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愚蠢的一代》序言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年轻人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科学文化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显著提高。为什么？







毕业十年后，作家[url=]亚力珊卓[/url][url=]?[/url]罗宾斯回到自己高中的母校、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惠特曼高中时，她发现了一个糟透了的趋势。孩子们可怜极了。
她记得她的高中生活有学习的痛苦，有家庭作业的压力，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丰富多彩的闲暇时光。但2005年前后惠特曼的高中生日子就不一样了。罗宾斯的《高成就者》（Overachiever）中记录了她和一些青少年一起度过的一年，书中的青少年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成功，他们心里也只有一件事——焦虑。这些年轻人被“过于追求的文化”的疯狂文化所禁锢，他们彼此间疯狂竞争，门门课都要拿A，SAT要考750分以上，上钢琴课，取得高中先修课程（AP courses）的学分，保持体形，取悦父母，参加社会活动，最重要的是，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离毕业越近，他们的简历也就越长越闪耀，但他们的精神却越来越萎靡不振。惠特曼的一个高中生被罗宾斯称为“隐形的高成就者”，他在PSAT考试中得了2380分（满分2400）。这已经是个很好的成绩了，但他没有因此欢喜雀跃。相反，他担心是出题的机构“为了学生觉得培训班有用评分更松了。”
“完美主义者”奥黛丽奋战了几个星期完成了牙签桥，她和她的父母都期望这个牙签桥能够为她们在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赢得一席之地。奥黛丽还是青年民主党成员，也在餐厅打工。她的动机很明确，她认为每个同学都是竞争对手，因此每次考试卷或者作业发下来后，“她都会把卷子翻过面收起来，下定决心不回家就不看分数。”
“AP弗兰克”已经成了惠特曼的神话。这个高中生学了“七门高中先修课程，因此，他每天下午都在学习，上课的时候睡觉，没时间吃午餐。SAT考了1570分后，他专横的母亲沮丧地惊声尖叫，只有下次考满分1600才能平复这个打击。
罗宾斯痛心的说，这些孩子陷入了“竞争狂热症”。高中本应该启发思维发展人格，现在却成了折磨，成了“克里斯托弗悲剧的温床”。学生们为了更高的分数讨价还价、埋头苦干、忍气吞声；为了把成绩提高几分花了大笔钱请家教，希望他们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能帮点忙。家长们围着孩子转，他们为孩子们设计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分数的通货膨胀只能让情况更糟糕，平均分是A-现在不是成就而是耻辱。学生们无法放松不能休息。把这些敏感而聪慧的孩子置于内疚和无助的病态中是谋杀。很久以前这样激烈的竞争还只是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爬着商业云梯，如今它已经扩散到大学之前，罗宾斯饱受折磨的研究对象们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后果。
对成就的追逐取代了其他有关生活的疑问，孩子们似乎无法从中逃离。2001年大卫[url=]?[/url]布鲁克斯参观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与一些学生进行了交谈，从这些学生口中他只听到了了无生趣日日夜夜，没报纸，没有政治，也没有约会，只是“一个接一个提高技能的活动”。布鲁克斯把那些“得在时间表上给聊天腾出时间”的学生称作“组织儿童”（从五十多岁“组织人”这个概念改编而成）。他们为成功而活，从幼儿园到大学人生的每个阶段中，标准化的考试、堆积如山的作业、励志的信息、课外活动，种种严峻考验都会给他们带来惩罚或奖励。教育问题作家[url=]艾尔菲·科恩[/url]这样总结他们的符合逻辑的适应方式：

想想一个不断强调表现、结果、成就、成功的重要性的学校吧！被这些信息包围的学生会发现通过创作一首诗或者制作一架望远镜很难把这些信息一扫而光。他也许会太关注结果以至于完全不参与那些会带来另外的结果的活动。

只是为了拿到好成绩，他们告诉自己考试要拿第一，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业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习作，和洗碗别无二致，而不是可供余生使用的知识。内在生活逐渐消失，只有外部的学分算数。放学后时光以前意味着运动、漫画书、四处闲逛，现在只用来写作业。正如美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协会主席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所说：“如今孩子们在学校时风险太高了，他们有那么多作业要做，很难有时间看书休闲。”作业本身变成了一场瘟疫，正如最近关于这个主题的众多标题所言：
    《家庭作业的终结》、《家庭作业是如何让家庭破裂、令孩子压力过重、限制学习的》（埃塔[url=]?[/url]科娃洛维克和约翰?比尔合著）、《家庭作业的迷思：为何我们的孩子学了那么多不好的东西》（艾尔菲?科恩）、《反对家庭作业：作业害人，我们应该怎么做》（萨拉?伯内特和南希?卡利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