地说：“这班家伙，都是侵华的先锋！好不容易被我们捉到，将来被引渡回去，还不是干得更凶一点？尚留他们作什么？”
    毛森“顿足叫苦”地骂道：“你为什么这样狂妄胡为？日本人正到处惹是生非，找寻借口；这事被他们知道，日军立即登陆福州。我陪你送了这条命事小，贻误国家事大！现在怎么办？”
    接着，毛森令郑沅讲出“毒死犯人经过”，郑沅“拿出一碗用牛奶冲的草，有筷子粗细，切成寸寸，并说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
    毛森说：“我被气得半死。乃将郑沅关在房里”。同时，毛向特务处和陈仪都做了汇报，但没敢讲实话，只说“据看守员报称，系染时疫死亡”。
    毛森回忆说，陈仪听了，神色“颇不安”，他说：“日本总领事曾向我查询过两次，问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饬属调查。”
    接着，陈仪指示说：“速买大量冰块，将各尸体冻住，将来势必请中立国医生解剖检验。”
    因当时正值盛夏，毛森“只好专派几人不断的买冰”。
    接着，特务处回电：认为“可能是看守员被日人收买，暗中下毒，制造侵华借口，犹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军法官专机来闽，办理此案。”
    不久，特务处的军法官赶到福州，毛森只好实话实说，经向郑沅了解情况，双方商量对策，“认为对外绝对不能稍漏风声，亦不能请中立国验尸”。
    接着，毛森又找陈仪，“向陈仪报告实情，请其对日方暂仍否认拘捕这些人。”
    毛森说，那些天中，“大家彷徨无策，只好等待事态发展。”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彼此已成敌国，无须再有任何顾忌。毛森说：“这时，我们重负顿释，把这批尸体，草草埋了；对郑沅也不再追究。”
    这一番突然的变故，使郑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据毛森回忆，郑出狱后，曾“得意洋洋”地说：“我把这批侵华的先锋干掉，所以福州、厦门，很迟才沦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汉奸，没有人帮助日本鬼子组织维持会。”
    毛森说：“郑沅心狠手辣，始终不改，我离闽之后，他又闯了一次大祸。”但因此事与毛无关，他在回忆录中没写。
    1937年冬，戴笠从上海退至老家江山，给毛森发来一通电报，并附了一封亲笔信，令毛“星夜回浙，号召热血青年，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与日寇拚斗，牵制其深入”。毛森回忆说：
    “戴公素有文才，每次用我冒险犯难时，总把我夸赞得是天下无双的青年。这个电报，他身历目击战祸之惨象，写得格外动人肺腑。描述我军数十万精锐，伤亡大半，国门洞开，敌寇纵横；南京惨遭屠城，东南精华尽毁于炮火。昔日繁华富庶，一旦变为哀鸿遍野。又引用‘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良’、‘闻鼙鼓而思良将，希临危而受重命’等激动语，要我辞去一切职务，星夜去江山面商，号召江南豪杰，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缠住敌脚，俾我最高统帅，有喘息机会重整旗鼓。简直要把已倾的东南半壁，要我去撑持。”
    毛森读函、电之后，“热血奔腾，热泪夺眶，正可偿我杀敌报国宿愿。”遂立即向陈仪辞行。
    陈仪听了毛森的话，十分不解，说：“雨农何以有这样大的魔力？给你一个电报，你立刻要走。这里要你做的事还很多呢！迟早日必窥闽，将来杀敌的机会多着哩！何必急急去浙？”
    毛森即出示戴笠给他的电报，毛说，这封电报“把我鼓捧成智勇兼备的血性男儿，好似岳飞、韩世忠，横戈跃马，力能挽狂澜于既倒”。
    毛森说，陈看了以后，“知已无法强留，即送我汽车两辆，枪枝、弹药、被服、食米及军用物品一批。”
    “依依惜别”之际，陈仪要毛森推荐继任人选，毛即推荐王调勋为特警组主任。
    毛森在回忆录中说：“王调勋：热忱而聪明，有胆识，有毅力，对事务观察、分析，有独到之处，活动能力亦强。曾参加共产党，对福建共党情形，了如指掌。后又策动共干魏耿来归；魏耿在共党里的地位，比七○年代福建共党头子叶飞还重要。而且能言能行。”
    毛森说得不错，王调勋、魏耿，都曾与叶飞并肩作战。
    王调勋是福建仓山人，原中共党员。1932年 6月，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主持下，连江县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支队长就是王调勋。当年10月，王调勋叛变，旋即进入特务组。
    魏耿是福建福州人，其革命资历更老，很早就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之后，中共福建省委与十九路军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达成协议，魏耿等“政治犯”被释放。
