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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张书克：邓特事件中胡适信奉的法治逻辑 [打印本页]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11-9-20 11:55 标题: 张书克：邓特事件中胡适信奉的法治逻辑

邓特是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1944级的学生，抗战期间从军。1946年三校复员后分发至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1948年2月3日，邓特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捕期间，邓特受到刑讯逼供。2月8日，北平警备司令部公布邓特的罪嫌是“受华北学联的领导，为匪宣传”。

2月14日深夜，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的代表和校长胡适进行交涉，认为邓特罪嫌不能成立，且身患重病，要求由校方无条件保释，并希望胡适对政府非法逮捕、蹂躏人权的做法出来主持正义，表示态度。胡适则说，对于学生被捕的事情，他有四个原则交学校训导处去处理：如有学生被捕，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学生加以优待；被捕学生如果罪嫌较轻，由校方保释出来；被捕学生如果罪嫌较重，请求移交法院办理。同时，胡适还表述了他对于学生被捕事件的基本观点：一、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学生应自行负责。对于胡适的上述说法，在场学生并不是很接受，认为非常空洞，尤其在政府是否“非法逮捕”的问题上，双方存在争议。胡适援引《宪法》第23条有关自由权利之限制的规定，否认“非法逮捕”的说法。胡适并且说：自己只不过是纸老虎，如果政府翻脸不买自己的账，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2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人权保障委员会公布了和胡适交涉的经过。这一做法让胡适很不高兴，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生对胡适的不满。一些学生贴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启事：“我们不是纸老虎”。政治学系等校内八系系会上书胡适，对他的观点予以驳斥，认为他有意无意地为政府的非法行为寻求法律依据，托故不去救援自己的学生，是滑头。胡适大为生气。2月22日晚，自治会代表再次求见时，胡适没有接见。
经校方与警备司令部交涉，2月17日，因罪嫌较轻，邓特被学校保释，送入北平市立医院检查和诊治。训导长贺麟向学生自治会代表表示：邓特是保外就医，不是学生们所要求的无条件释放；此案还没有侦查终结；因邓特有军人身份，将来还要以军法进行审判。2月23日，邓特转入北大医院治疗。

2月底3月初，警备司令部发出传票，要邓特出庭受审。3月3日，北大医院代理院长吴朝仁致函胡适，报告邓特病情，全文如下：

敬呈者：
查　钧校学生邓特，自上月二十三日住院以来，检查结果，系患有感冒及轻度咳嗽并失眠等病状，经医师连日予以治疗，情形逐渐好转，现已能起床散步，复经脑系科医师会诊，除精神抑郁外，未有其他发现，理合报请参核，谨呈校长　胡。
职吴朝仁谨呈

三，三

胡适将该函转交贺麟，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
自昭先生：
送上本校医学院关于邓特之报告一纸，照这个报告，邓特并无重大病症，不应继续住院，亦不应托病不受法庭传讯。我希望先生转告学生自治会与人权保障委员会，我们学校保释学生，总得声明“随传随到”，如果保释的学生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受法院合法的传讯，那么，此后学校不能再向军警机关请求保释学生了，这个责任应归谁担负呢！

弟适之

三十七，三，五。

(以上两函均见1948年3月7日的《华北日报》)

在胡适的坚持下，3月31日，邓特出庭接受审讯。

邓特事件是当时众多学生被捕事件中的一个事例。受资料的限制，我们并不知道该事件最后是怎么了结的。值得注意的，是邓特事件中胡适的态度。

在邓特事件中，胡适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前后一致的：他信奉的是法治的逻辑。胡适严守法律的界限，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他认为邓特事件是法律事件，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胡适认为：邓特，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程序；任何人，不论有什么特殊身份，都不享有法律外的特权。在今天看来，胡适所说的只是极为朴素的常识，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但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听来，胡适的说法却很不入耳。原因很简单：革命与法治，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信奉革命逻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行为神圣化，用种种借口贬低现行的法律和秩序，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20世纪，中国遭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革命逻辑和法治逻辑的冲突。邓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奉革命逻辑的，不仅仅是左派青年，还包括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本身是革命党出身，20世纪40年代，虽然有转向法治的倾向，但仍旧没有摆脱革命逻辑的制约。比如，它把和自己不同观念的团体称为匪；在某种程度上，它把法律看做一种镇压异己力量的工具，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逻辑的残余。在革命逻辑左右夹击的情况下，信奉法治逻辑的胡适难免有些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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