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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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农业考古》201004
*本文系洛阳师范学院2006年度省部级以上培育基金项目《宋代畜牧经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PYJJ—006 宋代东南地区(文中东南地区指宋统治下的江南东路、淮南路和两浙路)向以农业和商品经济发达而闻名，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相比而言，畜牧业似乎不那么光彩夺目，故未引起学者的重视。其实与前代相比，宋代东南地区的畜牧业发展较快，不仅满足了当地民户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还为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畜力、畜禽产品，是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养马业 马性喜凉，宋代东南地区由于高温多雨，不大适合马匹的生存，牧马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如江南东路、两浙路一带养马很少，“江东素乏马，每县不过十余匹”。(1)北宋初年，曹彬率兵攻破池州(今安徽贵池)，获马300匹，“验其马，尚有印文，然后知其为朝廷所赐也”。(2)两浙路“地气卑湿”(3)亦不大适合马匹生存，产马不多。湖州(今浙江湖州)“独土族间山家养一二匹而已”。(4)台州(今浙江临海)地不产马，“有自他境贸易而至，皆驽材”。(5)有些地方虽有土产马，但体格低小，如日僧成寻在宋神宗统治时期来到中国，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境内，“见兔马二匹……马大如日本二岁小马，高仅三尺许，长四尺许，耳长八寸许，似兔耳形”。(6)相对而言，靠近北方的淮南路养马较多。如史料载：“淮民多畜马善射”，(7)“两淮之地，承平之际，畜马成群。”宋神宗元丰年间甚至出现了“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的盛况。(8)宋孝宗隆兴年间，张俊为江淮都督，经常在淮上买马，直到督府罢废才停止这一活动。(9)，其他带兵大将也常在淮南路买马，如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刘宝，仅隆兴二年(1164)五月一次就在此地购得马4512匹。(10)宋宁宗开禧之后，淮南路养马业由于战争破坏才日渐萧条。(11) 南宋时期，宋政府丧失了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偏安江南，官营监牧不得不从黄河沿岸移到江淮流域，东南地区也建立了十几所马监。为便于陈述列表如下： 由上述表格可知，东南地区陆续建立了14所马监，它们大多集中在行在临安周围，有拱卫京师之意图；马监兴废频繁，有些马监存在时间还不到一年。如扬州马监，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九月置监，第二年五月便废，仅存在8个月时间。饶州马监，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置监，绍兴五年三月罢废；马监所养马匹孳育率低，死损严重： (绍兴五年三月)庚子，罢饶州孳生监……自置监至今，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刍粟又皆赋于民，人不以为便，故罢之。旧， 后(乾道年间)又置监于郢、鄂之间，牝牡千余，十有余年，才生三十驹，而又不可用，乃已(13) 宋高宗绍兴年间饶州孳生监养马562匹，三年期间死损315匹，而孳生驹子仅为27匹。孳生成活率还不到6％。宋孝宗乾道年间孳生率更低，郢、鄂之间的孳生监，10年间孳生率仅为4％左右。“马生西北，骤至东南，已失其性。”(14)，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宋代东南地区的民间也饲养一定数量的驴骡。据当地一些地方志记载，明州(今浙江宁波)上供驴鞭，(15)，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土产牛、羊、犬、马、鹅、鸭、驴、骡等畜禽。(16)但客观而言，东南地区高温多雨的气候不大适合这些驴骡生存。 二、牧牛业 宋代东南地区养牛业发展很快，尤以两浙路最为突出：“浙东、福建系出产牛去处。”绍兴五年(1135)，宋政府一次就从当地购买耕牛4000头。(17)可见两浙路是宋代重要的耕牛输出地之一。当地气候既适合水牛又宜于黄牛，“黄牛角缩而短悍，水牛丰硕而重迟。”(15)，所产耕牛品质优良。两浙路的农户对耕牛实行圈养，“冬月密闭其栏，重藁以藉之，暖日可爱，则牵出就日，去秽而加新。又日取新草于山。唯恐其一不饭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19)陆游对当地民间丰富的养牛经验也有介绍：“村东买牛犊，舍北作牛屋。饭后三更起，夜寐不敢熟。”(19)农户对耕牛精心养饲，呵护备至是两浙路牧牛业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两浙路牧牛业的发达还与当地的饮食习惯有关：史载，浙江人“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竟于屠杀”。(21)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一乡皆食牛”，(22)，两浙路从乡村到城市几乎到处都是出售牛肉的店铺，“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牛肉)……原来不但在郊关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23)浙江人喜食牛肉，有的甚至每逢宴会必杀牛食肉。如秀州(今浙江嘉兴)青龙镇民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作庖馔，恣啖为乐”。庞大的消费群体极大促进了屠牛业的发展。