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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模式VS苏州模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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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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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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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模式VS苏州模式(组图)
2009-06-15 11:15: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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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李勇
制图/李勇
今年5月26日，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15周年庆祝大会在苏州召开，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莅临现场。苏州，因为工业园区这张金光闪闪的名片，而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也积极为工业园区“鼓与呼”。他为新出版的《解密“洋苏州”———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的故事阅读》一书写序，指出被称为“洋苏州”的苏州工业园区，体现了苏州的现代魅力。他还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时，多次提到要向新加坡学习。
如今，一个月还未过去，王荣受命南下任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深圳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能否因王荣的人和因素进一步加深？而以政府主导为特点招商引资，打造园区经济的苏州模式，对深圳又有何等借鉴意义？
苏州模式和深圳模式，都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被广泛注意并研究的对象，王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访谈时，曾经明确表示，苏州走了一条不同于上海浦东和深圳的道路。
一个是长三角的经济重镇，一个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之一，“苏州模式”和“深圳模式”究竟有着怎样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王荣“空降”深圳，是否意味着这两种模式未来的融合与创新？
区域地位：龙头VS龙眼
“如果说深圳是龙头，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苏州只能算得上个龙眼”。
对于王荣而言，从苏州来到深圳，不仅意味着从一个长三角城市到珠三角城市这种地域的差异，同时面临着由一个有着2500年历史传统的古城，与一个只有30年的历史新兴城市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带来的，就是城市内涵的本质性差异，在苏州当地的学者们看来，如何迅速适应这种差异将是王荣首先要所面临的挑战。
苏州工业园职业学院院长单强对苏州的情况相当熟悉，同时也多次到深圳参观考察，对于两个城市在各自所处的城市群中的地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他对苏州的各项经济数据信手拈来，经济总量约在7500亿元左右，占整个江苏省的1/4，工业产量方面，“一个小小的苏州”也占了江苏省的1/3，在外资使用上，苏州同样占了江苏的“半壁江山”，进口贸易更是占到六成以上，在工业产出上，苏州仅次于上海，在全国都排到第二位。
按理说，这样漂亮的数据，足以让苏州在长三角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单强看来，苏州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却与深圳可以称得上“龙头”的地位无法比拟。“如果说深圳是龙头，打得不确切的比方，苏州只能算得上个龙眼”。与他的比喻相映衬的是，历史上提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当初苏南模式的提出也没有多少反对意见，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苏州现象”却并不令人心服口服，比如温州、杭州可能不服。其中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苏州虽然GDP的数据非常漂亮，但并没有“藏富于民”，更多是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对当地老百姓的家庭收入增长，并没有太多的改善。“苏州经济增长更多是这么多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带来的，税收都是交给国家的，就业也多是外来人口”，单强分析道。
同时，从两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上，单强认为，深圳可利用的土地更少，缺乏足够的生存空间，因而在集约化使用资源能力上，比苏州强了很多。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深圳更多是自主创新主动去“找市场”，但在苏州仍更多依赖于政府扶持，还是在“找市长”。
不过在苏州大学博导方世南看来，苏州以及长三角的稳定性也值得深圳关注。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珠三角的起伏较大，在国内也引发广泛关注，既有深度的经济发展原因，也有硬软环境方面的原因，同时就均衡发展而言，长三角县市级都给苏州增了光，而在珠三角等地，还存在较大的不均衡。
城市生态：三十年新树VS枯树生新芽
苏州是“一棵枯树上长出一些新枝”，深圳就是一棵只有三十年“树龄”的新树。
一个是千年古城，一个是新兴特区，这种历史的积淀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单强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认为，如果没有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和新开发区，苏州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江南水乡拎着笼子遛鸟的60岁老人，就是吃吃饭喝喝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你能看清的未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躺在安乐椅上安逸地死去”，他说。
对于深圳，却是完全另外一副生态，“就像一个从小县城跑到一个新城市的穿着西装的打工仔，充满着无限可能，他充满着梦想，会很敬业，也有着无限的可能，可能会成为李嘉诚，可能是一个黑道老大，也可能成为社会的底层。”单强如是描述道。
不过苏州近十来年一直提出“一体两翼”，即以古城为体，工业园区和新开发区为两翼，也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生机，用单强的话说就是“一棵枯树上长出一些新枝”，然而深圳就是一棵只有30年“树龄”的新树，生长力很强。
这样的城市生态让这个已经40多岁，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的感受。“我从外头回来，一进入苏州，感觉就像一杯被搅浑的水，能够迅速地沉淀下来，成为一杯清水，非常适合守成和生活。但在深圳，这个城市的活力和开拓精神，适合激情创业。”他感叹道。
这两种生态，也对整个城市的管理带来截然不同的模式。单强认为，苏州这样的千年古城，城市的规范化和制度较为完善，城市会积淀下来一些固有的规则和文化。但在深圳，这种寻找梦想式的开拓、发散容易导致对规则的漠视。在单强看来，对于王荣这样的履新者，如果太急于去按苏州的管理模式去寻求规范，反而容易招至较大的反弹和冲突，需要有很大的智慧去解决一些矛盾和冲突。
成长动力：中央政策先行VS自发先行
深圳最初在税收、土地等政策上享有特权。而苏州则更主要是依靠上海的辐射作用，自己发展起来的。
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也是此前深圳和苏州一度为争夺中国经济“第四城”时，深圳最被其不服气的地方，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成长动力：来自中央的特殊优惠政策。
王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采访时，曾经明确表示，苏州最为成功的工业园的发展，走了一条不同于上海浦东和深圳的发展模式。在《亚洲周刊》高级编辑，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看来，其意所指，便是这种“先天”资源的不同。
