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 |
| ● 雷颐 （进入专栏） |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甚至一度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党报党刊的作用至为重要。有时，一篇社论、一篇评论或一篇报道，就预示着一场影响全国人民命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到来、发展、转变或结束。在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报刊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直到现在，报刊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晴雨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报刊，但在某些“非常时期”，某些“地方党报”起的作用却超过了“中央党报”。众所周知，“文革”时期，上海地方党报作用非常特殊，“文革”的发动文章硬是绕过中央在上海悄悄准备并绕过中央党报而从上海的《文汇报》发表出来。 从1942年起在新四军中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马达，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报人”。“文革”发动时他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的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冒极大风险发表了《伤痕》、《于无声处》等轰动一时的作品。他是这一段充满惊涛骇浪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他的“亲历记”无疑珍贵异常。 马达出生于1925年，在上海读初中时思想左倾，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地下党批准16岁的他离开上海，越过数道日军封锁线来到新四军苏中根据地。由于工作出色，当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苏中根据地创办油印的《滨海报》，马达被调到报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新闻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总工会所属《劳动报》总编辑、社长。1956年，首都各大报酝酿改革版面和内容，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等除革新内容外，都把“机关报”的字样拿了下来。马达认为《劳动报》也应把工会“机关报”的牌牌拿掉，并且在内容上更贴近工人、更多反映工人疾苦，不要把工会工作报道变成机关化内容等。经报告请示市总工会党组，并向一位总工会副主席当面请示，均获同意。但反右运动一来，这却成为他“把一张工人阶级报纸复辟为资产阶级报纸”的罪状。马达要求核实自己报告、请示获准的有关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回事”。他回忆说：“听到这种情况，我伤心极了。运动没来时，大家相敬如宾，能够坦诚相见；运动一来，就惟恐火烧到自己身上，能推则推，能赖则赖，好像变了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被破坏的。好在最后“定案”时，上级领导考虑到他“从小参加部队，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未划为“右派”，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的处分。直到1980年代，他的这个处分才完全平反。对此，他反思道：“为什么党内就没有自我申诉的制度？为什么共产党员无权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被免去《劳动报》社长兼总编之职后，他被调去筹办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评论员。 从1963年到1965年，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与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办公室相连，经常在一起写文件，侃大山，有时是无话不谈。一天中午，他到张的办公室，看他正在埋头修改文件，随口问张修改什么文件，张神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马达从未听说过这个“白头情况”，甚感奇怪。因为他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最高领导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而且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经过一番询问，才有人告诉他：“《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并且让他看了刚从印厂保密车间送来的最新一期“白头情况”。这期“白头情况”是主要对姚文元文章的反应。 原来，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后，各界并无更多反应，二十几天内只有三篇来稿反驳这篇文章。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控制下，《文汇报》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张几乎每天与他们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精神，搜集“下面”反应，布置采访对象、采访要求，然后将这些情况整理出来上报。张春桥还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说只是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这些善良的人们根本想不到当时的政治卑鄙、肮脏到这种程度，翦伯赞、李平心、周予同等许多人都对记者坦言自己的观点，对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表同意，但却被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他们的言论被作为“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代表，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残酷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马达刚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上海市长曹荻秋要他到家中谈话。他清楚地记得：“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叠清样稿是姚文元写的第二篇文章《评“三家村”》，文章的矛头更加明确地指向了北京市委。(《马达自述》，第32、33页) 1966年6月1日的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更加疯狂，上海市委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上海文革小组，已从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任正式书记的张春桥任文革小组组长，组员七人，马达为其中之一。在市委召开全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干部动员大会前，市委提示《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配合大会。写社论的重任自然由市“文革”小组成员、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承担。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起草文件和社论，对党内斗争深有所知、此时身居要职的马达知道社论的分量，也明白一句不慎的后果，几经考虑，终于写好社论。社论写好后，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保险合适的标题，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一个四平八稳的题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市委开书记处会议，一是讨论曹荻秋代表市委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稿，二是讨论这篇社论。