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求助] 求助：署名为龙季子的是哪位笔杆（木匠老师、旧苗、大苗哥、梦子……） [打印本页]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1-9-6 17:36 标题: 求助：署名为龙季子的是哪位笔杆（木匠老师、旧苗、大苗哥、梦子……）

实行工业化的条件龙季子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中国工业化这一点，并且表示了很大的决心，这是教人颇为欣慰的一件事。因为：第一，那些主张以农立国的迷恋于封建社会或殖民地经济的论调，显然已经遭受到政府的排弃，而工业化正是中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第一步；第二，从现在的半殖民地改进到合于现代水准的工业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非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坚苦卓绝的精神，以国家的力量作有计划而有力的推动，不易成功，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表示，足见政府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准备全力以赴。
所谓建国的工作，正是要以工业化做它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愿意就观感所及一二，以供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参考。
在转入正文之前，还有一点要着重声明的。我们以为工业化这一工作固然十分艰巨，只能期待在战后可以充分完成，但抗战建国应该是一件事业或一个工作的密切相连的两个阶段，绝对不是截然两事。今天讨论建国的工作，固然不能就忽略了抗战的工作，而且建国的工作，在抗战阶段应该充分考虑，准备，开始，积极打基础。否则，战后经济措施的过分更张，这笔代价恐怕不是实力脆弱，亟求争取时间的我国所能负担的。
工业化的具体办法还没有见到，我们愿意就实行前的具体条件，提供一点意见。我们以为，依照目前情形而论，我国实行工业化有后列几个先决条件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
第一，要确行国策。目前我们的国策，原则是已经确定了的，就是三民主义的政策，这在经济方面具体的就是民生主义，还有抗战建国纲领的有关于经济的各点。不过，就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而言，似乎一切还不够具体去指导工业化的实行。并且，过去为了若干事实上的困难，既定国策的实施，有时还是不免颇具弹性。因此，现在就得作一个更具体而确定的决定，就是，在推行工业化政策时，或者说在推行的某一时期吧，民生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当或者最少要实行到怎样一个程度。国策是行动的总方向，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正是指向着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这个方向是全国国民所共同企求的，工业化当然也得依照这个方向。譬如说：要独立，要民族自由，就得有国防，所以工业化的方案里首先就应当注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要民生幸福，要经济自由，就得同时兼顾到日用品轻工业，以及有关建筑文化公用工业各项工业，乃至工业与农业，医药各方的配合等；要民权平等，要政治自由，就得顾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实施，否则如果将工业化运动变成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也不是现在的国策所能允许的。应当依照国策实行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呢?这也是应当予以具体确定，切实施行的。