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 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 熊月之 张生 《史林》2008年1期 史学研究网转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年至2006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发展很快，相当繁盛，表现为研究人员众多、研究对象广泛、研究成果繁富与研究方法多样。它通过对单体城市、城市群、城市与城市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国城市的功能、结构、地位、作用、精神与特质，既参与、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本文重点介绍、分析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①
一 研究概况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城市的记录和考察，《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均可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著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②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关于长安、古代行会制度的论文为城市史研究的起步。③侯仁之潜心于古代城市研究，其对于古都北京的研究，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以柳亚子为馆长、以胡怀琛、蒯世勋、胡道静等为骨干的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于1934年、1935年各出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4期，涉及沿革、气象、地文、风土、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党务、外交、实业、金融、工业、交通、文化、新闻、体育、学艺、人物、教育、社会事业等，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开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先河，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志馆于1945年9月恢复工作，1946年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先后编写、出版《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等著作。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或对洛阳汉唐城址进行开拓性勘查，对洛阳在汉唐的形制变迁进行研究（阎文儒）；或对古代城市兴起与发展进行系统探索④，或对近代上海城市功能进行资料梳理和初步研究，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58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荣家企业史料》（1962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资料都相当扎实，有很高的价值。有些资料，还包括了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问、调查，为他书无法替代。这些研究均因十年动乱而中断。同期，许倬云等台湾学者，探讨了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等问题。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呼唤着城市史研究的繁荣。建国初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仅有10.6％，当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29％，欧美发达国家则超过60％。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化率缓慢增加到18％。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数量迅速增多，体量增大，城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比重日益加大。到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43％，城市人口达到5.63亿。⑥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城市史的研究，有关科研单位与科研管理机构加大了对城市史的重视与投入，城市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一门新的分支，日益兴盛。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史论著量多面广。
据张利民统计，自1979年至1994年，国内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34部。⑦以城市史、城市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期刊逐渐增多，如天津的《城市史研究》（1-23辑）、上海的《上海研究论丛》（1-17辑）、《都市文化研究》等。一些历史专业期刊上，与城市史研究相关的论文日渐增多。据笔者统计，自1986年至2006年，《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等八家主要历史专业期刊中，共刊发城市史及相关研究文章390篇，占总数的3％。其中《史林》刊发的城市史及相关论文最多，占其总篇目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分别占4％和3％。《史林》专门开辟了“城市史研究”专栏。此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也有大量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相关的论文。
其二，城市史研究基地逐渐形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均从1980年代就从事城市史研究，承接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城市史课题，汇聚了一批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成为研究城市史的基地。与此同步，以城市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此伏彼起，蔚然成风。从1988年到2006年，上海、重庆、武汉、天津、青岛等城市举行过15次比较大型的关于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比较城市史研究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主办的“城市中国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都市研究网”等城市研究相关网站，在交流研究信息，共享学术资源方面起了很好作用，成为城市史研究兴盛的标志之一。
其三，城市志编撰蔚为壮观。
城市志是地方志的一部分。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世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胡乔木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要继承修志传统，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1980年，修志工作开始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198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文件。1986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个城市都成立了地方志办公室。这是政府规定的文化项目，有经费，有人员，有资料，这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史研究。截至2005年11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台湾未统计）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000余部，已出版5000余部。其中，省级志书规划2615部，已出2176部，完成83.2％；市级志书规划288部，已出261部，完成90.6％；县级志书规划2506部，已出2371部，完成94.6％。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总共完成了规划任务的88.8％。同时，编辑出版4万多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
城市志不等于城市史。城市志以行政市为范围，城市史以城市实体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但毋庸置疑，城市志的主要部分，可以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范畴。经过二十多年的修志努力，可以说全国已经无市无志。即使是一些以县命名的地方志，其主体部分也是城市志内容。城市志一般说来，具备地方性、资料性、连续性、百科性特点。相当一些参加者熟谙地方典籍，了解风俗民情，更增强了这些志书的史料价值。
