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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38     标题: 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我那左倾狂潮中的大学生涯（1962-1970）

作者：lwg1945  

发表日期：2011-7-12 16:20:00 回复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和其后至1970年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个“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本科在校六年和一年半的农场锻炼，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学生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种角色的转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这段时间，正是左倾错误干扰社会主义事业、折腾全国人民最厉害的时期。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绝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和其它回忆录不同的是，本文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深入讨论。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政论相结合，涉及到当时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对同龄人还是当代年轻人都会有较大的感触和启示，会更好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讲到“不折腾”的深刻含义。

本文为纪实作品。讲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实姓。具体事例如有不实，可当面指正。

笔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外活动
5世界风云
　　6课堂教学
　　7“清理反动派学生”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1） 问题的提出
　　（2） 整装出发
　　（3） 初涉农村
　　2以社会为课堂
　　（1） 同吃
　　（2） 同住
　　（3） 同劳动
　　3运动过程
　　（1）前后十条
　　（2）二十三条
　　4运动后遗症
　　（1） 个人感受
　　（2） 投下阴影
　　（3） 也说大饥荒
　　（4） 引发文革
　　三，实践教学
　　1总统府
　　2教改感受
　　3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狂潮骤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工作组之争
　　（2） 造反有理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 恐怖“红八月”
　　（5） “联动”的结局
　　（6） 再说红卫兵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两派的由来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4) 武汉”七二0”事件
　　 6打倒帝修反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 批斗日共代表
　　（4） 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形势分析
　　(2) 攻打红楼
　　(3) 相互抓捕
　　(4) “夜袭兵工厂”
　　(5) “捣毁野猪林”
　　(6) 血染操场
　　(7)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1）看透极左本质
　　（2）坚持做个人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5躲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劳动与军训
　　3艰苦生活
　　4．徐州
　　（1）长途拉练
　　（2）住院治疗
　　（3）怀旧
　　5．湖西“肃托”事件
　　6．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林昭，张志新，林希翎
　　3留下记忆
　　4以史为鉴
　　5历史教训
　　（1）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2）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3）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6不应回避
　　7厘清思想
　　（1） 左倾思想存在的原因
　　（2） 什么是左和右
　　（3） 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
　　 （4）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8面向未来
　　9写作说明
　　（1） 写作原则
　　（2） 几点说明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39

再来拉一回超长列车

这个作者是上海同乡，读来非常亲切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44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勿用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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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到的溧阳路四小，是我姑姑当语文老师的地方，是个民办小学

红旗中学，是我大哥的学校。这个学校当年是虹口区操场最大的中学。正因为有地皮，后来虹口教育局变着法子蚕食地皮。先是把这个学校改成体校，后来改成“行知艺术学校”，艺术学校当然用不着大操场，就为虹口区教育局增加了几栋教工宿舍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46

　　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知道了录取的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但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

　　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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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这是长春公寓，原来是日本人建的。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48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能见真容。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卷子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在此谈一下，对我国高考制度的认识。我觉得，在现有的社会构架下，现行高考制度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少人批评它为“一考定终身”。但是问题不在于“一考”，而在于“定终身”。现在对高考制度的修正，老是在考几门、考几次上兜圈子，那是没有出路的，那顶多是改变而不是改革。关键在于“定终身”，在于在我们的社会里，缺少人才能够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底层群众能够经过自己努力而使自己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渠道太少、太窄。这些上升渠道相当大的部分被“官后代”、“富后代”所占据（“富后代”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官后代”），剩下一些的相当大部分也要经过他们那个圈子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公正性又要打很大的折扣。真正能不靠关系靠努力而上来，第一步那就是高考。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这条路，所以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说法。而且，尽管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比我们那时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依旧不减，原因就在于此。独木桥虽然加宽了，却依旧是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路。高考的公正合理，代替不了人才选拔、任用、晋升的公正合理，而后者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改革高考制度、减轻学生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主要责任不在教育部门，不在学校，更不在教师，而在于社会体制改革，在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在于每个人都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自身状况。否则，前面讲的那些改变，都不过是浮云。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49

　　那时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语文、政治为每类必考。当然考文科的这两门，题目难度要大一些，语文科目的总分要高一些。另外，文科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物理化学，医科除理化再加考生物。外语，因为那时农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差距太大而不考。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按说应该早点下学去工作，但是我初中毕业时尚不到报考中专的最低年龄（15岁），只能考高中，而考高中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所以我在初三就决定以后考文科。在高一语文书的封面，就写上了：“向北大进军”，以自我鞭策。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我以后要去的人民大学。文科的四门，我都学得很好。虽然文理在分科上很彻底，但分科的时间很晚，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后才分班。复习一个多月后，便各自在家看书，所以对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印象。

　　文科的招收和报考人数都很少，大约只占总数的一二成，而且大都是师范院校。考文科的同学大体有两种情况，或真的喜欢文史，或数学不行。我所以报文科，这两个原因都有。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到高中后就基本放弃数学，只求及格就行。理化还不错，是以前一直比较喜欢。
　　
　　要讲学习方法，我的特点是由喜欢知识到喜欢阅读。由于大量的阅读，使大脑中的知识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网状体系，新的知识很容易附着上去。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己还觉得乐在其中。我不喜欢背书，所以外语不行。尽管作文不错，也不喜欢背古诗和课文，以至于语文老师也不叫我在课堂上背书。由于不去化时间背书，数学几乎放弃，外语又不行，所以精力都放到了文史时政上，这些方面学习好，也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对这些课的学习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教材作为基本依据，只是个出发点，自己出去找书看。这种方法拿到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　　我的看书往往到了没有书可看的地步：想了解某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那方面的书，以至于后来激起了自己写书的想法。之所以没有这些书，想必读者也能知道这些原因。这种状况，现在要好多了，但某种程度上也还有。比如，本文将会引用很多公开出版物的材料，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读者再要找到它们恐怕也不容易了。笔者之所以写本文，之所以写《革命四十年》，也是想部分填补有些读者希望了解那段曾经岁月的记录空缺。

　　在摇晃的思绪中，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53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里的草、泥土里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像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五、六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时上午十点左右。忽然，天暗了下来，不一会，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天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黄色，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北三楼的108室。除了北五楼，还有南五楼。平房也是五排为一堆，叫处，有南五处、北五处。这些房子，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提一下，也算是留在纸面上。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北五楼的西面，有个100×50米的人工湖，是个长方形的水塘，单调得很，无景色可言。只是冬天可用来滑冰，还不错。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但简朴也有简朴的美。老图书馆南面的砂土路，路边还有几处小小的树林，作为从那个十分拥挤嘈杂的城市来的人，我就很喜欢，尽管在别人看来那只能叫树丛。我还常常喜欢拿着马扎钻进那树丛里看书，顺便看看那树影婆娑，看那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蚱在跳，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蹦跶的小青蛙。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心理也太幼稚可笑。

　　当然，也有讨厌的，那就是苍蝇，尤其是后来搬到东风三楼，那苍蝇特别多。而且那玩艺儿还狡猾得很，你要去打它，它们就都飞到天花板下的电灯线上。短短的这么一截就停了好几、十来个。拍上去，那线是软的，轰的一声，飞得满屋都是，讨厌得很。在上海，因为经过1958年的消灭“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麻雀后来改为臭虫），那苍蝇不是很多了。人大的校园环境挺干净的，屋里屋外还挺卫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些的苍蝇。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第一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花。随着号令举起不同颜色的纸花，以组成广场上不同的宏大图案。游行结束，便一起向前涌去直到金水桥边。由于自己近视，对城楼上的领导人，只能看个大概起。

　　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十点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

　　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东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游行，也是有点代价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缺，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那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强的松），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以后再说。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0:56

3．校园生活

　　生活上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大约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我的哥哥那时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他们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各自回家，高年级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挖野菜，就那么容易么？你挖了，别人挖什么？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入学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他们两位又来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比较优秀的，本想单独写一节“我的同学”。但因为大多数久未联系，不知近况，未经同意，也不好多说。我就想讲一位从南京考来的同学。他的家境相当于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但他非常地优秀，上的是全省一流的南师附中，在高中就入了党。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还是鼓楼区人大代表。我还想起了小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出身更贫寒。他家是在弄堂的拐角，临时用两堵墙挡了个几平方的地方，不但没有窗，连个屋顶也没有，上面就搭了块蓬布。家里一张桌子也没有，墙角摆着一个炉子、两个板凳，锅碗就放在地上，书就在枕头边。然而，他却非常优秀，不但读书好，而且品德高尚、为人真诚、懂事得体而又能干，远超过同龄的孩子，令人敬佩。可惜他早在毕业前就转走了，再没音讯（现在想来，很可能是遇上了“拆违”）。

　　我讲这些，是想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有过这样出色的孩子。不否认也可能有，只是我没见过。我不是说我没见过有钱人家、有权人家的孩子，而是说在我见过的那类人群里没有这样懂事的孩子。不由再想到，今天外来工的孩子还能上南师附中么？还能考上人大么？我们省一位副省长很感慨地说：“我是农民的孩子，上的是农村的中学，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成了领导。可是，今天农村的孩子，还能走上这条路么？很难了。”这也是现在与过去、有幸与不幸之辩证。一言难尽啊，扯远了。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是中间两个：104和105室，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气氛。常能看到男女同学间也很接近，但没有那种亲昵的情侣之状。男同学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壮举是：有一次我们年级两个班下了课一起往回走，经过操场，女同学在前面走，男同学在后面。邻班的一位男同学突发奇想，对另一位同学说：“你敢上去抱她一把？”（她，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他们班的班花了。）听得此言的那位同学居然二话没说，上去就从身后把那位女同学横着抱了起来。男同学们一阵欢呼，女同学们也哈哈大笑。她本人也很大方，知道不是恶意，并没有什么恼怒。这大概是这几年中男女同学间最出格的一次了。

　　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气氛。常能看到男女同学间也很接近，但没有那种亲昵的情侣之状。男同学当然也有胆子大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壮举是：有一次我们年级两个班下了课一起往回走，经过操场，女同学在前面走，男同学在后面。邻班的一位男同学突发奇想，对另一位同学说：“你敢上去抱她一把？”（她，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他们班的班花了。）听得此言的那位同学居然二话没说，上去就从身后把那位女同学横着抱了起来。男同学们一阵欢呼，女同学们也哈哈大笑。她本人也很大方，知道不是恶意，并没有什么恼怒。这大概是这几年中男女同学间最出格的一次了。

　　我们班的女同学，到离校时，多数也都有了对象。大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方都是本校的同学，同年级的或高年级的，这说明那时同学们的活动范围还比较有限。二是，这种事当事人不张扬，别人也不在意、不惊讶，大家都很低调、很平常。

　　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据说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住的是八人一个大房间（实住七人），四个上下的双人床，每人一个课桌，再没有别的设施。东西就放在床底下。常有人在床架上钉块木板放书。冬天，中间生个火炉，每人轮流负责。作为南方人，我很喜欢在炉盖上烤馒头片，焦黄酥脆很好吃。只是舍不得，因为那样太不经吃，一个馒头不当回事就没了。有位天津的李同学，他父亲是位技师。过来时，还帮我们用粗铁丝扎了个烤馒头的架子。那手艺很纯熟，做出来的架子很标准，该直的地方笔直，该弯的地方就是90度，倒底是工人师傅啊。不象我们自己做的，弯弯扭扭，别提多丑了。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等着打饭的队伍排得又很长，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难得也有热闹的时候。1963年的元旦，食堂发给每班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回来各班自己包饺子，再自己去食堂大锅里下。班里的同学多数不会包，我则连看也没看见过。大家在宿舍里，把桌子拼起来，由北京的女同学当指导，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包了会、吃了会饺子。当然，包的过程比吃的过程还要热闹。

　　人大的校园，当时自己的感觉还挺大的，长宽差不多都有一千多米，够自己走的。里面住了约有一万人，二千五的学生，二千五的教工，五千的家属。靠近中心区有一些商业、生活设施，比如商店、菜场、书店、邮局、理发馆、洗澡堂，一个院子里能有这么些，还觉得挺希奇。但饭店、小吃部这些还没有。

　　教室，除了在全校最大的楼房——三层半的教学办公楼里有二三十个教室外，其余的都在一排排灰色的平房里。里面的光线也不亮。课椅倒是很实在，木头很厚，右侧还有个弯的平板，用来放书和笔记。没有桌子。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00

　　4．课外活动

　　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从双榆树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院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体育方面，别的项目不行，唯有滑冰还可以。在上海时，我也会旱冰。这在中学生中，尤其是像我这样看起来循规蹈矩的中学生中，还是很少有的。由于经济的原因，和社会上对滑旱冰少年的不良印象，我也很少有机会去，家里都不知道我会那玩艺儿。至今，我也希望家长们对孩子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宽容，尽量放手让他们去发展。但是在北京，每年冬天可滑的时间也不多，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小丫头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在大学里，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露天电影，在文化广场放，五分钱一张票。文化广场是原教学办公楼北侧的一个一万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它的西面有个朝东的舞台，是人民大学当时的主要集会场所。在中学时，是很少看的，只有学校统一组织时才能去电影院，一角五至二角五一张，一学期也就是一两次。看电影，人大的学生很方便，我们每人有一个板凳和一个马扎。开大会时，每人拿着一个马扎排队进场，是人大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很能体现人大的革命传统。人大的前身，在延安时期是陕北公学。看电影时，拿马扎的坐前面，拿板凳的坐后面，都很自觉。人实在多的时候，就到幕布后面看反面的，也挺有意思。

　　刚到北京时，周末还有举行交谊舞会的。舞池就在老图书馆南侧的水泥坪。班上除了北京的两位女同学，别人都不会。我们也只有在边上愣愣地看着，像个傻小子似的。没过几个月，1963年春，就不让跳了，说是修正主义。只有中南海里的舞会一直没停。

　　当然，我们也有跳舞的机会，那就是每年九月份，下午常常要拿出时间来训练集体舞，以备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时用。
　　*
　　参加体力劳动，在校内期间也不多。不像在中学时，初三就下乡到宝山干了两个星期的农活，那时才十四岁，以后每星期都要安排半天劳动。在人大正规教学期间，很少有专门安排干活，除了去食堂帮厨。只有1965年秋，有一阵子，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校内挖人防工事。就在校门北面红楼东面靠马路的那块空地上，每个防空洞也就是二三十米长，说不好听，就跟挖白菜窖差不多。挖个沟，上面搭上席子，盖上土，仅此而已，第二年就都塌了。我还劝过在那儿钻洞玩的小孩，别在这玩，太危险了。

　　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学术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比如：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有掏粪工人时传祥，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杨英杰、外交部长助理龚澎、驻英大使宦乡、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体协会长马约翰，还有下乡知青侯隽等。

　　至今印象比较深的有：李瑞环同志，他那时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虽然是个工人，但报告非常风趣精彩。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段：有次在公交车上，因为急刹车，他不小心碰到前面的一位妇女，那妇女用北京话生气地说：“德性！”他幽默地说：“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讲得全场大笑。九十年代后，李成了国家领导人，这件事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时传祥是位淘粪工人，因为勤勤恳恳几十年而树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接见的照片，以显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文革期间，当然也就跟着国家主席倒霉，横遭迫害，致病致残，被赶回原籍。好在当时还留了条命，真是不易。

　　张秉贵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尤以“一抓准、一口清”称著。你要几斤几两，他一把就能抓出来，一口就能说得多少钱。那是多年苦练基本功的结果。

　　我们班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但是却没讨好。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相互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和我们同级的人大学生，在一间平房教室里来我们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此处可参见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六章学雷锋。）

　　网友们也不用追问，那天这位同学说了些什么，就像不要再问张思德是因为烧什么而死了。

　　一般人都以为，学雷锋，就是要助人为乐、去做好人好事，这是人们首先想到的。这对于缓和当时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社会气氛，缓和比较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现在好多人学雷锋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朴素的善良的想法很可以理解。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有点简单化了，就小看了发起者的用心良苦。
　　
　　学雷锋活动的实质，是雷锋日记中最核心的那段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还特地加上了第三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所以大笔一挥，号召大家要向雷锋学习。这期间，左倾思潮的强化在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不久后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对杨献珍、孙冶芳、吴晗、邵筌麟和电影《早春二月》、小说《刘志丹》等的批判），中苏论战、反修论调的升温，以及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等。这最后一点，林彪借着学雷锋所作的鼓噪，就是意图为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是把学雷锋作为造神运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广大群众做好人好事的良好愿望与这些是两回事。

　　雷锋是个极聪明极机灵的人。我一直很奇怪这样一个聪明机灵的汽车班班长怎么会被他自己指挥的缓慢倒开的车所碰倒的晾衣服杆子砸中而死去，而且还是汽车压了铁丝，铁丝再拉倒了它所栓的杆子。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03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1-9-17 11:05 编辑

　　5．世界风云

　　北京作为首都，是个政治空气很浓的城市。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困难时期的阴影，国内政治方面还有些沉闷，而在国际政治方面就表现得很充分，就像是个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旋涡。

　　还是从男女同学住同一楼宿开始说起。1965年，我们从湖南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那是个筒子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我是在三楼西侧楼梯道东面的第二个房间。我们楼层里的最西侧，还有几个空房间。
　　
　　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昼伏夜行、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进了我们的楼层，住在最西面的那几间，也就是和我隔了一二个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这回是和外国女孩子“朝夕相处”了。这些越南女孩比中国女孩更能闹，从早到晚，满楼道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多时间，我们有的同学还跟她们学了几句越南话。1966年夏，由于文革的开展，一是国内环境已没有正常学习的条件，二是中越关系开始有了微妙变化，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斗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间就花容失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

　　在大学里，外事方面，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

　　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还有难得一来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听说某校有个学生在迎宾车队临近时，不知什么原因把手中举的牌子横了下来，警察以为要谋图不轨，上去掐了脖子就拖了下来。这之后，我们大家都更加规矩、不敢乱说乱动了。
　　
　　还有好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百万人群众大会。印象中有：1964年的支持巴拿马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总之，忙得很，事儿多得很。这时，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真是人如海，歌如潮，红旗翻卷，吼声震天，很有那种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的感受，真的就像置身于世界革命的中心。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对法西斯势力的决定性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就小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小看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1965年秋，国际上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错误判断形势，低估对手力量，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这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被杀得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今天。

　　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皮肤稍黑，跟我们班开过一次座谈会，华语讲得还挺好，对中国的情况还挺熟悉。那天，他们两人穿着黑色的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看到穿西服的人。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这个事件也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进程。尽管越南共产党在南越的武装渗透屡屡得手，但整个东南亚范围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产党左派运动（包括马共、缅共、菲共、泰共等）因此而元气大伤，走向了下坡路。

　　这次事件，中方所起的作用和所受的影响，国际上有很多评论，但我们自己没讲。这年冬，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位领导来人大作报告，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这次事件的情况，比如印尼共总书记艾地的下落等（当时艾地失踪，传说甚多，有说是躲进了中方机构，以致印尼军方悍然武装搜查中国大使馆，两国因此而断交多年。两个月后，确认艾地已遇害，被杀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被查实）。但对这个问题，也没说，尽管中方的介入是很深的。就像后来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事件，同样有这问题。国际上对此评论很多，而我们自己也没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应该说中方的国际影响受到了较大的损伤。

　　那几年，国际政治方面有些内部影片和内部展览。1963年就曾看过一部讲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资料片，有苏联船只接受美国海军检查的镜头。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但那内部解说词对苏联已是相当的贬低和蔑视，说那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那次事件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受到美国威胁后宣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大喜过望，一时冲动把导弹运到了古巴。美方急得跳了起来，死活不干，封锁了古巴海域。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骤然降临在全世界的面前。最后以苏方让步而结束。显然苏方在战略战术上均有失策之处。这次事件是二战后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后，苏美双方都避免直接碰撞，改为代理人争斗。

　　那年秋，还组织去军事博物馆看过关于中印边界战的一个内部展览。见到了所缴获的印军使用的苏联装备。那上面的红五星，是那样的醒目。在中印关系上，苏方明里暗里地支持印度。中苏分歧不但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国家关系上也已显现。尽管报上还没公开说，就知道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反面。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08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1-9-17 11:10 编辑

　　6．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金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说到所学的专业——统计专业，还有点不一般。之前，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一入学，听老师说，统计可重要啦。它会涉及到一些机密资料，涉及到国家的重大经济数据，使我们这些刚进校的学生，直觉得肩上的责任还真重啊。尤其是，老师还说，以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军统特务，他们的全称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都是打的统计的牌子，可见统计不一般啊，更是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学习的时候知道，统计学科既有文科的成分，属经济类，又有理科的成分，要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会数量分析这些。那时的统计学属文科，高考就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在当时文理科分得很开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还是很少的。再以后知道，仅就统计两个字来说，其范围可宽可窄，其内容可深可浅。到了社会上，更知道统计是个典型的无钱无权的清水衙门。这对于我这样的没有更多物质欲望的人来说，倒也没有更多的幽怨。从现在看，学统计专业，对我的影响是，使我既有文科较强的社会意识，又有理科较为慎密的逻辑和思辩。

　　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尤其是口试这种方式还挺新鲜。定下考试时间后，要抱上一大堆书去。而后在老师那儿抽签，签上有两道题，可仍选一题。自己翻书翻资料，准备一到两个小时，列出答题提纲。轮到自己后，到老师面前讲15分钟左右，而后老师根据答题情况进行追问。这种办法，抄袭和死背都用不上，也用不着。学生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度，都表露无遗。对于社会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种很好的考核办法。

　　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一个班的卷子半天就改完。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才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现在还能记得他讲的文章写作要领：凤头、猪肚、豹尾这些。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

　　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那时人大的教师来源有些特殊性.主要来自:
　　1.延安和华北老解放区.人大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革命大学
　　2留苏回来
　　3自己培养的年轻教师
　　外校调入的较少

　　人大的学习也是很严格、很严肃的。我们的上届有个湖南籍的谢姓同学，或许是因为家庭困难、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门主课不及格就留到了我们班。重上了一年，还是这门课，还是考了58分，因为同一级不能留两次级而被退学。现在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用说差一、二分，就是差四、五分也就靠上去了。当时，我们很为他惋惜。他回去后，来了音信，说进了个挺不错的事业单位。我们又为他庆幸。其实，以后想起来，从城市来的学生，还真不如退学能回到原来的城市。当然，话再说回来，再以后的几十年的利弊、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出来。

　　这段时间，主要收获是：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能发展一些个人特点，“独立思考，自我判断”，有了些萌芽，尤其是知识积累明显加快。进了人大，最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有一个大的图书馆。中学时只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图书室，而且不对学生开放，那个管理员因为知道我真的喜欢看书才让我能常进去翻阅。而今，面对这拥有几百万册书的图书馆，真的是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说“如饥似渴”，恐怕不够谦虚，那几年真的是看了不少。可以说，我从图书馆里获取的知识要超过从课堂上获取的知识。知识的积累，对于一个人很重要。有多大的知识积累，决定了有多大的思维空间。头一、二年主要是看国际政治、地理、历史（近现代史）和文学名著。文学名著是按照国别，有计划地排着看。比如我所喜欢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所有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了个遍。我觉得咱们国内，几乎没有科幻，有的只是魔幻。这里面的区别大了，这儿先不多说了。

这段时间的负面感觉是：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僵化。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但是在程度上比现在要好一些。那时的老师不划重点，要学生自己去体会。不像现在，不划重点，学生有意见；划了，就成了考试范围，学生就背那一点点。思维的活跃程度仍然不够，已经不是严谨的问题，而是感觉出是拘谨和沉闷。后来了解到，这也是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不能怪老师。1957年的反右（人大全校划了378个右派，占教职工的14•3%，出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葛佩崎和勇敢者林希翎）、1959年的反右倾（邹鲁风副校长为坚持实事求是而殉难），人民大学都是重灾区，1960年还有个对教学内容“反修防修”的检查，直到我们入学前的1962年5月还在对1959年反右倾进行平反，其间对教师的打击和压抑可想而知。

　　（说到葛佩崎，有件事令人啼笑皆非。他在解放前作为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部队，官至少将。解放后，1957年打成右派，年底被捕入狱。1975年，他沾了国民党少将的光，和战犯们一起特赦出狱。要是按右派的待遇，还得再等十年，八十年代才能出来。要按地下党员，就什么“待遇”也没有了。林希翎的问题，后面还要讲到。）