譬如，足以造成操纵垄断的私人大托拉斯，工商业巨头问不正当的剥削或排挤垄断的合同契约，金融企业对于工业的过于偏向的有力操纵，大资本的限制，小资本小生产的奖励保护，劳动者生活的保障和改善，国民储蓄，资本累积，生活水准诸问题的奖励与解决，工农业的价格，各业劳动的配合，城市与乡村的消费与生产的关联，农业工业化和土地的关系，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合作社在生产、消费、分配过程中作用的加强以减除分配问题的不平等，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做而有时不得不稍有弹性，而又不得不先有正确而具体的规定，然后才能据以厘定工业化的方案而付诸实行。如果关于这些基本要点，不能先有周详正确的规定，工业化的进行恐不免于零乱、支离、矛盾甚至错误。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我们希望政府能正确了解客观的事实，以远大的眼光，沉雄的毅力，斟酌需要，就事实的可能，务求达到国策预定目标的最高成就，并且马上就实行起来。这是最要紧的。
第二，要统盘计划。这个工业化，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全国经济的大改造，绝不是规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开办几个大规模的厂矿，或某几项工业产品的自足，就可以交卷的。它应当是一个统盘的筹划。从时间上说，应当包括全部计划完成的时期，详细规定，分期实行。从空间上说，应当是全国性的，不拘东南西北，边疆内地，都应一概统筹在内，具体计划。从部门种类上说，应当包括一切工业，不论民营公营(公营当有国家经营，地方经营的分别)，不论是重工业、轻工业，乃至手工业，都包括在内。并且，财政、金融、农、林、文化、教育、交通、政治等等，如何配合着这个全国工业化的计划，也应包括在内。这样，才能周详完备，共举并进，相辅相成，配合完成。因为所谓工业化固然要以举办工业为主，但这一个运动实在是应当包罗广大，和有关同时并进的，工业发展不是仅仅工业自身可以独立胜任。譬如，工业化应当在几年内完成，这个期限就是很重要的。其次，工业化的目标打算以自给为足，还是当要输出?输出些什么?哪几种工业应当加以特别的注意?此外，如分区经济建设的区域及中心怎样规划确定?目前新的矿厂的设立应当怎样适应这种分区建设的要求?后方现有工业在现在应当怎样适应战时的需要，并怎样准备配合战后的工业化计划?后方哪些厂将来应当迁，迁到什么地方?哪些厂矿应当留着或移动到同区域内的更适合的地点?哪些将来应当扩充，扩充到什么程度?哪些将来应当改变内容或缩小范围，改变成什么，缩小到怎样？还有，各部分的生产，怎样配合，如煤、铁、电力、机械制造修理、建筑材料、生产原料的相互配合，必须充分顾到，以免目前后方各生产事业对于煤、电力的普遍缺乏，炼铜炼铁的没有原铜和铁砂，纺织的没有棉花和棉纱等等不健全的现象。而且，相互问的配合，还不能仅仅限于生产，业务销售也得密切配合，否则生产的连锁还是不免中断，或徒有生产的组织，却不能发挥其效能，譬如眼前最明显的莫过于生铁供过于求无人过问，甚至现在因为交通部建筑铁路的计划改变，连炼出的钢的销路都成了问题，这些都是应当竭力矫正的弊病。此外如国家和地方的课税(如关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甚至治黄、导淮、复兴城市、筑路、军队复员、国防工事等等，都与工业化有莫大的关系，必须一并有统盘的筹划才行。这种统盘筹划，不仅要预先设计战后的计划(这方面政府已有局部的决定)，而且对战时经济就应该切实筹划、着手实施、奠定基础。有许多工作并且应该立刻就做，不能把一切都放在战后的计划里。
第三，要妥筹资金。以我国目前经济落后的情形和因抗战所受的损害而言，工业化的规模极大，且迎头赶上，同时并进，一时所需的投资——即资本——为数实在可观。而以目前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民收入情形而言，一时要筹措这笔资金，的确十分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资金，工业化的进行，势必大受阻碍。工业化的推行，当然不仅限于政府举办事业，民营部分也必然表现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政府举办的，当然其资金是从关税公债中设法，民营的不外是一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运用，但现有的贫弱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定远不能适应此种需要，这就从国民储蓄方面设方。