讨论社论时，张春桥表示不满，提出要加点分量、加点政治分量、应公开点名。后来他亲自加了三大自然段。从马达所细引这三大段全文，可以看到张春桥的“文风”，也是“文革”文风。张一口气点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上海电影局领导著名电影人瞿白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著名学者王西彦、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八人的名字。这八人，都是《文汇白头情况》重点搜集的对象，由于社论公开点名批判，他们都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对社论的标题，张春桥认为太长，改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同上，第37页)。 “文革”狂潮很快使马达受到冲击。一些红卫兵来到 《解放日报》造反，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其罪状是有一张报纸第一版印有 “毛主席”字样的标题，但第二版同样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样的标题，他们质问马达：你们把“帝国主义”字样印在“毛主席”的背上，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还有的学生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报纸花边，硬说花边上有希特勒的“卐 ”标记，还有的从花边中发现了“反标”，还有一条罪状是他们发现某天《解放日报》版面上“毛主席”三个字的标题比《人民日报》小。这些，都使马达挨了红卫兵的许多皮鞭。为“纠正错误”，报社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深夜和《人民日报》核对重要新闻的标题，以免两报不一样惹来麻烦。二是夜班编辑增加一道工序，看大样时要在灯光下把一版和二版、三版和四版大样的标题叠在一起对一下，以免发生“政治错误”。他感叹道：“办报人这种做法，实在是无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定会认为是双料的滑稽。”(第45页) 从1966年11月起，他就被打倒了，先被关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他记得，在这几个月中他被挂黑牌在全市游斗5次，被大小批斗会600多次。“坐喷气式”批斗是家常便饭，有时被打得衬衣和血粘在一起难以脱下。 在“牛棚”中，被关押的都是“牛鬼蛇神”，但仍然有人揭发、汇报别人。马达总改不掉当总编辑喜发议论的习惯，因此总被告发，经常挨训。有一天，广播里广播“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晚上写思想汇报时，他随口说了句“为啥八亿人民要斗，斗谁呀”，立即被汇报上去，被严厉训话。“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时候告密之风仍然盛行，俨然成为一种文革文化(第55页)。 1977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已经一年，各项政策陆续落实，国家正在走上正轨。但是，毕竟“两个凡是”还未批判，在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理论来批判“文革”和“四人帮”，诸如“资产阶级代言人”、“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等。 9月19日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批判文章，却引起一场风波。如果其他报纸发表这篇文章恐无人注意，但由于《文汇报》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现和地位，人们对此非常敏感，有读者写信反映这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中央领导，有严重政治问题。情况很快反映到最高层，叶剑英副主席批示上海市委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正是此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马达再获重用，出任《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上任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清查”此事。马达顶着来自上面下面、报社内外的压力，认真调查，客观分析，最后得出作者和编者并无恶意，写作与编发的动机都是良好的。他如实向上汇报情况，避免了另一桩“冤案”的产生。实事求是向上汇报，本应是官员寻常行为，但是正如《文汇报》资深记者郑重先生所说：“中国官员有不少是开顺风船的角色。在官场上，常常是上面一吹风，下面就落雨，而且是层层加码。本来是芝麻小事，可是经他们一办，却办成了大西瓜。”他称赞马达此事“做得很漂亮”（郑重：《马达印象》，《马达自述》，第333页）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开始“拨乱反正”，但毕竟没有否定“文革”，而且，最高层对国家发展的新方针、新政策的认识显然还没有统一。略有“政治经验”的官员，面对此种局面，大都会谨言慎行、密切观察，等待“局势明朗”再作决定。在这政治气候变幻莫测的时候，马达却冒着极大风险，于1978年8月，在《文汇报》刊发了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轩然大波，轰动全国。最终，一个时期的文学，以“伤痕文学”命名。两个月后，从10月28日起，《文汇报》又连续三天用三个版刊载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再次轰动全国。剧本反映、歌颂了1976年群众公开反对“文革”的“四·五”运动。剧本刊出之时中央并未为“四·五”运动平反，刊登有关消息、刊发剧本要冒更加巨大风险。为此，《文汇报》专门召开了党委碰头会，在会上马达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如果对上级不合实际的决定唯唯诺诺，不敢坚持原则，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时候躲躲闪闪，不敢宣传真理，那还算是党培养的和人民需要的办报人吗？”他的观点得到党委其他人的认可，一致决定全文刊发剧本。（《马达自述》，第69－76页） 《伤痕》与《于无声处》的发表可谓“得风气之先”，使《文汇报》一扫“文革”中的耻辱，迅速成为一张得到全国读者热爱的报纸。事后来看，可说是马达“押对了宝”，符合了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但他本人当时却决无“押宝”的想法，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原则。因此，稍后他才能顶住巨大压力拒绝转载“上面”要求全国大报都转载的《解放军报》批判“苦恋”的大批判文章。 1981年4月20日一早，马达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一位主管宣传、报纸的市委书记对他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不久，一位他相识的《解放军报》副总编也来电话，对他说，今天新华社要播发他们批判《苦恋》的文章，《文汇报》在全国影响大，希望一南一北，同时见报。中午时分，新华社电讯稿传到，并且为此特发一“公鉴”，大意是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于显著位置，转载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但马达却不无纳闷：“上级领导”是谁，指示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他不认识白桦，但却看过根据小说《苦恋》改成的电影《太阳与人》，那是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那次会议最后放了电影《太阳与人》，而当时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看的。对这部电影、小说《苦恋》，马达都认为确有些“问题”，但对现在这种“大批判运动”式的做法，对《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革大批判式的粗暴语言和文风，他更加不满，于是召开报社党委成员开会，讨论此事。就在大家讨论时，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第二次打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马达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不能转载此文。