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子胡思杜在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此事在大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作为全面批判胡适的缘由也不大相宜，四年后毛泽东亲自导演的批判胡适的大戏才真正开场。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 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574-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毛泽东这封著名的《关于＜红梦楼＞研究问题的信》许多人都知道，这里只提醒两点：一是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二是信中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个人不是一般人而是江青，《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当时曾顶了她一下。毛泽东把他的信批给这么多人阅读，方方面面当然要闻风而动。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讨论会，俞平伯本人上午到会，周扬还把作了“认真的开头”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见给俞平伯。这次会议除批判也还有点讨论，有人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工作辩护。从10月底到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批判的调门一天高于一天，全国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对俞平伯形成政治性围攻。在毛泽东一天紧似一天的批评和督责下，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就完全集中到胡适身上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联席会议，组成以郭沫若为主任的批判胡适思想的委员会，从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这个委员会召开了二十一次会议从九个方面批判胡适思想，同时全国各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对胡适的批判，不知道一共发表了多少文章，其中重量级和有代表性的文章就编成八册《胡适思想批判》，收文150多篇200多万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彦修老人近年说，全中国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通读过这八册书，因为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这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文字，不是职守所关谁能硬着头皮通读下去呢。 “文革”前李希凡没有见过前引毛泽东那封信，当《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也不得不做检查时李希凡也懵了，批判的火力完全转向胡适后李希凡和蓝翎就插不上话了。也不仅李希凡，许多人都不知道老君炉里炼的什么丹，俞平伯只是垫背的，两个“小人物”不过是枪。 批判胡适的人中有不少他的朋友和学生，胡适读这些人批判自己的文字时非但不生气还给以充分理解，他知道这些人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如写过《师门五年记》的罗尔纲（他曾住胡适家五年任专职秘书），不写点批判胡适的表态性文字能过关吗？有些人则是积极主动投入对胡适的大批判，如王若水、李达、侯外庐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人都写了数篇文章，侯外庐的文章更是摆出彻底清算胡适的架势，有一篇五万多字长文仅注释就100多条。 有的批判文章中有侮辱性的谩骂语言，如说胡适是：“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46页）还有人说胡适是“不学无术的流氓骗子”（《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333页）等等。给胡适扣政治帽子最出格的当推郭沫若。他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一个月后他又说：“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4页和10页）胡适没有加入国民党，更没有带兵打仗，中共开出的国民党方面的战犯名单中也没有胡适，更不要说头等二等，郭沫若竟擅自给胡适加上头等战争罪犯的恶名。奇怪的是郭沫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前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郭文中的这个硬伤并未挑剔，可谓彼一时此一时。 批判胡适并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场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表的批判文章这样多，火力这样猛烈和集中，必欲把“胡适幽灵”批判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固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有没有具体的触发原因呢？胡适自己倒是有个猜测，在林林总总的批胡文章里谁也没有提到。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周质平的论文《胡适的反共思想》中有这样一则资料：胡适在1950年9月24日的日记里，贴了一份英文剪报报道胡思杜撰文批判胡适一事，胡适在剪报旁边写道：“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的反应。”（大陆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没有这则日记）这里所说的长文是指胡适用英文撰写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发表在美国出版的《外交事务》（季刊）1950年10月号，后由聂华苓译成中文刊于《自由中国》半月刊，1967年胡适纪念馆出版中英文对照单行本，1974年再版。大陆出版的《胡适全集》及各种胡适著作选都不可能收录这篇文章。在笔者有限阅读记忆中，大陆的出版物中只有美国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提到过胡适这篇文章。胡适认为中共绝对不会容忍他这篇长文，1950年鼓动儿子批判老子并和他划清界限只是牛刀小试，1954年终于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彻底清算。 胡适对苏俄的认识有个转变和深化过程。他1917年在美国留学时初闻俄国革命曾写有“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诗句。1925年他的朋友曾有过一场“反赤化”的讨论，他始终不表态。第二年他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假道莫斯科访问三天。沈寂写有《胡适访苏及其感受》（见沈先生新书《胡适史论拾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介绍了胡适在莫斯科参观革命博物馆，考察第一监狱，访问国际文化关系会，会晤于右任、蔡和森、刘伯坚、王达人、马文彦等人及美国的两位学者，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是使我们愧死。”他不过是浮光掠影看到一点表象，来不及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观察得更深入些，字里行间对苏俄洋溢着赞美和同情，对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给予充分理解。他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试验，可苏俄的试验不是在试验室里，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以更多的人失去民主和自由为代价，这是可以说试验就试验的吗？胡适历三十年才改变对苏联的看法，见机不算早，见解却很深刻。他1948年1月21日致周鲠生（著名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长信说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 鲠生吾兄： 前几天我读了老兄《历史要重演吗？》那篇文章，我颇惊讶我们两个老朋友对国际局势的观察竟相隔如此之远！所以我今天写出两点不同的意见来，请老兄指教。 第一（略） 第二，老兄在此文里说：“我们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老兄这句话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怀疑，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老兄有什么法子叫他们不害怕不忧虑呢？ 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老兄知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我是一个多年深信和平主义的人，平常又颇忧虑中国北边那条世界第一长的边界，所以我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peaceatanyprice）。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说他从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Brest-Litovsk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确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但我总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因为我的思想里总不愿意有一个侵略国家做中国的北邻。