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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闲谈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打印本页]

作者: 李兆苗    时间: 2011-7-3 20:57     标题: 闲谈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江上苇

却说春秋时代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楚王的弟弟,公子哥儿子皙在河上泛舟,摇船的一越人,觉得倍儿有面子,心情激动,给他唱了首歌表示友好:“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食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乎昭澶秦逾渗惿随可湖。”子皙一看,呵,这,这,这……是乱码还是病毒啊?旁边有带快译通的,给译了一遍:“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哦,此獠说您长得帅呢,想请您签个名……他说签在屁股上就可以了。

这是把越语翻译成了楚语,然后子皙才能听明白,知道人家不是在说江湖黑话。在楚国人眼里,越人是番邦蛮夷,说的是鸟语。那么楚国人自己呢?在中原人眼里,情况也差不多。山东大汉孟子说楚国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说话也像伯劳鸟一样不好听。

但也不是所有的楚国人说话都那么不好听,和现在一样,有条件的家庭也会给自家小孩请家教,补习外语——比如说,齐语。还是孟子说的:“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挝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可见楚国人学习齐语,也并不比我们今天苦背英语单词来得轻松,就是天天打屁股也学得很不咋样。

自周初分封始,最早的姬姓诸侯,在语言文字上是比较一致的。但随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弑君灭国,继起的大都是些“蛮夷”之邦,就“五霸”来看,齐宋楚晋秦,只有晋国是戎狄化了的姬氏,齐国是东夷化了的西戎,秦是西戎化了的东夷,宋是殷商之遗民,楚根本就是蛮夷,即便算上吴、越,也仍然不脱“蛮夷”二字。数百年的分裂,以及“蛮夷”国家的崛起,使原本接近的华夏各国语言文化分歧加剧甚至自成系统。

关于当时语言乱七八糟的状况,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战国策*秦策》曰:“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曰朴”,就是近音异义,周人问郑人要不要买新鲜的老鼠肉,郑人以为问他要不要买璞玉——郑、周同出姬姓,近在咫尺,而语有异同,其余诸候,可想而知。所以,《礼记*曲礼下》说得更干脆:“五方之民,言语异声。”

汉人扬雄的《方言》上把华夏帝国的语言区分为以下几大区域:秦晋、陇冀、梁益为一区,周郑韩、赵魏、宋卫为一区,齐鲁、东齐、青徐为一区,燕代、晋北、燕北为一区,陈楚江淮之间为一区,南楚为一区,吴越为一区。这虽然是西汉中前期的划分,但也基本符春秋合战国时期的情况——瞧瞧,活在那个时代,这得学多少门外语才够用?

那时候的外交活动,可以用“雅言”来交流,但是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君子”们。有时候用语言不能说清楚的,干脆就唱《诗经》——其实起初只是“诗”,要等孔子总结了之后才叫做《诗经》——也就是早期的歌唱版普通话。

春秋时代的谋臣智者们折冲樽俎,笼络与国,往往都通过唱“诗”的方式,是谓“礼”,如果听不懂,不但要被人耻笑,还要误大事儿,所以叫作“不学诗,无以言”。

比如说鲁昭公三年,《左传》记载郑国的子产陪同郑伯去见楚王,主人让乐工唱“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吉日》),表示自己逐鹿中原的远大志向,顺便通报明天的日程安排。子产回到宾馆就准备打猎用具,第二天楚王果然就请郑君一块打猎。因为《吉日》篇是描写周宣王田猎的。如果不懂《诗》,被人骂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齐国的庆封在鲁国国宴上失仪,叔孙穆子就用《相鼠》骂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可这家伙文化太低,愣是听不懂。