傍晚时，这位领导第三次来电话要求转载，马达在电话中把不拟转载及其理由向领导汇报，但这位领导说：“你们对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批？应该转载嘛。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认真考虑。”说完就挂断电话。 第二天，《解放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独独备受瞩目的《文汇报》未刊此文，一时议论纷纷。为慎重起见，马达一到报社就约评论部、文艺部负责人讨论研究，最后仍决定不转此文，但报社自己写一篇不扣大帽子、不打棍子、实事求是的说理文章，分析批评《苦恋》。这时，那位领导又第四次打来电话，严厉责问为什么不转载军报的评论文章，马达又把昨天说的意见向他扼要汇报，对方未听完就把电话挂了。这时马达也火了，请报社的副书记坐等电话，如领导再来电话就记录一下。果然，几分钟后，这位领导的第五个电话打来，记录上这样写道：“你告诉老马，不转载是不对的，看风是要倒霉的，危险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经过市委的。你们是党领导的报纸，不能自行其是……你们办事不漂亮。” 面对主管领导如此激烈的指责，马达不能不再三考虑，但想来想去，思考的结果是：“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顾我几十年的办报生涯，的确是个多次得到表扬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顶一万句’，很少考虑‘为什么’，有时我也办过一些错事、蠢事。” 但经过文革，“我开始对问题的考虑比较周到些，头脑也更清醒些。如果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想不会发生转载和不转载的事，我也可能还在湖里湖涂地‘照办’。”他确信自己没错，想得到更高领导的支持，何况主管书记也说了是“经过市委”的。市委如何讨论？如何决定？马达认为这不是小事，是重要的组织原则问题，于是来到市委主要领导家中，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和报社领导的讨论意见。他询问市委的讨论意见，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讨论；他提出，希望请他向主管报纸书记做工作，帮助沟通，主要领导则一口回绝，要他们自己彼此当面谈谈。无奈之中，他只得跨进那位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家中，想当面汇报、沟通，但这位书记始终未说出不转此文究竟错在何处。到两位领导家中登门拜访而无结果，马达怏怏地回到报社，电话铃再次响起，记录下了主管书记的第六次来电：“你告诉他，不要转弯抹角，找某某（指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样要把关系搞坏的，是理屈吗？……”晚上，他正在审阅新闻稿件时，电话铃又响起，原来是那位书记的第七次电话：“是老马吗？这种事（还是转载军报评论文章的事），你们做得不漂亮。我们俩关系蛮好嘛，你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怎么做朋友呀……”马达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内心不禁感叹：“两天里七次电话，要把电话内容一一解读一下，可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办报人，为了坚持一点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他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要他列席下午的市委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批《苦恋》的问题。他很高兴终有一个正式场合讨论问题，可以把是非说清楚。会议开始，那位主管报纸的市委书记先发言，严斥马达：“马达，要知道，文汇报是党领导的报纸，是市委的报纸，你眼里还有市委吗？”马达回答说：“对于中央、市委的决定、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领导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听了照办……”对方立即训道：“你是老党员，老报人，你不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 马达辩解说：“我不是新党员，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难道只有领导说了算，下级不能提出意见吗？”那位主管书记火气更大了：“现在社会上就有错误思潮，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马达表示对错误思潮是要批评，但是要实事求是地批，用正确的方法批，《文汇报》已另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今晚就送他与市委审查。但对方仍大声嚷嚷：“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听中央的、市委的……”说着说着站起来拍着桌子喊道：“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这时马达也火了，也站起来大声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上级说了，下级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我错了，市委撤我的职好了。”这时，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见双方火药味越来越浓，只好对他说：“老马，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总要讲纪律，讲民主集中制嘛。”他翻来覆去就是讲这两句话，就是不说谁对谁错。 几天后，市委几位领导向正在杭州的胡耀邦汇报工作，那位主管报纸的书记向胡耀邦说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胡认真听完了汇报，沉思了一会儿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此事终划上句号。 马达承认：“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60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马达自述》，第77－87页）一位市委党报的总编辑可以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一再拒绝发表主管领导坚持要发的文章，正是在于他对理想和原则的坚守。 马达的经历自然“阅人无数”，与一些“大人物”也颇有交往，但却少有专门忆述，对熟人张春桥、姚文元，着墨也不算多。当然，对他们在“非常时期”种种表现的回忆叙述，确是点睛之笔。但是，他却专门回忆了与柯庆施、胡乔木的交往。他对这两位“大人物”的回忆，更显示了政治、人性的复杂。 从1958年到1965年这七八年间，马达除每半个月为《解放》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外，大部分时间是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人起草讲话、工作报告和理论文章，多次随他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基层调研；1963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后，与他们的具体工作接触更多。 柯庆施在中共党内地位颇有些特殊，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才五十几岁党内就尊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也称他为“柯老”。马达认为，柯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喜欢读报看书，很少应酬和外出游玩，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一起打“捉猪”、“捉羊”的扑克。由于住得近，晚上散步时常叫秘书把马达找去，陪他一同散步，问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为领导起草文件、给中央的报告、对下级的讲话，主要是这些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但不少领导往往自己并无思想和主见，总是左改右改，起草者便无所适从。而柯庆施却是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意图和大体思路，从修改到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柯的生活比较简朴，除烟不离手外并无更多嗜好，除按规定享用高干的“特供”外，非常廉洁。