可是，战时和战后的国民经济都是很艰窘的，虽然可以效法苏联那样刻苦节约以增加经济建设的资本，但究竟还是很困难的，而目前的大地主或大商人的资金虽然那时可以引导到产业上来，终究恐怕成分仍不很大且为数也未必可以供给需要的大半（如大地主的土地和一些囤积的食粮在那时候就不一定能够换成大量的资本转入产业）。在艰窘的国民经济情况下，要取得大量的租税，发行大量的公债。吸收大量的储蓄，都是很困难的，远不够事实的需要。当然，有些办法可以采取，以便获得相对的数量增加，如租税的合理化，尤其着重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推行，如公债的发行着重于大地主大商人的认购，以及改善农工收入以增加国民的储蓄（这种储蓄事实上较大地主大商人的储蓄为更合于长期的投资）。但所有一切的努力，也只能获得部分的解决，为求争取建国的时间，并利用战后各国生产高度扩张后转入松弛收缩时剩余的生产设备，对于外国资本的利用，自有十分迫切的需要。本来对于国外良好生产设备的购买可以用本国生产品的输出去换取，但我国战时及战后工业化完成之前，所能换取的东西恐怕实在太少，自然只能靠向外国政府或私人组织借款购买，或让外国资本自己到我国来投资开办厂矿。这种外资的借贷或直接在国内投资，对于我国的工业化自可帮助极大。但是，这里还是有应当妥为斟酌考虑的地方。例如，缺少资本的并不单独是政府举办的事业，就是人民方面，在举办工业时，也是十分需要。政府向国外借款比较容易，而人民要向国外产业或金融市场吸收或借取资金，就太困难了。这，不妨由政府向国外借进大量资本，其中以一部分自己举办或与私人合办若干重要厂矿，一部分则可以公平合理地分借给人民举办的事业。或者关于民营事业所需国外资本，由政府向国外发行债券，或由民营公司厂矿向国外发行债券，而由政府担保还本付息，这种借款，由政府会同有关企业家作合理的分配于各厂矿。至于外国资本在我国直接投资，自然也是应当欢迎劝诱的。不过，不论举借外债或外资直接投资，最应当慎重注意的，就是国家主权——政治的和经济的——的维护。倘若为了吸取资本而忽略了对于外资的管理，以致工业化的结果又产生了其他的毒疣，其结果恐不免得不偿失，故最宜审慎行事。以上所说还是工业化的固定资本方面，此外，工业经营时期，还须有充裕的流动资金，进行原料、工资、间接费的支付，以资周转。这种流动资金的缺乏，在目前已经十分明显，应予特别的救济。战后虽然物价希望可以趋于稳定，流动资金的激增的需要或可不致严重到像现在一样，不过这个数目一定是很大的。当然以后举办事业，除固定资本外，还须顾及其营业周转用的充裕的流动资金。但是，战时和战后帮助工业周转的短期和中期放款，适应各业季节变动的放款和对于金融市场的合理控制，以利工业的周转经营，确属十分重要，且其重要并不亚于固定资本的供给。
第四，要善为保育。我国现有的一点工业，以及在短期内准备兴办的工业，比之一般先进国家，正如雨水不调的幼苗，先天不足的婴儿，如果不加以特别关切的保育，前途终是没有把握。首先，就得防止外面的打击，故我们以为首先就得用适当的关税或其他课税或奖助金的办法以减削国外商品的倾销，保护这新生的工业幼苗。其次，国内各项工业，尤其是政府认为应予特别提倡，保护的，应予以减税，免税，低息贷款，保息，专利及负责供给原料等优待。至于有些必要的东西，并应由政府统制，以保障与它有关的工业。不过，政府的统制还应该更着重于实际对工业有利；否则，如目前花、纱、布、糖、烟等的统制，虽然是财政目的居多，而其结果不利于纺织，造糖，制酒精和制卷烟的工业是很显明的。在技术方面，政府也应该多予指导帮助，譬如技术上的困难，应该帮助解决，若干试验、研究、分析、测勘、检验的工作，政府也应该尽量帮助，例如设立完备的学术及技术的研究试验机构，并充分利用规模宏大的公营厂矿及大学等，以服类此的劳务。这类研究试验的机构，在技术上的功用极大，从苏联及美国的实例上很可以看得出，而应当多多努力。目前的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社等就是很辉煌的例子。这些都是从外保护工业的发展，但一个孩子的长成，还是要他自己身心的康健；如果仅仅一味保护，近于溺爱，而不使他自己充分发展健全，结果长成的不是嫩弱经不起风霜，便是畸形发展。所以政府对于工业的发展固然应该加以爱护，但还应当允许并且促成厂矿自己本身的健全成长和自由发展，不要过于保护和统制，反而摧残了其原有的生机。并且，政府对工业的保护，应当力求平等，不可过于偏向。例如目前国营工业在运输、税捐资金、技术设备方面所受的优待就远过于一般民营工业，而资本雄厚，关系广阔有力的民营工业又远过于其他民营工业，这就全盘工业发展上讲，并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而因此结果，这些受优待的就成了天之骄子，离开了优待就无法和别的厂矿竞争，管理和生产方面的浪费是毋庸讳言的。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纵然因事实的需要而须对个别的部门或厂矿特予保护，但应力求公平合理，并且要绝对注意相当程度的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过度的保护就成为不自由的或不完全的竞争），以求生产效能的增进，成本的减低。