　　而且，个人特点的发展、思维的扩展，更多地还是靠体制外的那点空隙。只是相对来说，这点空隙，人大可能要大一点。

　　那时的有些弊端，如今不但仍在，而且更加厉害。当今的高等教育更有着种种功利和浮燥的色彩。社会上“权力过度”导致“管理过度”的现象，在高校也比比皆是。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很有限。浓重的行政化，使学校成了官场的翻版。真才实学或追求真才实学，却被视为另类、黯然失色。对比起温家宝总理倡导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相去甚远。当然，就这点来说，现在要比那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温总理是在2010年1月2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阐述“大学精神”时讲到：“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各大报纸均有报道。）以至于很多学生在“糊”，有的老师也在“糊”，这能去怪学生和老师么？难怪钱学森老前辈要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话请见2009.11.9央视《新闻周刊》)
　　
　　然而，就是这样并不理想但表面上还算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也没能维持多久。由于政治运动的来临和反复折腾，传统的课堂教学对于我们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很快就离我们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种不可求的奢望。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14

　　7. “清理反动派学生”
　　
　　实际上，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半课堂教学中，政治环境也已在不断恶化，阴云渐起，暗礁四伏。左倾路线正在向这些懵懂学子张牙舞爪而来。

　　对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影响，本文在前面没有提及，怕的是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过早地沉重，不要让读者的心情过早地沉重。想等讲文革时再讲这些，让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多延长一点，可还是回避不了。我们这代人从一开始就在这阴云里，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深浅浓淡有所不同。

　　早在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他父亲就死于那次运动。他原是个很活跃的孩子，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向全校表演有相当技巧水平、让我们惊羡不已的乌克兰舞。招牌动作是：蹲下，两手撑地，两腿向前平伸，贴着地面转一圈。在两手向上离地的瞬间，两腿从右向左，在手掌下迅速穿越而过。不知道这个动作的专业术语叫什么。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他跳过。

　　也是在小学时，我的一个邻居自杀了，躺在被窝里割腕自杀。我们都站在对面的晒台上，看那紧闭的玻璃窗后面，床上覆盖着他的被褥还是那样的平整，至今不能忘却。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八章佘校长之死，用的就是这个场景。

　　更不用说1957年的反右，我已经初二了。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满了揭发右派的大字报，到处是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眼帘。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运动的感受。
　　
　　也是在小学时，我的一个邻居自杀了，躺在被窝里割腕自杀。我们都站在对面的晒台上，看那紧闭的玻璃窗后面，床上覆盖着他的被褥还是那样的平整，至今不能忘却。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八章佘校长之死，用的就是这个场景。

　　更不用说1957年的反右，我已经初二了。教学楼的走廊里贴满了揭发右派的大字报，到处是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大标语，深深地印进了我们的眼帘。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代人对政治运动的感受。
　　
　　左倾路线在经过三年大饥荒的无奈和压抑之后，很快就以更强的态势反弹了。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郭德宏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是这样阐述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错误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儿所讲的“基本路线”，就是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这次全会上形成并写进全会决议。

　　这本书还写道：“……这次‘左’的思潮发展中，起主导和带头作用的是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他紧抓不放，不断发表指示，更使‘左’的阶级斗争思潮带有高压态势和不可阻挡的势头，而逐步升级、越来越‘左’。”

　　左倾路线的出击，在各个方面展开，对青年学生也没有放过。1963年6月14日，北京地质学院尚有森对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中央台写信表示异议，要求公开辩论。毛泽东作出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也称：“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请见：《文摘周刊》，2011年5月2日。标题为：文革前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标题上有一行题眉：高校强揪“阶级敌人” 受害者命运悲惨。）

　　于是，从1963年夏季开始，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开展了一项“清理反动派学生”的工作。尚有森被定为那年全国第一个“反动学生”。这项工作，和很多左倾时期政治工作的做法一样，采取公开操作与内部掌握相结合的办法。即对外没有公开明讲要“清理反动派学生”，作为我们学生就在班里开会，以总结入学一年来的思想学习情况为名，各人自己检查有哪些错误言行、错误认识（对现实问题有何不满和疑惑）向党向组织交代，而后小组讨论能否通过。这类活动，在中学时也有过。作为准知识分子，作为学生，这种思想清理、自我检查、自我贬损的做法，也经历过若干次了，当时也没有很在意。可能是因为还是低年级吧，好像抓得不算很紧，相互间也没有搞揭发批判。
　　
　　当时学生中就能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还是极少.所谓反动学生其实至多也就是对某些方面看不惯,觉得不对.

　　多数还是从朴实的感情出发,跟党走,真的自愿充当打手的,也极少.

　　但是这种做法是恶劣的,为后来的文革提前做了动员和训练

　　高年级要严一些，已经公开戴了几个“反动学生”的帽子。有个“马基系”（马列主义基础系，后改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被定为“反动学生”，也是个上海人，所以印象比较深。瘦瘦高高的个儿，穿着和步态有些异样，比较显眼引人注意。系里还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我们，说“学马列的还反马列呢”，不要以为上了人大就是进了政治保险箱，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啊。已经被戴上帽的学生，不予分配，分别被劳教劳改，结果都是很凄惨的。即使在以后的文革中，也继续遭受迫害，往往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我系61级有个同学，文革一开始就作为“反动学生”被揪出来，可能就是已经被内定了的。在本文的连载过程中，也有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网友跟帖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暗里的一面，几十年后，现在知道，各学校按照上面布置的要求和杠杠，在内部秘密搞“左中右”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划分了为数不少的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只是没有最后全部定案公布。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包括在里面。之所以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进行公开打击，原因除了上面讲的我们尚在低年级、需要继续观察、有待敲定，还因为1964年春之后我们就离校出去搞社教了，在外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否还有校系领导不让斗争扩大、打击过重，尽力加以保护的因素在里面，不得而知。以1963年刚来人大的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为人来说，很有可能。还有更主要的，就是左倾势力的打击重点，在1964年之后，已经不是学生，而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当权派。

　　这是我自己第一次经历尚属雏形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兼有1957年反右和当时随后不久的社教的意味。与反右相同的是，主要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作为学生，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大的言行。与社教相同的是，不是像反右初期先引导你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再反过来揍你，而是连表面上的引诱也不用了，直截了当地要检查你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再揭发批判，而后自己再检查认错悔过，争取能“通过”，请求组织原谅、宽大处理，类似于社教的“洗澡”、“下楼”。实际上，是左倾路线在社教之前的一场小范围试水。

　　直至今天，我也在为这件事捏一把汗。我想我很可能被划进去，因为我一直不够“积极”，没有像左倾路线要求的那样盲从和冲动。从本文的后面也可以看出来，我在文革中也一直不够“积极”。如果是那样的话，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家里亲戚朋友都满怀期望，结果不但一分钱没挣，反而被送到不知在哪儿的劳改农场，永无出头之日。你想想，这种几十年的委屈、愤然、痛苦、绝望，是怎么忍下来的，这种日子是怎么过的。更何况他们并没有犯下什么应该加以惩罚的过错，往往是曲解、编造、诱供、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硬扣上去的，自己则根本没有任何辩解说明的机会。
　　
　　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底，文革初派遣的工作组撤走之时。据《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工作组进校后，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实际上就是指自1963年秋以来一直在搞的这件事。文革初，工作组才进来一二个月，来不及搞这么多的。但工作组确实也在搞，而且是专门抽调人员来搞，名叫“抓游鱼”，试图以此来压住刚刚开始动荡的局面（有的文章写成“抓鱿鱼”，是不对的）。

　　1964年，差点儿掉进那个左倾漩涡，我们又进了另一个左倾漩涡 —— 社教运动。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22

　　二、社教运动
　　*
　　1．远赴湖南

　　（1）问题的提出

　　对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一直牵挂在心上的事。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教育，也不例外。

　　 “早在1957年7月，即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但那时主要是着眼于教育农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道路。59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从“反右补课”而来，更是为强行推行大跃进，配合反对彭德怀而进行的一场反保守、反右倾的运动，后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停止。
　　
　　然而，事情出现了变化。左倾狂热的1958年、59年大跃进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大饥荒。社会上，包括在农村基层，出现了一些对前一段极左做法的疑虑和思想混乱，也出现了一些意志衰退、多吃多占，甚至贪污偷盗的现象。有的地方还自行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措施，比如开放集市、重划自留地、分田单干等等。尤其是，党内高层在怎样认识这场灾难的程度、原因、责任，以及应该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和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不乏有很有价值的不同意见。

　　以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主要平台，党内高层对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据江渭清回忆：“刘少奇同志于1月27日向大会作报告时，作了若干说明。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的评估，不是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去套，而是强调有多少缺点，就说多少缺点；二是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笼统地归结为‘自然灾害’，而是指出有不少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报告中的这些提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处的赞同。”（请见：《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不但如此，在这严重困难的时刻，在民间，甚至包括农村的基层干部，也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拨云驱雾的真知灼见。应该看到，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中，同样有着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们中间照样有走在我们前面、足以令我们仰望的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先锋、社会精英。仅举一例，陕西户县城关镇北街大队会计、才小学文化的杨伟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位了不起的农民思想家。
　　
　　1962年5月，杨伟名在困难时期的严峻局面下，忧国忧民，追寻真理，抛开个人安危，向党直言，写下了《当前形势怀感》，与大队支书、大队长共同署名，上报给各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文章分析透彻，判断准确。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初期的社会主义”；2，要扩大和发展“非计划经济”；3，在地权仍属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这与我们今天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政策何其相近。他那时就提出的政策建议放在今天都能令人发聋振聩。这种远见卓识，除了惊叹，还能叫人说什么。

　　但是，杨伟名的上书，深深地触痛了毛泽东。那年的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词批判了杨伟名的建议。

　　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严重威胁。并且接着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为了整肃纪律、统一思想、消除权力隐患，还故意夸大了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原话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书中讲到1963年8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领导人藏厚雄人时说：“现在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
　　
　　正如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讲：“就在经济形势趋于好转之时，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展开了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批判，致使政治风向再度发生逆转，正在进行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接着，按照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出处同上）

　　毛泽东为社教运动预测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这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此，中央先后于1963年5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1963年11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1964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9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个后十条）、1965年1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里，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也是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这次社教之前，有过两场也叫“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五十年代初，有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当时也叫社教运动。1958、59年，在农村为清除对大跃进的疑虑和不满所发起的运动，开始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反右补课”，后因“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而改名和延伸为“反右倾”的斗争。这些与此处讲的社教不是一回事。
　　
　　（附带说一下杨伟名的结局。1968年5月5日，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伟名夫妇实在承受不了“革命群众”无休止的批斗，轮番的毒打、凌辱，双双服毒自尽。

　　1979年，杨伟名得以平反。以至于有人感叹说，对中国的问题，杨伟名早认识了二十年。在那时的中国，早认识了二十年，早讲了二十年，竟反而成了个人的悲剧，成了我们社会没齿的悲哀。

　　具体事例请见：《一叶知秋》，杨伟名遗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或：《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三十一章。）

　　（2）整装出发

　　在“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大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而且还是参加了从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整个运动的全过程。

　　1964年2月29日，我随所在班级去了北京郊区的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鱼儿沟，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是个很干净的小村庄，离西山山脉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时，地头路旁的桃花已经绽放，而天边那一排高耸的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同村的，还有先期到达的铁道学院的老师。

　　鱼儿沟，属良乡地域。良乡镇不大，却跟着良乡栗子在全国出了名。这个名字，对于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大街小巷都挂着它的牌子，虽然也很少能吃到。在那儿，也去看过离此处不远的宛平城，八年抗战的首发地。城池也不大，但很干净和安静，街上一尘不染，行人稀少。看着那轮廓分明的城墙，耳边似乎响起当年呼啸的枪声，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身影好像又在眼前浮现，心中不免感触良多。

　　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那年的9月到10月，人大的高年级学生全部出动，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定襄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我们组的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人民大学去湖南的领队是我们系主任铁华老师。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湘潭社教工作团的总领队。

　　国庆前，北京市委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参加社教工作的动员大会，彭真作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之前，系里还给我们发了军人换季脱下来的旧军装，上下身，棉的单的各一套。没想到的是，一年半之后，这套军装却真的派上了用场。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运动刚风起云涌，我们仅次于部队干部子女很快就穿上了军装，当然成色要差多了。
　　
　　国庆一过，我们就离开北京出发了。先在湘潭市里的专员公署招待所住了三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分组编队。那招待所就在湘江边上，离湘江大桥不远，风景还不错。

　　三天后，我们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一时间，湘衡公路上，尘土飞扬。不断有卡车停下，他们到了，我们继续往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爬下车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走一段路，留下几个；走一段路，留下几个。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那时，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月了。当地派来的干部，是工作队的主体。我们是分散插到各个队的。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23

　　（3）初涉农村

　　城市孩子到农村，有很多新鲜事。在北京郊区，进农舍，第一次见到了炕，见到了炕前的灶台和风箱，见到了水瓢和水缸，见到了贴在窗框上的纸张。这之前，还从没想到过原来窗户是可以用纸糊。难道这很重要么？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还要特地说一下么？是的，就是这些细微的体验，使我渐渐地体察到国情和民情，渐渐地积累起认识，开启了思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了电视，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过程。但电视毕竟不能替代亲身的体会。

　　讲到农舍，湖南的又和京郊的不一样。我在湖南的两处，相互间也不一样。在中路铺，农舍很分散。沿着小山沟往里散落，每处仅一二户、二三户，像毛泽东故居那种样式。房子是用很厚的泥坯垒成，只是它的屋檐很宽，檐下可以堆放杂物，所以也不怕雨淋。而在湖田大队，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则是十几户人家集居。房舍前后左右连在一起，像是把好多个四合院并拢。不过，朝向是东南西都有，而且院院相通。通道也都是上有屋檐的走廊。七拐八拐，生人进来，是很难找到哪家的。真有点庭院深深、曲径通人家的味道了。
　　
　　这儿的自然风光还是蛮不错的。屋前是一片片的水田、一湾湾的荷塘。屋后是一层层的山丘，平缓起伏，树木葱浓。满眼望去青山绿水、高低错落，就像大公园一样。

　　湖南的气候并不好：冬天的阴冷，春天的多雨，夏天的炎热。春天的雨季里，乡间的土路泥泞得难以想象。去公社开会，走在湘江大堤上，堤外是滔滔的洪水，堤内也是很大范围的积水。近处的稻田都已淹没，往日的山丘，簇立在波涛之中，像沿海岛屿似的，但却毫无心思去欣赏。因为脚下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寸土难行，当然最后也还是能走到公社。大概有多年的经验，老乡的房屋都在水平线之上，水稻也并不怕淹，这大水对既有的生产生活没有大的影响。
　　
　　刚到湖南，语言的不通也带来一些麻烦。头几天，是一句也听不懂；一个月后，大体能听出来；临走时，已能简单说几句了。记得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老乡喊我吃饭：“陆同志啊，吃饭啦。”用湖南话就念成“lou-deng-zhi-ai,qia-fan-da”。
　　
　　顺便说下，到了农村，城市的孩子对动物很感兴趣。在上海，连麻雀都见不到。1958年，消灭四害，到大连路的一个解放前就建起来的污水处理站赶麻雀。里面有若干个大的沉淀池，还挺空旷，但要等个麻雀来也不容易，见不到几个。这儿就讲几个有关动物的事。

　　城市学生在农村，对一些小事，也挺好奇。就说鸭子吧，因为水田多，这儿几乎家家都养鸭子，白天不用人管，自己上田里去觅食。傍晚也不用喊，自己就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起回来的。而且是一列纵队，一只跟着一只，好长的队伍，摇摇摆摆，大大方方，嘎嘎地叫着，一起走回来，真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到了谁家门口，这家养的几只，也是排成一个小队伍，从大队伍里出来去自己的家。没人管，也不会乱。这情景，把我新奇了好几天。那时老是讲要有自觉性，我看这鸭子才是高度自觉。
　　
　　也有应当惊奇而不惊奇的。山上草丛挺密，常有蛇出没。我很少有几点是不像城里学生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怕蛇，而且还喜欢抓蛇。看见蛇区分开有毒无毒后，不但不跑，还穷追不舍。抓到后，还能把整张蛇皮活生生地就撕下来。这时，就是马上折下一段小树枝，最前头留几片叶子，从斜前方去撩拔引逗它。注意人、蛇、树枝不可在一条直线上。蛇，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最注意的就是前面晃动得最厉害的枝叶，它会猛窜过去死咬。几次以后，它发觉对方咬不死，便泄气了，萎缩了。这时再直接打在它身上 ，它便精神崩溃、毫无斗志，只想逃跑。在它往外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伸手去抓。关键就是要准，手指一下就要捏住它的后颈，这时就生擒活捉了。这一手是我高中时在松江农村干活时学的。（提示：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但有些常识不懂，也是要出事的。我就差点出个事。来湖南不久的一天，早晨上工前，有人牵了头水牛到了场屋上（就是屋前的空地），一些大人孩子围着看。我也是难得这么近距离接触到牛，站在墙边去摸牛的额头。突然看见对面的一位妇女脸色大惊，我感到不好，连忙跳了出来。事后，生产队长跟我说，背靠着墙去摸牛头很危险。牛，越是在前面推它或是在后面拉它，它越是来劲，一下就能把人顶死，好在你出来得快。我听了直冒冷汗，原来差点就没了命。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29

　　2．以社会为课堂

　　（1）同吃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八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甚至连鸡蛋、豆腐这些也不准吃。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当时又搞了很多神秘主义的做法，个人的单位、姓名还都保密，另外胡编了一套，没多久，连自己也搞糊涂了。

　　对这三同，一个一个讲一下。

　　首先，同吃就很不爽。由于住得分散，就是在所住的房东家里吃。连续几个月，就一直在一个人家家里吃，对于房东来说，负担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可能是老乡自身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可能是对工作组的不欢迎，或是吝啬，总之给的饭很少。那是装在陶制的钵子里蒸的，也就二两米的样子，吃不饱。可他们也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别的。再者，就是没有菜，连青菜、茄子这些都很少，顿顿就是红辣椒，辣得不得了。我又不吃辣，真是没办法。对于那些不习惯吃米饭的北方同学来说，更是苦不堪言。至于有没有传染病，就更不用说了。
　　
　　饿得不行，自己想了个办法，到镇上买了点熟猪油，放在饭盒里，每天悄悄地舔上小半匙。那时，都盼着哪天能上公社集中开会，中午能改善一下。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过的盼着想开会的日子。大干部们都在公社吃住，是不用愁这些的。有个地委领导还说，为了注意影响，开会时不要吃得太好。好什么呀？有个五花肉就不错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大概等我们走了，他们开小灶就可以吃好的了。

　　（2）同住

　　同住，对于我这样一个不讲究的人来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京郊鱼儿沟，我们三、四个同学住在一间屋里，睡在一个炕上。那是第一次见到炕，当然也是第一次睡炕。不过那就称不上和农民“三同”了。在湖南一开始如前面所讲，是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孤独的小泥屋，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洼里，离最近的人家也有百余米。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孤儿住在一起，他一间，我一间。他的父母在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先后去世。可能是这种特殊的家庭情况，这孩子很孤僻很冷漠。

　　湖南的农舍，用泥坯垒起。那原本深黄色的泥墙，被油灯长年的熏烤，早已是黑乎乎的了。房架挺高，到晚上，那幽暗的小油灯，跳跃着微弱的火光，照不到屋顶。所能见的，只是灯前的一二米。抬起眼，便是模糊的黑的一片，只有窗外的风声、树叶的沙沙声伴随自己，阴森森的。有时会有一种莫名的幻觉从心里升起，好像是飘浮在冥冥的夜空之中。

　　那种屋子透风得厉害。冬天里，感觉是到处在灌风，冷得很。最冷的时候，也得在零度以下，那可是屋里屋外一般冷，叫人没地方躲。当地老乡，有一种暖盆，做成竹提篮样，里面是装有灰的瓦盆，插着燃着几点火星的木炭。我们当然是用不上的。

　　春节后调整驻地，是那种庄子型的若干户人家屋子紧连在一起的（前面已说过）。我住在一个生产队长的家，条件要好多了。不过那种房舍虽有特色，诺大的建筑群屋屋相连，七进八拐，刚住进去，转来转去，蛮有新鲜感。但是没有院子，前后左右相距太近，只是一个个很小的内天井，阳光和透风都不好，也不是种理想的民居模式。

　　　　住的偏僻，白天还好说些，晚上就麻烦了。而农村里的开会、活动这些都是放在晚上的。我这个近视眼，还得一个人一脚低一脚高地摸黑走那漆黑陌生的山路。随行的，便是一个手电一根棍。那棍是边走边拨弄路边的草丛，像瞎子走路似的，不过不是为了探路，而是为了打草惊蛇，把蛇吓跑。山上真有蛇，不过没有大的野兽，这点可放心。

　　这儿用水，不是北方的井，而是村边的水塘。做饭、洗衣、浇菜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显然是不符合卫生标准了。但是，在那儿住，也就没有别的法了。

　　（3）同劳动

　　同劳动，这对于城里的学生娃，是个真实的也是最直接的锻炼和考验。

　　这一年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各种各样的活，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施肥、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旱地的活，水田的活，都干过。通过劳动，不但更多地认识了、了解了农村，更主要的是，按照那时的说法，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厌恶铺张浪费这些都很有帮助。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连茶叶水也不喝，就是白开水。四十岁以前，甚至连白开水也不用，五冬六夏就是直接喝自来水，咕咚咕咚，爽快得很。

　　当然，劳动的过程是艰苦的。一开始什么也不会，连最基本的也不会。比如说，拿锄头刨地，是最简单的了。可是拿起来，就不像样。有热心的大嫂过来说：“同志啊，锄头是这样拿的。”她教的方法是右手握把顶，左手握中间。我说，好，好。就按她的办法，抡起来，果然像个样，但得用力。渐渐地，胳膊就酸得不行，每一下，都得使很大的劲。看我费劲的样，后来又有热心的大嫂过来说：“同志啊，这锄把也可以这样拿。”她教的方法是，两手握在中间。我也说，好，好。这样抡的幅度就小多了，省劲多了。其实她俩讲的都有道理。前面这位讲的是标准的拿法，能使上劲，刨得深，但累人。后面那位讲的，是怕我累了，没那么多力气，一种省劲偷懒的办法。她们自己当然不会这么拿，那是要叫人笑话的。她们所以教我这个法，显然也是种善意。

　　　　我最喜欢的是多少有点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带着牲口犁地。在生产队里，犁地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把式，年轻人是挨不上边的。我在队里当然有点特殊性，想干什么活就可以去干什么活。北方的旱地，南方的水田，我都犁过。一开始牲口当然不听话，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不一会儿那犁就浮了出来，倒在地面上，牲口还往前拖着，急得也不知该怎么办。一旁的大伯就过来扶正，教我怎样扶犁。这犁把什么时候该抬起，什么时候该下压，渐渐地摸到了一些门道。

　　还有兴趣的是北方的赶大车。跟着车把式，走了好几天。学会了怎么吆喝牲口，“哦”、“伊”是往左右，“呷—呷”是往前走，“吁——吁——”是停下。后来，我就可以拿着长鞭坐在前面，车把式就在“副驾驶”的位置了。村里的路，路况也不复杂，前面有情况，那马儿自己也会避让，不用操很多心。
　　
　　更多更经常的，当然是些最常见的、也是最辛苦的农活。比如插秧，弯腰在水里，满身泥水不说，一直这么弯着，真是受不了，而且周围都是水，想歇回儿都不行，更不用说还常有蚂蝗的光顾。收获的季节本应是喜悦的季节，一年的辛劳有了结果，可那也是最辛苦的季节。不管天再怎么热，雨再怎么大，没有后退只有向前，再怎么也得去收下来，不然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所以习惯上都叫作“抢收抢种”，真的是在抢，在跟老天爷在抢，把收获的成果抢回来，没白没夜。割麦子累，割水稻更累，因为稻秸比麦秸更重更结实，手上划破刺破是常事，脸上手臂上晒得通红，都能掉层皮。脱粒也是这样不断地奋力甩打，满场飞扬着尘土碎屑，沾满了头发，沾满了身上，连脖子里灌得都是，浑身刺痒。更何况，这样高强度的艰苦劳动，是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农村工作，晚上都是搞得很晚的）。不过，那时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都很高。尽管作为工作队员，干不干，干多少，村里是不会有人来计较的。没有人监督你，但我们真的是竭尽全力、拼着去干。累了，想一想，比起农民，这点又算什么？那时，思想改造的自觉性是真高。有句话叫，用劳动的汗水洗涤身上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泥浊水。所以，后来有口自来水喝喝，也觉得很满足了。

　　还有就是南方在水渠边上踩水车，因为在电影里常见那镜头，似乎很浪漫，之前还有种向往。实际上，那都是在大热天，很辛苦，也偷不了懒。人在上面，一步也不能停，一停就踩空了，那就惨了，一头就要掉进水渠里了。一开始还要学会踩准节奏，这倒不要紧，几分钟就学会了。炎炎烈日，南国骄阳，无遮无挡，胳膊撑着横杆，人悬其上，脚只能一刻不停地踩。汗水不停地往下淌，河水哗哗地往前流，心里想这下自己真的像农民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38