    查《叶飞回忆录》，1932年，受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派遣，叶飞到闽东巡视工作，他回忆说：“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五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 福安 )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 宁德 )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 福安 )支队长任铁锋 ( 后脱离 )；第七支队( 寿宁 )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 连江 )支队长魏耿( 后叛变 )，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1934年 1月，以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为主体，连江县成立了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团长即魏耿，当年 6月，魏耿任中共连江县委书记，后又连( 江 )罗( 源 )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 7月，福建省政府曾悬赏2000元“通缉”叶飞、魏耿等人。
    1932年 2月，陈仪调动宪兵、保安团等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其时，魏耿革命意志衰退，被撤掉了军事指挥员的职位，令他看守俘虏。
    当年 4月，在王调勋的劝说下，魏耿叛变，并进入特务组。
    毛森离闽后，王调勋接任特务组主任。次年，王调勋调上海沦陷区工作，又由魏耿继任。
    叶飞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王调勋，那是抗战开始以后，福建省政府提出与中共游击队进行谈判，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王调勋。叶飞说：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
    至于毛森，从此一别，再回到福建，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解放前夕，他说：“我离开陈仪，未再与其联系。其后陈仪在闽的施政及胜利后接收台湾各情，我均毫无所知。”
        其时，毛森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要由他亲手拘捕陈仪。
    反对毛森离开福建的，除了陈仪，还有他的太太郑彩耀。
    1933年11月，由父母做主，毛森与江山县茅坂乡英岸村郑彩耀结婚。1934年夏，郑彩耀到福建与毛森团聚。1936年 3月，毛的长子毛建光出生，此后又生了一儿一女。
    毛森奉戴笠之命回浙江工作，回到家乡，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何故，郑彩耀坚决反对。毛森一怒之下决定离婚，并委托同事徐松坚代办离婚手续。

    按：毛森的离婚手续，最终没有办成，但夫妻感情就此破裂。1943年 1月13日，郑彩耀自杀身亡。

    郑彩耀不肯走，毛森的好友故旧倒是争着要跟他去：“一班朋友，闻我上前线，纷愿同行参战。嵩高同学周廷洛，厦门大学毕业后，即在福建师范任教，这是福建培植师资最重要的学府，周资深学优，为最重要之教师，也愿投笔相随，并邀同汪寿、毛松钦、徐松坚、胡思梅（浙江八师校长胡之德之子）等，同来参军。我即请周担任政训室主任，其余屈就政治指导员。邀请宪兵四团政训员，我浙江警校二期同学陈崇威，为我的副大队长。我的部属愿组敢死队与我同行，我乃挑选魏勋等数十人，誓同生死，北上抗日。”
    毛森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赶回浙江江山，却没有见到戴笠，戴已先去了武汉，“留信指示组织别动队事宜，写得满纸血泪。”
    毛又率领众人赶赴江山城里，去见张发奎。
    毛森离开家乡已经四年了，因此，进城的路上特地登上仙霞关，“纵目远眺”。毛森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想起祖逖渡江北伐，至中流击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之故事，于是，亦面对仙霞关发誓说：“如不杀尽倭寇，光复河山，不再过此关！”
    毛还在石壁上写了一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这时，他的堂叔、福马公路局汽车管理处主任毛泓说：“朔风砭骨，赶快走吧！不要再吟诗弄墨了。”
    毛森说：“我不会吟诗填词，只是掠前人之美，把石达开的名言，写此石上，以志决心耳！”
    见到张发奎，说明来意，张表示无能为力：“我刚由上海撤下，在此稍驻；雨农我看是看到的，他没有对我讲起什么。”
    至此，毛森只能靠自己了，他说：“我即在峡口设立大队部，邀请同学祝树柏，为第一中队长，祝亦八师毕业，后入黄埔军校六期。八一三战役，担任连长，负伤尚未痊愈。江山县警察局督察长戚森，为第二中队长。刚离国军军官周邦超，为第三中队长。魏勋为直属区队长。好友汪春瑞辞去医院院长，屈就医务所主任。趁着腊尽岁暮，立刻开始招募中学青年，加紧训练。”
    很快，毛森就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招收了六、七百名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拉到峡口进行整训。毛森说：“但我身无分文，上级经费一时未能接续，我又无法四出借贷，贻人笑柄，影响军心。确使我陷入绝境。幸仗峡口同顺布庄富商毛汉章之助，渡过难关。所幸组训干部六、七百人，初仅支付伙食、军服、毛毯、办公用品及军官、职员薪饷等，所费尚属有限。他帮我张罗挪借，应付急用，同时将陈仪送我的一批物资，调度运用，勉力解决困境。”