对干部要求很严，从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因此到他家串门的人很少。 柯庆施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在反右派运动中，“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马达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对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有一次《文汇报》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民主人士沈志远一篇谈实行按劳分配的文章，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柯却十分恼火，要马达把《文汇报》总编辑叫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支持各地兴办“小高炉”。上海本有大中小钢厂不少，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本不需建“小高炉”，但“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也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其实，客观需不需要“小高炉”是个“技术问题”，建不建“小高炉”则是态度问题、政治问题。柯很可能就是从“态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此事的。 有一次，马达为柯起草讲话稿，改了多遍，柯表示满意，但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却大光其火，一口气批了20来分钟，马达坐立不安，浑身冒汗。最后才知道，因为多次修改，在讲话稿的开头只写了他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头衔，而未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这时马达“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当时早无营业性舞厅，有些机关每周末组织舞会，后来柯庆施下令停办，并多次在党员干部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干部跳舞，说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虽然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但马达记得，有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总之，柯庆施表现的特点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世纪》2011年第1期） 马达与胡乔木交往不多，但有回胡乔木在两天之内三次找他谈话，却使他印象深刻。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一年前，正是胡乔木提出要马达参加共青团九大的文件修改班子。胡对一些文件修改做出了具体指示使马达印象深刻：对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字斟句酌，极其精细，有学者风度。此刻他要身居上海的马达立即到他家谈谈，定有非常紧要之事，马达立即在第二天乘飞机赶往北京，次日一早就与“北办”一位记者来到胡宅。 他走进胡的会客室，见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已经在座。他刚与胡寒暄，胡乔木就打断了问候，开门见山地问道：“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马达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连忙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胡反驳道：“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马达赶紧解释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这时，胡有些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见胡将问题提到如此程度，马达不再分辩。随后，几乎是胡一个人的独白，他长篇大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从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已是中午时分，马达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见胡点头，马达立即告辞。整个谈话过程，邓力群只是不停抽烟，一言不发。 在回来的路上，马达一直琢磨不透这次谈话究竟是何目的，如果说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指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理论讨论，实际是胡一人宣讲，并无讨论。 回到“北办”后，他就买了第二天下午返沪机票。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他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这次，邓力群仍是已经在座。胡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但停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说前两天他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次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仍是胡一人独讲，邓力群一言不发，但这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胡乔木是一步点明主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踱几个方步，还点了一位名作家的名字批，然后说：“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番话使马达感悟到：“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政治经验丰富、对此又有自己看法的马达一时不知说何为好，恰好胡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马达也就回到北京办事处，准备下午飞回上海。 他刚刚躺下休息，胡乔木的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他下午再去谈话。他只好退掉机票，如约前往。这次胡只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请他转达上海市委，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人的问题要严肃批评、汉语大辞典的编纂、毛选印刷等笔。马达拿出小本一一记下，心想：“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 但使他大为惊讶的是，就在他从北京回沪大约半个月后，《文汇报》文艺部记者给他看了一份复印件，是胡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信：“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写得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 不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在1987年初达到顶点。“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马达自述》，第91－96页） 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 （见《马达自述》第149－241页）。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分上中下，分别刊载于《经济观察报》2011年04月08日、2011年04月18日、2011年05月0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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