　　3． 前后十条

　　（1）运动初始

　　1963年5月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十条）拉开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帷幕。它的主要内容是：空前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四清，解决干群矛盾。
　　
　　虽然文件上没说要打人骂人，但是运动一开始就把农村基层干部推向对立面，摆出了高压态势。打人骂人，只是个小儿科。就像后来文革中的有关文件，没有一个说要武斗的，而在全国各地却是打得不可开交，伤亡惨重。这大概就是所谓要品味出“话中有话”，懂得“领会精神”。如果不会这一点，那就永远也跟不上左倾势力所煽动的形势。这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所得到的体会之一。“听其言观其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既要看讲这些话的人的行，也要看听这些话的人的行，才能多少明白这些话的真实意思。

　　早在试点阶段，1963年的“3月15日，帅孟奇同志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中也说湖南的运动虽然比历来的运动都较正常、健康，成绩也显著，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以及打、跪、罚站等违法乱纪现象。到2月底，全省已死了76人（王延春同志在报告中说97人）。”（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针对所出现的这些情况，当时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微调。1963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这个条例，在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农村干部的打击力度稍有缓和，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中农等等。

　　所以，开始在京郊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大队的一个半月，气氛是较为平和的。也开一些大会小会，主要是进行爱国爱社的集体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从内容看，基本还是延续前一段困难时期整风整社的做法。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触及。有找干部谈话的，也有干部找工作组谈的。因为我们去时已有工作组在那儿，所以具体情况知道不多。但从气氛看，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工作组，都没有什么问题严重、精神紧张的表现。我们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谈话，更多的是了解农村、了解村里的情况。晚上，甚至还和青年社员打过两次牌。虽然时间短，任务也不重，却为其后参加当时并没有想到的长达一年的湖南社教运动作了准备。

　　针对所出现的这些情况，当时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微调。1963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第一个后十条）。这个条例，在继续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农村干部的打击力度稍有缓和，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中农等等。

　　所以，开始在京郊房山县良乡公社鱼儿沟大队的一个半月，气氛是较为平和的。也开一些大会小会，主要是进行爱国爱社的集体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从内容看，基本还是延续前一段困难时期整风整社的做法。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也有触及。有找干部谈话的，也有干部找工作组谈的。因为我们去时已有工作组在那儿，所以具体情况知道不多。但从气氛看，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工作组，都没有什么问题严重、精神紧张的表现。我们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谈话，更多的是了解农村、了解村里的情况。晚上，甚至还和青年社员打过两次牌。虽然时间短，任务也不重，却为其后参加当时并没有想到的长达一年的湖南社教运动作了准备。

　　这时，就厉害了。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还用了好多比喻的说法，比如叫“脱裤子”、“洗热水澡”、“擦腚沟眼”等等，说是通俗形象，其实是不文明至极。至于怎么迫使干部交待，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虽然说是不要逼供信，但另外还有句话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不打，怎么能行呢？“运动初期反右，运动后期防左”，小心你工作组自己变成右。

　　进了村里，首先是大造声势，宣讲社教运动的重要性，宣讲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宣讲干部四不清的严重性。大会小会地讲，白天田间地头讲，晚上饭桌前床沿边讲，只要前面有人就讲。讲得大家都觉得再不搞运动，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啦，就要回到旧社会啦，地主老财又要剥削咱啦。湖南乡间住得分散，开大会不易，就开小会说。也不知老乡们能不能听明白，反正是说。老乡的反应很懵懂，也还是说。这大概就是叫宣传和灌输了。

　　下一步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就是要寻找、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要在贫苦农民中扒拉着找，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现在也是越穷越好，而且最好是斗争性强，敢说话，敢冲在前。没有现成的，那就培养，就是要启发诱导：社教运动是第二次土改，贫下中农要再一次解放，打翻四不清干部，就可以退赔出来，再一次分胜利果实。这一手不灵的话，还可以再算政治账，社教积极分子到运动后期可以入党，夺权以后还可以掌权当队长。多少人听了，恐怕也会心动。

　　晚上，工作队员就东家走、西家串，上门说服，鼓动开导，尤其是着重鼓励他们揭发干部的问题。是不是问题，讲出来再说。这可是关系到打开运动突破口的大事，想尽办法要引他们讲出来。前面说过，在那儿晚上出门可是不易，上山下坡，行走于水塘边、山林间，常常是后半夜才回来。不过，由于我们人大学生语言不通、情况不熟，更是缺乏斗争经验，而且也和在鱼儿沟一样，在我们之前已有本省干部进驻，工作组以他们为主。我们也就是做些辅助工作，敲个边鼓。
　　
　　由于中路铺地处丘陵，人少又住得分散，总的感觉是人气显得不足，声势好像不大。我所在的队，好像也没有人肯出头露面卖力地干，积极分子也只是相对而言。可能是当地的生活水平总体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大队干部也强不到那儿去，所以不值得为此出这个头、逞这个能。

　　工作队员也都有分工，重点做几个人的工作。我分工的是我的房东，那个孤儿。由于他的年龄还小，小学也没读完，接触社会太少，完全不懂我们讲的，更不知道防修反修这些，也不了解队里的情况。他对所有的人，都有距离和提防。以他特殊的经历，这也难怪。所以，培养积极分子的事，进展不大。

　　有一天，工作组组长问我：“你家那个伢子，怎么样啦？他可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好好培养，很有希望哎。你们那个队，以后恐怕就要靠他了。”（伢子，湖南话，孩子的意思）

　　我说：“他怕是年纪还小，好多事，不知道，也听不明白。”

　　“还小？不小哒。刘胡兰牺牲时才十四岁。大革命时，湖南暴动，起来闹的，好多就是十几岁。这样吧，那我去看看。”

　　　　后来组长亲自出马，把那孩子叫到了工作组。

　　组长开始说了：“细伢子啊，我知道，嗰（读：go，这的意思）几年你咭（读：qia，吃的意思）苦哒。小小年纪，不容易啊。”

　　伢子很难得地抬起头，看了看组长，没有说话，脸上的悲切比往常重了些。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是什么让你吃了这么些苦？”

　　伢子摇了摇头，神色木然。

　　“唉，你不知道啊。伢子，我告诉你吧，那都是四不清搞的。那都是他们在喝你们的血。”

　　伢子低头不语。

　　“你要提高思想觉悟，积极参加运动。把那些四不清都搞倒了，就又能分东西，又能挺起腰来，就不是现在嗰个的日子了。听明白啦？”

　　伢子侧过脸，依然无语。

　　组长见了，叹了口气：“你这个伢子啊，我都替你者急，你要赶紧起来揭发四不清啊。”

　　那伢子竟然转过了头去，脸上还似乎有些愤愤然。可看不出来，他是在对四不清愤愤然，还是对工作组愤愤然，还是对别的什么愤愤然。

　　组长无奈，又叹了口气：“唉，你走吧。”

　　伢子起身走了，还是无语，出门几步之后，还回身一瞥，看了组长一眼，把组长看得很纳闷。

　　组长读不出这回头一瞥的含义，许久，才对我说：“搞运动不容易啊，发动群众不容易啊。你还是要继续帮助教育他啊。”

　　我忙点头：“是的，是的。”

　　对这孩子，虽然我接触了他几个月，可我也无法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我很同情他，又没法向他解释，这些苦难为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失去双亲，孤独地偏居一隅。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是可想而知，而是难以想象。但是，他挺过来了，完全有了生活自理能力。然而，他心灵上那深深的创伤，却深得难以探测。每次别人和他讲完话，他都低头转身就走。而走出几步之后，他又会忽然转过身，对你无言地一瞥。这一瞥，能使我心头一惊，这完全不是一个孩童会有的眼神。这一瞥，说明他对别人的不信任，说明他不相信别人的言词。这一瞥，他是想看看在他背后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脸，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或许他还看不懂别人的脸，还看不透别人的心。我不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过的，他周围的别人是怎么对他的，是好、还是不好。但他知道别人的当面和背后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无依无靠、苦难人生告诉他的，不需要别人来教。
　　
　　幸亏他当时没有听组长的话，他始终没有揭发别人，或许他真的不了解村里的情况，或许他已经知道了世事的险恶和艰难。如果他真的揭发了别人什么，得罪了人，工作组住几个月总是要走的，那他以后在队里还指望谁啊，就连这样的苦日子也不会有了。这是我后来想到的，而那孩子当时就明白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左倾运动坑爹啊，实实在在、防不胜防地坑爹啊。

　　访贫问苦常能找到一些贫苦农民，是忆苦思甜的好材料。忆苦思甜，也是那时搞阶级教育、群众工作的常见办法。有一次，工作组请了一位老大娘，给村里的年轻人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地主老财是怎么压迫、剥削贫雇农的。那天，讲的时候，不用多做启发，老大娘很快就从眼睫毛上的几点泪花，变成了声泪俱下，哽咽不止，几度语塞。讲到吃糠咽菜，讲到小孙子死了，更是痛哭不止。我们连忙劝她别太难过，“解放了，就好了。”哪知她拍着双腿说：“都是那个吃食堂啊，都是那个吃食堂啊，把锅碗都拿走了，把粮食都拿走了，叫我们吃什么呀……”又嚎啕大哭起来。这，我们才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没达到教育的效果，再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其实，挽回什么呀？坐在下面的村民们，比我们更清楚，还用我们去解释吗？

　　这样的事例，听说过不少，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一次。我把它写进了小说《革命四十年》。
　　
　　其实，在那儿跟当地农民接触，感到他们思想上最沉重的，不是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而是还没有从前两年的困难时期缓过劲来。1959至1961年间的困难时期，那时叫“自然灾害时期”，但是拿不出气象资料能说明那两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后来就改叫做“困难时期”，相当于北朝鲜把他们的九十年代叫做“苦难行军”。近年来，有部分学者直截了当地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大饥荒”。湖南是粮食生产大省，古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湘潭又是湖南的富庶之地。那儿在困难时期，远不像有些重灾区那样惨烈。这儿讲的“灾”，不是指自然灾害，而是地方领导的极左程度。现在可以看到，当时哪个省的领导，极左的越厉害，那个省老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就越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就是这样，湘潭的普通农民，在那几年也是吃了不少苦。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43

　　（2）干部下楼

　　对干部呢，就是要“洗澡”、“下楼”，具体办法就很多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三部曲。

　　先是“唬”。告诉你，这次社教运动是很严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决定部署的。不是吓唬你们，再不搞运动不行啦，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你们看苏联都变成修正主义啦，劳动人民受二茬罪啦 。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不搞出点名堂是决不收兵的，你看北京的大干部都下来了。你们队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啦，你们这个队问题也不少啊。你就没有问题啦，不要再抱幻想啦。
　　
　　二是“诱”，诱导。你那点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大可小，就看你什么态度啦（这是以所谓“政策”代替法制的典型话语。多少年来，不少干部对这套办法运用得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很不喜欢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行事，更不喜欢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下的操作了）。我们工作组对你抱有很大希望啊，你毕竟是经过党的多少年教育培养了，应该是有觉悟的，不要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们工作组帮你下楼，怎么样？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你过不了关，我们也替你着急啊。这个大队的工作，还准备靠你呢。 要是不肯交代，不承认有问题呢，那办法就更多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没有多少本事，搞这些可有的是办法。第三步，就是“压”。猛喝一声：呸！你还没有问题，那谁有问题啊？我们都掌握你情况啦，群众都揭发啦，连你和那、那、那个的狗屁事，我们也知道啦。要及早回头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以为我们是白吃饭的啊，不要低估了我们工作组的能力。不肯交代问题，就是站到了党和组织的对立面，与党和人民为敌。给你出路，你不走，想一想吧，那会是什么后果。你那些问题，说实在，拉一拉就过来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同志。推一推就过去了，那就到敌人那一边了，我们之间那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了。在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上，我们决不会心慈手软。那就不光是开除党籍的问题了。漏网地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帽子，你看要哪一顶？你想不通？想死？那你就更错了，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别拿这套来要挟我们，告诉你吧，我们见多了。你死了，你以为就完啦，没事啦？你不想你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老婆孩子？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会比你更惨，你信不？讲了吧，不就是讲几句话么。我就不信，怎么就这么难呢。不要怕脱裤子，不要怕丑。把腚洗干净了，再穿上，不就行了么。群众会谅解的，党和人民会谅解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要再执迷不悟、错失良机了。

　　参加了多少的大会小会，参加了多少的谈话，我们这些学生也就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写到这儿，发现有个缺憾：只写了台词，却没有场景，没有人物，可读性要差一些。但是思量再三，我不想把具体的当事人写进来，不让这些演员出场了。不管是作为工作队员说这些话的人，还是作为运动对象听着这些话的人，都不过是这场运动中的棋子、木偶，只不过是（被指定）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话，看起来是从他们嘴里讲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他们讲的，或者并不是他们自己真心要讲的。只要不是本性恶劣，就不提了。

　　我所在的队，应该说不够激烈、不够典型，按那时的说法，有点“走过场”了。其中甚至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有大批的人大师生在里面。当地工作队员有碍于此，没法大展身手，只能大声呵斥，只能拍桌子骂娘。虽然已经并不把站在对面的当人看了，但在我们面前，不便于再有更大的动作了。

　　然而，周围别的地方可不是这样，运动是激烈的。那时各种简报纷至沓来，这儿是查了多少“四不清”，那儿又是交待出多少问题。各种传言也是满天飞，这儿谁被打死了，那儿谁又自杀了。农村干部的压力很大，自不待言。工作组的压力也很大，怕搞不出“成绩”，没法交差。

　　这些农村干部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呢，举个例。邻社办了个“四不清干部贪污腐化罪行现场展览会”。我们带了生产队干部去看了。那是一个大队干部的住宅，其实也是个泥坯房，不过稍微新一些。把家具用品，比如碗筷、桌椅板凳，也放在那儿作为“罪证”。这些东西比起普通农民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唯一显眼的就是一床他儿子结婚用的新一点的被子，这就算是“腐化”了。所谓“贪污”，也就是多记点工分，折合成现金多少多少元。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1:45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11-9-17 11:47 编辑

　　（3）省会长沙

　　1965年的春节，没有回北京。除了老师们有家口的，给了半个月时间回校外，其他同学都集中在省城。我们在长沙五一路的省委招待所住了十天。吃了十天从没吃过的好饭，每晚还都有文化活动。省委和校领导为我们举行了个大型团拜会。
　　
　　在长沙期间，湖南省委领导和人大校领导还来看望过我们。到了湖南，在下发的省委文件里，就常能见到湖南省委领导的名字。文件里都称呼为平化同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延春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国锋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亲切得很呢。华国锋解放初是湘潭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再是湖南省委书记，再到中央，这样一条直线提拔上来的，是很少有的。那时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他会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那两次活动中，也没去注意分辨哪位是哪位。

　　还去看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后来知道那一次是A角没来，李谷一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我对李谷一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创造性贡献表示敬意。我也喜欢音乐，在《革命四十年》里，提到了不同时期的几十首歌曲，其中还包括有：大跃进的歌、文革的造反歌、宗教歌，甚至国民党的歌。我想在我的作品里体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

　　（顺便聊一句，虽然我已年近七旬，却依然喜欢最新的流行歌曲，比如凤凰传奇和刀郎的歌。他们的歌，我会的不少。那英说，喜欢刀郎歌的都是些什么人呐。我很不以为然。当然，我不是追星族，对媒体上那些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绯闻隐私之类，毫无兴趣。有个外国人说过，吃鸡蛋，品尝鸡蛋的味道就可以了，至于那个母鸡长得怎么样，除了动物学家，是不用去管的。这话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讲得太刻薄了点。）

　　那几天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旧居以及岳麓山、橘子洲头等。还有个印象深的是，岳麓山上有个张辉瓉墓。张是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的领军人物，被红军俘获后砍下脑袋放在木筏上顺江流了下去，后来国民党将其安葬在岳麓山，足见国共两党拼杀之惨烈。文革时墓被毁，现已重建。

　　湘潭及其附近一带出过很多名人。在村前的山头上，老乡指着隔着一座山头的远处的树丛，告诉我说，那儿是彭德怀的老家。汽车开过的路边，也有人讲过，那儿是刘少奇的老家，那儿是雷锋的老家（这些已是湘潭外面了）。

　　在长沙的那几天，就几乎天天上街看街景。那个招待所就在市中心的五一路上，湖南剧场的西侧。五一路贯穿了从东面火车站到西面湘江大桥的整个市区，是长沙最繁华的地方。虽然那时没有高楼大厦、霓虹闪耀，人们也并不富裕，但相对来说已经好不容易步出了困难时期的阴影，加之社教运动对城市的影响还不大，所以，在这春节期间，市区里还是有点欢庆气氛。街上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多少带点笑意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鞭炮声在远近四处零星响起。春节的头几天，在五一广场，还常有舞狮队、舞龙队过来，引得一层层的人群驻足观望。这在北京、上海都是没有的，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很有些喜庆气氛和民族特色。
　　
　　到一个城市，我喜欢大街小巷地走。离开大街之后的小巷，那就很拥挤、简陋和陈旧了。估计是抗战时长沙大火后，市民们重新回来后搭建的简易棚，虽几十年之后亦无大的改观。五一路两侧，还有一些以民国人物命名的街道，像黄兴路、蔡锷路，不由叫人有一种历史沧桑感。不过，五一路还是不错，两旁还有一些三、四层的楼房，比如湘绣大楼、百货大楼。我还在湘绣大楼买过一块两元钱的湘绣手帕，以资留念。不过谁能料，仅仅两年之后，我信步闲逛的地方竟成了几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主战场。出名的有，1967年6月6日“工联”攻打“高司”占据的中苏友好馆，8月下旬占据百货大楼的“工联”对“湘江风雷”占据的湘绣大楼的攻击，大楼被毁，伤亡达百人之多。在市中心展开大规模激战，这在全国武斗中也是少有的。这还嫌摆不开，之后双方又在湘潭易家河一带大战，不仅动用枪炮，居然还开出了坦克。其间还发生了这样的惊天惨剧，一派枪杀俘虏为己方死者祭坟，而另一派则在掩埋己方死者时将俘虏活活垫底。（具体事例请见，余习广博客，“‘文革’真迹：‘红色武装割据’战 - 54”，2007年8月15日11：31。）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2:38

　　4．二十三条

　　 （1）出现转机

　　春节之后，社教运动有个大的转折。1965年1月中央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人大师生相对集中。我调到了湘江南岸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高层的变化，感觉到的是，政策和腔调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讲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而是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讲要及早解放一批干部，讲退赔可以适当减免等等。我们还以为是运动后期常见的手法，到纠左的时候了。
　　
　　这一点，对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来说，是最欢迎、最求之不得的了。因为他们不会通常农村里政治运动中搞的那一套，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那怎么办？那就是用最文明的办法 — 熬，整夜整夜地熬。我们这些年青人，后来都熬不过老乡们。有一次，我和一个“四不清干部”谈话，直至深夜。不知怎么，我自己先睡过去了，等我醒来，那个“四不清干部”一直陪在我身边，真是弄得很不好意思。再一个办法，就是一天一天地熬，不给记工分，这大概对农村干部才有点压力。如果不是“二十三条”的下来和文革将至，这社教还不知道要熬到哪天，如何收场。面对这些质朴的农村干部，作为我来说，并没有因为所谓的“四不清”而去厌恶憎恨他们，相反，是觉得可怜、无助和无奈。

　　作为学生，我们承担的具体工作，除了入户了解情况、个别谈话外，更多的是记录、整理材料、查帐算帐记帐。这里面的帐就多了，查这些年生产队、大队的帐，算里面属于四不清的帐和应该退赔的帐，再算运动胜利果实的分配方案，等等等等，工作量还真不少。尤其是这些生产队、大队的帐很随意，不规范，算不清，理还乱，只有记的人自己才明白。你要找问题，真是不少，到处都有。但真要落实，要拿出确凿证据，又不容易。在这上面耗了不少时间。

　　作为学生，我们承担的具体工作，除了入户了解情况、个别谈话外，更多的是记录、整理材料、查帐算帐记帐。这里面的帐就多了，查这些年生产队、大队的帐，算里面属于四不清的帐和应该退赔的帐，再算运动胜利果实的分配方案，等等等等，工作量还真不少。尤其是这些生产队、大队的帐很随意，不规范，算不清，理还乱，只有记的人自己才明白。你要找问题，真是不少，到处都有。但真要落实，要拿出确凿证据，又不容易。在这上面耗了不少时间。

　　这些村干部面对运动，也是混混沌沌、不知所以，很多也只好随你去搞吧。以我在湖田时的房东来说，他是一个生产队长。按说是不能住在干部家里的，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他是个很忠厚实在的人，想把他当成四不清干部来打，实在没有什么劣迹，而且出身又好，根红苗正。要把他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吧，又粘得很，软得很，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不讲）。就拿运动后期要他退赔的那点事说吧，就挺粘的。

　　（2）退赔

　　运动到了后期，问题也揭露了，多吃多占（先不说是贪污吧）的数字也有了，那就要退赔了。这位房东，前段对他做了不少工作，他也挺配合，多少也说了点。可到了退赔这一阶段，没有动静了，没有反应了。

　　等了好几天，工作组倒是先沉不住气。工作组里的一位当地干部找到了老郭（我的房东姓郭）。

　　“老郭啊，你的态度蛮好，我们都为你高兴啊。对自己问题有认识，给整个大队带了个好头。嗰样好！”那干部给老郭竖起了大拇指。
　　
　　“呵呵。”老郭话不多，讪讪地笑着。虽然才三十出头，但脸上皱纹很多，已然是个中年农民的样了。

　　 “我要大家都向你学习，全大队的人都向你学习。搞好了，你还能成全公社的典型模范唻。” “呵呵，呵呵。”老郭笑得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运动啊，还要进一步地深入发展。下一步啊，就要搞退赔了。” “退赔？么子（什么）退赔咯？”虽然老郭很憨厚，并不是那种精明的人，但听了这话，反应却出乎意料意料地快，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没了，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你看你，不用嗰样紧张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把以前多吃多占的，退出来，交给工作组，交给队上。这样，组织谅解了，群众谅解了，就什事也没有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运动就过去了。那多好？”

　　“还要退赔？前阵子，你可冒（没）讲过还要退赔哦。”老郭说话不会拐弯，也很简短，直来直去。 “那个时候么，还冒到这一步，现在不是讲了么。多吃了，多占了，总归不好么，退赔也是对组织、对群众有个交代么。”那干部讲得也是很策略、很留有余地的，只说是多吃多占，而那上报的材料里，可是写着本大队挖出了贪污多少钱、多少粮。老郭要是知道说他是贪污的，恐怕要跳起来了。他确实没有贪，连这多吃多占，也是看了工作组的面子才好不容易说了点的。

　　“那得退多少？”老郭不会争，这就已经退了一步。 “原则上是贪多少，退多少。”那干部说漏了嘴，把“贪”字漏了出来。 好在老郭没注意贪和占的区别，他关心的是到底要退多少，到底是几斤几两。“啊？这怎么使得？那时，我是为了配合你们工作才说这么多的。这，你也是知道的。” “当然，当然。我们也是讲政策的，态度好，积极主动，就可以少退点。态度恶劣，抵触对抗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不但要加倍退，而且还要罚！”

　　“不是我不想退，可是我实在是冒得办法。你看我这屋里，空空的，能退个什么？”他说的，倒不是假话。 “你就再想想办法唦。活人还能叫尿憋了么？就算是装个样子也装一下嘛。我就不信你是个冒得办法的人。”那位干部也是个挺会开导的人。 “我是实在装不起来。拿什么来装么？”老郭一副愁眉苦脸的样，这真的不是在装。 “你嗰里不行，你堂客家里不是还蛮好的么？你可以跟她讲讲么。”（堂客，湖南话，老婆的意思）

　　“啊？还要叫她家往外掏啊？叫我怎么跟她说哟？”老郭惊得都往后仰，睁大了平常始终都迷缝着的眼。他有眼疾，眼框里常糊着眼屎，睁不开。工作组为关心照顾积极分子，还安排我两次陪他去湘潭市里看眼睛。 “你看你，有出息的，这么点事就大惊小怪。你说说，我们工作组对你怎么样？” “好的，好的，对我好的。这我都知道。” “那我们工作组要往前继续开展工作，你就嗰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总得做个样子出来么。” “嗰个样子硬是不好做。那我跟我堂客商量下咯。”

　　别看我在这儿用一页纸就写完了这些。实际上少说也要用三个晚上，十几个小时。唯一好的地方是，湖南农民抽烟比北方的要轻。北方生产队晚上开会，一般都是在饲养院的屋里，挤在炕上，几乎没有不抽烟的。煤油灯下，烟雾缭绕。叫我这个不抽烟的，真是受不了。