    毛森手下的这批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这边的第三部分。
    1938年 1月，经军委会批准，戴笠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下辖两个团：
    原在安徽历口的“别动队”残部为教导一团，并以“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为基层干部戴笠自任团长，以俞作柏为副团长，负实际的责任，驻浙江遂安。
    原在浙江的部分则为教导二团，团长也是戴笠，副团长何天风。
    毛森后来回忆说：“上级派陶一珊、李式曾来检阅，见我操练纯熟，纪律严明，军容壮盛，甚为满意。不久奉令开拔遂安。我领队到了遂安十里铺，与东阳巍山开来的第一大队应渭水部及浦东撤出的直属中队王春晖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很奇怪的是，从未做过政治工作的毛森，被不伦不类地安排为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
    原来，教导二团成立以后，毛森所部被改编为教导二团第二大队，因其各级骨干都是浙江江山人，故又被称为“江山大队”。毛森说：“教二团第一大队，皆系宁、绍一带游勇组成，很多是山泽好汉；我第二大队，则纯粹由学生组成；混为一团，格格不入。”
    同样，何行健和戴笠派来“接收”教二团的李式曾等人，对于毛森也极为忌惮，正好以毛没有军校的学历为借口，将其排挤出指挥系统，不让他参与作战。
    至于“江山大队”，也跟着倒了霉，毛森从福建带出来的各级干部，全部被编为普通士兵使用。毛森说：“我队干部及基本队员，与我关系极深，所招学员，也多系直接间接亲友子弟。或系乡亲，或慕名而来，全部子弟兵。我被调离，大家气愤不平。周廷洛及所有政训员等都辞职，并要我同进退。”
    对此，毛森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这种处置，虽系何、李、陶之主意，但必经戴先生之核准；我是军人，且是戴先生的学生，必须服从命令，我不能离开。”
    大家则说：“我们心中只有你，不认得戴某！你既不走，我们只好自由活动了。”
    最终的结果，毛森说：“与我几年共生死的袍泽及学生，大都挥泪离去，只有少数人跟在我的身边。这事我固深受打击，对于戴先生的事业，损失更难估量。”
    这件事使毛森深受刺激，他说：“这一打击，对我信誉、事业，损伤极大；对戴形象，亦颇有影响；大家骂他出尔反尔，虎头蛇尾，没有担当气魄，不成大器人物。”
    许多年之后，提起当年排挤他的何天风和李式曾，毛森依然耿耿于怀：“何、李固系拆戴台的奸诈小人，不久即投敌做汉奸，为爱国志士所杀。”
    同时，毛森对戴笠也颇有微词，他说：“那时我即有预感，戴先生处事有始无终，出尔反尔，他的才华功业，亦只能昙花一现耳！
    毛森还深入分析了戴笠当时的心态：“戴的平日论调，素重人才，不重出身履历，常扬言诸葛亮并非陆军大学毕业，历代名将，都非军校出身。淞沪崩溃时，他一时心血来潮，惶急应变，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号召爱国健儿，组织别动队。我被看中，给我有血有泪的函电，促即星夜来浙组军，京、沪、杭沦陷后，日方顿兵蓄锐，图用和谈，逼迫我方屈服。戴退武汉之后，坐下商讨整军计划，其左右力主：干部都用军校出身者；原则甚善，戴亦接受此方案。但因其一时冲动，我被牺牲了。”
    毛森回忆此事的时候，正是他被小蒋挤得在台湾无处容身之际，所以他充满感慨地说：“现在想起，一人出身，影响一生事业至大。”
    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在这段时光里，毛森也不是全无所获，在任期间，毛看上了一个特训班的女学员。他后来回忆说：“女学员胡德珍，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日后，胡德珍成为毛森的得力助手。
    1938年 3月13日，戴笠奉军委会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温、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这项任务，戴笠交给了三个人：阮清源、鲍步超和管容德。
    阮清源，又名袁亚承，1899年生，江苏江阴人。
    在军统内部，阮清源有“游击能手”之称。
    阮清源的经历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却又不是黄埔系出身。阮从十几岁就投入孙传芳部下，当了一个二等兵，后被选入孙办的金陵军官学校学习，曾参加过龙潭战役。二次北伐之后，阮改换门庭，投入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后退役，考入“浙警”速成科。毕业之后，阮清源被戴笠看中，选入杭训班学习，并加入特务处。