个别笨蛋自己挨骂是小事儿,还有些家伙因为赋诗不当,竟然引起国际纠纷。公元前557年,齐国大夫高厚就因为赋诗不合“恩好之义类”,惹恼了晋国君臣,差点引起一场战争。

至于文章里动辄引“诗”来增强说服力,就更是常事了,孔孟都这样干过,孟子甚至还要篡改“诗”意来符合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所谓“雄辩”——孟子没被归入公孙龙、惠施诡辩派一流,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会两句“诗”也是派得上用场的。比如你是个靓女,对面有一小伙看上你了,他不会像现在那么直白,捧一束玫瑰花上来求爱,如果他受过点教育而且有涵养,他会在对面唱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的,如果他黄色下流,他会唱什么“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而靓女如果要挑逗他,也可以唱“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如果被抛弃了,可以唱“氓之嗤嗤,抱布贸丝”什么的。古人说郑、卫之风“淫”,从《诗经》中看,这两国风气确实要开放些。所以那时候一到春夏之交,中原沃野幽谷桃林到处是淫靡之歌声,因为太过悠扬,有时候会招来狼。可是别坏笑,咱们的老祖宗们就是这么来的。

总之,你不方便或者不大会用语言词汇去表达的,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现在好些质朴的民族还在用这一招。成吉思汗也曾把自己的命令编成歌谣,让使者去唱给远方的王子大臣们听,据说这样好学易记——起码比背单词容易接受。

吴国的延陵季子,也就是著名的闲人季札,他很闲,闲得连吴王都不想做,因为他的偷懒,结果成就了专诸的鱼肠剑,还搭上好多条人命——当然这是后话。这位四爷年轻的时候出游中原诸国,中原人欺负他是蛮夷,唱“诗”给他听,没想到这家伙土不拉叽的,居然外语很好,听华夏之声颇有心得,还不时摇头晃脑发表两句中肯的评论,让中援诸侯为之绝倒——乖乖龙的东,这年头,连苏州人都懂普通话了。

所谓“雅言”,即“风”“雅”之言,也就是“诗”言——当然不是“诗一般的语言”——“诗”所使用的就是周初封国的语言,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文学的汇总。因此,“诗”不但是文学作品,更是活生生的语言教材,教授的就是“雅言”。孔老二要授徒三千,就要有教材,所以才会去收集整理前代之风、雅、颂三百,是谓《诗经》,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风”就是白话文,“雅”就是文言文,“颂”就是老三篇。推而广之,“六经”都可以找到现代科目对应,“诗”是语文,“书”是马哲毛概的合集,“礼”是法基加社建,“乐”是音乐(那时候属于必修,等同于修身课),“易”是高数,“春秋”是中国革命史。孔老二一个人教这么多门课,主编了这么多门教材,文理兼修,内圣外王,确实了不得,起码现今就没有哪个大学教授能一个人包干的,所以后来的人高山仰止,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孔文宣王”,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来恭维他。

但是“诗”的内容毕竟有限,大家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篇章,只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齐国的卢蒲癸就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这就常常造成误会,甚至有些狡猾的家伙会根据自身利益所在故意去曲解,搞得唱“诗”的人一脸尴尬。

在上古语言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诗”作为一种简单的,易于被广泛认知的文学体裁,成为了不同种族、不同语系国家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部族之间交往的日益繁多,共同语言的不断发展,“诗”也随着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作为“普通话”的地位,而变成了一种纯文学语言。
作者: 李兆苗    时间: 2011-7-3 20:58

那个时候的说客辩士纵横家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得掌握多少门外语啊?《战国策》说苏秦说秦王不成,估计就是秦语口语不过关,在秦国的招聘面试中被刷掉了,只好回家揣摩“太公阴符”,期年乃成,大概就是花了一年时间背纪阿姨词汇表去了。因为苏秦同志发奋努力,在后来赵国的招聘考试中成绩优秀,一直混到挂六国相印的地步。成功后,这小子看腰下黄金印大如斗,感慨地说:“要是老子当年有个北京户口(错了,是洛阳附郭田二顷),才不背那鬼单词儿呢……那,那是人做的活儿吗?”直到今天,大学里还有不少家伙头悬梁锥刺股地背ABC及各种番邦鸟语,就是受了苏秦的毒害,而且家里还没有北京户口的那种。以前的先生们骂苏张之辈徒逞口舌之利,并无别的能耐,相信今天大学里的兄弟们拼了老命考托福雅思纪阿姨的时候,一定会鄙视这些见人挑担肩不累的家伙的。