　　后来的几天，常听得老郭的屋里有吵闹声、争辩声，甚至轻轻的哭泣声。大概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去问。一个多星期后，老郭夫妻俩商量好了，还是他妻子通情达理、让了步，关键时候帮了老郭一把。半个月后，我翻山越岭，来回步行几十里，去了他妻子的娘家，拿了点钱回来。具体数目忘了，大约一二十元钱吧。老郭也就过了这关。

　　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声势，所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我在的湖田，连大会也没怎么开过。这样做，肯定是不会受表扬，好处是以后遗留问题也少。再加上，政治风向已有变化，党内的斗争焦点已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问题排不上号了。春节后，二十三条的颁布，社教运动的压力明显趋缓，不搞强硬态势，这时也能讲得过去。

　　但不要以为社教运动就这么温文尔雅。我们这种做法，实在是很文明的了，其它地方可不是这样。以薄一波著作里所举山东的例子为证：“据荣高棠同志1965年2月9日向党中央写信反映，山东烟台地委提出退赔要达到“双十指标”，即干部退赔的东西，要达到每个社员平均分到10斤粮、10元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乳山县在1964年12月连开了18天三级干部会，并限三天退完。……不少干部只好卖掉基本口粮、房子、衣服、被褥等来退赔。泰安地区平阴县的退赔工作也搞得很厉害，从动员到退赔前后只有9天，既不去查证核实，也没有政策界限，交代多少就退赔多少……荷泽地区成武县，还到干部家中搜查，退赔面过宽，要求过急过严，有的连身上穿的棉裤也被迫脱下退赔了，只剩下一条小单裤，有的把全部家当甚至连茶缸子都上交了，床上只剩下一片席。”（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

　　这里想说一点。我在我参加的社教运动的一年中，没看见打过人、死过人。但这并不等于这场运动就没有打过人、死过人。这么简单的道理，之所以还要特地说一下，是因为现在有人为左倾错误辩护，不顾起码的逻辑，用了很奇怪的一种推论，说：因为困难时期我家里、我那个村里没有饿死过人，那就是困难时期没饿死过人，谁要说困难时期饿死过人，那就是造谣。同样，也有人说：文革时期，我没看见打过人、死过人，所以文革时期很太平，谁要是说文革打过人死过人，那也是造谣。我都不想从逻辑学上说这种以点带面、以偏盖全的推理是何等的荒唐、何等的站不住脚。我只是说，尽管我自己没有在社教运动中看见过打人死人，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场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打人死人的事实。对这一点，前面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而且是正式出版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论述。这可是否定不了了吧。后面，我还会谈到这些情况。之所以我参加了运动而没见到这些情况，是有它的具体原因，有它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大师生毕竟是知识分子群体，相对来说，在思想上、行为上，受暴力倾向、极左观念的影响较小，这类事件发生得也就较少。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2:42

　　（3）后期处理

　　 眼看运动要到后期了。

　　 过了五月，天又开始热了。大家都知道快要走了，不只是因为时间熬了那么多了，毕竟还是要回学校去的，更是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搞了。到后来，真正落实的东西并不多。尤其是有了“二十三条”的政策，看来不象要下死把、真的搞成一开始讲的那种样子，枪口好像已经瞄到另一个地方了。这对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工作组也好，他们基层干部也好，都松了口气。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二十三条”里最核心的那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深层次含义，更没有想到它的最终结果。
　　
　　末了，村里的干部基本恢复原状，真正受到处理的不多，真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到是有。这已经是快到1965年的夏天了。在这之前，在“前后十条”的政策之下，各地在运动中的处理力度是很大的，甚至真是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击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像翻大饼似的，翻过去，又翻了过来。我们人大的工作组要走了，还有好多的遗留问题，有的是还没有搞清楚的，有的是还没处理完。好在，工作组中的当地干部还在，他们还要继续留守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放心地走了。

　　运动后期还有个组织建设的阶段，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清理整顿党组织。对原有党员重新登记，依据其四不清的程度和对运动的态度进行处理。有的开除，有的劝退，有的延缓登记，有的给予党纪处分，并吸收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下去的学生来说，挺别扭。尤其是为发展党员的事。那时学生党员极少，从入学到那时还没有发展过（还是社教回去以后才有发展的）。自己不是党员，反而还要发展别人入党，从筛选对象开始，帮他写入党申请书，帮他填表，教他怎么回答组织的谈话提问，一整套的过程、手续，都要全程帮他做，都能赶上专职组织干事了。而那时的农村青年还远不如当下的年青人，闭塞得很，很多政治上那怕是很常识的事情，不但不会讲，就是讲给他听还听不明白。他们的积极性好象也不高，既不明白，也没有更多的想法，硬是给他们办的。我那时也想过，怎么我们党对入党的标准在城里和在农村还不一样。或许让他们入党，相对来说不怎么会添乱。

　　（4）悠悠湘江情

　　要走了。整整八个月的湖南社教行，就要结束了。

　　在要离开湖南之际，回过头来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接触最多的是湖南的农民。他们是那样的淳朴，那样的艰辛，吃的是最差最少的饭，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祖祖辈辈，年年月月，不息地劳作着。至始至终，无声无息，可以说是像蚂蚁一样。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生存的意义，他们为社会发展、为民族繁衍所贡献的价值。在湖南，我终于最直接最真切地了解到了他们。任何时候，当我们意气昂扬高谈我们国家、高谈我们民族，请我们首先想到他们。
　　
　　他们为国家、为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不只是终日的劳作，他们还承受着各种各样运动的后果。尽管这些运动，有时对于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把他们也牵了进去。这些反反复复的运动，就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吃食堂、大饥荒，直到这次搞社教，出力的是他们，吃苦的也是他们。中国的社会发展啊，什么时候能首先对得起农民。

　　这次社教运动更多的是打搅了他们。我们给他们的教育，还不够他们给我们的教育。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还赶不上给他们添的麻烦。这些麻烦不只是生活、工作上的“三同”，更是思想上、政治上的。社教运动打乱了他们原本在困难时期之后慢慢恢复的步伐，把阿妈又一次卷进了空前的政治旋涡，而这个旋涡又引来了后面一个更大的旋涡——文化大革命。
　　(上一段的阿妈乃他们之误)

　　我先后所在的大队、生产队的农村基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朴实单纯的，为集体、为乡亲做了工作的。虽然有一些工作作风问题，其原因，有个人因素，但更多的则是社会的责任。大跃进中刮五风的过激行为，是高层强制推行左倾措施的结果。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的多吃多占，也是因为全国范围大饥荒这种特殊时期之下所出现的情况，比起现在的贪腐现象，真是没法比了。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不能用这种方法。社教运动的打击方式，无论是打击的力度、方法、范围，跟农村基层干部所实际存在的问题，完全是不相配的。作为当时尚是一个小青年的工作队员，我愿意向所有受到错误打击的大叔大伯们标示歉意。虽然自己所在的大队生产队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自己也没有采取过过激行为，但也总觉得过意不去。对社教运动的认识问题，下一节将专门谈到。
　　
　　对工作组里的当地干部，也想说两句。

　　他们在工作上经验丰富、雷厉风行，我向他们学到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们是社教运动的骨干，即使是在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队里，也是这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他们还是骨干，主要的工作，是他们做的。没有他们，可以说，光靠老师和学生是完不成这项任务，交不了差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在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不应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品质恶劣的除外。我所见的他们，都是写正派之人。有些脾气，有些做法，都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他们也是常常苦于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明知一些左的政策、左的要求、左的做法并不恰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推，不然，自己也要成右倾。可悲可叹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几个月之后，也成了一场更激烈运动的对象。他们在社教时执行左的情况，就成了更左的力量说成是“形左而实右”，成了被批斗的借口。

　　再见了，难忘的三湘之地。

　　前面说过湖南的气候不好，吃的住的也不好。然而，当真的要离开时，发现还是有点感情的。那郁郁葱葱、绵延起伏的山岗丘陵，那或似绿毯、或似明镜一片片的水田池塘，那三五成群、点缀其间的农舍，那善良淳朴的湖南乡亲，永远留在我心里。
　　
　　1965年6月，我们在湘江南岸的易俗河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因为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我的房东老郭还扛着我的行李，和他堂客一起，走了好几里地也来到江边，送我上船。临行之际，依依惜别，还是有几分不舍之情。看着江上船儿点点，一支支队伍排着上船，堤坝上是一层层招手送别的人群，不由叫人想起那首革命历史歌曲“十送红军”的意境。那歌儿唱道：“七送（里格）红军（介支格）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格）穿梭忙，十万百姓泪汪汪”。眼前不正是有点那个意境吗？

　　有句话用来描述此时的人大师生，倒有几分切合：熟读经典，满身泥土，尝人世炎凉，知民间疾苦。
　　
　　回校以后，总结交流了两个星期。每个人都作了认真的思想总结，在小组里汇报，大家讨论，再由班级和系里作出结论。离开湖南之前，工作队也对每人写了鉴定。这些属于常规的事，就不多说了。

　　7月14日，举行了个全校性的文艺汇报演出，还有印象。去西北的同学有个舞蹈，是十几二十个男生，光膀子穿着陕北的羊皮背心，很有阳刚之气。那时还很少有这样的节目，令人耳目一新。去湖南的同学，自然是表演用湖南话唱的“浏阳河”这些。还有个是自编自演的用湖南话唱的反映社教运动的歌，我还能记得几句：“社教运动是嗰样地好，贫下（那个）中农站起了腰……”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2:47

　5．运动后遗症

　　（1）个人感受

　　作为一个工作队员，经历过这场社教运动，自己有很深的感受，也想到了许多。总的来说，是增加了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开始有了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看法。这些认识和看法，使我多了点自己的思考，有了点自我判断，少了些盲目和冲动。因此，在其后的文革中，能够少一些狂热，少走些弯路，少一些对历史的愧疚。下面讲几点。

　　①对中国农村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经过这一年多的亲身实践，使我这个城市孩子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有了切身的感受，深切感觉到那时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感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作为国家和人民辛勤培育的大学生，自己责无旁贷。

　　②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应该是尽快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时有的生产队，辛辛苦苦劳动一天所得的工分才几分钱，还赶不上老母鸡下个蛋。有的人家，一年下来甚至还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向生产队倒贴所分的粮草的钱。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是农民最迫切、最强烈的愿望和需要。

　　③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有没有？当然会有。从理论上说，直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都还会有。但是，那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越来越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按理说，应该及时作出重大调整。但不幸的是，这个理论却往往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用来作为强制推行和维护左倾错误的工具，用来作为吓唬老百姓的借口

　　解放后，在农村里，对地主富农的打击，应该说是相当严厉、相当彻底的。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怀恨在心，当然会有。但这远远形不成气候，构不成现实威胁。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变质，当然有。那时有，现在也有，而且更厉害得多。但在当时，这类问题发生的范围、数量、恶劣程度，都还是有限的。需要解决，但不需要用搞阶级斗争、搞社教运动这种方式去解决。按照正常的法律法规，按照正常的党纪党规，就完全可以解决。但就是不走这条路。

　　④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矛盾、解决党内矛盾，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成功的。

　　首先是社会成本太高。不说别的，一个县里就派去几万人的工作队员，成年累月，所化的费用如果省下来给当地农民，会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多大的改观。当然这个成本，更是种政治成本。这个运动对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后遗症。
　　
　　有位农村干部曾对我说，解放前拼了命带头闹革命，解放后坚持搞合作化，别人有思想问题，还去批评人家，甚至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吃了那么多苦都没有怨言，结果在这场运动中却反而遭受打击。像当头一棒，使他感到很失望、很失望。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个人得失、个人恩怨。他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社教运动反而是增加了一些农民的思想疑虑，造成了一些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裂痕和相互仇恨，加深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社会裂痕和混乱。这些地区在这之后往往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后来我去的胶东的那个县也是这个样。

　　⑤要讲政策。即使干部中有些问题，群众中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也完全没有必要出手这么重、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靠高压，靠恐怖气氛，靠逼供信，迫使基层干部交代问题。把暴力手段、对敌斗争的那一套拿过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实在是很不应该，叫人感觉好像是在项庄舞剑，背后另有意图。

　　虽然文件里口头上也说，要讲政策，不要搞逼供信，但实际执行又不是那么回事。高层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下面这段话，是薄一波在讲运动初期1963年发生的事：“由于这场运动总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请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没能让运动停下脚步。

　　而且运动的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话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倒底是怎么个整法呢？为什么不肯明说呢？最严肃、最严厉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有意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疑惑，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法跟别人探讨，只能在自己脑子里翻搅。但在这之后，面对文革的兴起也因此就多了些警觉，少了些盲从。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不用规范的法律性词汇，而用随意性很大的口头语言，是当政者不想让这些条文反过来束缚了自己，这也是不要法制要人治的一种典型做法。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02

（2）投下阴影

　　我们是离开了运动现场，但是运动没有结束。遗留的和暴露的问题，都扔在那儿。更还有一些隐含的问题，被捅破了皮，却得不到解决，在那儿感染、发炎、鼓脓。这些问题，有的是在农村基层，有的也影响到上层。

　　湘潭的社教，说起来，不算很过火。就是这样，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在这场运动中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只是人格受到损伤，经济遭受损失，有的家里粮食、家具、用品被抄走，有的挨骂挨打，甚至上刑逼供，组织上又被错误处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压抑。很多人想不开，为革命辛辛苦苦几十年怎么被这样对待。实际上，社教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一律当作是整肃、清理、甚至打击的对象，是很不公正、很不合理的。

　至于全国的数字，据资料，1962至1965年全国范围的城乡社教运动，有532万人挨整，死亡（被打死和自杀的）77560人。这个资料，有一点想特别加以说明。笔者一直想以正式出版物作为资料来源的依据。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个资料时，并没有想要引用，只记了数据，而没有记来源。但以后尽管查了很多资料，却没能在正式出版物中找到更具体的有关社教运动期间死亡人数的数据。等再回过头来找这个数据的出处时，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资料只有数据而无法提供出处，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
　　（3）也说大饥荒

　　由大跃进所造成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在以前的中国当代史中是被跳过去的空白区域。其实这不但是整个中国历史无法忽视的一个阶段，也是高层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缺少这一环节，中国当代史的演变过程，从大跃进到社教、到文化大革命的演变过程，将解释不通。所以，尽管笔者的入学时间已是大饥荒的尾声，但为了说明从这段尾声到社教、到文革的演变过程，不能不占用篇幅说一下这个大饥荒。

　　令人不解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这场大灾难沉默不语，三缄其口。还有一些人在网上断然否认有过困难时期饿死人这回事，理由是：我怎么没看到过死人，没听说我家和我亲戚家那时死过人，或者干脆来一句，难道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饿死人吗？对这些话，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他们对历史缺乏了解、意气用事而不去理会。我们真的是要痛定思痛，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说，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研究，探讨说明得远远不够，反思得远远不够，不利于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但这类否认那几年有饿死人的观点在正式出版物中未有所见，所以本书不便于直接引用。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9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67207万人，到1961年末反而降为65859万人。两年中即使没有一个婴儿出生，也还净减少了1348万人（请见：《中国统计年鉴 – 1982 》，中国统计出版社）。下面是笔者作的一个简单的统计图，反映1950至1964年间各年度的人口增长量。从这张图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出那两年人口损失之惨重。本来正常地蜿蜒向上的人口增长量曲线，像被一把利斧劈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填埋的正是无数逝去的生灵。

　　上图的数据来源于198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该统计图很可能在本文的连载中显示不出来）。数据本身的准确率，那是另外的问题。海外学者有些不同的看法，现摘录一例，姑且听之：“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一致意见是，中国的资料大大低估了1949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死亡人数。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除非认为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分年龄组的生育率的资料就是不一致的。科尔估计，1953年至1964年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只占总死亡人数的63﹪……”（请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明等译，陶文钊等校，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笔者是统计专业出身，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主持过我国人口中长期预测模型的编制，并通过了国家级验收。笔者认为，与其用繁杂高深的数学模型来推算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或者任由社会上做各种的揣测和争吵，不如由权威部门正式提供相应数据和说明。这是对人民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也免得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裂痕。（顺便弱弱地问一句：这五十年前的数据不涉及今天的国家安全吧？）

　　这么重大的问题，连句话都没有，是讲不过去的，也是不正常的。这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不要再推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04

　　（4）引发文革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社教运动。

　　对于社教运动，更大的问题是，它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对于大饥荒与社教、与文革的关系，站在1966年的时点再去看这个问题时，会更加清晰。

　　这是因为运动的激烈，已经主要不是表现在农村基层，而是引发了党内高层的震荡。毛泽东对于当时在党内和干部队伍里出现的对1958、59年大跃进和其后大饥荒的怀疑和不满、乃至要追究责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儿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分如下几点，来再次说明大饥荒的严重性及其对干部队伍、乃至对更高层次的影响。

　　1。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该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上报为50亿斤，结果下达征购任务为10亿斤。

　　2。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干部怕自己被打成右倾，反过来穷凶极恶地向农民抢夺粮食、竭泽而渔，甚至不惜随意批斗、滥用酷刑，各种刑法有数十种之多。该地区潢川县傅店公社，公社干部15人中11人有人命；全社大小社队干部1316人中，有626人打过人，171人打死过人；被打群众2358人，被打致死304人，逼死45人。

　　3。大批农民群众就此被逼上绝路，活活饿死。据信阳地区1961年向中央报告，1959年11月至1960年11月，全区共死亡1070321人。该地区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658个自然村，其中175个村完全死绝；全社原有8178户，死绝1603户；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其中饿死12962人，被打死591人，逼死24人。

　　4。引起中央关注后，反复调查。1960年3月，内务部前去调查，估计有20-30万人饿死。内务部随后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董派人调查了三个月，查出饿死人数为70万，又向周恩来报告。周又派出几十人的中央工作组前去调查。工作组来到信阳，亲眼见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和人吃人的惨状，见者无不掉泪。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安子文向毛泽东汇报。
　　
　　那知天有不测风云，出了个庐山会议，他们被新华社专门发文批判，说他们是诬蔑大好形势、否定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调查组的许多师生，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愤而自杀。（请见：《中国人民大学纪事》，校史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不到半年，内务部等中央机关又开始了对信阳地区走马灯式的反复调查。

　　而毛泽东在听取安子文的汇报以后，面对上百万人的死亡，却仍然以阶级斗争的一贯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更加强化。他说，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随后，信阳地区不是把如何拯救灾民放在首位，而是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逮捕4220人。原准备将一部分人当成阶级敌人大开杀戒，以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后来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才将死刑改为死缓。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处理方法，与很多干部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八十年代，一些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说出了他们当年的想法。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了极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

　　原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面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信阳事件的有关资料，请见：《国史札记》，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
　　这两位县委书记的话，虽然是在八十年代说的，但反映的是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想法，而且这也决不是他们一二个人的想法，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大的事情，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起？对于大饥荒原因曾有“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及这人祸倒底指的是什么的争论，其核心就在于此。先说是“七分天灾”，把责任推到老天爷身上。推不过去，就说是人祸。这人祸，也是先指的是帝修反，后来就扣到了刘少奇身上。

　　在毛泽东看来，“‘三面红旗’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发展，在实践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他是把“‘三面红旗’作为党的根本路线来对待的，作为 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来维护的。因此是不允许遭到任何怀疑的。”（请见：《我观党史二集》，石仲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说明：‘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就有了明显的分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分歧，不只是存在于基层，而是一直延伸到最高层。1962年1月，刘少奇在整理自己的七千大会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2年3月17日，刘对谢富治说：“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以上请见：《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这话使毛泽东如芒刺背，担心在他身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焚尸扬灰。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请见：《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并且当面责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毛泽东此处讲的“不顶住”，还不只是指刘少奇。据《变局》作者张素华在解读毛泽东的话时就指出，“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 （请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对于有不满和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对付，是领导干部的，再加上夺权。前面曾提到的陕西杨伟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某种意义上讲，社教运动是毛泽东在更大范围内用处理信阳事件的思路来对待农村基层干部，即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消除农村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后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所谓“1/3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亦源于此。任何从极左做法向后退、采用相对务实做法的，比如“三自一包”等等，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刘少奇等人还在认真地试图用传统的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所制订的后十条，以及那个“桃园经验”，应该说也是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是不主张在政治方面打击得过宽过重，着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尤其是没有触及到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然非常不满，由此发生了在高层不再掩饰的分歧和斗争。1964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竟然对刘少奇毫不掩饰地扬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为简明扼要起见，本文不去全面介绍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分歧之所在（比如，什么叫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等等）。就讲一句，尽管后来刘少奇作了一定的让步，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只是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就在党中央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对刘少奇由不满发展到下决心铲除，而且是以抛开宪法、抛开党内民主的极端做法加以铲除。
　　
　　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斯诺的回答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请见：《六十年国事纪要》，朱永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曾几何时，仅仅在1965年的三、四年前，1961年9月23日，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提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还坦然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请见：《刘少奇与毛泽东》，唐振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可见，毛刘两人的矛盾，虽然在建国前后已有表现，甚至高岗事件的发生也与此有关。（有关情况请见：《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但是，这个矛盾无疑是在社教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插一段题外话：高岗事件其实是高岗以为毛对刘有了看法，自己就可以取刘而代之，而搞起了小动作。然而他身在高层却不知道高层风浪之深浅，结果弄巧成拙、被别人递过来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了建国后第一个被甩出来的人。“高岗反党联盟”，是目前唯一尚未平反的建国后前二十年发生的党内政治事件。我个人斗胆预言，此事也会有改变结论的时候，不过不是现在。当然到那时，也不是全部推翻，而是主要的帽子会改变。比如“反党”之说，比如“联盟”或“集团”之说等等。我本人对高岗并无好感和同情，只是提前这么一说。）

　　按罗平汉教授书面的说法就是：“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转而酝酿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请见：《‘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人民出版社，2007年）

　　社教运动和文革的关系，甚至从写第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直接导火索的作者聂元梓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她之所以运动一开始就起来反校党委，也是因为她在1965年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中与校领导结下了怨恨。
　　
　　还想说一点的是，这场灾荒中的死难人数远远超过十年动乱。但文革的事，目前谈论的还算有一些，而这场大灾难却很少有人提起。或许，文革死难者中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社会影响比较大；而困难时期死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默默无闻地活着，也默默无闻地死去。

　　或许，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十年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而这三年灾荒，往哪儿推呢？
　　*
　　有些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电视台女主持人的衣领低了多少，对相亲节目女嘉宾哪句话是否妥当，那是认真得不得了，恨不能拿着放大镜去查看，被讥笑为“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另一方面对涉及几千万生命的重大事件，却退避三舍、装聋作哑、难得糊涂，这恐怕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说得过去。

　　刘源先生有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判。”（请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83页。文中所讲的“这场浩劫”，是指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

　　笔者也相信这句话。

　　这场大灾难，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没有必要回避，也回避不了，即使是在今天。

　　这不是算历史旧帐。既不旧，更不是算帐。我们需要了解真相、记取教训，改变眼下对中国当代史一系列重大环节反而讳莫如深的不正常状况。与其让大家津津乐道于唐宋明清那点事、三国那点事、孔老二那点事，与其沉溺于名曰魔幻悬疑武侠言情穿越小男人小女人之类而实则既无社会意义又无艺术价值的垃圾堆里，与其那样的迷茫困惑麻木低俗无知无聊又无奈，不如睁眼看看五十年前的那场民族大灾难。
　　  
　网上还有这样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饿死几个人，算什么？历史上哪个朝代都有饿死人的。如果这么讲的话，那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那还要领导人民起来闹革命建立新中国干什么？那还要千百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干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连饿死人都避免不了，那是讲不过去的，是有愧于人民、有愧于革命烈士的。

　　这种不顾一切为左倾路线辩护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没有人味。其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封建王朝。只要大权到手，就可以肆意妄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管不着。不管老百姓陷入怎样的生死绝境，革命的高调依然唱个不停。反正死的是别人，不是他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死几个人算什么，死了一半还有一半。

　　正视这场灾难，会使我们认清很多问题。
　　
　　在此摘录一段刚看到的英国剑桥大学刘瑜女士的话：“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请见：《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中外历史上，单纯因为旱涝风雪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几乎没有延续几年的，也没有一个自然灾害能同时波及整个国家东西南北几百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但是，如果有别的因素，比如在一个专制、封闭、僵化、冷酷的体制下，那就另当别论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往往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制度出了问题，至少是粮食的管理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这场大饥荒，不是哪个个人的遭遇，不是哪个家庭的不幸，而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它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持续的重大影响。它无可否认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损害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凝聚力。