在总结苏州发展的成功经验时，王荣曾经强调“苏州人抓机遇的意识特别强。”一方面，苏州靠近上海，上海尤其是浦东的开放，对于整个苏州的对外开放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牵引作用，苏州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位置和开放的条件。另一方面，苏州也总能在合适的时间主动寻找城市发展的机会。从国家刚刚对市场经济松口后的乡镇企业，到改革开放后的积极吸引外资，都成功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同样为外向型经济城市，同样是制造业占经济重要比重，也同样是吸纳外资发展，深圳最初确实是在包括税收、土地等政策上享有特权。而苏州则更主要是依靠上海的辐射作用，自己发展起来的。”呙中校认为，所谓苏州模式，也是“苏南”模式的代名词，在长三角龙头上海的带动下，这些毗邻地区的农村，社会民间资本，迅速加入到经济发展中，从而一度形成了中国最发达的乡镇企业聚集地，“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
此次，深圳在获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获得了四个先行先试权，而王荣在接受采访时，曾经阐述过苏州发展中的“自行先行先试”的思维。现在苏州的经济重镇昆山，在国家还没有正式批准任何“牌子”的时候，苏州已经由政府自掏腰包办了一个开发区。
“特区的不特曾经很让深圳人失落过一阵子，因为原来特殊、与众不同，所以很难承受这样一种落差。”虽然认为改革的推进，与究竟顶着什么样的帽子关系不大，但具有“深圳主义”情结的民间研究者金心异认为，时至今日，深圳依旧未能走出特区的心理特殊优越性。
“这是一个好事情。”在评价深圳和苏州的两种不同成长背景时，金心异认为，从苏州这样一个城市走出的官员，必然是具有改革创新意识和先行先试精神的，这种来自“苏州模式”的官员气质，与现在正在启动期的深圳发展需要，非常契合。
“改革开放现在已经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战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历史特殊使命，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在下一轮的改革中，再发展，不可能再过多地寄望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即使有，也大多只是框架性、方向性的。”深圳市委党校副院长谭刚认为，包括苏州工业园、昆山等代表了苏州发展模式的主动先行先试，与新的时期国家赋予的深圳大方向的改革“尚方宝剑”，将有可能形成积极的良性互补。
“深圳有中央给予特区的政策，能够继续保证大方向上改革试验田、排头兵的地位，苏州的抓住机遇自行先试模式，可以在具体的操作上对城市发展有新推进。”在他看来，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城市成长模式，将是新到任的代市长王荣显现政治才能的很好平台。
民营经济：市场主导VS政府先行
“苏州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明确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的模式。
当珠三角城市群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步伐中有些徘徊之时，位于长三角的古城苏州却在不知不觉中崛起。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GDP总量首超深圳，一种被称为“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苏州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明确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的模式。在苏州，企业家们“有事找市长”，而不是像温州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事找市场”。
“苏州确实是采用一种大政府的模式，但还是相对有节制的，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模式，而是在行政的过程中，突出其服务的功能。”曾经多次考察苏州工业园区的上海经济学博士马红漫说。
他说，园区已经吸引很多世界500强企业进驻，而据他和这些企业交流所知，多数企业对苏州政府的服务都表示满意，“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把外资引进来，还要持续做好服务工作。”而这种模式，在马红漫看来，恰恰是深圳急需的。他说，针对深圳特区不特的困惑，中央已经批准通过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方案的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在经济上加强和香港的联动，而在行政体制上要先行先试，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马红漫说，这对深圳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对于新上任的王荣，同样是一个挑战，“毕竟行政架构的改革，在内地来说还是崭新的，但深圳就是要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他进一步说，深圳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和服务功能，是由当前的局势决定的。他说，面临广州、东莞乃至上海等地的竞争，深圳在改革的路上非进则退。另外，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深圳产业升级任务急迫，这些都需要一个更加积极主导型的政府。
香港的经济评论员呙中校，更倾向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在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还是充分发挥了作用，成为城市创新的源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深圳的山寨手机。”
呙中校说，当一个地区的产业链已经比较完善，并有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的时候，政府应该放开让市场去发挥，这时往往会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而只有在市场失衡、失效的时候，政府才要出面干预。
发展路向：学习香港VS学习新加坡
“以前，(苏州)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比较差，部门分布也比较散，新加坡的亲商概念引进来后，我们的企业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比较便捷。”
政府是否应该表现强势，是否应该积极干预市场，这些看似理论性的争论，背后其实是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案例价值的，恰好是深圳和苏州管理模式的不同，深圳更多是学习香港，而苏州更多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经验。
因为中新工业园区的存在，苏州与新加坡的交往非常频繁，作为全球闻名的公共管理之城，新加坡的一些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也被苏州所借鉴。
上个月王荣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对新加坡不吝赞美之词。他以自己到新加坡学习的经验说起，认为应学习新加坡的规划、管理制度特别是“亲商理念”，以及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增强竞争力等方面的经验。
“以前，(苏州)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比较差，部门分布也比较散，新加坡的亲商概念引进来后，我们的企业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比较便捷，后来我们就搞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来体现亲商理念。”王荣在专访中说。
据苏州工业园方面介绍，园区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目前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都是一流，比如“小政府，大社会”的形式，比如园区邻里中心的建设，取代原来的居委会管理，变身为一个基层居民交流的中心，另外园区里还有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
更让园区企业感慨颇深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内形成的“亲商”氛围，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强势政府，但亲商的氛围相当浓，苏州从新加坡学习回来之后，第一培训课就是亲商，包括政府行政中心一站式服务，办事效率和廉政程度，这些都受到进入园区国内外企业的首肯。
据统计，至今已有近2000名苏州官员到新加坡培训。深圳也曾经组织大规模的考察团赴新加坡学习，但相比于苏州，目前还没有产生较大的效果。因为天时地利等优势，深圳和香港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一直以来深圳的口号就是“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