处州龙泉县(今浙江龙泉)的赵太保虽是宗室之家，也“屠牛以网市利”。(24)两浙路某县民刘棠，“顾以屠牛为业……计刘棠平时所杀，何啻累千百头。”可见其从业之久，杀牛之多。发达的屠牛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牧牛业的巨大发展。 江南东路的牧牛业足以与两浙路颉颃：“自绩溪(今安徽绩溪)以往，牛羊之牧不收”。(23)耕牛品种有黄牛、水牛，“水牛色苍而多力，其角如环。古所谓吴牛也；黄牛小而垂胡，色杂驳不正”。江南东路耕牛还广泛用于祭祀，仅广德县(今安徽广德)境内张王庙“民岁祀神，杀牛数千”。(26)该县另一个灵济王祠，也“岁杀牛数百以祀之”。(27)江南东路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养牛专业户和养牛大户。如饶州余干县(今江西余干)村民张氏家，“牧童在牛圈……圈中牛五十头尽死。”(28)一场牛疫竟使该户一次就丧失了50头耕牛，张家称为养牛大户也是名至实归；信州(今江西上饶)不少地方出现了“庸童牧牛”(29)的现象，其养牛专业户当不在少数。牧牛业的迅速发展与当地发达的屠牛业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宜州(今安徽宜城)与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交界处的黄池镇，“方圆十里，屠牛杀狗，靡所不有。”(30)闭，堪称屠牛业的渊薮。赣州石城县(今江西石城)民何百九，“以屠牛为业”。(31)饶州乐平县(今江西乐平)村民董白额“以侩牛为业，所杀不胜纪”。(32)，歙州婺源县(今江西婺源)民毕应“专意屠牛，每与人夸说，所杀至千头矣”。(33) 与东南地区其他路相比，淮南路养牛业的发展总体上要稍逊一筹，宋代文献中常见其耕牛不足的记载。如，“淮上不惟人稀，牛亦难得”，(34)“淮浙耕牛绝少”，(35)“淮田一废不夏秋，五夫扶犁当一牛”。(36)宋孝宗以后淮南路缺乏耕牛的情况有所改变，不少地方普遍饲养耕牛。如乾道元年(1165)，建康诸郡所管屯田，一次于淮西买耕牛500头。(37)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有大臣上言：“牛皮、筋、角惟两淮、荆襄最多者，盖其地空旷，便于水草。”仅一个安丰(今安徽寿县)小郡，每年官收皮、角不下1000余件。(38)可见，南宋中后期淮南路民间牧牛业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有些地方已经迎头赶上。 总体而言，宋代东南地区牧牛业相当发达，出现了一些养牛专业户，是重要的耕牛输出地。牧牛业的发展催生了屠牛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三、猪羊犬的饲养 宋代东南地区的民间猪、羊、犬等家畜的饲养十分普遍。它们除供给当地丰富的肉食之外，还能为手工业生产提供皮毛等原料，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条件。 东南地区民间猪的饲养尤为普遍，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其畜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如淮南路无为军(今安徽无为)：“桑芽{亡<虫虫>}翅小，荻笋彘肩肥”，(39)甚至不少家庭“养猪数十口”。(40)由于猪多，猪肉价格非常便宜，有“淮南猪肉不论钱”(41)之说。江南东路一带的民间大力发展养猪业，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猪羊满圈，不知金贵”，(42)歙州(今安徽歙县)一般家庭饲养“大豕至二三百斤，岁终以祭享”。(43)与江南东路相邻的两浙路，“田家多豢豕”。(44)陆游的诗歌“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45)描绘了当地农村杀鸡宰猪，殷勤好客的欢乐景象。两浙路还出现了养猪专业户：如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46)数年间养猪数百，这样的养猪大户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东南地区养猪业的兴盛促进了生猪贸易和屠宰业的兴起，不少人因此而发家致富。如常州无锡县(今江苏无锡)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47)台州的屠夫童七，“累世以刺豕为业，每岁不啻千数，又转贩于城市中，专用以肥其家。”(48)“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49)为适应生猪贸易和屠宰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加强管理，生猪销售和屠宰点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如南宋都城临安设置了南、北猪行，南猪行在候潮门外，北猪行在城东。(50)临安城内修义坊，“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51)这些变化正是东南地区养猪业发达的重要体现。 羊、犬等小牲畜也是东南地区民间家庭普遍饲养的家畜。江东歙州“羊昼夜山谷中，不畏露草”。(52)浙江湖州“今乡土间有无角、斑黑而高大者曰胡羊”，另有“白、青羊，以青为胜”。(53)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土产牛、马、羊、猪、犬、鸡、鹅、鸭等畜禽。(54)台州“地宜草而肥息”，(55)为羊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一些农家也往往养数百只羊。(56)犬是农家用以看门护卫的牲畜。东南的民间，“鸡鸣犬卧柳边桥”，(57)“破晓西村鸡犬鸣。”(58)，鸡犬相闻之声随处可见。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扬州严禁城中军民蓄犬，发起了灭犬运动，仅一次就屠杀了数万只犬。(59)为什么大规模灭犬，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但表明东南地区民间养犬之普遍。