    诚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没有对这场大饥荒做更多的阐述。但那是因为那时我们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对林彪、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针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还十分地紧迫和艰巨，对更早时期的大饥荒稍做放置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今，岁月又过去了三十年，时代的步伐到了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无限期地回避下去了。不要低估这场大灾难在人们心中的伤痛。我们要真诚地面对历史，真诚地面对受害者，尤其是要真诚地面对今天的人民大众。

　　　　是时候了，是到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了。大饥荒距今已经五十年了，难道还要让人们再等五十年吗？这不是揭历史疮疤，它原本就没有愈合。连个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明确，怎么能愈合呢？听任这堆历史沉积捂着盖着，由它在角落里发酵发霉溃烂，恐怕不是良策。

　　更何况大饥荒不是我们的错，它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没有必要由我们来背这个包袱。我们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用不着为此张不开口。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与左倾错误切割，严肃认真地公布历史真相，作出能为全党全国人民认同、能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说明和解释，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史。这样才能放下包袱，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着现代社会大步迈进。
　最后，引用于幼军在他最新著作中的一段话：“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万多万还是三千多万，哪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请见：《社会主义五百年》，于幼军，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
　　*
　　本节文字选自笔者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回想起来，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搞社教运动是在1963年，我们再重温一遍前面提到过的话。他在为《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所作的批语中写道：“……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在笔者的记忆中，这段话里原来还有一句：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下面才是“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现在的出版物中没有了。）

　　在这个批语中，他还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请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然而，当这一次教育运动收摊之后，全国并没有出现事先所讲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却是出现了遍地哀鸿、十年浩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情景。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08

　　三、 实践教学阶段

　　1．总统府

　　1965年秋学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同时也加快了教学改革的步伐。主要是加快了教学进度，降低了教学要求。搞社教停了一年多的课，客观上也只能快马加鞭了。

　　1966年春学期，教学改革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全面推行实践教学。对我们班，准备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

　　于是，一开学，我们就住进了学校在城里东城区的分部。这个院子，就是张自忠路3号（即：铁狮子胡同1号），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府(段祺瑞期间叫执政府)、抗战时日酋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建筑群。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所讲的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儿。院子也不大，站在主楼台阶开枪的军警离学生冲入的大门也就是三、五十米。

　　主楼的前端是个假四层的钟楼。我去爬过这满是灰尘、满是由木板和大齿轮搭建的实际早已不用的钟楼，很有些卡西莫多爬的那个巴黎圣母院的感觉。后面主体部分是二层楼。楼内有左右两排房间，中间是过道，四周有走廊。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使用面积不多而公摊面积很大。当年的这些办公室大房间，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
　　
　　住在里面，色彩阴沉，光线暗淡。看着那陈旧的欧式建筑，走在那嘎叽作响的地板上，睡在这些或达官贵人或日寇首领当年的办公室里，真叫人浮想联翩。或许那时的某一刻，就在我躺的这个角落，正在密谋着什么。而我自己，几个月前还在湖南乡下偏僻山洼的泥屋里，这一刻，却住进了常人进不得的“总统官邸”。历史与现在，幻觉与真实，人生的无常，时光的穿越，正在我身上激烈地碰撞。

　　1988年第二年的秋天，我客串讲了回“大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而那个事件才刚过去三个月。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痛斥北洋军阀开枪镇压学生，痛斥段祺瑞政府把手无寸铁的学生说成是“暴徒”。我在朗读这篇课文时，这批干训班的学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我，好像我在讲一件很严重的事。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只有我的声音在回响。这篇文章现在已经不在教材里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当年刘和珍流血牺牲、倒下去的地方，也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当我读到、念到这篇文章时，当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对鲁迅先生，过去抬得太高，没有必要；现在有些人想要完全否定，也不对。鲁迅先生有他很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他的某些局限。而且，他的长处和短处，与过去的认识应有所不同。在左倾时期，片面强调鲁迅的某些“战斗性”，其实恰恰是他有些偏执、不够包容、当让不让的缺点。而现在有些人想回避的，却正是鲁迅先生尚无人超越的伟大之处，正是他对某些中国人国民性中消极面的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比如阿Q。
　　*
　　在那段时间，还有件有印象的事，就是那两个月碰上了3月8日河北邢台大地震和它的几次余震。还记得在工厂楼层的摇晃中往下奔跑，还记得几次接到地震预报，大家站在“总统府”的钟楼前彻夜聊天等着天亮、等着预报中的地震的到来，结果还是没来，悻悻然地回到那始终是神色凝重的钟楼。

　　说起来，我和“总统府”大概还有点缘分。我在南京期间，相当长的时间与国民政府的“总统府”几乎是一墙之隔。常常用小推车带着小外孙女在里面玩。我对女儿说，你那时候住在乡下，整天泥里来水里去，就是个泥孩子，你的女儿却从早到晚在“总统府”里玩耍，真的是时代不同啦。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10

　　2．工人阶级

　　我去实习的工厂，是安定门内的北京第二汽车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当工人，跟班劳动。下午当管理人员，帮着师傅做原始记录，再跟着单据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别看事情简单，因为他们这两个厂工序多，加工的零部件和所用的原材料种类规格多，上下流程的交接环节多，这原始记录填起来挺费事。既要简单明了，又要准确反映。这班组记录的设置和填写、车间的汇总和分组，还挺有学问的。

　　此外，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后来他去了人口所）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后来到了县里，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就靠这几页纸，办起了统计培训班。那里就你是大学生，这样的事，你能推得掉么？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这几个月是最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每天像市民一样地上下班、挤公交，像工人一样地干活，有的工种打个下手，有的工种就可以顶岗。哪怕是上食堂吃饭，也是自己买饭票打饭，像个职工的样子。不象在学生食堂，都是每人一勺，一样的，没有自己一点的余地。
　　
　　对工厂，我并不陌生。高中期间，每星期有半天去工厂劳动，去过不少厂子。在这两个厂里，和工人师傅一起劳动，也挺开心。尤其是能开个机器，特别要是能自己独立地操作个机器，哪怕是很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磨光，真是高兴得很，干一上午都乐此不疲，干不够。比起田间农业生产，既有技术含量，也轻松有趣得多。

　　所以，在机床附件厂，最开心的事就是，师傅曾叫我单独操作一台放在过道边的机床。那机床说起来也挺简单，上面是高速旋转的向下的圆锥体（像个铅笔尖），被加工件是一段小圆管子，朝上夹在下面的台子上。操作者把上面的钻头压下，就能把下面管子的前面一段撑开，形成一个小小的喇叭口，就行了。关键在于往下压的力量和速度要掌握好，手和眼要配合好。不然，不是下面管子没撑开，不到位；就是撑过头，裂了。我先看着她做了两个，而后我就上去操作，一下就会了。那位三十多岁的女师傅也高兴得不得了，伸手在我肩上拍了两下，连说：“小伙，行。到底是大学生，行。我那时学了好几个星期，师傅还不放心。你倒是一下就会了。”

　　她的手拍下来，一股暖流涌上我心间。这是我第一次被异性所拍，这可是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哦。我忙说：“是师傅教得好。”

　　我估计也并不是我聪明一学就会，而是她们客气。那位女师傅也并不是学不会，而是那时不一定有空的岗位。她的师傅也不敢轻易放手，怕做坏了，要承担责任。她们很放心地让我在那机床上干了好几天，直到把这批零件加工完，省了她们好些心。或许，让我去做，即使做得不够好，车间主任也不好批评什么。
　　
　　工人师傅们也很喜欢我们的到来，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或许是难得有这样一批年轻人，到他们车间里来。不知道别的厂怎么样，这里的气氛挺轻松。大家有说有笑，工作上能相互配合，日常生活也能相互帮助，并不见外。他们很敬重大学生，很向往学校的生活，那也是他们一直记挂在心、未曾实现的人生梦想。他们尤其很羡慕我们常常能参加一些虽是北京市民也能难参加的一些重大活动，常喜欢问这问那。因为虽然是在北京，一些地方，一些活动，他们也没去过。
　　
　　工人师傅们也很热情，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他们还请我们去他们家。我们小组去拜访过两位师傅，一个在东四，一个在前门外。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因为总的社会生活水平就是那样，工人师傅的家里也很简陋，生活用品很少，与堂堂的首都工人阶级的身份并不相称。比起我几年之后去的胶东农村并不好到哪儿，而且住得更挤。不但屋里挤，院子也都是几家人合用，搭满了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棚子。不象在农村，至少院子是自己的。

　　三个月的工厂实习，感觉到北京的工人，确实不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高。首先是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思维比较活跃，尤其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对身为党中央身边的首都工人阶级的称号颇有自豪感。虽然只是普通工人，哪怕是些中年女同志，对社会、对形势也很了解、很熟悉，都能讲上一套，而且还不是瞎说。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好相处，没有什么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和隔阂，可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可说。再是性格开朗，热情大方，为人真诚，乐于助人。所以当时整个北京的社会风气很好，令人向往。当然，我说的是整体，虽然各人有他的不同之处，个体难免有差异，但作为整体确实是这样。比起上海市民、湖南农民，感觉不一样，有其明显的特点。

　　三个月的实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的工人值得学习，值得敬重。这也是我在北京六年最大的感受。这倒不是因为受了革命理论的影响，不是因为说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既热诚又真诚，有理想有向往，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一群人。当时想，如果能留下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也是很高兴、很值得的。当然，这也只能是一个不着边际、甚至没有必要说出来的梦想。
　
　　我们班的这次分配，也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城市的了。我们班有四个江苏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那时的“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吧（“四个面向” ，即：“面向基层”、 “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从好的方面想，也可能是为了减少矛盾，叫谁去也不好，干脆就谁也别去了。没想到的是，我人生最后的落脚还就是在南京。

　　此外，还有两件事，前面概括不了，记述于此。

　　1965年的秋天，我们计统系全系去了次香山集体徒步旅游。北京的秋天是很美的，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层层叠叠的山峦，被各色金黄的、鲜红的、深绿的树叶染成一片片瑰丽的色彩，煞是好看。我们的队伍，前面是引导的红旗在飘扬，后面是一字长蛇，蜿蜒在山梁的草木丛中，顿然使我想起红军长征的样子。站在香炉峰的顶端，极目远眺，心旷神怡，大好河山尽收眼底。似乎还能看见市区的建筑，影影绰绰，远在天边。

　　回程时去看了碧云寺，看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碧云寺修缮、保存得很好，称得上是金碧辉煌、色彩鲜亮。但我对寺庙之类没有兴趣，既不信佛，也不信神。过去曾有“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说法，嘲讽那时国内旅游的贫乏和单调。

　　还有件事。教学改革涉及到所有的课程，也包括体育课，那时叫“军事体育课”。不象现在的军训，整天在操场上立正、稍息、整步走，很单调。我们的体育课活动内容比较多，去过西山的靶场射击。1965年秋，还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上游泳课。我从没下过水，在水里笨拙得很。在上海读书时，听说别的同学能上游泳池去，很是羡慕。有次，在昆明湖里上课，不小心在水里没站稳往后仰了过去，差点儿要呛水了，也是挺危险的。在这刹那之间，边上的米受光同学，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我。

　　米受光是位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孩，热情、能干、大方。不幸的是，后来她英年早逝。这些年来，我们班的同学里，已经有好几位离开了人世。愿他们在天国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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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13

　　3．教改感受

　　教学内容的缩减，另一方面也使我加快了课外阅读的步伐。1965年，因为越南战争的激化，使我对东南亚问题更有了兴趣，把所有用中文写的和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东南亚的书，包括他们的文学作品，都看过了，还觉得不够。那时比较全面介绍东南亚的只有英国人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东南亚》，而且还只限于自然地理方面。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本综合介绍东南亚的书。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写书。文革的到来，使这个想法化为乌有。而东南亚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在本书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可能继续写作的话，想写个反映东南亚左派游击队，他们的华裔领导人出于热爱祖国、向往革命，也为了子女的安全和成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回国内，结果革命反被革命误的故事。
　
　　这段时间的感受：1、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
　　
　　已经讲到了教学和教育，再讲一下我觉得对一个人至关重要而受益无穷的学习能力。在校期间，从课堂上，从老师那儿学的具体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本科也就是四、五年，像我在校六年，真的在教室里学习，也才二年，靠它管一辈子，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有了学习能力，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就可以无限止扩展，在时间上可以终身扩展，能达到一个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程度。

　　学习能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正确的思维方法，这是关键的关键。学习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思维能力的强弱。学习方法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与否。

　　要学会全面地、本质地、动态地，即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表面地、静止地，即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年青人来说，尤其要注意：不偏激、不狭隘、不走极端。

　　② 科学的学习方法。从具体条件和实际状况出发，总结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③ 对新知识的敏感。对新的有用的知识，能及时察觉、乐于接受。尤其是中老年人要注意这一点。新知识、新事物不只是属于年青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

　　④ 运用知识的能力。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学了不用，或学的知识没用，那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最多只能算是种自娱自乐的消遣。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再进一步强化学习、更新知识。如此，在不断的学习和运用中，两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要学会知识的迁移，把已有知识用于新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已有知识的作用。

　　⑤ 终身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知识的更新是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尽管常常会有一些不利的困难的因素出现，但学习不能停止。越是在这种时候能有效地坚持学习，才能最终更好地显示出知识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第一批就能脱颖而出、从而改变人生的尖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2、对于统计工作，尤其是对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更像是种职业教育。不是说职业教育不可以，高等教育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形式，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以后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说到教育思想，多讲两句。六十年代我们不遗余力地痛批苏联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其实，凯洛夫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人家已经发展了。可我们还在一面批判一面照办。十年文革中，把什么都冲掉了，教育也不成其为教育。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领域恢复的依旧是凯洛夫的那一套，一直到现在。虽有所改革，但本质依旧如此，甚至变本加厉。而对七十年代兴起的赞可夫这些，乃至苏联解体后当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我们更是知之甚少。我曾客串讲过“教育学”，所以还比较关心这些。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17

　　4．左倾错误的逼近

　　当然1965年秋冬和1966年春天的那时，是顾不上教育思想的了。这时，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一个左倾错误不断累积和激化的重要阶段。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节点：1957年的反右，1958-59年的大跃进，再就是我刚上大学时的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经过这次会议，一条左倾路线在党内赫然形成，步步紧逼的左倾步伐已经越来越响。

　　本来在前段课堂教学期间，就已经有了所谓“清理反动派学生”的事。不过，左倾路线这时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反动派学生”已不是主要目标。此时，从几个方面表现出了阶级斗争态势的全面强化。一是城乡社教运动的开展，这个，我们参加了，刚回来。再就是1965年秋，开始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和中苏论战的升温。此时，中苏关系已完全破例。每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在大喇叭里广播，那宏亮的声音在玻璃窗上嗡嗡作响，把苏联修正主义主义骂得狗血喷头。听起来是言之凿凿，挺像回事的。从文风上，也为以后写大字报打下了基础。听说，有人大的教师参与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所以还比较关注。　　

　　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红日》、《革命家庭》、《聂耳》、《怒潮》、《不夜城》、《抓壮丁》、《兵临城下》、《武训传》等等一大串。也不用买票，还觉得不错。难得有这样连续看电影的机会，多看几部也无妨。好在我们人大的学生，一入学就每人发个小马扎，带有点延安作风的意味，看露天电影很方便。从这些电影的内容看，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没看出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同时，在理论界，发起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孙冶方“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判。最热闹的是史学界，文章可多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和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都看了。还有对翦伯赞的批判等等。也知道这些文章话里有话、甚至话外有话，是有所指的，但没有想到他们会一直指到最高层，没想到这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兆。谁也没料到，极左的步伐已经逼上来了，打破了所有人的善良愿望和平静的心思。
　　
　　“翦伯赞”是我校历史系的老教授，共产党的理论专家。我亲眼看见在一次游斗中，戴高帽子、因坐喷气式额头碰在石栏杆上滿脸是血，第二天就传出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楼主把大毒草电影一网打尽了，那时还看过一部京剧电影“林冲”。

　　 老实讲我在校其间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政治讨论没发过一次言、没写过一份大写报，对一切我有我的看法，但屁也不敢放一个，没没无闻，冷眼看世界。

　　教育领域也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灾区。那时先后传达了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蓉的谈话。其基本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后来总结的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文化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各级学校基本上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这些说法也是在其后的文革中，学校首先受到冲击、学生红卫兵首先受到鼓舞起来造反、校领导和老师首先被残害的重要原因。关于两个基本估计的问题，在本文的“部队农场”一章中还要谈到。
　　*
　那时，为配合阶级斗争的升温，怕你想不通、跟不上去、下不了手，还大力宣扬所谓的“驯服工具论”。 就是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还要老老实实地使劲干，什么也不要问，美其名曰：“做颗永不生锈的锣丝钉”。这个理论，完全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它明显违背了《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违背了当前所讲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讲穿了，就是赤裸裸地叫你乖乖地当奴隶。

　　正如易中天先生在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易先生还讲到：“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

　　就这个荒谬“理论”，文革中，极左势力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批判”。说它是压制革命、不许造反。在极左时期，真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笔者还想说的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具体措施，而在于把“工具”又重新变回了人。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程度，就看这“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变回了人。
　　*　　
　　没多久，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就是这样空前激烈的大批判也满足不了左倾势力的需要。工厂的实践教学还没结束，正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随着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我们也跟着撤回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

　　从那一天起，到七月末撤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是文化大革命公开发动后的第一阶段。在那段日子里，文革由过去通常的那种政治运动，演变成了一场谁也意想不到的非常规的暴力运动。

　　有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亡党忘国的程度，十年浩劫，罄竹难书。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满街大字报，两派武斗，到处串联，铁路瘫痪，北京拥挤，红卫兵接见，耳朵里整天听到的是“造反有理”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打砸枪天天看见，批判斗争游街目不瑕接，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多少冤屈死亡。。。。。。太多太多。我们一想到文化大革命便想到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温床，会有林彪四人帮出现吗？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20

　　四、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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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狂潮骤起

　　(1)大字报

　　1966年6月初，回到校本部，就像掉进了一口翻滚喧嚣的大锅。整个校园是一派极左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景象：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是各种各样关于领导人和国家大事的以往小小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有影没影的传言；到处是兴奋的人群，真的以为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学生们纷纷从北校门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听站在板凳上谁都可以表演一番的即兴演讲。有的老师还在校门口很真诚地劝说，同学们不要去啊，不要忘了1957年的教训啊。

　　那些天，我们也常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内容大多是批判邓拓（人民日报总编、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三家村札记”（那是他们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合作搞的一个针贬时弊的专栏，被极左势力选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突破口，与此相连的还有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等）以及他们本校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地有一些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这些。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比，但在当时也是挺新鲜的了。

　　夜里也歇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那些时日，整天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有种热闹的气氛。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难道文化大革命真就是这样的节日？大家还真以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来到了，一场能使人们和社会更加革命的革命来到了。

　　然而，批判的对象，渐渐从北京市委、中宣部、教育部往下沿伸，指向了学校，指向了系，甚至指向了老师。为了表示我们也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为了帮自己的老师过这一关，我们班也在新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组织了对辅导员和系办几位秘书的批判会。同学们一个个“义正词严”。我也发了言。发言前，对那发言稿是字斟句酌，讲重了，怕伤害到老师；讲轻了，又怕说是“走过场”。会上，老师们也心领神会，很是配合，一个个表示要“认真改正”。会议结束时，我们请老师们先走。老师们也对我们连连点头。这跟中学生对老师的批斗，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光看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行啊。怎么显示自己也投身政治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呢?同学们也开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是帖出去给大家看的，比起教室里关起门来的发言，就更得慎重了。既要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力”，又不能真的伤了老师，真的是又一番搜肠刮肚、费了思量。这类为了应时应景的大字报，当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不管写毛笔的那些规矩，把毛笔当钢笔写，也不抬胳膊，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戈泊老师写了份大字报，对他早年的一篇学位论文进行“批判”，但没有任何政治性帽子。戈老师是我们很多同学当时难得有的“偶像”，留苏高材生，英俊魁梧，还会唱一手好歌。后来有次旅途中偶遇戈老师，我提起了这件事，说：“真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写了你的大字报”。戈老师笑笑说：“是吗？我怎么没见过？”或许，他是不想叫我还把这事放在心上;或许,也可能真的没见到，因为那时大字报比现在网上的发帖跟帖还要多，有的不到一小时就被新的覆盖上了。没有点“要命”的内容，是注意不到的。当然，我今天仍然要为此向戈老师表示真诚的歉意，因为这毕竟不是开玩笑。

　　人民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教师姚中原6月7日写的。但分歧也就开始出现。6月14日，函授学院五个人贴了第一张反对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拖出来斗了。

　　尤其是传达林彪的“5•18政变讲话”，不由让人一怔。林彪在那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原文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一脸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我们的政治局势都到了这种危急恐怖的地步啦？不敢信，更不敢问。他们的意图就是唬得大家只能紧跟着他们“干革命”，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什么也不要问。再没有前些天看热闹的心情了。心里只觉得很沉重，很担忧，我们国家要出大事情了。

　　五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23

　　(2)新市委

　　极左势力当然不会让运动就这么温良恭俭让地走下去。渐渐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个大事，是五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知道的时候是6月4日，报上公布了那次会议上决定的改组北京市委的名单，成立了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六月中旬，北京新市委向各单位传达了也是那次会议上作出的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这被称之为文革的第一战役，之前的批判“三家村”还算不上。

　　听了这个，才知道天色真的变暗了。心里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让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的别人是在干什么吃的呢？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自己的干部呢？又不是像小偷悄悄地藏个东西，不让别人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各地动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城墙。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26

　　2．“二月兵变”

　　（1）郭影秋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终于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资料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 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文革开始后不久市委派下的文革工作组还在校时（几月几日记不住了），江青和中央领导（除毛和周外，包括刘、邓、朱、彭真，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在我校五四操场开了一次大会，我校学生、教职工约2万人，还有外校的一些学生，江首先发言“革命的同学们，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了”（江青来过几次每次演讲都是这样开头的），“不革命的走开”，具体原话记不住了，其中还讲了一些他的私事，他身体有什么病啦，说张邵华勾引他儿子啦，他说他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讲得较长。接着刘、邓、朱都发了言这三人都讲得不长，但都是一个内容，有点象自我检讨，意思就是对这场运动没有好好理解。彭真也发了言，主要是解释在这场运动中，市委怎样怎样的，但他讲话时经常被打断，被他人责问，有点象挨斗了。陈伯达、康生两个当时红得发紫的人也讲了话，但我记不起他们讲了些什么了，陈伯达发言一口福建话，不是福建人听不懂，王力在边上一句一句翻译成苏北口音普通话。

　　　　从此市委派下的工作组就撤消了，学生是江代表毛发动起来的。学生内心就是要保卫毛革命路线，因为斗的是阶级敌人，从电影里斗地主学到了怎么斗阶级敌人。

　　这一下，形势突变。第二天晚上，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批斗。会后，郭被押在我们住的东风三楼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围在楼前，人数越来越多，我也在其中。直至半夜时分，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造反派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郭影秋被撤消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当时他作为华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也被当作黑帮一样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还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群情激愤（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

　　彻夜未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那是北海西侧的一个大院，清代某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等一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这个场景，在《革命四十年》中有描述）。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当地的学生和青年起来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的西面。湖西，后来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被康生诬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而罢官。周恩来想调郭影秋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历史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东西。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

　　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31

　　（2）大辩论

　　接着，8月2日晚，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象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没有什么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直到半夜后，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 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可是，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有个说法，当时中央领导有个分工，各自有“蹲点”单位，以保持与基层的联系，了解运动进展的第一手资料。邓小平、陶铸的“蹲点”单位，或叫联系单位，就是人民大学。但此说法，无正式出版物佐证。陶铸在倒台前的几个月里，还曾多次接见人大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90（）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文的后面要专门讲到。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34

　　3．红卫兵

　　（1）工作组之争

　　按说，高层的争斗和我们平民百姓的个人回忆录是扯不上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讲这些，就讲不清时代背景，讲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讲不清作为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遭遇和命运。所以，在这儿还得就工作组问题上的高层纷争说一下。

　　时局到了这一步，当政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批判，比如：报纸广播的批判、大字报的批判、党内的政治斗争、组织处理等，或者说这些批判已经无法满足彻底摧毁一切对手的目的，而需要借助于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常手段。不但要“口诛笔伐”，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红卫兵运动就应运而生。

　　在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汹涌而来的浪潮使各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文化革命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贴贴大字报，而开始着眼于批斗当权派了。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批判会，是6月13日，在文化广场上批判孙泱等校领导。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保存着拍摄者给我的两张当时会场的照片。
　　
　　五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项重大决定，犹如重炮轰击。而毛泽东从1965年11月后一直不在北京，连五月份的这次这么重要的会议都没参加，而是逗留南方，静观其变。看到时局的震荡，未及所预想的那么大，便再来一炮，于6月1日公开广播聂的大字报，以彻底打乱他视为对手的刘少奇的阵脚，看他刘少奇如何接招。

　　为了控制已经出现乱象的局面，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等，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迅速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是在6月16日。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由于时局震荡太大，进校的这个工作组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人大校内影响不算大。应该说，派工作组这种办法，是沿袭了1957年反右的指导思想，具体做法则是依照社教运动的那一套。据不完全统计，那时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就已经内定了一万多名右派学生。（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在人大校内，也是在悄悄地进行这些工作，只是所知的人较少。不像清华那些学校，工作组抓了前期反校领导的蒯大富这些，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这种做法也是很“左”了，但是与毛泽东放手发动文革、要与某些当权派大干一场的初衷背道而驰，引起毛的极大不满。7月18日，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就在酝酿又一个大动作。当天，他就要走了包括人大在内的四个高校的文革情况简报。25日，他对中央文革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离开派出工作组仅一个多月，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宣布撤出工作组。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拯救那些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而是为了更猛烈地向当权派进攻。

　　在这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就在7月29日的会上，“翟英（李雪峰夫人）她们当时坐在台下，听得比较清楚。听到刘少奇还讲了：‘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请见：《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的公开讲话。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刚讲完话，毛泽东就从幕布后大步走向讲台，看也没看刘一眼。走路掀起的风，把刘的讲稿都刮到了地下。全场立刻对毛泽东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刘无言地低头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稿纸。这一幕，给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作组内定的反动学生,实际上就是我在前面"清理反动学生"里讲的,这项工作在1963年秋就开始做了.后来忙于四清等没顾上.文革初的工作组为了政绩,也为了控制局面,又把这一套拿出来.只不过没来得及做完.所以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必可怜他们.当然,毛是出于另外的意图.