在这里，呙中校指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和新加坡都发展很快，但他们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香港一直倡导的是“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但新加坡恰恰重视规划，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威权政府。
呙中校认为，在产业升级方面，政府加强引导确实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以目前而言，他认为深圳既应该向香港学习，也可以向新加坡学习，各取其长处。比如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就比香港的公屋更先进。
“我认为，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下，深圳更应该向新加坡学习。”相比之下，马红漫是一个更加彻底的“新加坡学习派”。他分析说，香港秉承“大市场、小政府”的概念，是因为香港已经发展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际城市，市场体制、机制各方面都很健全，政府应该少干预。
但目前深圳的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要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必须向新加坡学习，加强政府规划和主导，等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再逐渐淡化政府的干预。
深圳地理
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海滨城市，地处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是广东省省辖市，国家副省级计划单列城市。
面积
全市面积2020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下辖6个行政区和光明新区。深圳经济特区在其辖区内。
人口
据官方公布数据，截至2008年末户籍人口232.08万人，全市居住满7天以上的非户籍人口为1037.22万人。
经济
2008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7806.54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大陆城市排名第4，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26729.31元。
苏州地理
苏州坐落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中心，是江苏省省辖市，行政级别为地级市，实际享受副省级城市待遇。
面积
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共辖6个市辖区、代管5个县级市。
人口
截至2008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629.75万人，其中市区户籍人口238.21万人。暂住登记人口586万人。
经济
2008年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698.26亿元人民币，居中国大陆城市第5位、中国地级市第一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67元。
作者:
ji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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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 19:31
“飞地”东进 再造特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2日08:11 南方都市报
7月4日，汕尾市委常委会议室，汕尾市委书记戎铁文受省委组织部委托，宣读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人事任命决定，现任汕尾市长助理马智华出任合作区党工委书记，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马裕滨出任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在高调挂牌1个多月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均已经到位，在粤东200平方公里的“空白”土地上，深圳正式迈步东进。
“2011年，深圳东进元年。”最早提出“东进”战略的知名网友“南里散人”甚至认为，这一次的迈步，“历史意义并不亚于蛇口当年的一声炮响。”而对更多人来说，深圳加汕尾的“飞地”模式，在对未来的期待中画出了一个值得憧憬的蓝图，而种种细节，都等待着下笔描摹。
深圳东进 “飞地”联姻
有关深圳城市空间的逼仄，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成为摆在深圳主政者面前的棘手问题。而在深圳未来发展的空间拓展上，官方和民间曾有种种设想。
自2003年开始，有观点将其寄托于深圳直辖，纳入周边的东莞和惠州。在一度甚嚣尘上后，直辖梦被明确予以否决。而在城市内部，“中心区西漂”自本世纪初开始已经在深入人心，《珠三角城镇群规划》中明确奠定了深圳西部滨海区的重要中心地区地位，此后颁布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也提出宝安西部滨海区未来将成为泛珠经济中心，深圳未来应向西发展似乎已成定局。但随后一篇题为《从230到2030———兼论东进策略之于深圳的重要性》网文，却引爆了有关深圳未来城市发展重心“东进”还是“西漂”的大讨论。
网文作者“南里散人”提出，深圳未来25年应把目光投向东部，惠州、河源、汕尾将是深圳未来产业转移、破解四个“难以为继”的关键，在不进行行政区域调整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产业的紧密融合。
“东进论”让深圳各方在解决土地资源紧张的破局路径上，首次开始在正式审视珠三角和粤东片区。
不过，在这场大讨论后的几年中，虽然借大运会契机，龙岗片区的整体发展得到飞速提升，但以城市空间拓展为主题的深圳“东进”，却鲜有动作。
转机发生在2008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率队到汕尾进行考察后，“飞地”合作的发展构想开始浮出水面。
“飞地”一词最初舶来于1526年签订的《马德里条约》，后演变为特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邻的土地。这次深圳拜访过后，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启动，双方提出合作共建“深圳—汕尾区域发展特别合作区”，首期规划产业转移工业园控制面积10.98平方公里，设于距离深圳80公里之外的汕尾鹅埠镇。
随后的2009年8月，经广东省政府同意，产业转移园整合鹅埠、鲘门、埔边三部分工业区，成为此后200平方公里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核心地带。
2011年5月21日，在深圳“东进”与“西漂”之争烟消云散整整5年之后，一块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牌子被交到了深圳和汕尾的手里。深圳东进起步。
根据广东省委批复的《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确定的双方合作范围，合作区将以2008年设立的面积为10平方公里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为基础进行建设，规划范围包括汕尾市海丰县鹅埠、小漠、鲘门和赤石四镇，总面积463平方公里，规划控制面积200平方公里，合作期限为30年，从2011年起至2040年止。到2012年，合作区管理机构和合作机制正常有序运转，各项规划编制全面完成，征地拆迁和招商引资全面铺开；到2014年，力争完成主要功能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到2016年，合作区基本建成，建设成为全省重要的高端产业基地、粤东重要经济增长极，逐步形成现代化综合性新城区和全国区域合作创新示范区。
“解决新加坡的问题要到中国来，解决深圳的问题要到汕尾来；建立深圳汕尾特别合作区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这场“飞地”联姻态度明确。
“标志着深圳在经过几年思考和试探的基础上，终于向东迈进了坚实的一大步，其历史意义并不亚于蛇口当年的一声炮响，2011年，可以当之无愧地列为‘深圳东进’元年。”当年写出万言网文的南里散人对这一举动的解读更是鼓舞人心。
深圳经验+汕尾空间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版图中，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成了“先富者”，有钱，有产业，有经验，有技术，缺地；汕尾则似乎是改革开放中某种程度上各种被遗忘角落的折射，主导产业缺乏，城市规划落后，招商引资乏力，缺钱，缺产业，没经验没技术，但是面积是深圳特区的2.5倍，拥有粤东最长的海岸线……
这似乎是一对显而易见的“绝配”，鲜明的互补性，彼此拥有对方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如果仅仅是从土地资源角度考量，此次“东进”为何未选惠州而是“舍近求远”选汕尾？