徐州(今江苏徐州)厢界还出现了专门的杀狗行会，“司法言，近敕书，不禁杀狗。”(60)宋代法律有时也对屠狗业网开一面。有些屠夫世代以杀狗为业，如两浙路盐官县(今浙江海宁西南)黄天荡民余三乙，“世以屠狗为业”。(61) 四、家禽饲养业 宋代东南地区地处江淮流域，湖泊陂塘星罗棋布，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发展家禽饲养业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南宋时，这里又是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人口众多，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无疑促进了家禽饲养业的发展。 东南地区养鸡业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就在此地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畜养了众多的鸡豚，并将它们作为讨伐虞国的军用物资。(62)宋人禀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如东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志记载：“鸡，今田家多畜”。(63)鸡是民间普遍饲养的家禽，两浙一带尤为发达。陈起在当地民间看到五谷丰登，猪、鸡成群的景象时，欣然写下了“左右桑果足，岁日鸡豚肥”(64)的诗句加以赞美。西湖沿岸更是“白水沿堤护绿苗，鸡鸣犬卧柳边桥。”一片欢乐祥和景象。月夜泛舟于西湖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鸡鸣犬吠煞是热闹，“此欢不许人多得，破晓西村鸡犬鸣”。(65)两浙路鸡的种类与前代相比也明显增多了。台州“鸡有黄、白、乌、花色，大者喜斗，又有潮鸡，遇潮长则鸣”。(66)杭州城内出售的活鸡有山鸡、家鸡、朝鸡等。(67)为了适应养鸡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官方在杭州的横河桥头设置了专门的家禽交易市场——鸡鹅行，(68)表明东南地区养鸡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养鸡已成为人们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精明的商家还在鸡的养殖器具和饲料上打起了主意，杭州市场就有不少商贩出售“鸡笼……鸡食、鱼食。”(69)养鸡业的兴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东南地区江河纵横，特别适合鹅鸭饲养。如苏州民间： 鸭，今水乡乐岁尤多畜，家至数百只。以付为落，暮驱入宿，明旦驱出。已收之，用食遗粒，取其子以卖。今肥饱一鸭便生百卵，视他禽尤有息。(70) 当地一般的家庭都要饲养数百只鸭子，朝出暮归，有专人看管。养鸭既可以卖雏鸭，还可以卖鸭蛋，在家禽饲养业中利润最大．与苏州毗邻的杭州、越州一带也是鸭鹅成群。如苏辙泛舟西湖之上，看到“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71)夕阳西下，鹅鸭在西湖畅游，牛羊在道边饮水，一幅欢乐祥和的图画，可见西湖广阔的水域极利于鹅鸭的散养。随着鹅、鸭家禽饲养业的发展，东南出现了不少养鸭专业户和养鸭大户： 骛(即鸭)无所不食，易以蕃息。今江湖间人家养者千百为群，暮则以舟敛而载之。其雄，尾有毛翘起如钩。大率皆雌呜乘雄，与他畜异。出水則舍卵于舟中。(72) 鸭子是杂食动物，吃小鱼、贝类、水草、粮食等，食物较多，利于放养。东南水乡人家养鸭“千百为群”，是不折不扣的养鸭大户。苏州地区的农村养鸭“家至数百只”，淮南一些临溪而居的村民也“育雌鸭数十头”，每年仅鸭蛋就可以收4000多枚。(73)显然，宋代东南地区养鸭专业户的出现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鹅鸭饲养业已走上了专业化、商品化道路。由于鹅鸭饲养较多，不少人以杀鹅为业：“钱塘人喜杀，日屠百鹅而鬻之市-(74)农户养鹅既满足了自家消费，还能为城市提供鹅肉。因家禽宰杀太多，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民间竞食鸡、鹅、鱼、虾之屑，害物命多过百倍，可令断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75)，有利于家禽饲养业的发展。东南地区家禽饲养除满足当地消费外，还是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下诏：“除两浙州、军税鹅、鸭年额钱”。(76)由于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宋真宗再次下诏“除杭、越十三州军税鹅鸭年额钱”。(77)一次就免除13个州军的家禽税收，表明宋政府对东南地区鹅鸭饲养业的重视和当地家禽养殖业的发达。 五、余论 宋代东南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和商品经济。据业师程民生先生不完全统计，东南的太平州、苏州、湖州，明州等地粮食亩产都在4石以上，有的高达7石，(78)远远超出全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北宋时期每年通过汁河从东南地区漕运到京师开封的粮食就达600万石，东南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东南还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上供的钱物(粮食除外)在全国遥遥领先。如两浙路上供钱物为4435788；江东路3920421；淮南路1111643(单位：贯、匹、两)分别居于全国的第1，2，5位。(79)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农业，无疑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东南的一些地方志记载，“鸡，今田家多畜，秋冬月，乐岁尤多，盖有粞谷之类为食也”。(80)其实，不仅是鸡，其他畜禽的饲养同样离不开粮食。