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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013-2017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可能下滑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6-2 15:20 标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013-2017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可能下滑

【财新网】（记者吴素萍）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即将由中低收入迈进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这是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广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课题组在刘世锦副主任的带领下，分析了国际上不同类型国家工业化进程，并以之与中国的情形相对比，得到了富有启发的结论。课题组认为，中国落入拉美等一些地区的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翻越“高收入之墙”、跨入高收入门槛时，能否化解前一阶段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风险，并形成创新和服务业驱动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为应对这些挑战，课题组提出了加快“参与促进型改革”的政策建议。该课题的综合报告全文发表在即将出版的《比较》第54辑上，与此同时，刘世锦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对这一综合报告进行深入解读。
　　财新：课题组为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数据，总结了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目前人口超过千万的30多个较大经济体的经验，归纳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那么从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主要发现有哪些呢？
　　刘世锦：课题组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了一些“典型化事实”。
　　课题组首先根据工业化历程的特点，把有关国家归为五类。第一类是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主要特点是，始终处于全球技术前沿，没有多少成熟的技术机会可供选择，需要将大量资本投入到高风险的创新活动中，以此不断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孕育新产业。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技术和商业上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它们的增长速度并不太高。然而，凭借几次大的创新浪潮，它们实现了持续而又相对平稳的增长。虽然受经济周期影响，其增长也有波动，但除大的战争和大萧条期间外，它们并未遭遇长时期停滞或衰退。其GDP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长期持续增长使得这类国家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率先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二类是曾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并创造增长奇迹，但后来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典型特点是，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大多还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高品位矿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这类国家曾经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追赶，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世界广为关注的拉美奇迹。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其人均GDP仅仅达到4000－500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的G-K国际元衡量的，下面都是这个口径）、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第三类是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实现快速增长，一度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主要特点是，凭借后发优势与计划体制的资源动员体系，在工业化早期曾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GDP达到5500－6500国际元时，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严重波动和明显下降；东欧国家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人均GDP达到4300－5800国际元时，陷入经济停滞。目前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并没有对这类国家给予太多关注。
　　第四类是成功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欧洲后发国家。特点是，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也经历过一个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恢复重建期间，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补课”阶段，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挤压式”的快速追赶阶段。在上世纪60年代末人均GDP达到10500国际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接近和达到前沿国家的水平。
　　第五类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挤压式”增长，并在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和韩国，充分发挥低成本模仿的后发优势，经历了30年左右“挤压式”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又经历了一个时期的中速增长，稳定地跻身高收入行列。
　　分类比较揭示了一些有意义的典型化事实。比如，即使是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速也下台阶。而且，在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变化，下台阶之前，工业产出占GDP比重高、投资占总需求比重高、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增速下台阶后，工业产出占GDP比重和投资占总需求降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放缓。又比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工业比重、投资比重等，从未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那样高的峰值。这些发现对于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的讨论，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和政策得当，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通过调整战略和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绩效。
财新：从工业化阶段的角度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新的角度，既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采用什么样的战略和体制有助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
　　刘世锦：的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可能遇到不同类型的“陷阱”。
　　纵观经济史，在人类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前，曾长期受困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十八世纪中期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之成为技术前沿国家，它们率先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持续经济增长的新纪元。
　　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国家在贫困陷阱中不能自拔，不能启动工业化进程。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和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也有许多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实现了经济起飞，甚至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发展绩效出现分化，有些成功追赶发达国家，进入了高收入社会；有些则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如果说贫困陷阱之中的国家在体制和战略原因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区位、自然资源、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的话，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战略或者体制。那些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或者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高度开放的发展战略和精巧的市场化体制。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工业化启动之初，就一定要实行这种高度开放的发展战略和精巧的市场化体制。从一般原理上讲，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关键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大部分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在发展早期实行过一定时期的贸易保护；在早期经济发展时，计划体制组织实施快速经济追赶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诸如进口替代等封闭的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或其他集权式资源配置机制，所能够容纳的经济追赶潜力是有限的。其限度，我们认为，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收入水平，大约在4000-7000国际元。我们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战略和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没有适时转变早期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或计划经济体制。
　　课题组通过比较也得到结论，认为中国落入拉美或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战略和体制有优势。中国在发展阶段远低于这些国家落入陷阱的水平时，就放弃了封闭的发展战略，实施对外开放；启动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
　　财新：报告中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什么原因，旨在说明什么问题？
　　刘世锦：这个概念最初是国际上其他学者提出来的，最初提出时，用以指进入高收入社会所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且认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