说到这里,俺们不得不表扬一下:嬴政是个好同志,他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嬴政同志早年在赵国生活和学习,少年时代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移民西方,通晓秦、赵两国语言,同时也深深地知道“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至于嬴政同志早年有没有补考过哪门语言,这个俺们无从深考,同学们见仁见智可也。这位未来的秦始皇,从亲身经历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不统一的严重性:比如说他爸(名义上的那个)和他妈因在感情交流上的不方便而导致种种家庭纠纷——异人被扔到赵国去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可想而知口语上提高的难度要大一些;再比如说他自己从赵国回到秦国后那种重新学习第二门语言的艰辛。他从中举一反三地认识到统一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所以,毅然决然地下令统一语言文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错了,是为了让下一代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懒虫——当嬴政同志担任秦始皇的要职后,他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更妙的是,他居然统一了文字!这样,理论上讲,当时的人们就只用学习一种文字,一种语言。想想看,如果整个欧洲只用一种文字,一种语言,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儿!

秦始皇对我国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非常关心,特地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好些儿童启蒙教材(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 李斯作《仓颉》),为了不误人子弟,先给他自己的儿子们用了——其中有位专家非常著名,叫做赵高,后来创造了“指鹿为马”的成语,还顺便教授了一位高徒,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皇帝嬴胡亥。

嬴政同志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在短短的十五年里,秦帝国基本统一了文字体系,这一体系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但在语言上他没能完成统一——这实在不好怪他,普通话也推行大半个世纪了,可如今咱们开个部门小会还南腔北调的呢!

嬴政同志在秦始皇的重要位置上为人民大众做了许多好事——想想看,我们大家不用像藏族、维族、蒙古族同学那样多学好几门语言——可是在他老人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后,却被骂了足足有两千多年。泉下有知,始皇帝一定不高兴。

如果始皇帝能够再选择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会再去背黑锅,而是纵容大家讲各地土话,用鸟爪文字,让大家一辈子有学不完的外语。有朋自远方来,结果是鸡同鸭讲,一定会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创建统一帝国的智者们,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将严重地阻碍这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阻碍中央与地方的交流,从而造成分歧,甚至于导致分裂。始皇帝统一文字,对华夏帝国保持长久的统一意义深远。

我们今天知道,秦帝国是很暴力的,为了尽快完成统一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国家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在意识形态上还远远谈不到统一——始皇帝搞了个“焚书坑儒”活动。骂归骂,平心而论,“焚书坑儒”还是蛮进步的。通过“焚书坑儒”活动,秦帝国基本上统一了文字,规范了思想,中国的统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了。秦始皇虽然努力,还有些书没有焚完。一两百年后这些书陆陆续续地被挖出来,惹出了大麻烦。

比如说最著名的“孔壁藏书”,就引起了大吵架,吵了两千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话说是西汉某位亲王,叫做鲁恭王的(因为语言流变了,有些资料又把他叫做“鲁共王”,鲁是这位亲王的封地,这个“恭”或者“共”是他死后的谥号),为了修后花园,把孔子家的院墙扒坏了,发现大堆的竹简,其中就有孔老二搞民办大学时编的教材《尚书》,是秦始皇没有烧掉的,这一珍贵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关注。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早在汉文帝时,政府痛改前非,废除“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皇帝打听到山东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头伏生还能背《尚书》,就派出晁错去收集整理。伏老头说的是秦版山东普通话,晁错说的是汉版长安普通话,两个人猫狗相对而无语,难以沟通。好在伏老头的女儿伏娥大婶大概参加过国标普通话补习班,多少懂点,就居中翻译,晁错笔录。

比如伏老头说:“If you can’t follow the oath ,I’ll kill you。”伏小姐翻译:“要是你们不信守誓言,俺就宰了你们。”晁错先生摇摇头,觉得不雅,就在记录本上修订为“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因为历代的语言文字在这中间翻来覆去地被倒腾,所以《尚书》是出了名的佶屈聱牙,治《尚书》有心得的老夫子们的经验就是:只挑你读得懂的地方读!

