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
——读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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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文治 |
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电子版是萧功秦老师发来建议我拜读的，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穿透力的历史著作。当时我不知道其作者芦笛为何许人也，但其在作品中表白文革爆发时，他二十岁左右，是一个毛主义者。而现在他应该花甲之年开外，并且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鲜明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依然带有毛主义的特色，理性的底色仍然有情感的宣泄。就我个人而言，硕士以前，我基本上也是一个毛主义者，每每看到宣传机构的东西，我总是激动万分，喉咙打噎。但自从跟萧老师读博士这一年来，我转变很多，一方面与读书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与对现实所感所悟有关。看来很多人都有这种转变，只是早晚问题。 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整个27万字的东西，有点杂乱，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如此标题也并非契合。其文稿基本上反映了三个主题：1、对张国焘及其革命事业的看法；2、关于西安事变的另一种解读；3、对毛周关系的看法。下面谈点我的初浅认识。 1、对张国焘及其革命事业的看法。芦笛认为张国焘是我党的先知先觉，这点我也有同感，他与毛一样，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都采取了试错法，其实他在鄂豫皖苏区就这么干了，但芦笛太迷恋张国焘自传的回忆录了，说张在鄂豫皖苏区就认为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走不通，开始寻找自己的路子，这些路子其实就是后来毛的新民主义革命论雏形，毛剽窃了张的成果。张在其回忆录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至少在鄂豫皖苏区，张做了很多努力，也采取了试错法进行改良，但没有怀疑苏维埃革命，即使中日战争爆发，鄂豫皖苏区宣扬的还是反帝反日，保卫苏联，但后来张有所转变，但这种转变应该是发生在西去之后，是自我存活的直觉反应，而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把他这种转变提前了，甚至提前到他在苏联时期就萌芽了，这个很难区分，不过我看鄂豫皖苏区的档案资料，张国焘并未有如此想法，他是一个坚定的苏维埃革命者，为了维护党革命文化中的党权威及个人权威，不惜残害几千桀骜不驯的地方革命领导者。应该说，张国焘模式与毛模式，有很多共同点，也有相当多不同地方，但是张国焘在后来政治斗争中，未掌握好政治策略，最后失败了，失败者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因此他的革命模式也就烟消云散了。 2、应该说全书最精彩的还是有关西安事变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是以质疑杨奎松老师的大作《西安事变新探》开启的，我个人认为芦笛的解读更可取，我说的可取，从主体阐释学的角度言，应该更有说服力，他那种解读能力值得佩服。说服力其实才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荡涤历史误点、还历史清白之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 3、对毛周性格及关系的解读。关于毛周性格及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记得萧老师上学期开课，同窗好友朱兵问了革命与建设年代的朱毛关系问题，我记得萧老师的回答非常精彩，大体内容与周侄女周秉德的解读颇同，这反映了老师太慈善的一面，萧老师看问题总向好的地方想，乐观主义精神明显。 关于毛周关系，学界大体有以下五种看法：1、《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认为，周恩来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2、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认为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相当盛行。3、张戎和哈利代则看到了周恩来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他们非常强调《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个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4、于向东也许是看了布尔察德革命者精神分析学的相关书籍，受其启发，认为毛周关系，是一种变态关系，他们之间其实是在蹂躏与被蹂躏之中寻求一种痛与快乐。5、芦笛的解读虽然比较杂乱，但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应该更合理。他认为周苦撑危局，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周的悲剧，其实是周等同仁革命者开始阶段就已铸造，一切都是那万恶的极左制度造成的。芦笛说“周的致命错误是在投身共产革命那一瞬间就犯下了的，以后的错误不过是那最初错误的逻辑延伸”，因此周必须像传统忠臣那样，在政治上忠诚于君王，而且必须作为虔诚的教徒，在思想上忠于伟大教主。这就剥夺了他最起码的独立思考权利，除了奉命唯谨，逆来顺受，实在想不出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周的最大悲剧就在于他本人和那些后来被革命吞噬的战友一道，在毛的率领下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亲手在祖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最集权的极左制度。在这过程中，他洒下的每一滴热汗，耗去的每一滴脑汁，其实都是在为后来的大悲剧作点点滴滴的铺垫。他那革命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为自己、为战友、为民族挖掘坟墓。笔者认为芦笛此种论述更有穿透力。 另外，读其27万字的作品，我认为有几段关于党文化的解读非常精彩，本人读了好几遍，现发来以飨读者： 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 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 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 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2009-8-28中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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