二 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 中国城市何时起源、特征如何，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史学者面临的首要问题。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与《城市》两书中，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则否。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针对韦伯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中国城市起源、发展特征问题上各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问题，傅筑夫、张光直等持“防御说”，⑧强调政治、军事因素在城市起源中的作用。杨宽提出一种特殊的“防御说”，他考察了日本的古城后，主张“沟应是城的萌芽”⑨。有的学者提出“集市说”，认为城市是在市集的基础上兴起的，民间交换或经济交往频繁、固定的出现，使得人口的聚居成为可能。这种说法与西欧城市史家看法较为接近。此外，还有地利说，城乡差别说等。⑩近些年来，有学者以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古文明设都、都城选址、军事防御及规划布局制度等作了论述，其中对中国夏商时代施行主辅都制的论述在学术界属于首创。（11）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特征与分类问题，大陆学者傅筑夫、傅衣凌、李伯重，台湾学者赵冈等均有深入研究，成一家之言。
傅筑夫将中西封建时代的城市进行比较，揭示了中国与西欧古代城市及城市经济的特点，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都城是统治阶级根据政治、军事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兴建的，从秦汉到明清，城市的性质结构的管理制度基本类似（12）。但从北宋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古相沿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结构和面貌开始与近代城市相类似。
傅衣凌破除了将前近代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从经济的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划分为“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种类型；并指出工商业繁荣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伯重在此基础上提出，实际上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将其命名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并用现代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明清江南的城市化问题；进一步将明清江南城市分为两种类型：“苏杭型”城市与“众星拱月”型的城市，以及“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与“群芳争艳”型的城市。（13）
台湾学者赵冈将中国城市分为两大系统：一类是行政区划的各级治所，称为城郡，政治意义很强，另一类是治所以外的市镇。二者总合称为城市。赵冈对于古代城市居民的密度，城市人口数量及占全部人口比重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城市起源到南宋为止，是第一阶段。此时期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人口有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大都市规模迅速膨胀。南宋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落。城市人口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现代化工业逐渐兴起，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城市人口迅速回升。（14）
三 从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学者对于秦汉时期的城市非常关注，大量的城址考古资料，为先秦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5）虽然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汉唐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社会”，（16）但作为人类聚落的城市已然存在。《汉代城市研究》与《汉代城市社会》等书，是近年来关于秦汉城市研究中的力作，前者搜集了大量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汉代城市的分布及汉代城市人口比例研究方面，均有突破。后者受日本学者影响，深入地研究了汉代的聚落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汉代大小城市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规律和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研究相对薄弱。但近年也有对该时期的城市管理机制，治安管理，居民管理问题的专著问世。（17）有些研究著作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了六朝时期以建业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繁荣景象。（18）
唐代时期的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京。有学者对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及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作了详细研究。（19）宁欣的系列论文关注了唐代坊市制度破坏的渐进性，即街道在突破坊市制度中的作用，详细论述了“街”在坊市向街市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侵街”的表现。（20）
宋代城市研究成果集中于东京和江南城市。研究者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发展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各种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和等级体系。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种城市变革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1）有研究者围绕宋代江南城镇发展概况、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部分来展开论述，包括城镇的发展过程、基本类型、区域体系与特点、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不少方面是以往学术界研究宋代城市史时较少涉及和注意到的。（22）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不长，考古和历史工作者主要对元上都、大都、和中都进行了发掘和研究，代表作有《元上都》、《元上都研究》等。（23）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还有史念海、杨宽等倡导的古都研究和城市建筑、制度研究。史念海在对周、秦、汉、唐古都进行考察后，于1983年发起组织中国古都学会，后来写就《中国古都概说》一书，将中国古都学定义为“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在其1998年编的《中国古都与文化》专集中，（24）论述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古都与自然关系，及唐代长安外郭街道及里坊的变迁等问题。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道等城市建筑与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5）此外，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从建筑学的角度，概述了历代城市主体建筑的结构、布局、形象，及造园等，图文并茂。（26）
四 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城市研究是古代城市研究中相当活跃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明代城市研究》及《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27）
