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
史学研究网
原载《中国文化》2010年2期
一 區分於著史的史料學
二 “證而不疏”與“疏通致遠者爲達”
前已引述,傅斯年曾説史學就是史料整理學。在他看來,“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决定”。(54)這話説得委婉,而史家自身主動的一面仍明顯可見。從這個角度言,整理其實也就是詮釋。?{馭“整理”的,便是史家的史識。在史學領域裏,史識約近於藝術領域的“人之性靈”,而“著史”也類同“著文”,需要的同樣是史家將史識“運用在一切材料之賦給和限制上”。史識當然也可以來自學力的積纍,却不那麽客觀,可能還帶有幾分?主觀。陳寅恪所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55)或也可由此視角看。
三 以想象連接歷史斷層的通識
傅斯年向來眼光通達,早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曾通論中國歷史的分期。(79)在他的眼中,北伐後大學中人,或都不足以教通史。故傅斯年隱主北大歷史系之時,就主張多講斷代史。這給時在北大的錢穆以深刻印象。但錢先生雖有此記憶,却不排除略有所偏。他所謂“當時學術界凡主張開新風氣者,於文學則偏重元明以下,史學則偏重先秦以上,文史兩途已相懸隔”,實不適合於傅斯年。(80)現在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中,就有他在北大開設“中國通史”的綱要;(81)且傅先生本文史兼治,他在北大擔任的中國文學史,也是通史,所重尤在先秦。這樣看來,傅斯年主張多講斷代史,或也更多是針對他人的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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