　　课题组借用这个“高收入之墙”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对工业化进程分类研究发现的“典型化事实”。前面提到的分类研究发现，即使是欧洲的后发追赶国家，如德国等，以及东亚的后发追赶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在高速挤压式发展之后，也都发生过明显的增速回落。而且，增速回落时大体上处于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课题组还用一些人均实物量指标进行校验对比，也发现在增速回落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实物量指标的水平，相互之间比较接近。因此，经济增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上回落，是课题组发现的一个“典型化事实”。
　　课题组认为，这个典型化事实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之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从而引起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显著回落。
　　不难想象，这种意义上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的增速回落，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第一，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会积累一些矛盾和风险；第二，技术模仿驱动快速增长放缓后，能否培育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接续的增长动力。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可谓知易行难，事实上，就“知”而言也非易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课题组把高速追赶阶段结束后的增速回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比作“高收入之墙”。翻越这样的“高墙”，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否则，将不能排除发展进程的倒退或徘徊状态。这也正是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转变发展方式的含义之所在。
财新：报告还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自然回落的时间进行了估计，虽然此前曾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增长率必定会回落，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正式的文献来估计增长率自然回落的时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估计，增速回落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世锦：如你所说，中国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增长率必定会回落。众所周知，经济学中的预测是很困难的，预测拐点则难上加难。对此，课题组有清醒的认识。
　　课题组预测的主要依据是其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并假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接近。在这样的假定下，得到的预测结果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按照国际经验，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
　　这个预测显然不是“严丝合缝”的预测；而且，这里预测的是潜在增长速度而不是实际增长速度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增速下降的幅度，也取决于实际采取的应对策略。应对得当，有一定降幅，比如30%左右，回落过程较为平缓，降低之后还能够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持续增长较长一个时期，如10-20年。若应对不当，降幅可能相当大，而且有剧烈起伏。
　　课题组“知难而上”进行研究和预测，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前面说过，在大量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之后，增速回落，是一个规律性较强的“典型化事实”。中国有自身的特点，有可能会偏离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典型化事实”，但是，偏离幅度不会太大，增长速度在这个时候回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供给方面看，主要是低成本的要素组合优势和技术模仿优势；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居民基本消费的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大宗制造品和基础设施增长。在大量调研中发现，中国这两方面的驱动力已经开始减弱。比如，东部地区的地方领导同志感觉，“‘十二五’期间很难找到以前那么多大项目了。”
　　第二，翻越“高收入之墙”，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问题。如果等到增速下台阶时再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为时已晚，付出的代价将会很高。所以要有一个“提前量”。对增速下台阶给出一个预测，实际上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一个时间表。“转方式”要打攻坚战，有些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不少人对增速回落及其带来的挑战缺少警觉和认识，比如，有人以为“中国的高增长仍会持续30年”，不重视未来可能出现的增速回落；或者认可增长将会回落，但以为回落中问题不大，将会平稳转入中速增长；或者虽认为回落中会有大的问题，但“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事实上，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就业量等的骤降，就是有力的佐证。2008年的冲击还仅仅是短期的，倘若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两个季度而是常态性地回落，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陷入严重困境，并引发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所以，课题组进行上述研究和预测，主要想法是基于工业化的历史规律和可借鉴的经验，提出中国发展中有很大可能性出现的一个转折，而这个转折的影响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对经济转型提出明确的时间要求，也就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在增速下台阶之前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财新：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很好地解决了人们参与改革的意愿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参与促进型改革”的建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其含义是什么？
　　刘世锦：应对经济潜在增速下台阶、翻越高收入之墙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课题组认为应主要解决好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适应中速增长的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等。
　　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上说，有赖于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入分析这些风险和挑战，可以观察到一条主要线索，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进一步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目前社会上有两个关注程度很高、同时与以上转型中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度较高的问题，一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实现创新驱动。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对独立，关系并不很紧密，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二者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
　　现阶段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釜底抽薪之策仍然是改善一次分配。就先天能力而言，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人们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像收入差距显示的那么大。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后天的环境、条件、制度和政策等因素。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原来差距较大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创造大体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大体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就业、创业和创新的机会，或者说，要给社会成员创造尽可能多的参与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
　　而创新驱动问题，说到底也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一个全体成员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也将会是一个收入增长较快、而分配差距较小的社会。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收入分配缩小与创新能力增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为此，课题组提出了加快“参与促进型改革”，其含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
　　参与促进型改革，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更加重视就业机会均等，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的格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自主创业，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系。其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要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要赋予人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要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要对贫困阶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第三，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要推动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改革；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改善政府服务。第四，完善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由此可见，提出“参与促进型改革”，就是要促进社会各阶层成员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去，打破阻挠这一进程的各种障碍和壁垒。我们所致力要建设的社会，应当是在参与机会、能力增进和成果分配上尽可能公平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积极性、创造力尽可能发挥的社会，两者应当也完全有可能结合起来，这也正是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涵义所在。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6-2 16:32