“深圳东进的第一站应该是惠州，接着才是河源、汕尾，这是根据梯度递进的原理提出来的，也符合墨渍效应。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河源是前几年省里指定深圳对口扶持的地区，在河源承接的产业转移中，深企占了85%。这几年惠州的经济日见增长，自己雄心勃勃，与深圳的联手难免不甚积极。而汕尾虽然也崭露头角，但毕竟家底薄，空守着大片土地，心里难免有压力，于是与深圳一拍即合。”南里散人认为，在当下条件中，汕尾具有作为深圳“东进”首站的独特优势。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认为，深圳与汕尾，一边是过度拥挤没有发展空间，另一边则是大量闲置土地，发展相对滞后，二者优势互补、紧密合作，就能够在粤东沿海地带，再造一个深圳。
实际上，目前合作区划定的汕尾四镇，463平方公里的面积中，总人口只有不到8万人，此外，基本农田很少，大部分是山坡地，也被认为非常利于总体规划建设，“就像30年前的深圳。”汕尾市市长郑雁雄说。
郑雁雄曾经评价深汕合作的优势，汕尾已形成品种齐备的平板显示器基地，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存在高度的契合榫接关系。特别合作区是深圳的“总部经济”跟汕尾的“基地经济”的融合体。特别合作区是一种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过去，香港是‘前店’，深圳是‘后厂’。现在，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前店’了，‘后厂’则要向深圳以外的地区拓展。”
从合作区“一期工程”产业转移工业园开始，深圳经验便开始不断输入。深圳市牵头编制了《深圳汕尾合作区空间发展概念规划》等诸多规划。此外，深圳市派出30个行业协会负责园区招商工作，签约项目32项共268亿元。截至2009年，工业园投产企业已经达到24个；深圳出资为园区10平方公里做好详细规划和200平方公里特别合作区概念规划；拨出2.5亿元支持园区基础建设。在工业园开发上，深圳经验还带来了目前国内先进的BT模式，引进中国泛华建设集团深圳分公司带资30亿元进园搞基础设施建设，完成4平方公里“七通一平”、道路管网、标准厂房、公共设施、排污设施等建设项目。
深圳经验加汕尾空间，在这种设计的理想合作模式下，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前景颇为值得期待。
“政治泥淖”还是特区再造？
但理想的愿景在对接现实时，却引发了各方的担忧。
起初是在对深汕合作区的前景态度上，汕尾曾明确表示担忧自己“一头热”。在深汕合作区尚未挂牌前的今年初广东省两会上，汕尾海丰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叶向冲直接向省委书记汪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深圳和汕尾共建的特别合作区在推进上有点忽冷忽热，他担心将来会“骑虎难下”。“(汕尾)一头热不行，牛鼻子在深圳。”
随后，深圳方面决策层频频到访视察产业转移园，公开表态积极推进合作区进行，在5月21日高调挂牌后，合作区蓄势待发。
按照广东省委确定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合作区需要统筹兼顾广东省、深圳市、汕尾市及合作区各方利益，实现合作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对等，提高深圳辐射带动能力，创造合作各方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确定的利益分成则是合作区产生的地方级税收在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由深圳和汕尾以及合作区三方分别按照25%、25%和50%的比例分成，并且2011至2015年期间，深圳和汕尾的各自所得分成收入中，有一半需要返还给合作区。合作区的G D P按照深圳占70%、汕尾占30%的比例分别计入两市统计指标。
“从资源投入来说，汕尾市投入的只是200平方公里的未开发土地，这土地上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而深圳市需要投入的则是巨大的财力、整个行政体系的精力、大批的干部(人力资源)、鼓励深圳企业迁入汕尾、城市的品牌(是深圳在招商，而不是汕尾)，以及，要承担合作区失败的政治风险(汕尾几乎不用承担这一风险，失败后只会见到对深圳的指责)。而收益呢？在前10年，汕尾完全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10年后甚至更远的时间后，所有园区硬资产深圳不可能搬走，最后肯定尽属于汕尾。汕尾绝对不会吃亏，而只会占一个大便宜。”知名区域经济观察人士金心异在自己天涯的博客上，对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的公开批评，也成为第一个公开质疑深汕合作区现有合作框架的声音。
除了利益分配，人事及合作区主导权的归属也成为合作的焦点话题。合作区党工委书记由汕尾市推荐，并设副书记两名，其中1名由管委会主任兼任；纪工委书记1名。合作区管委会主任由深圳市推荐，并设副主任4名。原则上，合作区党政领导副职人选采取深圳、汕尾两市交叉推荐任职。内设机构中，社会管理部门正职负责人人选主要由汕尾市推荐，经济管理部门正职负责人人选主要由深圳市推荐，内设机构副职人选原则上实行交叉任职，由深圳、汕尾两市共同协商推荐。合作分工方面，深圳主要负责投入、开发、招商、管理等，主导开发经营；汕尾则是负责社会管理、征地拆迁等，主导社会环境。汕尾市市长郑雁雄曾经将深汕各自承担的角色比喻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在金心异看来，这种人事架构之下，深圳根本无法真正取得合作区的主导权，而包括征地拆迁等这种本应由汕尾承担的“棘手”问题，也交给合作区进行，无疑为今后的开发埋下了一定隐患。
甚至在汕尾当地的论坛上也对这种权责模式提出不同声音，在海陆丰发展论坛中，网友“吹吹陆风”不客气地称汕尾的“董事长”是自封的。“合作区首先就是要有合作的精神，讲究的是‘双赢’。至于谁是‘董事长’，谁是‘总经理’，不用这么刻意地去挑明，更不能自封了，(汕尾)不能落后的尾巴还没有真正砍掉，骄傲的尾巴就翘起来了。”
“深汕特别合作区会成为深圳的政治泥淖吗？”金心异在问号下面，列举了合作区在当下合作模式下可能产生的种种风险，从深圳对外区域合作经验不足，到财政投入、产业转移，“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成为深圳市的一个政治泥淖。但是从目前的种种情形来看，谁也不能说这种局面完全能够避免。”
实际上，虽然金的公开发声略显单薄，不过确实并非仅是个别的担忧。在深圳主管经济发展的一些部门里，多位内部人士直言，虽然金心异的观点中有情绪化的因素，但“部分有一定道理。”有内部人士甚至希望省委、省政府能够看到目前框架方案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旦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再来协调，进度势必会受到影响。”深圳科工贸信委一位处级干部认为，这种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强调完全的对等实际上并不有利于初期工作的推进，“需要一个强势主导方。”
探路区域经济合作新路径
不过，对于这些疑问，深圳决策者在各种场合陆续给出过回应和表态。
早在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针对汕尾方面对于“深圳态度忽冷忽热”的担心，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便明确回应，特别合作区建设对两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件互惠互利的好事。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产业转移就有了更通畅的渠道和更好的环境，深圳也能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相信深汕特别合作区一定会发展得很好。市长许勤也表示，深圳方面一直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全力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
就在合作区挂牌前夕，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思平带队，深圳方面组织了118位民营企业家前往汕尾，对正在建设中的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考察。参与企业包括华为、创维等众多企业。当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多家深圳企业和商会，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3项，金额66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深圳温州商会拟投资30亿建设温商电子商贸城，深圳奇信建设集团拟投资8亿元打造集团深汕特别合作区产业基地，深圳海王集团拟投资3亿元建设海王医药阳光集中配送物流园项目等。
在此次调研中，张思平的公开表态尤其强调了特别合作区对深汕双方意味着共管、共建、共享和共赢的“四共”。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建设，基础设施的开发，招商引资由深圳来主导，社会管理由汕尾来引导。“深圳经济发展需要空间拓展，企业在深圳不光是找不到土地，而且经营成本高，工资房租各种成本高，如果跑到内地，人生地不熟，还脱离了深圳这个总部，脱离了物流服务的合理范围，但汕尾是在合理范围内；当然汕尾也“赢”，特别合作区为汕尾发展提供更好条件；当地农民也“赢”，未来这就是现代化发展城区，当地人享受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是广东省也“赢”，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探索。”这次高调组团考察，被认为是深圳官方对民间争议之声和汕尾“一头热”的担忧下，以行动作出的表态。