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研究成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28）。1964年，傅衣凌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框架下，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尽管他的开创性研究，因“文革”而中断，但他提出的“专业市镇”概念，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引领性作用。（29）1970年，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刊布了其成名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30）他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业市镇、米粮市镇等类型，这种研究范式对1980年代以来江南市镇研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的李国祁、范毅军等随后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1980年代以后，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极其丰富（31）。樊树志、陈学文等，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在汇集排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市镇的个案分析相当深入，令人赞叹。王家范、陈忠平、范金民、王卫平、朱小田、包伟民、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等人的研究，注重江南乡土生活、社会风气、慈善事业，会馆公所、商业市场等方面探讨，从多角度、多领域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施坚雅模式的回应。
对于中国城镇城乡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曾提出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32）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模式颇有解释力，比如，王卫平在《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就运用施坚雅这一理论，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补充与修正。比如，王家范认为，从江南市镇与城市关系看，辐射不是严格遵循由低到高顺序的，因为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范金民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施坚雅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在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
五 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是从单体城市起步的，成果中九成以上是关于单体城市的。（33）
1979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已经论及近代城市史研究问题，并将上海城市史研究作为首批项目，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上海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后来出版了由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在讨论“七五”规划时，更加重视城市史研究，并决定先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着手，之后，相继出版了关于四个城市著作《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这几个规划项目，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城市史的高度重视，开创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先路。
此后，中国史学界关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南、广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长沙、邯郸、包头等城市都有相应的专著面世。其中，东部新兴城市和口岸城市所占比例较大，这与城市地位、研究力量、资料储备均有关系。香港、澳门在上世纪末回归祖国，关于这两个城市的史学著作在当时也有大量出版。
作为单体城市研究的延伸，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向内的取向，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比如对上海宁波人（李?{）、广东人（宋钻友）、福建人（高红霞）、苏北人研究，对成都茶馆研究（王笛），对城区史研究（苏智良）；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取向，编写城市通史。作为中国的“双城记”，通史编撰工作首先从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开始。曹子西所主编的《北京通史》（（全十卷），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编撰，叙述的时间，从远古时代至本世纪80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凡15卷，叙述了从远古到当代的上海历史，重点是近代。北京、上海之后，杭州、宁波、无锡、重庆等地，也先后有通史类著作结集问世。其他已开始或正在进行通史编纂的有天津、苏州、武汉、广州、济南、青岛等城市。城市通史以作为行政区划的市境为范围，与以城市实体为研究对象城市史有重要区别，但其主体部分属于城市史，涉及城市区域、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内容，建立在广泛的调查、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城市通史的编撰，对城市史研究是有力的推动。
“八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引导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研究，相关城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也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支持力度，先后完成的有“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粤港澳城市互动研究”等（34）。因此，从1990年代初起，大陆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呈现单体城市研究与类型城市、区域城市研究并进共盛的局面。
1985年问世的傅崇兰所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从联系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杭州、苏州等运河城市，是关于中国类型城市或城市带研究的前驱之作。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成果，《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承担。该书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进行多角度研究，认为这些城市各有特点、互有联系，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形成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联系在一起，开放则兴，封闭则衰。
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以长江沿江城市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从宜宾起至上海的14个城市。分析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上海城市的开发与发展同沿江城市的联动关系，进而探讨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5）
天津学者进行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课题，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36）
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以北京为主体，将北京及其周围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既自具特点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37）。山东学者所著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对山东城市的布局、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整体分析。（38）
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在研究理念上将城市与区域放在一起，代表着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结合的努力。（39）顾朝林的《中国城市地理》，对从秦汉到近代的城市发展作了综合论述，内以相当篇幅论述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变化、城镇分布等问题。书中关于近代中国部分城市（镇）1843-1936年的发展趋势的论述、从区域面积、城镇数、城镇网密度，城镇人口比重等具体指标进行长时段地分类详列，展示了不同区域、时段的城市的兴衰。（40）
| | 责任编辑: echo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