    从阮的经历看，他既上过战场，又学过警察，也接受过特工训练，可谓多面手。另外，阮虽然没有受过太系统的教育，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乔家才评价他说：“因为聪明，记忆力强，用功自习，可以背诵半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他能背诵一百首以上的长诗。又熟读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据说阮还颇有艺术细胞，“可以用一块石头和几株各种不同小树苗，制造成一盆雅致的盆景；叉可以把一块石头琢磨成美丽的图画，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又像奔马，神乎其技。”
    从特训班出来以后，阮清源被派到上海区当情报组长，后曾任浙江省吴兴县公安局局长。此后，受戴笠委派，阮清源参加了康泽的“别动队”，派在第二大队，在甘肃陇南、陕西关中一带活动，参与了与红军的作战。乔家才说：“他在别动队三年，悉心研究，从实战中了解了游击战的奥妙。”
    1936年冬天，奉戴笠之命，阮清源辞去别动队的职务，到西安工作，正好在12月11日到达西安，而且就住在西京招待所。
    当夜，阮听到枪声，知道不妙，于是从后门溜出，躲到青年庄路、陕西省政府审计处他一个朋友处。这里紧邻西京招待所，因此阮清源目睹了宋文梅羁押“中央大员”的整个过程，并亲眼看到邵元冲在窗口被打死后摔落窗下。
    乔家才说：“他在路边拾获一个徽章，便挂在身上，遇有盘问，便用手一指，自称是记者，居然被他蒙骗过去。真是险象横生，以一个外乡人，居然能够安全度过两个星期，全凭机智、镇静、应付得宜。”
    淞沪战起，阮清源亦被调到上海，国军撤退以后，阮奉命潜伏下来。
    其时，日寇已经开始酝酿在江南的沦陷区成立另一个伪政权，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正在物色人选，其中，伪江苏省的“省长”，日本人看中了陈则民。
    陈则民，1880生，江苏苏州人。
    陈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后回到上海当律师。淞沪战起，陈回到老家苏州“蛰居”。
    11月19日，苏州沦陷。陈与日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曾经是同学，因此陈感到机会来了。12月 3日，伪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 即“维持会” )成立，陈则民任“会长”，就此落水当了汉奸。
    1937年底，陈则民来到上海，与日寇接洽出任“江苏省省长”事宜。
    陈心中有鬼，明明在上海有家，却不敢回去，于是在沧州饭店开了一个房间。
    国土刚刚沦陷，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当汉奸，阮清源极为愤怒，决定刺杀陈则民。于是，阮化名“方新”，住进了沧州饭店 219房间，紧邻着陈的 217房间，以便观察陈的生活起居规律，伺机动手。
    由于事机不密，1938年 1月21日，阮清源被公共租界当局房逮捕，罪名是三项：“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和“公共危险”。
    阮清源被捕，最紧张的是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因阮一旦开口，整个上海区都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这天，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探长悄悄对阮清源说，自己是杜先生（月笙）的人，问阮认不认识王兆槐，同时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阮清源要来纸笔，写下“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几个字，托来人带出去，交给上海区助理书记刘方雄。
    阮清源是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被逮捕的地工人员，国府非常重视，令司法部门饬江苏高等法院转令上海特区法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为阮清源开托。
    其时，上海特区法院设在租界里，尚处于中国的司法管辖之下。
    从轻处理阮清源的案子，有几个有利之处。
    其一，阮清源的化名“方新”，本系子虚乌有，根本查不出这是何许人也，也就更不可能怀疑他与什么组织有联系、或受谁的指使。
    其二，既然不知道“方新”是何等样人，阮清源大可“装傻”，一推六二五。
    阮是警校出来的，又当过公安局长，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他知道，三项罪名中，“私藏军械”辩无可辩，“公共危险”则量刑较轻，关键是“杀人未遂”一项，必须洗脱。
    于是他说：犯罪总要有犯罪的动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陈则民，为什么要杀他？你们让他来跟我对质。
    陈则民当然不敢来，他是律师，自己作为一个汉奸，跑到中国管辖的法院来“对质”会是个什么结果，他非常清楚，没准话还没说完，先挨一枪。
    既然没有“苦主”，那就好办了。阮清源自己给自己当律师：“犯罪要研究犯罪的动机，杀人越货和为父报仇，同样是杀人，犯罪意念绝不相同。”
    最终法庭判决，“杀人未遂”一项不成立，以“私藏军械”和“公共危险”两项罪名，判处阮清源两个月徒刑，这是最轻的刑事判决了。