晁错从伏老头那里淘到了二十多篇《尚书》——有说是二十八篇的,有说是二十九篇的——因为都是用当时通行的简体汉字抄写的(当时的简体字,就是“隶书”了),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国家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给研究《尚书》有心得的学者官做。

鲁恭王破孔府壁得到的书,因为是用先秦蝌蚪文字书写的,所以相对“今文”,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本子出来之后,严重冲击了“今文”派当官发财之路——“今文”派是曲学阿世的大骗子,“古文”派则是质朴泥经的书呆子,双方在见解上有很大差异——所以今古两派大打其架,个别不法分子甚至于向西汉国家教委教材编写小组的同志行贿,以求把自家的本子定为官方版本。

今古两家一直闹到“五胡乱华”。倒霉的今文本子被战火烧光了,只留下古文本子。战火接着燃烧,又把古文本子烧得七零八落,古文本子的地位又被伪古文本子取而代之,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伪古文版的《尚书》,不少学者至今还在为今文、古文、伪古文的是非恩怨吵架。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统一语言文字和思想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不容易!秦始皇少烧了几卷书,后人可以多吵两千年的架。没有语言文字的统一,思想就难以统一;没有思想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就缺乏理论基础。“焚书坑儒”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作者: 李兆苗    时间: 2011-7-3 21:00

但是秦帝国很短命,十五年就完蛋了,接下来是汉朝。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来自楚魏之间的老流氓刘邦。刘邦祖上也阔过,从晋国跑到秦国,又从秦国跑到魏国,在秦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又从魏阵营叛逃到楚阵营,彻底完成“楚虽有才,实为晋用”的逆向转变。谈这些个,不算八卦,因为我们要想知道西汉的普通话说什么,就必须研究刘邦和他的那一帮大臣们的口语,考察户口就非常重要了。

刘邦出生在魏国地面上,但却喜欢楚歌楚语。刘邦的大臣们,也多是这样一拨人,楚不楚,魏不魏的,杂有蛮夷华夏之风。他们的口音,也是夹七杂八的。说一口椒盐普通话,虽不算是罪过,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这帮人后来开创了西汉,更进而成为了汉民族的起点,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汉语”。这就是俺们“汉语”的由来!历史,在一本正经的背后,有时也是很调皮的。

第一种被称之为“汉语”的语言,她爸爸是脱胎于“雅言”的魏语,她妈妈却是不正宗的楚语,汉代文学作品,受到“雅言”和“骚体”的双重影响。所以汉初的文学作品,常常有楚人常用的“兮”字。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古老的“兮”也成了汉语常见的语气词,近现代还有用的——比如说民国军阀,被称作“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的名句“大炮开兮轰他娘”。

汉朝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深化了统一大业。秦始皇虽然统一了文字,但还没来得及统一语法句型文章格式什么的。这可不是小事。

高考作文,如果不规定基本的文体格式,是要出大问题的。你是写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绝句还是长短句?汉初的人写文章,不像明清民国的人那样麻烦,要考虑“之乎者也”有没有用错。他们和我们今天差不多,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在汉代,由“楚辞”发展来的“汉赋”一统抒情散文的天下,而实用文体则继承了秦文简洁明了的衣钵。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汉语”,其实是秦赋其形,楚赋其灵。用的是秦人定下来的“汉字”,说的却是“沛县方言”,写的是“骚体”和秦文。

大一统时代的语言与文字,虽然一直趋向于统一,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字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其变化主要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眼界的拓展,较之语言的变化要来得慢一些。比如说,让你用刀子在竹简上刻连笔,当然是种折磨,可是当你手里有了毛笔,那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且还显得简便。所以当毛笔被初步接受后,比篆书简便易写的隶书就出现了,而帝国的大一统,正好使得这一创造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而进一步,当人们能够熟练使用毛笔之后,其中的懒虫或是艺术家们会继续动脑子去简化或是美化书写,这样就出现了楷书与行书,但是还有些懒虫嫌它们麻烦,于是更简便的草书也登堂入室。一次技术上的大进步,将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性前迈进一大步——但这可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都会被推翻。