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

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我们认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应对这些挑战，要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增速不高，但实现了长期持续增长；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国家，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迈过了高收入之墙。
　　所谓高收入之墙，国际上有学者以此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在此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只有推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能够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可称之为成功跨越高收入之墙的国家。
　　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得当，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在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大规模建设的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
　　还需要指出的是，落入陷阱和翻越高墙后的增速下滑，都不同于经济周期运行中的衰退和萧条。衰退和萧条是在经济基本面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通过反周期政策可以使经济摆脱衰退和萧条状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增速下滑则是由于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而导致的，反周期政策无力扭转其下滑趋势。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增速回落，则是在经济增长基本面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周期政策同样无力把增长速度保持在以往的高水平之上。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顺利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前苏东国家不同，也与德国、日本、韩国不同。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前苏东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4000国际元和前苏东国家人均GDP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态势，再过3至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翻越高墙时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第一，不同于拉美国家，中国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第二，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在发展还处于较低阶段时，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第三，中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好。中国的市场优势不仅超越了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跨国形成的地区统一市场。
　　在供给方面，中国也有独特优势。首先，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成本较低，受教育水平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且勤奋而守纪律。其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所积累的产品设计、制造和管理经验，首先外溢到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后者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的最初来源。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技术进步意愿和能力也有所增强。再次，人民的节俭传统使得中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储蓄率，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本。
　　尤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和全国上下广泛凝聚发展共识，齐心协力形成发展合力，避免了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动荡、政治分裂局面的出现。
　　但是，相较于成功追赶型国家，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成功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窗口期到来时，主动或被动地对原有增长模式进行了调整，逐步形成了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新增长模式。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现有发展方式具有某些不具备的或者虽具备但不突出的特征。
　　——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基本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底线竞争”、粗放发展、财政金融风险积累等诸多问题。
　　——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作用突出。这种机制在应对突发事件、实施某些重大工程项目时具有独到优势，但如果不适当地扩展其使用范围，或目标有误，就可能适得其反。此外，如何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与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也是这种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有经济在基础部门仍有很强的控制力。这些年来，大型国企的盈利状况好转，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若除去资源占有、行业垄断等因素，经营效率是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进步尚难肯定。此外，国有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创新驱动的重任，仍有待观察。
　　——市场开放和竞争秩序水平仍有待提高。目前，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不合理的进入管制，一些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市场竞争还受到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干扰。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以获取或巩固垄断地位。一些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企业，也利用其市场支配力，通过策略性行为打压排挤竞争对手。市场诚信水平总体上较低，整个社会不得不付出相当高的交易成本。
　　——法治建设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但突出的问题依然是行政权力对法律的制约和干扰，“有法不依”的现象仍较普遍。
　　——财政金融风险的积累和后摊。在过去一些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缺陷，积累了某些财政金融风险，如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长期贷款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如果有高速增长为支撑，这些风险有可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消化（所谓“风险后摊”）。但若经济增速自然回落，不排除这些风险集中显露、并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重大冲击的可能。
　　——“半截子”城市化问题突出。受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人口流动政策等制约，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城镇。这种“半截子”的城市化，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还制约着消费需求增长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
　　——社会纵向流动不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影响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扩大。“贫二代”“富二代”现象的出现，表明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呈现固化之势。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不仅会制约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至2017年。
　　随着增长速度下台阶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减弱后，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中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以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为例，当GDP同比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10.7%降至6.5%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速就从2008年二季度的31.4%和22.4%，分别骤降至-8.3%和-37.1%，非农就业也减少了2000万左右。不难设想，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两个季度而是常态性地回落，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而且速度回落幅度可能较大，比如降幅达一半以上，并引发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对此，中国应当争取主动转型，明确转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改革重点。具体而言，应着力解决好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1）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2）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3）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4）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5）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6）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7）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8）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9）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10）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
　　围绕解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提出并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其涵义是：以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地参与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一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二要更加重视就业机会均等，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的格局。建立公开透明的招聘录用机制，尤其要打破某些公有部门中关系决定机会的格局。三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自主创业，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系。进一步落实“非公36条”，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个人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创业促进就业的倍增效应、创业促进创新的带动效应。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一要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改革医疗卫生服务体制，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全民体质。二要赋予人人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等均衡配置，采取多种措施，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防止素质和能力差异在代际之间传递。三要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实习、培训基地建设及职业教育专职教师的培养，鼓励采取校企联办、订单式培养等方式，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完善职业教育的政府补贴机制，重点提高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培训的实际效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要对贫困阶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把贫困阶层纳入普惠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帮助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防止贫困的循环锁定。
　　第三，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垄断行业和领域，一方面要放宽准入限制，支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促使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创新提升活力和生产效率。二要推动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改革。扭转科研教育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创造科研教育领域民主、平等、开放的氛围，创造条件让专业人士主导科研教育活动，改变由行政机制主导科研资金分配、科研人才聘任和升迁的格局。三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建立支持创新活动的专业信贷管理制度、专业金融机构、专项激励考核机制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多方面拓宽创新活动的市场化融资渠道，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四要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改善政府服务。对于创业和创新活动，要减少准入管制，缩减审批环节，优化受理流程。同时，要保障共性关键技术的有效供给，搭建创新和创业的信息交换平台，为创业者和创新者优化组合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支撑。
　　第四，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制度能为创业者和创新者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激发其投资热情，增强其创新动力。进一步完善中国民商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制度，尤其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监督，改善执法效果。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6-3 08:05

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

以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为例，当GDP同比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10.7%降至6.5%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速就从2008年二季度的31.4%和22.4%，分别骤降至-8.3%和-37.1%，非农就业也减少了2000万左右。 ...
亚平发表于 2011-6-2 16:32

请教：

这几个数字准确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GDP增速下滑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速下滑的关联度真有这么高吗？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