　　这事是千真万确的,我同班同学当时就有被工作组召去做这项工作的.因涉及自己同学,我不便于明写.

　　后来工宣队进校,也搞批判反动学生,所依据的材料,也还是这些.那是在毛革命路线下进行的.所以我在前面说过在那个体制下,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而毛泽东则在8月4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谈到工作组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这是镇压，这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请见：《乱云飞渡》，姜华宣，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

　　这些争执，有多少是出于个人恩怨，有多少是出于权力之争，有多少是出于理念分歧，本文就不去探讨了。

　　关于往学校派工作组的风波，在小说《革命四十年》第三卷中有详尽描述。这是我国文学作品中对这场工作组事件的首次描述。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40

　　（2）造反有理

　　这些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专制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卜大华等八个人，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响亮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28日，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8月2日晚，卜大华收到了矿院附中学生杨继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已经写信支持你们。卜大华此时既喜出望外又将信将疑。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同时，还发表了他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本节的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这两种想法交汇到了一点。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北京高校中，建工学院是第一个成立学生群众组织的，叫“八一战斗团”。人民大学以批判郭影秋为主要观点的造反派，这时也很快在8月8日成立了“人大红卫兵”。据侯成亚先生介绍，高校中叫红卫兵的，人民大学是第一个。不久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人大红卫兵也是唯一上城楼的高校红卫兵。（请见：《文革故事——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侯成亚博客 ，2011-4-4 11：04 ）不过那几天校内还很少有人知道专门成立了叫“人大红卫兵”的这件事。人大的学生，相对来说，对政治比较敏感，而不那么张扬。

　　我们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几天之内，看着校内校外突然冒出来到处都是红卫兵。名称大都叫着各种各样的战斗队，什么“红色”、“革命”、“造反”、“卫东”之类，或者从毛泽东诗词里找的“云水怒”、“风雷急”、“千钧棒”、“全无敌”等等。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我们才又加上了“八.一八”三个字，作为前缀。8月21日，“八.一八”红卫兵宣告成立。后来，才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袖章。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有多种成份、多种阶层，从文革一开始同校同班同学之间，就出现一部分同学欺压另一部分同学，而后，那另一部分受欺压的同学又趁着造反起来反击。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情况就出现在班级里。所以，至少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在文革中就一直平和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连争吵也没有过。这是和其它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军帽，要是有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于我们人大的很多学生，倒是有现成的。那就是去搞社教时发的旧军装，虽然已经破旧了，但好歹也是黄军装吧，不是假的，凑和点吧。说不定，这破旧还说明你有资历呢。对中学红卫兵人人都有的铜头皮带，我们都不知道能从哪儿搞到，随便弄一根就扎起来。再去买一顶看上去像军帽的帽子就行了。这一打扮，穿起来，相互看看，都觉得挺新鲜也挺好笑。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发动红卫兵运动，显然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非正常的极端的状态。
　　*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大海浪涛般涌动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分批接见了聂元梓、卜大华等代表人物，也包括人民大学的双方代表。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毛泽东说了那句有名的话：“要武嘛。”在这之后，又先后一共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把这一切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潮。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式，有几次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但很快因为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而改用把红卫兵装上大卡车开过去。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在天安门前。但是让红卫兵坐卡车，需要动用的车辆太多，又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和军人一起，站在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两三米一个，以防止后面的红卫兵往前踊。

　　10月18日那次，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我的位置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大道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向两个方向延伸，绵延不断，伸向远方。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翻卷的红旗，湧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一会儿这边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会儿那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大喇叭里传来现场指挥部的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两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那庄严磅礴的乐曲声：

　　“少少拉唻，叨叨拉唻，
　　少少拉叨拉少，叨叨拉唻。”

　　这是一个只有特殊时刻才播放的乐曲。

　　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盖过地，盖过天，似乎盖过天地间的一切。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西边远处从斜阳的光辉里，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驶过来了……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巍然不动；两眼凝视前方；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下；脸庞在斜阳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光芒……

　　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我看得很真切……
　　　　
　讲到这儿，忽而又想起了另一件事，要转述毛泽东的形象也不容易：1964年，在香港边上的广东省宝安县西坑大队团支书杨谭发作为“反外逃”先进典型，上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村后，他告诉乡亲们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都有香焦那样大。文革时，却被说是污蔑伟大领袖，被斗得死去活来。七十年代初，这个曾经是“反逃亡”典型的大队，青壮年几乎全都逃到香港去了。有个村，剩下的男人里，最大的才八岁……（此事请见：《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44

　　（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的群众接待站直接号召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尤其是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标志，把运动推向了颠峰。

　　这一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由政治运动向恐怖活动转变的趋向。在这前后，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
　　
　　人大校园里也是恶浪四起。从七月底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学生干部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出身不好那就更是“狗崽子”， 至于“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等等等等，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第一场大规模批斗会是在7月27日。会上，所谓的“黑帮”们，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低头而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叫你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我记得，一个所谓“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看的人，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这是怎么啦；有的兴奋，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最好是像那个被称为“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呼喊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斗，第二天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斗。其中，要专门讲一下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1952-1954年在人大学习，毕业后留在我系工作。他虽身为高干子女，却工作认真，为人诚恳。可能是早就知道党内高层争斗之凶险，他做人做事，一直都非常的低调。也就是在这个月，为我党和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革命家王稼祥一家被赶出中南海(王稼祥是长征遵义会议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为拥立毛出过汗马功劳)。王命先老师更是抑郁不安，知道难以躲过这场风暴。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回家后不久，就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

　　那场批斗会是在小礼堂进行（正式的称呼是叫八百人大教室，因为那时不让盖楼堂馆所，所以就不能叫礼堂，哪怕是小礼堂）。7月28日的下午，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我印象很深，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后，没等别人来架，是自己走上台的。

　　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想的，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有人一分析、一上纲，说：“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掛\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49

　　(4)恐怖的“红八月”

　　没过几天，形势更变得吓死人了。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洪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心惊胆颤、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恐怖的“红八月”。

　　那时难得出去一次。有一天，去西单，只见商店的招牌纷纷被砸掉了，甚至有的橱窗也被砸碎了，贴上了写着“卫东”、“革命”、“工农兵”之类的新店名。有好几拨人在游街，头戴高帽，脸涂黑墨，身上衣衫破损、血迹斑斑，有的还缝上布条，上面写着“狗地主”、“老右派”之类，被红卫兵押着、拖着、没头没脑毫无理由地随意打着，步履摇晃，嘴里还在凄惨地喊着：“我是黑帮”、“我是吸血鬼”、“我是狗崽子”。路上的行人也都行色匆匆、神色恐慌。
　　
　　这比起人大校园里的批斗，又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面对这样恐怖的局面，还能再说什么呢？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不想出门。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也都无语，除了叹气、反感、厌恶，还能做什呢？那些人是完全失去了理智，六亲不认，什么事也做得出来的。只有退避三舍，少惹为妙，可是心里能无动于衷吗？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包括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形，眼睛里全是孩童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设在六中的监狱，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审讯室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把他们的女校长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和杀害自己的老师，残害和杀害自己的同学，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
　　*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在极左势力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就全国而言，这股杀人狂潮不断蔓延，后来疯狂凶残到什么程度，仅以湖南道县为例来说明。1967年夏秋之际，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就不分青红皂白，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66天内，就杀死4913人，自杀326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绝非“惨绝人寰”、 “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汇所能描述，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这决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也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的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
　　这儿还想讲一下人性的问题。在人的心灵里，有人性的一面，比如善良、正直、宽厚、互助等等；也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动物性里，有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也有丑恶的、卑劣的、甚至凶残的我们称之为兽性的东西。人性与兽性，两者之间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在社会成员长期的不懈的艰苦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性逐渐增长、扩展，人们的自身修养日臻完善、道德水平逐步提高、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社会处于良性发展。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比如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由于极左势力的主导和推动、极端分子的嚣张和狂热，正常的社会规则被倾覆，人性受到压抑、鄙视和摧残，兽性却迅速膨胀，吞噬着一切的良知和理性，整个社会面目全非。有些人，从内在灵魂到外在表现都出现了异化，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个变化，其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兽性的发作则像一场猛烈的失去控制的森林大火，几十年、几百年才长成的林木，顷刻之间就被浓烟烈火吞没，再要恢复生长谈何容易。
　
　文革就是这样吞没人性、吞没社会的一场野火。从它一开始短短的几十天，就使多少人，包括那些无知少年，变成了野兽；又使更多的人变成了被野兽撕咬的猎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而由此所需要的道德和人性的修复，则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这个惨痛教训，我们中华民族永世不要忘记。

　　今天，还有些人在为文化大革命叫好，叫嚷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如果是不了解当年的真实历史，那是无知；如果是明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还这样主张，那就是用心险恶。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3:53

　　（5）“联动”的结局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批小孩子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说的“斗黑帮”，最主要是指斗“走资派”、斗“当权派”。而他们热衷的是残害、虐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文化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物。

　　1966年10月，中央再一次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只会造牛鬼蛇神、死老虎反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已经没有用处，又一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红卫兵横空出世。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年的秋冬季，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连他们的父母也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这批文革急先锋，反过来立马就吃了文革之苦。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他们不知深浅地与把他们捧上去的中央文革翻脸，又六次冲击公安部。其结果，可想而知。

　　1967年1月17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1月25日，“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后起的由蒯大富带领的红卫兵攻破。卜大华等骨干成员百余人被先后逮捕。此时离他扯起红卫兵旗子，还只有八个月。这批极端分子的这个下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
　　1967年3月，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被改成“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的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从紫金城到颐和园途中的一个行宫，解放后改建为军队系统的一所高干子弟学校。里面楼台亭阁，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假山嶙峋，所过之处，一步一景，堪与大观园媲美。拍“红楼梦”，根本不需要外景地，那儿就是现成的。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他们狂妄无知又想傲居天下的政治纲领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华糜烂（这样讲，决不过分）。

　　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他们这些人，在他们父母政治特权的精心培育下（比如，林立果在初中时，林彪就给他看党内高层的绝密文件），培养出了强烈的政治优越感和所谓的政治才能。他们以为亿万人民浴血奋斗和千百万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江山，就是他们小圈子的天下；以为国家的权力，是从他们父母手里“接班”来的，而不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诚如某位高干子弟说的大实话，“谁接班也没有我们接班好”，把人民江山看做是自己家天下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顺便想指出,“接班”一词，很不科学，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从哪个人手里接来的）。他们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从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妄、那种傲慢、那种无知、甚至那种凶残，都令人瞠目结舌。

　　　　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

　　当下，有些人因为痛恨专制贪腐而向往极左时期，以为那个年代有多么的神圣纯洁。其实那时的专制贪腐的程度并不亚于现在，只不过那时专制贪腐的圈子更集中，信息封锁得更厉害，不像现在这个专制贪腐的圈子大了，信息流通多了，让大家知道了一些而已。从这个八一学校的展览，看看那时高干子女的骄奢淫逸，而当时普通群众的生活还极其清贫艰难；想想现在那些还在为极左时期叫好的人，真为他们感到可怜。就算是在极左时期，这些特权和奢华也是轮不到他们的，连点边都粘不上，想看也不会让他们看见。
　　
　　后来，对“联动”成员的处理并不重，4月份就都放出来了。这年2月，有个由高层老领导发起的“二月抗争”（即四人帮所讲的“二月逆流”），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猛烈抨击。《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一书里有句话：“‘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句话，倒值得令人深思。

　　这些人，经过这次波折，思想上受到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其中相当多的人，对维护、扩展、享用自己特权的愿望更强烈了。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更猖狂，不敢反对中央文革了，却对“黑五类”下手更狠。面对那时出身低微的造反派不断狂吼：“斩尽杀绝黑五类！”“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对后来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血腥争斗，起了恶劣的作用。

　　当然，他们中也有就此深刻反思的。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反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在又过了十三年之后，各人的表现又不一样了。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惭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也有些当初的早期红卫兵头面人物，对被人指为亲自动手打了六个人（也有说是打了八个人），出来加以否认。能否认打人的事，至少说明，他（她）已经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总比有些打了人还理直气壮、至今不肯认错的要好。也有的打人者，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响应领袖号召，参加革命，个人不承担责任，依然傲气得很。虽然一直没有追究他们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良心和道德么？

　　我们没有见到过他们这部分人的文革回忆录，其中有的现如今也已担任了领导工作、身居高位，不知他们是否还能记起当年高喊“杀杀杀”的时候。由他们来讲讲这个过程和感受，说不定会更有意义。

　　现在网上还有一些为文革叫好的人，为极左叫好的人，我不是指没经过那段血腥年代的年轻人，是指经过那个年代却还在为文革叫好的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只听见他们叫好，却没有见过他们写的真实的文革回忆录。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网上，都没有。既然那么好，为什么不让大家看看他们所极力称赞的所谓“四大自由”、“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革命岁月”倒底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写不出来。他们也不敢写。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作假的话，那就是打人杀人、残害群众、残害干部的罪行录。

　　反过来也有个感觉是，对于很多人，一些事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这也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有些人反差就太大了、太夸张了。有些人对别人搞极左，那么地残忍狠毒、毫无顾忌，但是搞到他头上，也知道不行，也知道反抗，就像那些“联动”。 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不是也能看到吗？有些人反别人的贪腐专权，洋洋洒洒，很起劲，很像回事。但是反到他这儿，就又是另一种腔调了。照样抡起极左的斧子，不管对方是对是错，是左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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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02

　　（6）再说红卫兵

　　①红卫兵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这场红卫兵运动，作为左倾暴力的极端典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尽管国内还很少有专著论文对此作专门的论述，但如同文革中的派性组织一样，将会给以后的人们留下研究政治、研究历史、文学创作以无尽的材料，使人们能认清很多问题。

　　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敌视社会，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

　　到了当代中国，尽管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也很少有人真的处于这种赤贫境地，但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做派，却依然随处可见。在极左势力的鼓动之下，其破坏性倒是愈演愈烈。部分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戾行为，就是一例。

　　就是在今天，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在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对这类行为和意识的过度表现、大肆渲染和太多太多的无原则吹捧。所谓的武侠，其实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务农、不做工、不搞学问，最终不过就是或为盗贼或为地主鹰犬。这些影响，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到个别颇有身份的人的出格表演都能看到这些影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小说《革命四十年》里，就有秦德才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反面典型，和虽然身为局长而内心却依然是这类意识的程贵安。
　　
　　有些事，前后连起来想了下。五十年代接受的革命教育，以为不怕死真不简单，不怕死就是了不起的英雄。现在见到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自杀式爆炸，就不这么认为了，卑鄙凶残的人也可以不怕死，就象流氓无产者一样，认为自己的命不值钱而无所顾忌。但他们与红卫兵极端分子相比又不一样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是要尽力克服对自己死亡的恐惧，泯灭掉自己的人性，与别人同归与尽。而红卫兵极端分子则是在极大地膨胀、释放自己的兽性，在别人的痛苦和死亡面前尽情地欣赏作乐，认为别人的命不值钱，而很在乎自己的存在。不但很在乎自己的存在，还想飞黄腾达、傲视天下、做人上之人。
　　
　　②红卫兵的不同类型

　　这儿讲的红卫兵，更多地讲的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其实，红卫兵也是有它不同的类型。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和社会治理结构有关。这里想从这个角度谈一下红卫兵的分类。

　　社会治理结构简单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领袖层、执行层和民众。领袖层，是指对国家大事有决策权的人。在民主体制里，它是一大群人。它本身就有完整的结构，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专制体制下，它集权于少数几个人，甚至集权于一个人，那就是独裁。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比如皇帝，所谓的替天行道，纯粹是个胡编的幌子而已。执行层，就是按照领袖层的要求，对社会进行具体管理的人。在我国，就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各级领导。这个群体既要对领袖层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但是，它既可以是勤勉的仆人、负责任的管家，也可以慢慢膨胀起来，变成既独立于领袖层，又独立于民众，而志在攫取自身的超额利益，这时我们就叫它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它独立的程度，攫取利益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知，执行层与领袖层的关系，可以是委托治理的关系、共事的关系，也可以是雇佣关系，也可以是主仆关系，甚至在皇权专制下几乎就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哪怕是宰相也不过就是个奴才。在执行层与领袖层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在民主体制下，相对来说，它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化解的渠道。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则不然，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一方面，领袖层与执行层的界限在逐渐上移。随着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发展，到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国的领导层显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另一方面，由大跃进的失败而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导致不但是民众，而且在执行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左倾政策表示不满。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领导层与执行层的矛盾迅速升温。毛把刘邓看作是执行层的代表和首领，当然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他俩就不奇怪了，尽管很多人还以为刘邓是领导层里的人。

　　然而，毛泽东要打击的远不只是刘邓两个人，而是在他看来已经并不完全听命的整个执行层。所以他抛开各地各级所有的党政系统，自下而上地发动文革，把几乎所有的执行层无一幸免地全部扫荡在地。当然，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领导层与执行层的矛盾，而是在更深的层次。当时的执行层，就绝大多数来说，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来能拿得出手的批判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所谓防修反修，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不过是由头而已。毛泽东这样做，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都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在有些方面还不只是错误。事实上也是这样，到文革中后期，刘少奇、林彪垮台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对这个执行层的机制、职能、体系作任何有意义的调整，只不过是换了个“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在他看来夺了权就行了。尽管他当时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做，但没有，而忙着搞批林批孔批水浒去了。

　　中国之所以出现文革，原因是很多的。这儿讲的是从治理结构失衡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视角，或许能解释一部分问题。笔者认为，文革这一现象要从多个角度去看。而且从治理结构这个角度来观察今天的社会现象，倒是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现在讲红卫兵的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早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他们是执行层里高级官员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最接近于领袖人物，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所表现的方式，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虽然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然而，他们毕竟只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深层次的想法。所以，当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执行层时，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娘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

　　这儿所讲的高干,也是相对而言，不是像组织部门划得那么清楚。那时规定行政13级以上为高干，17级以上为中级干部。高干子女红卫兵的“高干”是相对而言。对那些将军之子来说，13级算什么。而在县城里，他爹是个股长，就不得了啦。一般来说，此处的高干，就是不同于平民，也不同与一般干部，可以叫做领导干部子女红卫兵。但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最典型、最突出。在北京，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也确实就是他们这批人。所以，还是叫做高干子女红卫兵更为贴切一些。到文革中后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为扩大队伍，也逐渐接收一些中干、乃至普干的子女。但那时，他们作为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特征和作用，已经大为减弱了。
　　
　　在专制体制下的民众里，也有相对获益者、或自以为获益者，在“铁饭碗”里还有几粒可怜的米。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官员的管理下保持住那点可怜的利益，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这就是1966年8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说明一点，这儿和后面所讲的“保守”与“造反”，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

　　1966年10月以后，中央文革开始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执行层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执行层的全面扫荡。这时，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或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执行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对他们的阐述可以看后面对造反派的叙述。
　　
　　在人民大学，较早出现的“人大红卫兵”基本上属于中干、低干子女红卫兵了，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某些特征在他们身上也有所表现，但不突出，同时它又有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特征。他们在早期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换过程，也比较顺利。这也是和高校红卫兵的爹妈不在学校当地有关，冲击走资派对于他们的心理影响不是很直接，比起爹妈就在眼前的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更容易接过造走资派反的旗帜。人大的“八一八”红卫兵，应该说是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了。至于1967年以后形成的“新人大公社”，基本上已经不是原先的红卫兵的范畴了。
　　*
　　文革研究学者卜伟华2007年9月在香港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中，也把红卫兵分为三类：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但这个分法，笔者不能赞同。

　　一是，他把8月18日前成立的他称之为的“老红卫兵”放在保守派红卫兵中，是不妥的。老红卫兵的特征，就是用“血统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纠结起来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在各省也有一些当地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尽管是在8月18日之后成立的，但其性质是和老红卫兵完全一致的。这些红卫兵决不是“保守派”。说他们是“保守派”，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正是他们，最早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只不过他们造反的对象是早已打翻在地、毫无还手能力的牛鬼蛇神，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所要打倒的对象，包括了他们的爹和娘。这是他们这批红卫兵起来造反时绝对想不到的。由此，引起他们政治态度的急剧改变。但改变后的态度，也并不“保守”。把高干子女红卫兵也划入“保守派”红卫兵，恐怕是为了减轻对他们在恐怖“红八月”所犯罪行的关注和声讨。

　　二是，卜先生把“五•一六”单独列为一派，叫极左派红卫兵。笔者认为，“五•一六”这些显然已经不属于红卫兵运动了。

　　③我的态度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可能是高年级的、学文科的，相对来说，独立思考和政治头脑更多一些，盲目和冲动更少一些。红卫兵运动所以首先从中学生里鼓动起来，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讲这段话，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不过做了个正常的人。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党的形象的肯定。而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的暴虐，则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这一些，都不需要。
　　
　　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样真实的政治热情，不需要这样对党、对党的干部真诚的肯定。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正是这些的反面。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并要借此来显示他们的政治优势和接班的意图。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可能有的一点能力，来彻底打垮他们认为的政治对手，扫除对“绝对权威”的任何妨碍。他们在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看着满街奔突肆虐、牙缝里滴着鲜血的群狼，我只能后退，我只能自我保护。不去咬人，首先还要不被人咬。当然，我也不同于完全的逍遥派。在冷却的外表下，内心依然是热的血，依然在关心着、思考着。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这场狂风暴雨中，我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决不参与那些极端行为。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过别人，也没受到过冲击、没挨过别人打。既没有那种咬牙切齿的夜夜愤恨难平，也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快感和从巅峰滚下的失落。既不是直接的害人者，也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我所写的，既不同于马识途他们受苦受难的《沧桑十年》，也不同于那个复旦红卫兵司令的《我不忏悔》，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是一个处于旋涡中心边缘的普通大学生的经历与思考。我作为首都红卫兵，参加了一个普通百姓所能参加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现在再写下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感受和现在的思索。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论述相结合、回忆与反思相结合，能给读者有所启示，就很可以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07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9月5日，中央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坐车可以不买票，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试图以此把红卫兵的洪流冲向各地，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这下，红卫兵们可高兴了。各个学校又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集体行动，马上就去了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也没人理我们。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像，不知会作何感想，不知他们能不能躺得住。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在南京，我们规矩得很，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革命，连市中心新街口也没去看过。除了雨花台，就去了当时去南京必去的长江大桥，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
　　*
　　　　到了上海，出了北站。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竟然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结果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结果，一开始领队的还走反了方向。应该往武进路走的，却往天目路去了。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自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后来，去见高中老同学，当然也会不穿这个了。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有不少人马上就围了上来，里三层，外三层的。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们其他同学在四周，也被很多市民围着。我们还真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们解释、讨论、答疑。

　　这时的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当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也坦率地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有的人情绪还挺激动，话也很尖刻，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真有不肯罢休的意思。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既讲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论：造反有理、破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要支持红卫兵小将这些；也讲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都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