第五，要稳定币值。一个经济在发展着的社会，物价总是在上升着的，换句话说，币值总是逐渐跌落的。因此，要绝对地将币值稳定在某一点，这是不可能而且不合理的。并且，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里，商业循环还是在所不免，因此，物价也不免有涨有跌，因而影响到工业的生产与其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力量来稳定物价，亦即稳定币值，最低限度使物价的涨跌不要过于猛烈，更进一步并应永远保持一个和缓上涨的物价趋势。因此，目前物价的猛涨亟应设法缓和以保存现有微弱的工业的基础，这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就的——譬如用积极的政治手段禁止并制裁贪污和囤积投机，用进步的财政方法改进并增加税收和派募公债管制金融市场，都是相当有效的办法。用发钞来应付大部分的岁出，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政府一定是很明了这一点的。到了战事结束的时候，也许有人希望马上通货紧缩，回复到战前的水准，这种主张，似有斟酌的余地，因为通货过度的紧缩对于工业的打击，尤甚于某一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正在萌生的新工业，打击尤为重大。而且，这种主张也不容易实现，因为战后的复兴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支出，那时要紧缩通货，是不容易办到的，上次大战后的例子就很清楚。不过，在那个时候，过度的通货膨胀或币值跌落倒是可能的，那么对于工业化将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以为，为了保护现有的工业基础及其发展，为了战后工业的充分发展，币值的稳定，至为重要。这项工作在目前就应当尽可能去做。等到战后，通货似亦不宜如何紧缩，最好能将物价维持在一个使社会一般经济不受大的波动而能长期保持不变的一个水准上，不使币值变动过剧。纵或因为失地收复，交通恢复后，物价自然趋跌，也应以金融方法，使其十分平和。倘若那时候物价上升已经很高，照现有本位计算过于不便，自不妨改变本位，提高其价值，而不必一定恢复到原有水准。固然现在因为抗战的关系，除了拥有实物财产的人可以维持其财产价格外，其余的人多少牺牲得很大，但是回复到战前水准，事实上既不可能，且战时财富变动已很大，亦不见得就一定是公平的。为了公平，关于战时和战后公债的偿还正可以由财产多、收入大的多负担，把握现实和未来，是远比回到过去算旧帐为有意义的。至于国币对外的购买力，也应当求其稳定，因为对外贸易多的国家——战后各项机器及技术的输入都和外汇的关系很大——外汇与国内币值有同样的重要，所以其稳定是必要的。究竟应当稳定在哪一点，这里暂不多论。但对内对外币值的稳定，实为必要，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求得它。
第六，要准备技术。工业化是要在短期内大规模实现的，以我国现有的产业情形而论，不仅是纯粹的生产技术能力不够，还有运用技术的人也不够，技术的员工，管理的人才，技术的设备，都嫌不够。将来所需的，何止现有的十倍，二十倍，乃至一百倍?这些都应当妥为准备，并且积极进行，否则那时徒然有计划，徒然有机器，没有管理主持的人，没有技术的员工，一切建设还是谈不上。外国的技术虽然可以输入，但是如果连管理和技术的人员乃至专门技术的工人都要从外国借来，未免为事实所不许，且亦不应当如此。最近政府计划大批选派优秀干部到英美实习，学习专门技术，以备工业建设之用，并且其选派实习都还有相当的计划，这当然是可取的。但政府选派的，本年仅有几百人，私人厂矿更不易充分取得出国实习研究的机会，这个数目比起未来的需要，自然是太小了。当然，目前还在为抗战而生产的时候，过多的干部出国，对于现有的生产不无影响，但我们以为这样的准备究竟还嫌不够。出国实习或研究，是需要的，不过人选方面似乎还应该更加审慎，务求精当，不能过于着重其资历，或作为对于某一个人的酬庸，而应当仔细衡量派出去的是否合宜，有无充分的学识经验，回来后是否可以成为良好的领导人才。派出的，应当就是将来做生产的技术、管理和研究各方面的领导人才、教育人才。