“深圳应该对深汕合作区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不过，在金心异看来，这种表态并不意味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算行政区划调整实在走不通，深圳也应该力争省里支持将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作为深圳市政府的正局级派出机构，由深圳全权主导园区的开发建设，至少要在人事上有绝对的话语权。”
不过，这些建议也引发了诸多不同的声音。“从深圳的发展来看，我们过去一味用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手段，已经显得有点老套。现在的深汕合作关系，更多地采用了市场手段，弱化了行政藩篱。”在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魏清泉看来，深汕特别合作区在解决深圳和汕尾各自发展的同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在于对这种避开了行政区划调整下，为这种先进与后进的合作模式的探路。实际上，在广东未来发展布局中，“双转移”所面临的阻力目前显而易见，一方面，地区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未建立，造成产业转出地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转移中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企业单一转移，既拉高了成本，也使得由于配套、环境等的初期不完善，难以持续。从这个意义来说，深汕特别合作区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在于外界希望其能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改革样本”。
南里散人也认为，单纯地以行政“吞并”的手法考虑深圳东进有些“粗暴”，“能否在不进行行政区域调整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紧密融合呢？为自己也为全国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方找到第二条路？ ”
在他看来，对于深圳来说，深汕特别合作区并非东进的终点，相反，它可能将成为深圳东进的里程碑，从这里，深圳将通过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试验，摸索出一套媲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并将推广到其他区域。“随着年底厦深高铁通车，总长500公里，厦门、汕头、深圳三大特区一线牵，厦门到汕头1小时可达，汕头到深圳1小时多点，厦深高铁经济走廊呼之欲出，深圳已经抢先一步落子汕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应该对如何在厦深高铁经济走廊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行研判，做好布局。”
专题统筹：南都记者 周昌和
AⅡ05-06版采写：南都记者 王莹
深汕特别合作区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深圳以东80公里处，规划范围包括汕尾市海丰县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总面积463平方公里，合作期限初定30年。
主要规划思路是：合作区将重点发展包括高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
●中部小漠新城区主要发展交通门户、商业、商务、物流仓储、核心居住；
●东部的鲘门为特色旅游区，主要发展特色餐饮、滨海旅游、休闲居住等；
●南部填海区为临港工业区，以新能源、精细化工、临港工业为支撑；
●西部的鹅埠主要是高端产业区，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高新产业为特点；
●北部的赤石为生态建设区，主要发展生态屏障、生态旅游、会议研发等。
作者:
jianmin
时间:
2011-10-1 19:45
揭秘苏州工业园独特的新加坡模式"社保特区"2006-11-06 05:41:35 来源: 东方网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按照园区的规定，员工离开园区时，这笔公积金不能取出来带走，只能办理转移手续。这一规定的精神与园区外员工异地调动时的规定并无不同，但是因为园区内外公积金制度差异较大，园区内的公积金在转移到园区外的时候，需要按照园区外的标准进行重新分配。
12年前，当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签署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下称“园区”）的协议时，他们恐怕很难预料到，若干年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因此而提前。
2006年5月，小江（化名）与女友登记结婚，当时他们两人都只有26岁。这本不是他们的既定计划，提前结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买房子，花掉他们的“公积金”。而这一切，仅是因为小江的女友要离开园区。
在外人看来，跳槽与结婚两者间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小江夫妻二人却有着切身的体会。因为，园区实行的是新加坡模式的公积金制度，是一个独特的“社保特区”。
1被提前的婚姻
苏州市以东环路为界，一边是苏州枕河而居的古城，另一边则是带着新加坡气息的园区。穿行于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对于那些准备从一边“跳槽”到另一边的人们来说，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藩篱隔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园区内实行与区外迥然不同的公积金制度。
2006年初，小江的女友在苏州市区找到了一个更理想的工作机会。这个时候，她面临一个选择：如何处理近4万元的“公积金”。
在园区工作不到两年，她每个月的薪水都会被扣除22%，她的公司也拿出同样数额的钱，两部分相加并扣除5%的“社会统筹”后，存入她的公积金账户。
两年间，小江女友的公积金账户就有了近4万元的公积金，这对于像她这样一个工作年限不长的打工族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按照园区的规定，员工离开园区时，这笔公积金不能取出来带走，只能办理转移手续。这一规定的精神与园区外员工异地调动时的规定并无不同，但是因为园区内外公积金制度差异较大，园区内的公积金在转移到园区外的时候，需要按照园区外的标准进行重新分配。
比如园区外的养老保险缴交比例较园区高，而住房公积金的缴交额则较园区低，办理转移之后，原公积金“普通专户”中的一部分要补充到新的养老保险账户和医疗保险账户中去，而园区外比例远高于园区内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需要从园区公积金中扣除（参见表1）。
在园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转移到园区外后，公积金总额要“损失”过半。
对于这种看法，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那只是他们的心理错觉。”按照他们的说法，员工办理转移手续时，仅仅是对员工公积金的总额做了一个再分配，并无任何扣减。
但是，在园区工作的人仍坚持认为，他们告诉你的是一套，而实际执行时是另外一套。
在被问及园区公积金向市区转移的问题时，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蔡跃进表示，不能对园区公积金制度发表任何看法。但是这位被当地媒体认为敢于说话的官员还是忍不住略带沮丧地说：“苏州工业园的公积金制度和园区外是‘一市两制’，没办法统一。”
2用掉公积金
按照园区的规定，员工在35岁以前可以将“普通专户”中的全部存款提取出来用于买房。由于这部分公积金占到总额的83%，因此把这部分钱提出来买房似乎最能让人心里踏实。
为了分担不菲的购房首付款，再加上担心公积金在转移时损失，小江和女友不得不提前登记结婚。这样一来，作为夫妻，他们两人普通账户里的公积金都可以提取出来用于购买同一套住房，而小江本人已有的近4万元公积金也可以同时“解套”了。
理论上，园区规定了几种可以一次性提取公积金的情况：如来自农村的打工者返乡务农、出国定居者，或者死亡者。而对于一般的员工来说，除非退休时间来临，否则别想把公积金提取出来。
在苏州一些网站的论坛上，常常有人发广告声称可以代人通过非常规途径领取公积金。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联系了其中一位，他却坦率地表示，园区的公积金他们没有办法领取，原因是“园区公积金数额大，管理非常严”。
从制度上来看，要想真正把公积金握在自己手里，似乎只有购房一途，像小江夫妻这样为了花掉公积金而“被迫”买房者比比皆是。
对于一般的白领来说，公积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利益，除了这些担心转移会带来巨大损失的人们之外，它的保值和增值成为人们担心的另一大问题。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规定说明，公积金存款的年利率只能保证不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考虑到通货膨胀系数，公积金可能会不断贬值。大多希望“套现”的人认为，把那么大数额的公积金存在账户里不是一个好主意。
