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面我已提到。我大学时候读的是经济学，后来才决定研究历史，但本来是想研究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史，所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是选择欧洲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但当我开始深入地接触欧洲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比较史学的研究，也许更有意思，也更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去看费正清教授，告诉他希望能上一点他的课。他跟我讲，你要学中国历史，就最好把欧洲历史放在旁边。把精力集中到中国史上来，其实他自己对欧洲史并不感兴趣。他说，你要学中国历史，就要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赞成我一面研修欧洲史一面学习中国史的想法。这样，我开始将研修的重心从欧洲历史转到了中国历史。就是说，我是先读欧洲历史并对欧洲历史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才转到中国史的。所以．我决定做中国研究比较晚。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听从费正清教授的意见，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来。虽然我的主攻方向已由欧洲史转人中国史，我的博士论文也选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题目，即《清代中国食物供应的政治经济学》(The Po- 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但我仍然继续选修欧洲史的课程，继续对欧洲史保持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学，起码要知晓两个地方以上的历史。我坚信，单从中国的角度了解中国，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因此，引入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更大范围的比较，既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并进而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我在哈佛的时候形成的这一看法，直到现在仍然深信不疑。
王：对，我选择研究中国史，但是当时我选的4门课中，有两门是关于欧洲的。以欧洲的社会经济史为主，特别是14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经济史，阅读了大量相关的英文、法文资料和研究论著。就是说，我虽然选择了研究中国史，但并没有因此而舍弃对欧洲史的兴趣，这一坚持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它使我有可能从容而深入地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从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比较。我写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在中国和西欧为生存而发生的骚乱》，就是这种比较的最初尝试。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国的一份历史社会刊物——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上。我的博士论文The Polh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当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但并没有就中国谈中国，而是广泛地引入了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理论。
王：我是1981年2月份离开哈佛的。之后去了北京，待到年底。当时接待我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但我主要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从北京回来后，就直接去密歇根。从1982年起到1985年上半年，前后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密歇根。我在密歇根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课，而是在一个叫society of fellow的团体中从事研究工作。当时美国只有哈佛和密歇根有这样的机构，但哈佛的制度与密歇根不同，在密歇根一般上课的时间仅占1／3，其余的时间都由自己自由支配，做你想做的研究。这样的话，你所在的单位虽是一个系，但和系里的关系并不密切，主要还是和自己的小团体(也就是society of fellow)有关系。因为这时我已转向中国史，以及中国与欧洲史的比较研究，所以开始对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有所了解。密歇根的society of fellow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机构，全国每年都有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人提出申请，他们每年从中挑选3到6人，所以不如你们的社会科学院，一直可以一门心思地做研究工作。
周： 1997年你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cd：tt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年后，李伯重先生和连玲玲小姐将它翻译成中文，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的一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甫经出版，就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视作是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吴承明先生更称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尽管你在这之前已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论著，但国内学人对你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你的这本书。一本书就如同一个生命，生命是精彩的，但孕育生命的过程却是艰辛的。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是生命的精彩，却看不到孕育过程的艰辛。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想了解的是这本书的“孕育”过程，也就是你的思考过程和研究过程。
王：首先，在我们美国的学术圈内，弗兰克的书很有学术价值。他把许多人的视野打开，了解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很值得人们注意。但他是个外行，他的一些成果，必须依靠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对我们内行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听他的。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一些类似的现象当作零星的现象。所以他要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变化都捏在一起，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的依据，他找到的主要是一些类似的现象。白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了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他所想的经济上的联系，我最近在American History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白银的作用。当时白银的流通不是按照国际贸易的理论进行的，那么，这种贸易是什么呢？我觉得弗兰克教授没有说清楚这种贸易，当时的国际贸易和现在的不同，地区性很强。当时地区间的联系远不如今天那样密切，弗兰克把世界经济的一些现象搞在了一起，所以他在看法上有失偏颇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他的主要问题。当然我仍认为他贡献很大，否则我不会为他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