在刻简时代,顺着竹片或是木片的纹理刻字,当然比逆着刻要省力,于是大家都接受了竖刻,文字竖排便成了规范——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也符合科学。可等到毛笔出现,人们还是坚持竖写(无论是在竹简上还是织物上),而且还是从右向左写,这就缺乏十足的理由了,这不但费力和缺乏效率(要把手腕和肘关节悬空),而且容易把右手的袖口弄脏。等到纸张发明,在书写上竖排右起的合理性已经完全丧失了,由上至下,从左向右的横排书写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优势,可是华夏帝国的文化人对此嗤之以鼻,死活不肯接受——他们顽固地坚持传统,只肯在写对联横批的时候才破例。显而易见,在花费相同的时间和体力条件下,这种书写排版的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要小于其对手,但传统的惯性使得这些聪明人就是不愿意改变习惯——这就是帝国在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沉没成本之一了。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
作者: 李兆苗    时间: 2011-7-3 21:06

我们当然不喜欢鞭子,也不喜欢吵架,可谁让这个帝国在漫长的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辉煌得不容置疑的回忆呢?我们必须承认,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柄双刃剑。

这个帝国,虽然保持着大一统的倾向,但在历史上,却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多次分裂或是重组。这些分裂和重组,也给帝国的语言交流带来了麻烦。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里,她的疆域上都同时存在着多种各不相同的口语。比如说,在大分裂的两晋南北朝时代,长江流域至少就有吴音和洛下书生咏两种官方语言;而同一时代的黄河流域,胡人们则操着各种蛮族语言,有时候酋长们高兴了,还会提倡大家都来说洛阳话……这种参差不齐的“洋浜泾”汉语,常常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感到头疼。

这样的苦恼并不仅限于分裂时代,当帝国再一次被统一起来时,比如说在大唐朝,更大的麻烦就出现了。那时候可不像今天,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呆在自己祖辈居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听过与自己不同的语言。可是现在天下又一统了,南蛮子们很可能被安排到北方去做官,而北方胡族的后裔也同样有机会去南方履新。如果山西秀荣地方,某个使用着胡族方言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个操着吴音的江南世家子弟当父母官,他们之间能沟通吗?

父母官要向老百姓征收钱粮,可是他写布告吧,全县没几个人看得懂,要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吧,他又不会说当地的方言……总之,他没法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大家伙听。他既然能够通过国家考试,当然天资聪慧,可是他一般只在这地方呆两三年,犯得着去多学一门外语吗?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大老爷的衙门里通常总有个把能听懂老爷吩咐的胥吏。于是老爷们如释重负,把钱粮刑狱这些俗事交给胥吏们,让他们全权操办。这样的权宜之计,很快就变成了惯例,最后老爷们反倒成了衙门里最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好搂着小蛮腰去吟诗作对,所以大唐朝那些在地方官任上干过的高产诗人们,多半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主儿。

就这样,那些出生于当地的胥吏们,凭着自己天生的优势,在这场语言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以不流血的方式从中央手里占领了全国各地的衙门,连正堂老爷也要对这些征服者们礼让三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逐渐变成了名义上的幌子,而大老爷们也在与胥吏的斗争中开始明白,所谓清正廉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大老爷们通常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至少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但他所委任的胥吏们却不争气得很。于是世人们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任你官清似水,难逃他胥滑如油。”

在帝国的政治史上,大多数时候,地方上的腐败与低效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语言的隔阂,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帝国每一次重组之后,帝王们都会把统一语言看成是头等大事来抓,但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都极其有限。

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语言的变迁对这个帝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她那些常常是毫无规律的变化,在政治、思想、文学等诸多方面,给这个帝国的前进制造了麻烦。更深入地说,是技术的局限,阻碍了帝国的脚步,使她的辉煌打了折扣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7-3 22:00

写得蛮滑稽的

古希腊政治上是分裂的,语言文字上是统一的

西欧中世纪政治分裂的,语言也是分裂的,不过拉丁文作为“雅言”是统一的,拉丁文的古文献一开始是垄断在教会人员手里

只是拼音文字能够启发各语言区将自己的语言变成文字,而中国的方块汉字则一直维护着少数讲话南腔北调、但写字高度一致的文人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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