记者所接触到的在园区工作的人不少都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大，公积金越早提取使用，就越保险。
在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的顾黎明接触了很多使用公积金购房的人，他们中公积金存款最多的达到16万元。对于工作没几年的白领职员来说，公积金账户中一般都有数万元。这些快速增加的存款，如果不买房，基本上就只有等待退休时作为养老金享用。
据顾黎明介绍，为了“套取”公积金，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而公积金管理中心也不断完善其制度来应对。比如从前的规定允许父子或者好友之间使用公积金合作购房，现在则规定只有夫妻可以用两个人的公积金购买同一套住房。
顾黎明说，现在的规定仍有漏洞可钻，因为已经发现有人在提取公积金购房之后想尽办法退房，开发商退款时会直接退给本人而不是公积金管理中心，这样买房人就达到了套现的目的。
3公积金购房的烦恼
无论是想通过购房“套取”公积金的人，还是希望用公积金实现住房梦想的人，都会失望于园区的高房价。
园区房地产市场1996年开始启动，之后5年房价年均增速为11%，自1999年起，园区房价在苏州市区一直处于领涨地位。2001年和2002年，园区平均房价分别高出市区平均房价541元和1029元。
“搜房网”9月18日到2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城区成交均价为5190.11元/平方米，园区则以超过6000元/平方米的成交均价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除了沧浪区成交均价为5783.07元/平方米，苏州城区其余各区成交均价都未及5000元/平方米。
按照园区的规定，如果你要使用公积金购房，就一定要买园区内的房子，例外的情况是，你已结婚且配偶在园区外的苏州城区工作。即便如此，你还要受到另一个限制：你只能一次性提取现有的公积金，而不能用未来缴纳的公积金还房贷。
在顾黎明看来，这基本上堵死了公积金流向园区外住房市场的通道。
李俊（化名）就是一个为公积金所困的买房人。在园区一家外企工作的他，月薪5000元左右，这在园区居于中上水平。依据目前园区每平方米5500元左右的房价，如果能够筹齐10多万的首付款，李俊就可以用自己的公积金按月还贷，每月只需再补贴几百元就可以了。
问题是，5500元的新房在园区的东部（因园区中部有金鸡湖，故人们习惯称为湖东，与之相对的是湖西。湖东远离苏州老城区），从那里乘公共汽车到苏州市区大约需要40到50分钟。李俊必须考虑的是，自己在湖西工作，如果自己未来的爱人在市区工作，而房子买在湖东，那会有多么不便。
而由于湖西开发较早，目前只有二手房，较新的房子价格每平方米都在7000到8000元左右。这是李俊不能承受之重。
由于要用公积金购房，小江夫妻也只能在园区买房。湖东之远和湖西之贵同样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最终他们找到了一套靠近市区的、有10多年房龄的二手房，房价接近5000元/平方米，是园区内少量按规定不能用公积金按月摊付的房子。类似的房子，如果能用公积金按月摊付贷款，每平方米还要贵800元。
在中华英才网工作的沈晓梅则选择了在园区外买房子，房子靠近老城区，离她工作的地方不远，房价也不到5000元/平方米。虽然买这套房子不能用公积金，但是这套房子面积大而总价低，离市区又近，用于自住比较理想。如果在园区，相同地段的房子价格则在6000~7000元之间，而且多是120多平方米的房子，总价难以承受。
她的打算是，将来再在园区范围内用公积金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作为投资。她说，那么多公积金放在那里，“感觉很浪费”。
4谁动了我的福利
高房价让只能在园区购房的公积金“缩水”，这让许多人感到担忧。在分析园区房价高企的原因时，人们通常考虑3个因素：园区房子的质量好，环境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园区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地区高；园区公积金购买力旺盛，而且由于政策限制，导致购房资金只进不出。
小江本人也是房地产业内人士，他估计，在园区房价高出同类地区的800~1000元中，公积金制度的贡献至少在500元以上。
他的同行顾黎明则认为，公积金制度导致的刚性需求至少能够支撑园区房价不会下跌。
在顾黎明正在销售的湖东某楼盘中，有70%的已售房屋都是园区的人使用公积金购买的。他认为，假如允许公积金购买园区外的住房，肯定会有一些购房者转向老城区。
事实上，由于苏州老城区发展新住宅的空间有限，苏州工业园等新城区从一开始就被苏州市政府当作新的居住区域。借鉴新加坡经验规划和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良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
在2001年左右，园区的住宅开始成为热炒的对象。据当地媒体当时的报道，很多市区居民到园区炒房，有的一个人就买了十几套。
随着房价的飙升，园区曾经所宣传的“工作三年可买房”的公积金福利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在苏州工业园，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是隶属于园区管委会，被命名为“建屋集团”（苏州工业园建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似乎是学习新加坡的“建屋局”而来。后者以向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组屋”、配合公积金制度成功解决了新加坡住房问题而闻名。
园区管委会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7月，园区累计商品住宅开工面积1079万平方米，累计商品住宅竣工面积644.08万平方米。而建屋集团网站上现有的资料中介绍，目前公司已累计开发商品住宅超过500万平方米。
从设立至今，建屋集团的开发范围尚未迈出园区，但已经成为江苏最大的地产商之一。该集团网站资料显示，建屋集团2004年开发规模列江苏省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一名，综合实力跃居前三位；2005年，以突出的业绩闯入“中国房地产百强”行列，完成投资额位列全国同行业第9位，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同行业第16位，并跃入中国商务地产企业10强。
苏州市房管局的资料也显示，目前在园区开发商品住宅项目的企业中，建屋集团的全资或控股公司约在7家左右。而作为园区开发主体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也有至少4家全资或控股公司在园区开发商品住宅项目，其中的“中新置地”也跻身“江苏省房地产业综合实力50强”。
尽管园区公积金争议渐多，园区的独特魅力仍在。
尽管自己也为园区公积金购房的区域限制感到烦恼，但沈晓梅仍对园区表示乐观。因为看好园各种优势，中华英才网已经在园区设立了国内最大的营销中心。
经过多次接触之后，园区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园区管委会婉拒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因此无法确知园区的公积金管理制度在未来将会有怎样的调整和发展。(第一财经日报 高学军)
作者:
jianmin
时间:
2011-10-1 19:47
本帖最后由 jianmin 于 2011-10-1 19:51 编辑
未来跟中国城市的合作，应由新加坡私人企业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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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1日 09:01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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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晖 梁钟荣新加坡报道* `: |2 M/ z& }* `" B- R, v0 U. a8 v7 {
" z$ n: X# E. M9 X0 M侍卫刚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一声标准的汉语“你们好”，就从屋内传出。
6 K2 d+ ?$ F3 a4 w7 j5 Z- e8 Z58岁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立在门厅处，笑着迎接来自中国的记者。1米82的身材，鬓角微白，穿一件浅灰色夹克，未打领带，显得随意轻松。
- \4 t* f& E' ^; E5 f" N( m+ U4 C! O9 x从握手、寒暄、入座，到采访开始，不超过五分钟，李显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亲和、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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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l K+ h/ C/ u4 ~+ ~$ ^这恰如他治下的国家——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00余平方公里，被比喻成地图上一个“小红点”，可这个小红点却拥有令世界难以忽视的力量，它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其政府常年位列透明国际“最廉洁国家”排行榜最前端。3 r7 }# s, l2 F! Y: V7 |5 d