    阮清源在看守所里，已经蹲了两个多月，与刑期两相折抵，当庭释放。
    出狱以后，戴笠即令阮清源与鲍步超、管容德一起到江浙一带收编当地的各种武装。
    管容德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省委一级的干部。
    管容德，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
    管容德是学美术的，1926年，曾翻译了一本叫做《艺术鉴赏的心理》的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在这个时期，管容德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管容德回到家乡温岭开展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他的母校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1928年 1月，管容德恢复了被破坏的中共温岭县委，并任县委书记。
    1928年 1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改组了省委：李硕勋任组织部长、管容德为军委书记。3 月，管容德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会议，还以“全国政治形势”为题做了报告。
    会后，管容德即回到宁海，策划武装起义，当时，当地的基层党组织认为时机不成熟，表示反对，结果被管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当时与会的任少野回忆：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省委管容德自杭返区，传达上级政策，批评亭旁革命群众受少数资产阶级化同志之影响，未能及时发动大规模之战争，而堕入机会主义之状态。予叶信庄、包照华二同志以留党察看之处分。吾人既已献身革命，对党之纪律及上级指导自然绝对服从，然本身武力甚单，在无可如何之情况下，乃收留祝光早、王显时等‘股匪’为臂助，决定发动大规模之暴动，乃于古历四月初二夜攻入任家村，烧去地主任友端之住屋。”
    这就是“亭旁起义”，因终于条件不成熟很快失败。
    1928年 9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管容德当选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
    1929年，管容德被捕，后加入特务处。派在杭训班当教官，教速记。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21:38

**

    待续！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1-5-6 13:28

本帖最后由 邱晓云 于 2011-5-6 13:30 编辑
04、郑侠飞说：“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团 800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那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都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西藏路，属于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即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成为孤岛，与未被日军占领的华界完全隔绝。他们进驻以后，忙在库内建筑工事，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工事比较坚固。仓库的东南角有一家小烟纸店的楼房，他们在仓库里挖了一个洞，与小烟纸店相通，并在店面的板门内外堆满沙包，只在楼上留一窗口没有堵塞。这个窗口对面就是西藏路桥北堍的碉堡，彼此可以通话，这是当时四行仓库对外联络的唯一出口。”

ys1937 发表于 2011-5-5 21:37
仓库当然不是用来堆沙子的，麻袋里主要是粮食，一二三楼的麻袋里是小麦杂粮，四楼五楼的麻袋里是牛皮丝茧，建筑工事就是将麻袋全部靠墙，南面----------朝苏州河方向从地到顶堆五米厚，向北堆十米厚。据称里面总共几千万包粮食，四行为抗战也是不惜牺牲啊。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1-5-6 13:33

上文数字见1937年10月28日上海《国闻周报》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6 19:46

上文数字见1937年10月28日上海《国闻周报》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5-6 13:33
万千人 [2011-05-06 04:39:43 PM] 这资料很好，感谢原资料提供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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