因为东南地处丘陵地带，湖泊众多，缺乏广阔的天然牧场，不利于牲畜的牧放，依靠谷物及其秸杆作为饲料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就东南地区而言，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作后盾，畜牧业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优越的政治条件，大量的社会需求也推动了东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两宋时期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和大批移民的迁入，尤其是南宋将都城迁到临安，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政治、文化中心和大量人口的积聚地。都城杭州更是贩夫走卒、富商大贾、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的渊薮，“民物阜蕃，非殊方下郡比也”，(81)必然带动畜禽产品的巨额消费。“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充分说明了杭州肉类消费之巨大。除满足当地的庞大需求外，东南地区还是宋政府畜力及乳制品供应地之一。如前文提到，绍兴年间宋政府一次就从两漸路购买耕牛4000头；南宋时期，官方多次从淮南路征购马匹以补充军马。东南各路乳制品的生产很普遍：“今南方亦皆作(酥)，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82)其中庐州每年向朝廷上贡酥，(83)湖州土贡“水牛酥、乳”，(84)越州贡酥。(85)庞大的社会需求客观上推动了东南地区畜牧业的迅猛发展。 客观而言，东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从自然、地理条件上看，东南地区屑于亚热带，高温多雨，不大适合马、驴、驼等“喜干爽、温凉”的牲畜生存。据现代科学研究，炎热多雨的环境下马、驴等家畜散热受阻，体温升高，皮肤充血，呼吸困难，中枢神经受体内高温影响而导致机能障碍，严重者引起病变和死亡。(86)宋代文献中常见东南地区牲畜因疾疫而死亡的记载。众多的丘陵、湖泊虽然为鹅鸭等家禽的饲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但却因缺乏天然牧场而无法开展大规模的，集约化的畜牧业经营，只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型生产和家庭养殖，这是其畜牧业发展的瓶颈。其次，频繁的自然灾害也严重影响了东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据康弘先生统计，宋代320年间大的自然灾害有1219次。(87)尤其是水灾和疫病严重摧残了东南地区的畜牧业： 臣访闻浙西疾疫大作，苏、湖、秀三州……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88) 绍兴五年，江东、西羊大疫。(89) 绍熙十四年春，淮西牛大疫死。 庆元元年，淮浙牛多疫死。(90) 乾道三年六月，庐、舒、蕲州水，坏苗稼，漂人畜。 乾道四年七月壬戌，衢州大水，败城三百余文，漂民庐、孳牧，坏禾稼。 是岁(乾道五年)夏秋，温、台州凡三大风，水漂民庐，坏禾稼，人畜溺死者甚众。 淳熙十五年五月戊午，祁门县群山暴汇为人水，漂田禾、庐舍、冢墓、桑麻、人畜什六七，浮鼻甚众，余害及浮梁县。 嘉定十一年六月戊申，武康、吉安县大水，漂官舍、民庐，坏田稼，人畜死者甚众。(91) 由上述史料可知，宋代尤其是南宋，疫病和水灾爆发频繁，是导致东南地区牲畜死亡的巨大杀手，常常造成牲畜“大疫死”，“多疫死”，“溺死者甚众”的悲惨局面。此外，金军的南侵也破坏了东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如绍兴年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庐、濠(今安徽风阳北)、滁州(今安徽滁州)、无为军等地遭金军掳掠，“民间耕牛多被杀虏”。(92)，嘉定年间金军侵略南宋，仅在淮南路的一个小村庄就掠去耕牛500余头。(93)尽管如此。由于东南地区优越的政治条件、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大量的社会需求，当地畜牧业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A Study on husbandry of East- South District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Xianyu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Province ,471022)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important period during which husbancky d East- South was greatly developed. The cattle, pigs and fowls husbandry were quite prosperious on the base of former Dynasty, Sheep and dogs were raised very generally. Horses and donkeys husbandry developed slowly because of hot and rainy climates. The superior political condi- tions, developed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much social requirement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South husbandry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Husbandry; East- South; the Son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