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更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这个“小红点”长时间地扮演了中国的“良师益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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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10月3日中新建交，短短20年，从经贸交往、地区合作到政府间互动，中新合作的紧密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 x5 _1 Z% J! u3 B7 n
; m4 L r0 ?# E$ v0 Q$ t- z' K2 _( t淡马锡的国资管理体制被中国国资改革引为借鉴；新加坡先进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中新共建的苏州工业园输入中国；自1992年始，中国已有万余名官员赴新加坡参加短期培训，学习这座“花园城市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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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细节无处不在。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幅中国水墨画，紫藤葡萄，落款作者是中国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据新方人士介绍，此画是李瑞环亲笔所作并赠送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 T) | a3 D( `9 z9 }3 E2 M5 ]
1 K8 q( H! f2 {5 L" h& O就连在9月21日本报记者对李显龙的1小时15分钟的专访中，也显示出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从中国各地的拆迁风波，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李显龙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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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拆迁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政府威信的问题。”李显龙说，“要让人民知道，你给他的赔偿是合理的，你拿他的土地，是用来做让国家发展有益的事情，这个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
7 Y8 C: {2 N L5 G8 y在他看来，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城乡差距以及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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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R) F9 ^' H& C( M- o$ K1.三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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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4 |' q$ F& E! \& j) J《21世纪》：我们知道您刚从中国访问回来，去了重庆、上海、长沙、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在对这些城市的访问中，你看到了什么？
: M. A: c! I; | F! ]- I李显龙：对，就在上个星期，我看到各个城市情况各不相同。重庆、长沙、武汉这三个内陆城市，跟沿海城市的发展比起来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它们都在很努力地想迎头赶上。对于苏州而言，我当然是老游客了，上海也去了很多次。# @: T! C9 O# l7 p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内陆城市都很有发展的劲头。我想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情况发生了改变，劳动力成本升高，比如广东就提出要“腾笼换鸟”，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过程。; o v) B0 o1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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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旧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搬去哪里？要不就是向内移，到中国的二线城市或者中西部的城市去发展；要不就是向外移，移到其他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比如越南、孟加拉。我相信有不少企业会选择向内移的，因为中国的内陆城市已把自己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很多，并且当地整体的营业环境也比以前完善了很多。当然，这些内陆城市的开放程度、官员和人民的观念，还没法同广东、上海相比，因为它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我相信会逐年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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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7 ]4 c6 o; g一些城市的市长告诉我，已经有不少原来在东部沿海设厂的公司开始移到这些内陆城市了。我听说，包括重庆、武汉、郑州等好几个城市，富士康都有移过去，并且规模很大。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城市对于未来的新中合作是有潜能的。如果能先进去的话，如果能找到正确的合作对象，并维持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而不是追求一个短期的盈利，我相信三五年内会得到好效果的。可是，必须坚持才行。8 d% b$ ?: D7 U8 K4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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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加坡政府是否有同这些中部城市开展合作的构想？, p S: i9 w( S' S- r+ I) G
李显龙：我看我们未来跟这些城市的合作，同苏州工业园以及天津生态城的合作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新加坡政府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都跟当地政府开展合作项目，因为我们自身没有这个资源，也没有能力到处去实行G-to-G（政府对政府）的合作。不过，在这些城市里，有些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已经找到了大大小小的合作项目。
) V* {& V' Z# z6 k! c; E5 L* g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新加坡和这些省市的合作，应该由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带头，政府从后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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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7 `) R, z9 _/ t' o2 x《21世纪》：这跟此前的苏州或是天津的合作模式是否有很大的不同？1 t/ m& {* z0 Q; j( Z$ w
李显龙：我看像苏州工业园或天津生态城那样的项目，不可能有很多。那两个是示范项目，我们希望中国其他城市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建一个工业园或是生态城。说实话，做一个都已经要花很多功夫了。5 [8 a% O J3 n( t; |
|6 Q: b8 _ T3 a《21世纪》：我们注意到你这次去苏州工业园，距离上次到访已有6年时间，感觉怎样？
1 G: [) T4 O2 d+ M4 ^+ ]" T李显龙：是有6年的时间了。可在这6年里，我们每年都会跟中方开会，会议结束后，我的部长都有跟我报告，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进展是很快的。这次我亲自去看一看，的确跟上一次比有很大的进步。