关于高深的技术人才——不论是做实际生产设计工作或研究试验工作的——当然应当到国外去学习或开始工作，最高级的管理人才也应当到国外去学习，现在拟派的人数并不嫌多，不过，若干中级的技术人员，似不必要大量出国，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各规模较大的厂矿和研究机关及学校的设备及专门人才，并尽量改良扩充其设备，甚至适当的集中人才和设备，先就现有的员工和学生训练，提高他们的程度，并尽量加深他们的造诣，这样，收效或可更大，所造就的人才必定更多。目前各学校理工科学生的程度还是不够，毕业后到厂矿工作，有时连普通机器的运用都不很熟习，有些较高深的技术工作，甚至两三年后都还不能胜任，这都是学校的教育未能尽善，工作的厂矿未予以充分学习教育的机会所致。还有许多工人也是可以造就训练的，如果把工人永远限制在某一简单的工作，也是对于人才的莫大的浪费。凡此员工的加深造诣的训练，及在校学生的提高程度，政府均应积极计划推进，而学校与厂矿的合作，也是极经济的办法。此外尚应添办许多大学、专科及职业学校，以造就所需技术人才。如果还有不足，当可从国外聘请专家到国内来指导训练，并酌量运进新式的机械或模型以供实验或训练之用，必要时并可酌办示范性的厂矿，一方生产，一方造就人才，这都可以大量造就中下级的技术员工，远比纯靠选派出国实习的办法有效而经济。并且，这种技术人才的培植，一方用正式的方式去训练，一方还可以由学校或厂矿在无形中推进，譬如学生应增加实习时间，厂矿对于中下级员工，设法解释说明全部生产的技术，使他们能全盘明了，并知道自己工作的作用，在可能范围内并顾及各人的能力和兴趣，酌为调动其工作，使能对于技术方面可以知道得更多些，工作时间内并允许可以有一小时左右的研究时间，等等，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效果。此外，如各项理工科教科书及参考研究书籍和杂志等，目前都嫌太旧，应当立刻修订、翻印、翻译，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机关也应大加扩充，甚至有必要的可以先派高级人员在国外先成立研究起来。所有对于工业化的技术准备，目前似乎就该积极进行，否则一等大量建设开始，I艋渴掘井，就来不及了。技术方面，应求迎头赶上，短期内完成准备，这种准备，并应质量兼顾，且以在国内大量造就为原则。关于技术的水准，我们以为应以欧美最先进的国家为标准，最高度技术的炼钢、飞机、机车、汽车、无线电、电工器材、造船、炼油等工业，实行工业化的条件也都应能够自己独立，并力求自足，否则，如果只办点轻而易举的工业，其余还是仰仗他人，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原旨相去太远了。

三十二年十月五日晚

原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l0月15—16日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6 19:16

木匠不知道，飘过………………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9-7 10:02

无法确证，只能猜测。曾长期担任上外院长的王季愚，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妇女》半月刊上，用“季子”等笔名，发表过大量介绍苏联的翻译文章，抗战时期在鲁艺从事编译和理论研究工作，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参与工业化问题讨论，也是有可能的。小杜不妨再查查。
王季愚是剧作家于伶的前妻，是著名外语教育家，三十年前去世。她的儿子王力平，是上海的老领导了，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已退休。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1-9-7 10:07

哇，旧苗厉害，多谢旧苗兄。

作者: 自觉的梦游人 时间: 2011-9-7 18:23

不知为何人，继续梦游去，留句梦话：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另收有文萃的一篇，
《复员声中的工业问题(特稿)》龙季子文萃 1945年第2期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1-9-7 20:14

梦子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