　　当时街头大辩论，还有个常见的话题，就是对“血统论”的争辩。那时有个被红卫兵大肆渲染的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它是在7月25日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来的，又经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一篇文章《从对联谈起》的渲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谭力夫，最高人民检察院副监察长谭政文的儿子，毕业后参军，改名谭斌，本世纪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这个对联集中反映了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政治优越感。他们的父母从庄稼地里出来闹革命，经过了千百万人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好像就成了天下是他们爹妈打下来的，就应该由他们来坐天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他们父子世袭、封建专制的家天下。尤其是，只要不是红五类，那就是猪狗不如、无情的打击对象。有一副改编过的对联更能说明问题：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才一代人的时间，封建思想就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头去了，充分显露了中国革命所带有的明显的农民意识。

　　这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感。市民们常常拿出这个对联进行批判，作为对红卫兵的批判。我们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红五类，对这方面感受不深，也明知不对，嘴上却不能不硬撑，就说这幅对联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体现了阶级立场，当然如果改一下能更好些，比如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其实这副对联，也是陈伯达写的。（不久之后，有个北京工人遇罗克。他父母是右派，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却上不了大学，深受血统论之害。他写了篇“出身论”批驳血统论，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结果，以反革命罪在1970年3月7日被枪决。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应当说，这些行为确实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警报，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的旗号（与称之为“人大红卫兵”的，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有位衣着得体、干部模样的妇女，疑虑而又急切，过来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学生证吗？”要是那种红卫兵一定会跳起来，大叫：“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你敢不信吗？”但我很坦然地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学生证，抬头看了我，说：“你还是上海人啊？”我点了点头。她很沉重地递还了证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我想，她也是遇到了很大的疑惑，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一瞬间，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 。

　　后几天也去了复旦、同济、交大，这些高校看大字报。
　　
　　大概是8月30日(?)，我们还参加了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都出面了。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市委领导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当时各地的领导对北京来的红卫兵，是有一定防范的。据《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说，投入造反阵营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事后揭发市委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对抗文革、破坏大串联”时说，市委组织了一些学生、员工去和街头宣传的南下红卫兵进行辩论，“要注意一些表现恶劣的，要告诉他们的学校。”（他们哪知北京的校领导此时都自身难保，哪赶上他们的处境）我们在街上遇到围着我们死死辩论的，问我要学生证看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基本上是三波。第一波是8月份，分散的一些，主要参与了文革的舆论造势。第二波开始是有组织的了，在9、10月份，主要参与了“破四旧”、“斗黑帮”等。第三波是11月以后，直接参与了造反夺权。我们算是第一波。8月30日(?)的大会，是红卫兵炮打上海市委的头一着。8月31日,以北航、清华的红卫兵带头，突破工人的护卫，冲击了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机关。不过，我们在那天会后就走了，去了杭州。

　　在杭州，不知不觉地就松懈了，主要也就是游览玩玩。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是在一个大会议室，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有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在杭州的几天，除了这次接见，也就是去浙大看大字报和座谈与“革命”有关了。

　　这三个城市，前后也就是十几、二十天，我们的态度和当地领导的态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11

　　(2)回家的路

　　9月5日中央刚发出大串联的通知，北京就受不了了，因为那时已经有不少外地学生滞留在京。才两天时间，9月7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在人大校园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说9月1日以前来的，要马上走，9月1日以后来的也要走。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连我们的寝室里也住进了一个邻班同学的同学介绍来的一个人。那人也是个上海人，不过品质很可疑。那天，他又领了个外地中学生来，吹嘘他如何地革命、如何地有本事，似乎就是首都红卫兵的一个头。我忍不住在边上说，这个人是临时住在我们这儿的。但是那中学生很天真很无知，好像两边的话都没听懂。没两天，我们就把那人撵走了。

　　乱哄哄的环境，使我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待着也没劲了。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行活动。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提出步行串联去大寨。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说实在，我对陈永贵不敢恭维。不是说我当时就有多高的水平，能看出什么问题。而是对那时还能在政治舞台上蹦跶的人，不是说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表示疑问。陈永贵也来过人大，后来还表态支持我所在的“三红”这一派。为“三红”题字。就写了“人大三红”四个字，那个“红”字还写错了，左边绞丝旁下面写了四个点。当然，这倒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陈永贵在文革中照样投机政治，还起劲得很。虽为农民出身，却无农民品行。就以凌志军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就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的思想动向公布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之用。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请见：《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虚报产量，这些更不用说了。
　　
　　那我去干吗了呢？我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也不上课，待那儿天天白交钱干吗呀？这些年，也只有大串联，才有好好回家的机会。走吧，走吧。此时的串联，已成了消极逃避极左狂潮的无奈之举.

　　班上有位孙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那就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先出了北京再说。到了沈阳，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堪，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很清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不过对那个政权，也是一言难尽，这儿就不说了。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看到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美。真是很羡慕，羡慕在风雨中还有这样和谐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这儿也不是世外桃园。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我正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我说，不行啊，我还得等另外一位女同学呢，我跟你走了，她上哪儿去找我啊。他却吼起来了，别啰索，走！一付就要动手的样子，好像就要逮住一个越境特务了，这立功的机会岂能错过。旁边人都紧张地瞪着眼看，看他怎么收拾我。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没表示任何歉意，便调头匆匆地跑开了。

　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的那位同学正去了洗手间，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北朝鲜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后来知道，那时跟北朝鲜的关系已经不舒服了。那个时候，跟周边国家称得上舒服的，恐怕没有。等我那同学回来时，一切归于平静。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这件事，我也没跟她说这些。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着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拼命抢座位。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27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过不止十次。不过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梯下到小筏子再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烟台，是在我生命中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

　　那一夜，住在西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的旅社。那年头，串联的学生能住进旅社，还是很少的。后来，我在烟台工作时，常在它门口经过，总要往里望一望，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第二天白天，上了靠南面一座小山上的古建筑 — 毓璜顶（玉皇顶），在那儿可以俯瞰当时的整个烟台市区和海港，还可以北眺大海和长岛列岛。13年后，我的妻子在毓璜顶半坡的地区医院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下雪多，那坡路结上冰，滑得不得了，太难走了。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火车在兰烟线上行驶。胶东丘陵平缓起伏，海莱山区风景宜人，那一片片的农田，那一片片的果园，在车窗外向后退去。未曾想，四年后，这儿就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我几乎踏遍了这儿的山山水水，无数次地穿越过这铁路两旁。
　　  
　　青岛，这又是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

　　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但我对周先生很多针砭时弊的演出内容表示赞赏)。我就是一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打比方，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从青岛坐船回上海，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多。真的看到了辽阔浩瀚、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看到了大海上绚丽多彩、光芒灿烂的日出日落。我喜欢大海，陶醉于大海。没想到，这条航线，以后我来回乘坐了许多次。再后来，进入我生命的妻子，她的家就在青岛东北面不远的海边，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按现在的说法，真的就是海景房（当然，现在不行了，早就被挡住了）。大海，就此和我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背景。

　　当轮船从吴淞口缓缓驶入黄浦江，那绵延几十里的数不清的工厂、码头、楼房，叫人目不暇接。我就像一个外乡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两岸的一切，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六章车素花和她儿子来上海看望负心的南下干部经乡长，也借用了这个场景。

　　回上海后，跟高中老同学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二厂劳动。春节前，在钢笔厂。这个厂的生产秩序还很正常，没受到运动的影响。最多也就是在中间工休时间给师傅们念念报纸。春节后，去的棉纺厂，也是正常上下班，不过已经有了大字报，也有小规模的站在板凳上批斗车间领导这些。但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运动，只是看看而已。

　　尽管社会环境已经风浪四起，可工人们还是在默默地勤勉地劳动着，无怨也无奈地劳动着，为自己，为自己的平安，为自己的生存。这社会，也因为有他们的勤勉而维系着、支撑着、延伸着，而不至于垮塌。也正是他们的勤勉，才创造出被一些文革赞许者所称颂的“文革期间也有成果”：钢铁的冶炼、石油的开采、大桥的合拢、粮食的收获。

　　这期间，我还去看了中共一大会址、作为新市区样板的闵行一条街、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等等的地方。平常，就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这些地方看大字报。戚本禹的垮台，就是从上海马路边的大字报上看到的。作为一个上海人，还从没有这样从容地在自己家乡逛悠过。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15

　　5．两派对立

　　(1)两派的由来

　　到了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纷繁林立的群众组织渐渐形成了派系，通常情况下是对立的两派。

　　群众组织在各地都分为两派，从根本上讲，是极左势力在篡党夺权过程中，故意而为之。他们既需要借助“群众组织”为其冲锋陷阵，又要让这些力量相互争斗、争相效忠，从而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这样一来，任何一派不管对别人再猖狂再嚣张，只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所不悦，另一派就会马上毫不迟疑地扑过去撕咬。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做法。

　　有个现象可以看出来，极左势力哪怕是对那些死心踏地跟随的人，也是一个也看不上、一个也不信任、一个也不放心，这就是他们的用人之道。所以，尽管各类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山头林立，但从一开始就不容许出现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防止其政党化，以免尾大不掉、成为分享权力的潜在对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极左势力的预谋和手腕。

　　原先的红卫兵只是用来摧毁原有秩序，不到一年，此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在随之而来的夺权浪潮中，所谓的各派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在“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方面向“走资派”夺权(也有的是假夺权)，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这可都真的)。加上极左势力的唆使煽动，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更使两派斗争很快就走上了血腥的暴力之路。在时间上，也是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开始，全国的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派政治力量为争权抢权开始了刺刀见红的拼杀，大批群众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
　　
　　这期间，两派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各地很不一样，本文无法加以详尽叙述。应该说，两派都有害人者，两派都有受害者。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两派都不过是被极左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仅仅一、两年之后，也都扣上各种帽子，比如“五一六”分子，而被相继抛弃。只不过被抛弃的数量和程度，在各派间有所差异。当然，两派组织中的大部分群众是无辜的，也是无罪的，更是可怜的。
　　
　　至于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两派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也挺复杂。简单说来，开始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常见的是对单位领导人赞成还是反对，也即所谓“保皇”（或“保守”）还是“造反”。这个问题又与过去的处境有关。受压抑的一方，往往较早扯起造反的旗帜。有的则是理解的片面性，你革命，我比你还要革命。也有“宁当鸡首，不做牛尾”，自己拉出一个队伍。过去几十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不如趁机表演一番。更有一些，是一派组织起来夺权，另一些人赶紧纠集起来反夺权。在传统行政体制下，自以为还有点利益的，往往倾向于保护本单位的领导，那就是所谓的“保皇”了。还有很多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人际关系。过去政治运动的反复，造成整人与被整角色的多次交错与移位，又把这些搞得非常复杂。也有很多普通群众，是在随大流，等等，等等。而军队的介入，所谓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更使矛盾扯不清理还乱、甚至火上浇油。
　　
　　说到底，同一单位、同一地区人群的分裂和不同的站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大动荡中的利益再分配。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为自己夺取利益最大化，都想在因“走资派”倒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中夺得最多的权力份额。一个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争权夺利者的必要工具。所以，后来大家也都以“造反派”自居，参与抢权夺权了。即使是前期的“保皇派”，也是如此，都扯起了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旗子了，也会揪斗倾向于对立面的当权派，而且斗起来也毫不手软。

　　为了增强己方的力量，同一地域相近观点、相近处境的组织也寻求相互抱成一团，形成一些规模更大的一个县、一个市、甚至一个省的地区性组织，在一方之内竟可以呼风唤雨。过去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不同意见，也非要弄得你死我活），使那些有权力欲望的人只能走这条路，谁也不肯、也不敢甘居下风。
　　
　　讲到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文革中的斗争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主要的有：一是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之间的斗争，二是受体制压抑的群体趁机起来反抗当权派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上面的那个层次，毛泽东始终占据上风，赢得了胜利；而下面的层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激烈斗争，甚至数次反复，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了最后胜利。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不少当权者受了罪。这就可以解释，到文革后期还没等结束，虽然四人帮一伙还能身居高位，而各地当初的造反派大多却已打入另册。（说明：本文的这个看法，并不等同于海外学者中有一种“两种文革”的说法。）
　　
　　造反派的人，也不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一成不变。他们的认识、心态、行为，随着事态的变化、遭遇的不同，也会有多种改变。

　　有新参加进来的：明白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反戈一击，来了；有看到造反派一度得势，重新站队，来了；迫不得已，表态支持；等等。

　　更有出去的：看透了极左势力，知道上当，走了；多数情况下，造反派处于劣势，趁早弃船而去，走了；迫于压力，投降了（此处无贬义。在有些地区，投降也不行，照样屠杀）；等等。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造反派”不过是想当奴隶都当不上的人（比如：出身不好、知识分子、受单位领导压制等）在争取当奴隶，而“保守派”则是通过维护单位领导来保住自己可怜的奴隶地位。本文在此无意对文革中派性组织的始末作全面论述，也无意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我们对文革很多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开始。

　　最后，绝大多数造反派被压制，不少骨干成员（此处也不表明褒贬）遭到沉重打击，甚至镇压。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造反派与极左派划等号。也还有个别勇敢者，起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极左势力而惨遭杀害。虽然他们当时看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完整和准确，但也足够我们深思。

　　这儿举个江西李九莲的例子。她是江西赣州人，1946年生，三岁就当童养媳，解放后才回了家。她学习刻苦，勤于钻研，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初，她满腔热情地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参加造反，是赣州三中造反兵团副团长，全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1967年夏，当地一场武斗死了168人。她在收尸时思想有了剧变，开始质疑文革、质疑林彪，却被她在部队的男友出卖。1969年被捕。林彪死后，于1972年获释。出狱后，为能彻底平反，她多次活动。在派性干扰下，1974年再次被捕。1976年文革结束，她在狱中又质疑华国锋。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临刑时，被竹签穿过下颚和舌头，再用毛巾堵嘴。死后，抛尸荒野，被歹徒奸尸。

　　1980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之下，李九莲得以平反。具体事例，请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新华出版社，1998年。

　　《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有篇韩钢先生写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文章在对华国锋各项政绩作了全面说明之后，说他“最大的错误”是延续了“恶毒攻击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以“反革命罪”处死了44人，其中李九莲就是典型案例之一。本文提到李九莲，与华国锋问题无关，只是想说明一个如此单纯执着、追随革命造反的年轻人最后的悲惨下场。
　　
　　要说极左，两派都受极左的影响，两派中都有极端分子。倒下的人中有极左的，也有不是极左的；没倒下的，也是有极左、有不是极左的。但最后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他造反，也不是因为他极左，而是没有抢到权。由此可知，处于文革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矛盾之中的不同的人对文革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至于现在有的人，只看到文革的几个片断，就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情不自禁地在那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为也能让他一试身手。这种想法，那就更离谱了。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后期分化、重新站队，不在本节的分析中。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父母后来的不同遭遇（如：解放的早晚、新给的官阶的大小、前后的反差等）有很大的关联。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20

　　(2)分庭对抗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但到了这时，再公开颂扬他，已经不合时宜；而公开否定他，也不得人心。相对来说，对郭影秋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人大红卫兵”要“激进”一些，而“八一八红卫兵”要“保守”一些。这里的“激进”与“保守”，也没有褒贬之分。两派的直接对抗，还很少。在这之后，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

　　1967年初，随着全国范围夺权斗争的兴起，各种势力愈加对立，各地群众组织间的矛盾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先是出现了三个“司令部”，后来又分为“天派”、“地派”这些。北京的“天派”、“地派”在政治观点上分得毫无意义，纯粹是按个别头面人物关系远近而分，和极左势力要在同一地区人为地分成两派的要求有关。

　　人大校内两派的阵营也逐渐泾渭分明、对立加剧。原先的“八一八”甩掉了“保守派”的帽子，重新改组成了“新人大公社”。而原先的造反派“人大红卫兵”，为扩大势力，将其他一些相近观点的小组织，如红卫军等划拉过来，又搞了个“东方红公社”。“人大三红”，就是这三者：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的统称。红卫兵，是以学生为主体；红卫队，是以教师为主体；东方红公社，则算是外围组织。三者大体是同心圆结构。并没有在哪天，正式宣布过成立。“三红”这个名称，起先还是对方“新人大”喇叭里攻击这一边时所使用的，这才有了这个叫法。

　　　　两派的矛盾渐渐加剧，由坐不到一块儿，发展到了住不到一块儿。“新人大”往校区的北面集中，以当时的新图书馆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图书馆东楼）。而“人大三红”则主要在南面一线，以当时的新教学楼为主要据点（现在叫教学二楼）。1965年刚建成的两个新楼，这时却派上了这个用场。住在南面的“新人大”的同学往北搬，还好说些。住在北面家属区的“三红”教职工往南搬，拖家带口，真是不易。只带着极少的用品，把家一锁，就这么走了，几个月、甚至一二年都没回去过，尽管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这事的起因是“三红”的一些住在林园的教工宿舍受到了对方的骚扰，安全出现了问题。

　　等我过了几个月回校时，地缘政治已经改变。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新人大”一派的本班同学都已经不知搬到哪儿了。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留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能有个地方打饭就行。就这样，我就从原来的“八一八”变成了“三红”。原地没动，却是改换了门庭。当然，无论是当初的“八一八”，还是现在的“三红”，都不需要履行任何的手续，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之间转来转去，这倒是挺方便。

　　　　反正，此时双方也都以造反派自居，都是在“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没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两派之间更多的是个别头面人物利益上的冲突，想要争个什么，而非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分歧。讲政治观点，谁也不敢对左倾错误说半个不字。在有些问题上，“人大三红”走得更远一些。比如，在戚本禹的策动下，“人大三红”1967年1月首先上街贴了反对朱德的大字报。在有些问题上，则“新人大”走得更远。比如，后来对“走资派”、尤其是对孙泱的批斗。最终，两派都不过是极左势力手中的工具，在为别人去火中取栗，最后两派的头也都没赚到好。

　　这一点，当时就能看得出来。就像那些狂热的中学红卫兵，效尽了犬马之劳，最后也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有关系的除外。不要以为那时就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不要以为那时的社会有多纯净，只是那时的关系和“后门”更隐秘，门槛更高，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少有人能钻得进而已，不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找关系。 现在所谓的“找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时还有一类人，叫“逍遥派”。就是哪派也不参加，游离于运动之外，或只挂个名而不参与活动，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落后表现”，这正是当时很多人抵制极左路线的一种无奈做法。我倒不全是这种情况，虽然对参加派性活动不积极，派性情绪不强烈，但对政治是十分地关心。比如，对领导人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真研读、仔细分析。“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当时发表最重量级文章的窗口，直接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各地的文革动向，也十分地关注。对各地一些头面人物的相关资料，进行保留和记录。这是和“逍遥派”不一样的地方。综合起来看，在这场狂风暴雨中，应该讲，我既是个亲历者，又是个观察者、思考者。身在哪一派，倒是无所谓。

　　“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过起了在《革命四十年》中两次提到的相类似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为此，食堂的门口还贴上了一幅大大的对联：“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个对联据说是根据毛泽东一段未发表的讲话来的。不过，饭钱还是要交的。平常更没有什么事了，为了安全起见，也很少出去。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被关押着的崔耀先副校长的一个所谓“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25

　　(3)孤岛时期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对方走北校门，我们只能走东校门，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到后来，由于对方出动卡车，到大街上抓本方人员，连这也不敢出去了。实在没事，就干脆回家。

　　我虽在“人大三红”，但很多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活动也并不参加。有项活动，倒是常参加，那就是上街卖《人大三红报》。没有任何的报酬，只是报销进城的车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去走走。抱上一书包的报纸，就去市里人多的地方，通常就是西单、王府井这些。一边看光景，一边吆喝着:“快看报唻！快看报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唻！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革动态唻……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有贵州的李再含、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有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总’，有重庆‘反到底’和‘八一五’，有广西的“联指”和“四二二”……哎！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反正那时候事儿多了，报上的内容也真不少，有的可说的。吆喝起来没什么不好意思，反而觉得挺自在，常常能因此而想起那“卖报歌”里的小儿郎。三分钱一份，还是五分钱一份，已经忘了。卖不了，也不要紧，回去按少了多少份交现金。可能那时关心政治的人多，都想知道本市和各地的文革动态，加上人民大学的名声在，那报纸还挺好卖。可惜自己没有留一些下来作个纪念。现在要找这些，就很难了，得去海外的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网上说是零碎有卖的，十元钱一张，我也没去试过。

　　而且，还真有一些人顺便买报、顺便询问讨论个什么问题。记得有一次，一位穿得很朴素的长者，步态颤巍，眼神伤慽，神情拘谨，四下张望后问我，这文化大革命的底到底在哪啊？那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看，像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心里一定有很多痛楚没法说，想问问这罪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啊。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他为什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可能是他心里实在装不下了，想问又无处问，只能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没有利害冲突的人问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快了，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到底了。可后来谁能知道，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又延续了7年。要不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场呢。

　　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是商业部所属院校（之前是粮食部和国内贸易部），部级机关就在西单。由于有统计专业、科研管理、学报工作、课题研究、全国职称考试命题等多个头绪，我常去那儿，也常常去重新漫步当初自己卖报的街头。那时的顶头上司商业部教育司司长纪宝成先生，正是现在我母校人民大学的校长。
　　
　　对于文革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些， 我们在“孤岛”里也有些特殊情况，不如外面那样的泛滥而喧闹。

　　大喇叭里，或排队外出 活动，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语录、诗词都谱成了歌。大多数谱曲的水平也很有限。至今还会唱的，多为诗词歌，语录歌很少。个别的，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用的是湖南花鼓戏的调，用湖南话唱。对于我们去过湖南搞社教的人来说，别有一种情趣，印象当然深一些。

　　在“孤岛”里，组织不很严密，活动也比较松散。所以，在许多地方很狂热的忠字舞，在这儿跳不起来，没什么人跳。在许多地方每天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没什么人搞。一些政治热情高一点的低年级同学或许也有做几下的。更没人说话时，在讲内容之前要先背上一段最高指示才能开口。毛主席像章，因为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所以都还是戴的。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些，以作为那个时代永久的留念。

　　这段时间里，我们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有了个不一般的孩子。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在那暴力猖獗的日子里，她也被拖到操场上遭到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来。

　　一些日子之后，她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她那时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又带着孩子，住在北面的房间。她说，可怜孩子，始终见不到阳光。我便抱着孩子，下楼，去到楼下的操场上，让他也能晒上一刻太阳。小孩是无辜的，他竟然还不习惯那明亮的阳光，常常都睁不开眼。他才几个月大呀。
　　
　　在学校里，看似平静一些，却也是暗潮涌动。虽说是普通小兵，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在楼梯道的窗口很无意地停下来，向外张望。结果被对方楼顶观察哨的高倍望远镜看见。他们的大喇叭马上配以宣传策反攻势，大讲了一番“革命不分先后，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话。我就是站在那儿不动，听听还能说些什么。对方一见不为所动，便威胁起来，而后又指名道姓地大骂。有位同学躲在拐角处，招手示意我快走。我这个人还就不信邪，我就不走了，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骂到什么时候。对方的大喇叭一直骂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说你必须立即离开窗口。对这种腔调，我完全嗤之以鼻。我在哪儿，你管得着吗？对方实在是口燥舌干、黔驴计穷、无计可施，也就消停了。等他们没有动静了，我这才离开那窗口。鄙人的名字从没有如此有幸地在全校的上空响过，而且还响了半个小时之久。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第二天，系办的翟老师还很郑重地跟我说，以后你出去，可要小心啊。以至于后来大联合了，对方的同学还问我，那天你在干什么呢，弄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说我没干什么，就是在窗口看光景。还真是这样。其实，我和对方组织并无过节，只是想以此告诉对方、告诉大家，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是不可能征服一切的，即使是面对一个弱者。好在人大的武斗，一直没用枪，不然那次真能完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不会在窗口看光景了，除非是第一枪就朝着我。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29

　　（4）武汉”七二0事件”

　　1967年7月，到了该是毕业离校的时候了。应该去年这个时候就要走的61级学长都还没走呢。低年级的同学们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不对吧？能复得起来么？没一个星期，这复课的事就黄了。我们的毕业，连说也没人说。不但毕业没有说法，那一阵事儿还是不少，大型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这儿讲两件事。
　　
　　一件是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

　　这是因为在前几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0事件。湖北武汉在进入1967年之后，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日趋激烈。一派是所谓的保守组织“百万雄狮”，一派是所谓的造反组织“工总司”。如前所述，这儿的造反与保守，都没有褒贬之意。而在武汉地区支左的部队，对地方上的两派争斗介入较深，而且还是明显倾向于“百万雄狮”，压制“工总司”，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中央要员，如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郑维三、王力等，在这年七月都到了武汉。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指示要给“工总司”平反，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可以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此话请见：卜伟华2007年9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周恩来根据毛的意见，召集师以上部队干部开会，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这些意见暂时还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没说要向外传达。