老兄还记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演说，我还表示我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前几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访问苏俄与中国，他在重庆下飞机时发表的书面谈话里，还引我那个中苏边界不用武装兵士防守的梦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WinningthePeaceinthePacific）里，也还引我这个梦想的全文（页九一）。 老兄，我提起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为的是要表明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像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 以上讨论的两点，我很诚恳的盼望老兄坦白指教。 胡适卅七（即1948年），一，廿一夜 （《胡适书信集》中卷1133—1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胡适1947—1948年写了三篇文章《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及致周鲠生的信均直指苏联。他认为俄国共产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是同一类政党（六年前陈独秀已如此认识），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有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不惜用任何方式巩固政权，霸住政权”。这类政权“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那时他的批评都是对着共产国际和苏共，他对 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批评都是在1949年以后。他为什么要写《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给傅斯年夫妇信中说到了。 孟真、大彩： 几次开始写信给你们，总写不完，就搁下了。冬秀六月九日到纽约，我就写长信给你们叙述这一次她来美国的手续的困难，写了几页，我自己看了也觉得烦絮。那时正值北韩事件发生，我就搁下那长信，一搁就是两个多月！ 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Affairs（即《外交季刊》）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即《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费正清）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第一个大转捩是西安事变，斯大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白皮书》页四七又页七一—七二）此举决定了抗日的战争，保全了红军，并且给了红军无限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大转捩是耶尔达（Yalta今译雅尔塔）的密约。斯大林骗了罗斯福，抢得满洲、朝鲜；使红军有个与苏俄接壤并且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耶尔达密约”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此文费时甚久，费力甚多。印成有卅页之多。因此，许多事都搁起了。 早知孟真有胆石之厄，此病苦痛，闻之心悸，甚盼此时胆石已出来了，千万多多保重。 匆匆赶成几句，敬谢你们两位的厚谊高情。并祝孟真早日痊愈，并祝府上各位朋友都好！ 适之卅九（即1950年），九，六 （《胡适书信集》下卷1197-1198页） 不知道这是不是胡适给傅斯年的最后一封信，在这部1700多页的《胡适书信集》中却是他写给傅斯年的最后的信，几个月后傅病逝，他就只能给傅的夫人俞大彩写唁函了。胡适1948年12月在南京晤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大使写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胡适谈话时眼里噙着泪水，很是痛悔抗战胜利后这几年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现实政治方面，而是自私地又埋头于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活动（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327页）。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令胡适痛心疾首，加上朝鲜战争的刺激，他才发愤写下这篇长文。 胡适这篇文章是分析斯大林征服世界的雄图，此时已把地球上极广漠的面积和八亿人口放置在世界共产党的管辖之下。胡适说：“斯大林怎样并吞波罗的海的国家的？他怎样两次征服波兰的？维辛斯基怎样于1945年2月接管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怎么样赢得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促致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是什么步骤？什么是斯大林占据我国东北的策略？斯大林怎样指挥中国的战役和他怎样在国民政府二十五年的强硬抵抗以后终于成功的？在征服的方式上，我们能够看得出一点相同的地方么？我们能够从这些侵略战争的结果上想出斯大林的策略么？”他的文章就企图回答这些问题。他说：“从共产党西自波罗的海东至中国及韩国的许多胜利中很明白的看出来。第一，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够。要做一个有效的征服工具—共产党须全副武装：它必须自己有一个有力的军队。第二，用苏俄做革命的基地还不够。苏俄须先成为全世界兵力最强的国家。第三，为避免用‘公开的暴动’或‘革命的暴动’，需要和这个国家里所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党团组成‘联合政府’。最后 —并且最上！—是欺诈的策略；这个策略，列宁阐述得最好：‘我们必须准备使用奸诈，欺骗，违法，压抑和掩藏真理等等的手段。’”（胡适有个脚注：引自列宁著《共产主义的婴孩期病症》的英译本。列宁此书大陆通译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胡适认为：“最要紧的，必需有革命的客观条件，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胡适这个观察很准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宁在瑞士，索尔仁尼琴在巨著《红轮》第一部中生动描述过列宁听到大战爆发消息时的兴奋心情，急切地要回到俄国去，不是去抗击入侵的德国而是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列宁一行终于在德国的护送下回到俄国并夺得政权。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瓜分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对这次大战有许多雄图，也基本上实现了，波兰等国成了他的卫星国，中国和北朝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胡适说：“征服中国的模型，是和征服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的模型是相同的。这个模型是：[一个卫星或奴隶国家]（这九字译者所加）的征服，是由于从邻近的苏俄基地所设计的武力和暴动而成的。中国的征服，似乎和外观上容易得多的中欧和东欧的征服不同，实在那不过是因为征服中国较为繁杂和困难罢了。”他还说，中共的武装力量“经世界共产主义的巧妙的策略家斯大林的培养和扶植，在二十五年中间，便成为征服中国和宰制整个亚洲大陆的最有力的工具”。（上引胡适的话均见胡适著《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中英文对照本，胡适纪念馆1974年再版）这个题话是中共最忌讳的。他这篇文章也有偏颇，蒋介石及国民党被中共的军队秋风扫落叶般打出大陆，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自身的原因却没有深刻反省。 五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时，周扬有一篇《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并稍作修改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周扬认为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胡适在1930年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散文》第四册46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这不过是胡适对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傲慢的嘲讽，不是针对理论本身而是针对信奉者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这三十多年之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见前引周质平文章）那时胡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很欣赏的，对苏俄革命也是同情的。周扬说胡适是最早的反对者完全是妄断历史。他说胡适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调和的敌人，倒是真实的，比郭沫若说胡适是“头等战争罪犯”真实多了。 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失败的。近二十多年来，《胡适全集》、《胡适文集》、《胡适精品集》、《胡适散文》、《胡适书信集》等胡适著作大量出版，有的书店还设有胡适作品专柜。正如胡适说，批判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 2011年7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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