　　　　然而，这个王力却想抢头功、出风头，竟然跑到“工总司”总部，表态支持，还戴上了他们的袖章，并透露了一些风声，斥责“百万雄狮”为保皇派。这一下惹怒了不明就里的“百万雄狮”，还以为只是他个人的表态。7月20日上午， “百万雄狮”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数百人冲进王力所住的东湖宾馆，把他抓走，还动了手。哪知毛泽东当时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个院子，受了惊动。刚回北京的周恩来，闻此立即派了三架飞机当天就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这是毛泽东极少有的几次坐飞机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下，“百万雄狮”及支左部队就此闯下大祸。这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极左势力正好拿此大做文章，说当时的武汉驻军是武装叛乱，是要谋害毛主席，试图借机拱倒他们一直想拱而拱不动的军队当权派，从而把他们的势力伸进军队。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后，“百万雄狮”也只得马上放人。7月22日，谢富治和还绑着纱布的王力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中央文革组织的英雄般的欢迎。接着，7月25日，就召开了欢迎他们两人胜利回京和声讨陈再道（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罪行大会。
　　
　　这个大会所呼的口号，对我来说，没有更多的兴趣。感兴趣的是，这回我们上了西观礼台。要是在国庆那天，这可是知名人士、全国劳模才能去的啊。这种大会，恐怕也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全国劳模会来，而观礼台也不能空着，所以我们有机会上去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上观礼台。站在观礼台上，向前望去，果然整个广场、东西长安街气势非凡，整个场面更加开阔壮观，令人振奋。眼睛所及之处，红旗翻卷，人潮如海。那人群不能用黑压压一片来描述，因为都是穿着黄绿色军装，在红旗的映照下，真的是红的海洋、绿的海洋。几十、上百万的红卫兵，个个都是激情万分，竭力地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竭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很多人脸上是泪水和汗水流在一起。这可是真的到了“誓死保卫”的时候，纯真的年轻人能不激动吗？诺大的天穹之下，满是万岁万岁万万岁那震耳不息的声浪。只有在这时，才真的是表现出“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吃饱了饭，不读书，不做工，不种田，天天来这样闹革命，只要不打到自己头上，能不是节日吗？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17 14:30

作者已与出版社签约，将要出版本回忆录，因此他开始在天涯的连载上留一手，恐怕“真事隐”的内容会更多

这是今天为止的连载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09307.shtml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9-17 20:40

谢谢木匠兄的转载
仁者也已经关注这篇回忆录了。
他比那些“高大全和详古略今”的人大校史有意思的多。这方面《李新回忆录》也非常值得兄看一下。
仁者做个文抄公，转几句雷颐先生的文句““老革命”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的回忆，使岁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
作者: 菜农    时间: 2011-9-18 00:03

不愧为亲身经历过的人讲述细节，内容非常丰富，道理也非常朴实。
作者: 菜农    时间: 2011-9-18 00:14

二月兵变，这个事件现在说很无辜，不过，那时是多事之秋，兵家之事也应该说不清了，什么武汉的720，闹得那个样子，北京的东西，敏感地带，怎么可以动呢？其实还是有文章的，不过，从现在角度看，没有民主的机制，那些兵家都不是好人。
作者: psyzjs    时间: 2011-9-25 18:02

这转帖终止了？没有下文了？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25 19:47

(5) “揪刘火线”(暂不发表)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09-22　07:58:16　 回复  

　　6．打倒帝修反

　　（1）苏联大使馆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打倒帝修反”（即“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三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使馆院内空无一人。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画着镰刀斧头、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也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侯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9-25 19:50

作者为了出版缘故，受出版社掣肘，很多内容不会在网络上发了

而现在到处捣乱的5毛，也把这个长贴弄得不忍卒读
作者: psyzjs    时间: 2011-9-25 22:53

哎，可悲可叹的五毛党啊。。。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0-3 10:01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1　18:52:30　 回复  
　　
　　（2）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极左势力又燥热起来，掀起了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二波极左狂潮。

　　6月18日，冲砸了印度大使馆。

　　7月3日，冲砸了缅甸大使馆。

　　8月5日，冲砸了印尼大使馆。

　　这还不过瘾，这些还只是“各国反动派”。要反对帝国主义，头号目标，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但对于红卫兵来说，那太远。能看得见、够得着的，就是帝国主义阵营里面的老二----英帝国主义了。它的象征----英国驻华代办处，不就在朝阳门外的东郊吗？再加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矛盾，为支持香港发生的“抗暴斗争”，英国代办处就成了北京红卫兵发泄的对象。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其余部分暂不发表

　（3）批斗日共代表

　　还有次活动，也提一下，虽然我没有参加。

　　在对外关系中，为了充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极左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对曾经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也都翻了脸。除了极个别的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那个被杀掉的齐奥塞斯库之外，其他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而正是这个霍查，后来被证明最不是东西，在八十年代反华最起劲。那句有名的专门称颂“中阿友谊”的最高指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现在看来是多么辛辣的嘲讽啊。用老百姓的钱财、鲜血和生命去“无私”地援助别人，却反过来被人骂、被人咬，这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这儿要讲的是日本共产党。按说日共在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方面，观点跟中方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多次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除少数问题外（如是否参与议会合法斗争），也是比较倾向于中方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伙伴，和他也是绝情相对，把日共也宣布为“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决定将其驻中国代表绀野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砂间一良两人撤离中国。8月3日，两人被中方扣住开批判会。次日，在他们登机前又被大批红卫兵截住开批斗会。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的文章“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说，这次批斗是以“人大三红”为主的。但该文对“人大三红”的注释说，“三红”是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显然是不对的。后来，《南方周末》又更正为：“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三者的统称，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人大三红”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三者的统称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10-3 10:13

关于日共，俞天任写过一篇文章，挺不错的一个政党。
作者: psyzjs    时间: 2011-10-8 19:37

关于日共，俞天任写过一篇文章，挺不错的一个政党。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10-3 10:13
我看不出日共有什么好，1960年代的暴行痕迹依稀可辨。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0-23 21:35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4　08:24:46　

　　我得知有这次活动，但没去，不想去。我知道这种事，去了以后会是什么。到那时，动手，不对。不动手，更不行，那就是同情修正主义，会立刻陷自己于灭顶之灾。干脆躲过去了，让自己以后面对历史的时候，少一些愧疚。所以，我对当时一些被动而卷入错误行动的人，表示理解，他们有时也是不得已，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

　　果然，他们俩先是在候机楼被批斗、殴打。到了机坪上，走向飞机时，被打得更厉害。被迫从成群的红卫兵中穿过，一路拳打脚踢，朝他们身上吐痰倒墨汁，满头满脸都是。尽管朝鲜机组人员在现场一再抗议，他俩的肋骨还是都被打伤，最后是爬着上飞机的。据说，他们到平壤后，朝鲜方面请他俩洗澡换衣服休养，他俩抱头痛哭、坚持不肯下机，就是要这样回日本，让大家看看。在朝方人员再三请求下，才在朝鲜养伤五十多天。
　　
　　在那个年头，像日共代表那样穿越红卫兵通道，还算是最轻的。在驱赶所谓“黑五类”及其家属出京时，在火车站前他们要穿越几十米、上百米这样的红卫兵通道。那就不仅是拳打脚踢，更有刀斧棍棒。走得慢要打，走得快也要打；抱着头要打，不抱头也要打。有多少人，没等走到车上，就已经被活活地打死在地上。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在涉外活动中敢这样猖狂而不顾整个国际社会的指责，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策划组织指挥？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完全成型（尤其是66年夏秋之时）。是谁，有这个力量？不得而知。网上有人为减轻极左势力的罪责，把这事推给刘少奇，说是他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这一套，想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刘在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撤消之后，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所谓“资反路线”，不是指“红八月”，而是指派出工作组期间企图压制群众、不让造反的事。或许，恐怖“红八月”的幕后推手，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
　　
　　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形象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先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左倾时期，我们都支持了一些什么人，都和一些什么人群分在一起？就国内事务来说，我们对这场极左灾难的反思究竟又有多少呢？我们自己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放下来。除了对受迫害的高层领导干部给予平反，有较好的安排外，对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受害者，又有多少的诚意和歉意呢？只是不说、不提而已。其实，即使是歉意，人家也不一定肯接受。日共与中方从此恩断义绝、不再往来，长达三十余年之久，至今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连共产党人之间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7　17:04:00　

（4）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里插一段话：我为什么会想起日本共产党？我是个共产党员。《国际歌》是我的最爱。你听那雄壮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个思想境界，跟“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小说《革命四十年》中，我提到了几十首歌曲，《国际歌》是唯一提到了三次的一首歌。今年，2011年，是《国际歌》诞生140周年。意味深长的是，在有些人号召大唱红歌的今天，却没有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应有的地位。

　　我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从阿连德、格瓦拉到奥尔特加，从门格图斯、多斯桑托斯到卢蒙巴，从艾地、宫本显治、德钦巴登顶到卡尔迈勒，他们都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怎么评价是另回事）。举个例子，2003年，美军刚进占伊拉克，在巴格达市民推倒广场上萨达姆塑像的电视画面里，我就注意到有人举起了红旗。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处境十分艰难。看到这面红旗，我十分惊喜。果然，几天后，有外电报道，伊拉克共产党人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重新活动。伊拉克第一次议会选举，他们还获得了两个席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和敬佩。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命运都在我心中牵挂。

　　讲到这儿意犹未尽，再讲下阿连德。他是智利总统，社会党人，是我最崇敬的人物之一。他当政后，开始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遭到右翼的反对。1973年发生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政变，进攻总统府。他断然拒绝出国避难，坚守总统府，手持冲锋枪，身披子弹带，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壮烈牺牲在自己的办公室。

　　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值得研究、值得关注。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共产党，都可以讲出很多令人深思的故事。很多国家共产党遭到沉重打击，甚至一蹶不振。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能审时度势，在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还要坚持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甚至像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集团沦为千夫所指的杀人罪犯，严重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
　　
　　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在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曾有过一个上升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越南统一和苏联出兵阿富汗为标志达到了顶点。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末之后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崩塌，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适应社会发展；所实行的内外政策频频失误；对内的专制体制，形成了腐败的不可救药的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又支撑起专制体制；由此，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动力，失去了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向往和奋斗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异化。而社会则冲破旧有体制的束缚，要寻找新的出路，继续向前发展，不足为怪。如果简单明了地用一句话讲，那就是高放教授说的：“苏联这个国家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不能让群众集思广益，推动国家的进步。”（请见：《南方周末》，2011年6月30日）

　　这正是需要全世界共产党人深思，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正确道路？怎样正确全面地认识、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作出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奋斗。然而，在许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极其惨痛的、令人侧目的教训。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09　06:43:13　 回复  

　　我们现在很少提共产主义了，甚至最近试图大兴其道的唱“红歌”，也没什么人去唱“国际歌”。共产主义事业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知是近了还是远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更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要提醒人们的重大含义恐怕就在于此。可能有的问题是，越往前行，水越深了，我们摸到了前面的石头吗，我们学会了游泳吗，就停在浅水里看那模糊的对岸吗？更何况，即使是站在原地的浅处，春天的水位还会持续上涨，脚下的泥沙不断被冲刷，我们还能站多久呢？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嘴巴上讲的还是共产主义（尽管也已经很少讲了），可他们心里想的、实际做的，究竟还有多少共产主义的味道呢？再一次问，共产主义离我们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0-23 21:36

　　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人大三红”部分头头时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他是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怎么个批法？”有人问。“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这段材料，请见朱德的孙子朱和平所写的《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达到了一个顶点。

　　但事不遂愿，如前所述，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如前所述，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江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群众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为其兄申冤，要求查明真相。孙向毛直接求助，决不是毫无缘由。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非常熟识、非同一般的。孙在信中还说到，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

　　但这封信却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对周恩来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直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所引郭影秋“临终口述”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据说，当时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绳索拴在上下双人床的上铺架上。他坐在下铺，身下还垫着被褥。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我们班的女同学，孙同学和聂同学就去看过一天。不知他们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已在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抗战前夕，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文革初始时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0-31 12:27

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0-25　06:29:13　 回复  

　　　说明：
　　"胡锡奎之死"的后半部分
　　和（4）阚玉瑶之死的前半部分
　　暂不发表
　　
　　
　　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横遭造反派的批斗。仅一年后，1968年，老人就死于非命，倒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仅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案，受诬陷者达34万6千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致使蒙古族人民群众遭受了过于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多年后也难于完全恢复。（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

　　8．血腥武斗

　　（1）黑云压城

　　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有件事是起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被称之为文革第五战役的 “杨余傅事件”。 当时，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林彪宣布打倒上述这三人。毛泽东在凌晨1点35分前来接见了与会人员。毛泽东讲，这件事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三天后，我们就听了这次大会的现场录音。具体内容，这儿就不细讲了。这又是一场震动，因为杨成武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武汉“七二0事件”等重大场合，都是紧随毛身边的，怎么也会出问题呢。我当时听了的感觉是，好像没有拿出他们三个人的什么严重问题。就说他讲了“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讲过头了，说他就想把代总参谋长的“代”字去掉，私心膨胀。就算是这样的话，也不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呀。

　　　某种意义上，这件事是“王关戚事件”的延续。文化大革命的争斗已经发展到对军队、对实际控制权的争夺。王关戚想染指军权，矛头指向军内当权派（这当然决不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想法），触怒了某些实力派。极左势力无奈之下，只能丢卒保车。但这个斗争非但没能被平息，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波涛。更多的实力派之间（原有的和新起的，林和非林的，北京的和各地的，军队的和地方的等等），在没有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那块幕布的遮挡之后，就更直接、更激烈的碰撞、冲突起来，成了内部相互间的互殴。而且，左倾势力显然章法已乱，无法平衡和平息身边的这些争斗和倾轧，显然已经刹不住车了。“杨余傅事件”就是这种无节制争斗的产物，它再次说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场“伪革命”。高层的这种争斗，也很快激化了地方上在不同政治势力操控下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

　　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反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与1967年有所不同的是，1968年在许多地方已不是两派组织对等的撕杀，而是与原有行政体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向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毫不留情的剿灭。“三支两军”，是指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和军训、军管。他们所起的作用，各地很不一样，是非功过一言难尽，本文不说了。但是几乎所有武斗最激烈的地区，都有部队的插手，比如，广西、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在此期间，林彪集团的势力借机急剧膨胀，以致使毛泽东终于察觉原来林彪比刘少奇是个更大的隐患，于是有后来林彪事件的发生，那已经不在本书叙述的时间范围内了）。即使是由部队直接掌权的地方，他们对地方工作的运转也得借助于原先的地方行政体系、借助于所谓的“保守”组织。“保守派”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得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只是说，他们与原有的执行层有更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所谓“造反派”，也全然没有了运动初期高唱“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而对于最高层来说，刘邓司令部既然已彻底垮台，心腹大患已除，对那时响应号召、拼死造反的人，已经无心也无力多去过问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时对某省某地的讲话、指示、表态，最多不过是加深了那里两派的裂痕，加重了争斗的激烈，造成了更多的反复，丝毫无助于那些造反派悲惨命运的改变，有时还不如不说。在造反派中，除了有些野心家、政治流氓应该受惩罚的之外，那些受旧体制压抑试图起而抗争的底层群众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

　　本书不想把文革写成仅仅是受害者的血泪史，但本书又不是全面的文革史，对在这儿所提到的这个重大问题，无法更多地展开论述。只能请读者在观察和思索时，要关注到这个问题。前面所以提到李九莲的例子，原因之一也是想让读者在观察文革时应有更广的视野。
　　
　　高校中的两派红卫兵，情况与此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北京的高校，情况更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与地方政府行政体系的联系相对较少。但两派的争斗在这大趋势下，也日渐升温。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北京部分高校派驻了由部队组成的“军训团”。人大也是试点单位之一。1968年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搞了个表面的仪式。但比起1966年春工作组进校时，那气势又逊色了好多。但校园里毕竟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缓冲期，就像大战之前往往会有一个异常寂静的片刻。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11-1 03:20

孙泱逝世后，其儿女流离失所、居无定处。他的女儿孙冰很漂亮，是传说东城“九龙一凤”里的“一凤”。孙冰的弟弟，则秀气得象个女孩，沉默寡言，我在大约1970年见过他几次。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1-14 22:35

作者：lwg1945　回复日期：2011-11-01　06:53:03　

　　时值初春，一时间，局面似乎有了些改观，还有人以为文革快要结束了，文革也该要结束了。这年的3月初，我们居然还出去植了一次树，地点在从中关村到黄庄的大路两侧。那天天气不好，很冷，呼呼的北风还夹着雪花。挖着冰冷坚硬的土块，听着路边大喇叭在大肆批判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对苏联的帽子也由“修正主义”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心里想，这种时候还能想到要植树，真是不简单，虽然还真没到植树的时候。那些树，不知后来活了没有。今天，中关村大街两边那高高的白杨，不知是不是我们当年所栽。

　　甚至还安排了一次久违了的打扫卫生。我和64级的胡家燕同学打扫一间一楼的空宿舍。胡同学来者辽阳，人如其名，娇小、敏捷、干练。后来，她是西部一个省区的纪委负责人。

　　但，这不过像是激战前的一刻平静。没过多久，在3月22日即“杨余傅事件”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争权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就冲击到了各个单位，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也急剧升温，局面迅速失控。一场空前的吞噬了多少人的恶浪又掀了起来。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从31楼开始武力驱赶对立面同学，拉开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大幕。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有位当年的清华校友在本文跟帖说，他们班有位很优秀的同学就在这次武斗中受伤致残、全身瘫痪，无法毕业分配，只好回老家，没几年就死了。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
　　
　　（2）攻打红楼

　　此时，人大校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进校时敲锣打鼓大不一样，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应该说，这是高层的一个重大失策。两派之间顿时失去一个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于要抢夺“制高点”，扩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儿讲的“制高点”，不只是个地理概念。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发生了直接碰撞。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当天，对方“新人大公社”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在这第二天，由“三红”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学校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新教学大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是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

　　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范围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扔石头。我的体育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别上去丢人显眼了。
　　
　　（3）相互抓捕

　　虽然在校内隔开了，成了两个区域，没有下手的机会。可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

　　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柏承庆同学和张春同学，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对方看见“三红”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十几个人猛扑过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庆同学个子小，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没引起他们注意。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过一劫，得以回校报告。而同去的张春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

　　张春被抓走以后，我们都很担心，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对方抓去，结果都是很凄惨的，至少是要挨打的。打的轻重，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主要是看他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职务；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谓“罪行”的大小；以及“认罪”的态度。至少要打得求饶，发表“反戈一击、弃暗投明”的声明，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签字画押，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此时的“反戈一击”，名为重新站对立场，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都会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被认为是最可耻、最卑劣的，比走资派、黑五类还要坏。

　　而且，如此这般之后，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这样回来以后，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来。同一派的人，也有看不起他的，影响队伍的团结。看着被抓去的人，如此凄凄切切，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所以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

　　被放回来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态，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了复仇，嚥不下这口气，会更加无所顾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争斗中不顾生死、冲在前面。

　　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时的特有表现。当然，这样对待被抓人员，北京的高校比起外地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满门抄斩，又要“文明”多了。
　　
　　自己这方人员被抓，任何的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以此来逼迫对方放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

　　隔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有一次在小礼堂专门举行了一个交换仪式，双方同学分别坐在中间过道的左右两边。主席台上，双方工作人员也是分站两边。仪式开始后，双方的“俘虏”们被扶着、抬着从两边的侧门进来，而后上主席台。在台上的中线，由一方交给另一方。从一见到他们出来，双方的群众都激动得不得了，喊声震天。
　　
　　“俘虏”中，伤最重的一个，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抬到主席台的中间，由对方接过去。伤轻的，裹着纱布，自己走过来。他们几个一过中线，就立即转过身跳起来，大骂对方。那种坚贞不屈，直叫人感动。台下双方更是喊声四起，能顶翻了天，情绪都激动地不得了。没有当场打起来，真是不容易。双方的仇恨，自然也越积越深。
　　
　　　　可能是集中交换，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张春同学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那天，忽听室外喊：“张春回来了！”我赶紧过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见他紧闭双唇，神色怆然，脸上身上几处伤痕，所幸未伤及要害。扶他时，碰到哪儿，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躺下后，什么话也不说，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我们看着都很心疼，情绪也很激动。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三红”的小组负责人，因此而多挨了几下。

　　有一位“新人大”造反团的同学（从对方“新人大”造反过来的同学，不直接加入“三红”而是单独编队）看到这情景，气愤得不得了，径直跑到总部大楼，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通常打对方人员，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这次，他可是不管这些，上去就打，可见已气愤至极。

　　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后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这之后，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提起过。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近十几年老同学们也没再联系上他，很让我们牵挂。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15646.shtml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1-11-26 15:43

　　后来听说，我们“人大三红”这一边也要抓捕我们班的“新人大”同学以报复，名单都定好了，要抓许昭忠和王松岷两同学，我们班“三红”的柏承庆同学得知了这个情况，设法转告了过去。这两位同学没有回原来住处，得以逃过一劫。但我方“三红”依然抓来了我班“新人大”的另两位同学：黄同学和李同学，他俩也挨了打。事隔几十年之后，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

　　说起一起上街的柏承庆同学，他毕业时分在贵州，之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前不久发现我们班田永帧同学的网上悼念活动中，有他的跟帖。我连忙点击了好几个地方，可惜都没找能到进一步的信息。想起他，就有件印象深的事，1965年，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在越南没有一兵一卒，而他的湖南老家有不少村子却在悼念参军入伍牺牲在越南的子弟兵。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4）“夜袭兵工厂”

　　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

　　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冲进来突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这些长矛和其它一些简易武器，上哪儿去制作？学校的西面有个1964年刚建成的校办工厂，里面有一些机床，被对方所占据，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这可是涉及到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为之一战。

　　5月15日，“三红”这边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原本是想以极短时间迅速抢夺一些钢条、简单工具过来，尽量不发生对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为对方的守卫人员会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小一些。结果，还是与厂里的留守人员发生冲突，引来了对方人员的增援。双方在厂门口和围墙处，用铁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后约四十分钟，而且还是发生了惨痛的伤亡事件。对方中文系的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顶上，很可能是受伤后，躲避到屋顶，而永远地倒在那里。

　　我们是天亮后知道这事的。事后还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多辛酸泪啊。
　　
　　（5）“捣毁野猪林”

　　武斗的车轮越转越快。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我们的宿舍里还有长矛，就是前面讲的用自来水铁管前头削尖制成的。一天，我们有个同学想试试看好不好用，拿起来就往墙上捅了上去。谁知，那墙不是砖墙，而是两层带缝的木条，中间是空的，有一块砖样子的宽度，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长矛上去，那墙哪里经得起，掉了一大块泥巴、石灰，就穿了过去。引得旁边宿舍的那位同学生气了，过来就把我们门上面气窗的玻璃给砸了。我们知道有点理亏，悄悄的，都没出声。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我遇到的可不是一般的“玩笑”。原来此时双方都已配备上了杀伤性武器——强力弹弓。那东西，原理是和小孩打鸟的弹弓是一样的，装在大楼的顶上，打上两个固定的桩，只是连接两端的，不是猴皮筋，而是金属的弹簧圈。力道可大啦，拉开后可以将一、二十斤的东西打出一、二百米。得用几个人拉。松手时，几个人齐声喊“一、二、三”，大家同时赶紧闪开，不然就会把人带出去摔到楼底下。那时，双方总部大楼顶上都已经有了那玩艺。那天，他们对方楼顶上的几个还真商量过，对面窗口上戴眼镜的那个“三红”的小子，几次三番不听警告，要不给他点眼色，来一下子。可能最后还是理性占了上风。

　　可能最后还是理性占了上风。真要打了我，在舆论上、道义上，他们将非常被动。因为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发生，两派之间还没出现伤人事件。凭这点小事就贸然伤人，师出无名。再者，那玩艺力量虽大，但准确率极差，还不知会打到哪儿。骚扰一下还可以，精确打击还不行。不过，还是得谢谢他们楼顶的几个，最终还是理性和人性占了上风，我没有成为烈士，被人们抬着遗体上街去抗议对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几个月之后，形势骤紧，武斗四起，就不能这样硬撑和大意了。
　　　　
　　捣毁野猪林的其余部分暂不发表
　　
　　（6）血战操场

　　血腥之剑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兽横冲直撞，想挡也挡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仅仅过了一周，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铠甲。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

　　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面罩上的铁丝网，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随车的，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学，手持一把长剑，真称得上是英姿飒爽。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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