/ L7 C. Q( V6 J; \) K) ~+ a当初，苏州工业园曾计划建一个大学城。现在这个大学城已经建起来了，从各地的大学招来很多的研究所入驻，里面的学生也很多。商业区发展得也很不错，我们开始规划整个蓝图时，在靠近湖的位置预留了一块地方来发展商业，这块地的形状像是一个手电筒，两边长长的，靠近湖的那边呈三角形。现在，这个“手电筒”已经开始亮起来。而在湖的对岸，又有一个商业区开始建设了。所以，对于我们原来的构想而言，苏州工业园不只达到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i9 b4 p/ j( u2 |0 B2 l' @8 s
- C5 N% X; e8 e1 q《21世纪》：两年前，中新双方在天津共同建设生态城，现在新方又在跟广州合作建设知识城。我看到有报道讲，新方还计划在成都建设一个低碳高科技创新园项目。这些新的项目，跟当年的苏州工业园有何不同？* U3 K" K$ m2 r3 ]; Y2 {5 w
李显龙：我先要澄清一下，成都和广州的那两个应该是私营企业的项目。6 k0 b$ F" e+ u4 F8 Z0 {7 z
中新两国从1994年开始共同建设苏州工业园，当时的中国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苏州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开发苏州工业园，一方面是想创造一个城市规划的新模式，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引进外资来落实这个项目。要知道，那时候苏州搞工业园，在国内不容易找到资金。
. C4 P8 Y$ ~! x' a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有了很大改变。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会像苏州当时那样了。因此，现在我们跟中国合作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就跟苏州工业园项目有很大的不同。
% l5 [2 t/ w! ~+ j! a% m* m* ~天津生态城项目注重环保、低排碳，希望创造出一个绿色环保的城市，同时在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如果最后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我相信对于中国很多城市有借鉴价值。因为环保对于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而言，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很多中国的城市里，虽然是大白天，却看不到蓝天，经常雾很重。' e& U' z# l, t& X- t5 x, I+ k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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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苏州工业园位于长三角，天津生态城位于环渤海，而广州知识城则位于珠三角，三个合作项目分别落子于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这样的布局，是否有过整体的规划？
. P) _& V2 q m; B/ P$ u李显龙：我们原本只是计划做一个项目，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后来，天津有了一个合作机会，我们考虑到整个环渤海地区经济将要起来，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一个项目也不错。再后来，汪洋书记到访新加坡，说你们东北有了，中部有了，东南部怎么办？他就游说我们，建议我们在东南部建一个知识城的项目。所以，我们的企业正在跟广东商量这个项目。苏州已经做了16年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天津项目，目前还是起步阶段。而广东的项目，现在还没有动土，双方还在讨论计划之中。未来还有好多路要走，我们一步一步来。8 K3 ]* e9 V% N2 e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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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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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 P8 x: l5 |8 V- {《21世纪》：今年是中新建交20周年，如何评价过往二十年来中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0 p" O. n6 @' i李显龙：我特地去查了一些数据，这20年来我们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5倍之多。1990年两国建交时只有50亿新元，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50亿。两国的双边投资额也不小，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不过就我所知遍布中国各个省市，并且很多都是私营企业的合作项目。企业自己去找合作伙伴，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等，而且大体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目前中国到新加坡投资的公司也不少，我统计了一下，3000多家的中国公司来新加坡投资，仅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150家。从经济方面而言，单从量上来说肯定增加了很多。" _/ d) I0 w, `$ H* ` q! l' s
至于经济合作的框架方面，我们现在有了一个FTA（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双方的合作既有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这样的国家级项目，也有省市层面的地方合作平台。这个框架是比较完整的，并且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完善双方的合作框架。
; O# c- W2 O5 T2 k6 P5 J另外，旅游方面发展也很快，现在我们一年可以迎接超过100万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新加坡人去中国旅游的人数，我相信一年至少有几十万人。8 _/ y( ?3 W- |, P9 v
: Z1 ? p, v3 @6 i( A9 y% f《21世纪》：我们注意到，两国新近共同确立了未来4大重点合作领域，分别是高技术、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加坡参与中国地方发展以及人才培训，为什么选择这些领域合作？* T% {$ j& G7 m+ ]
李显龙：因为我们双方觉得，在这四个方面两国有相辅相成的基础，可以取长补短，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W* b% e" |3 m7 A. p
比如说在人才培训方面，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到新加坡上大学，也有不少新加坡学生有兴趣到中国短暂地住一段时间，同中国年轻人打交道，试着去建立一个长期的友谊关系。而在官员方面，已经有很多中国政府官员来南洋理工大学或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市长班”、“厅长班”。新加坡官员也有兴趣去中国，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也要了解中国官员如何解决自己省市里各种各样的管理问题。
4 U0 G& H Q5 n5 I4 Z3 m新加坡既是一个亚洲国家，又具国际化环境。这里有你们比较熟悉的环境，文化差别没有那么大。同时，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际化的社会。可以用我们作一个基地向东南亚拓展，或者走到欧美、澳大利亚这样更远的地方，都会比较容易些。如果你一步直接跳到欧美或者是澳大利亚，你不一定完全了解那个环境，你也不一定马上可以适应。而在新加坡，适应的问题就比较小。所以，中新双方都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走向世界。
3 O: `; S+ a' m& {+ T7 U至于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中国若想继续发展，肯定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必须要发展第三产业。新加坡当年已经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走这条路时曾犯过错误，也有一些经验与教训，或许可以给中国一些启示，帮你们走得更快、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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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在今年5月份的一个公开场合，你曾经说“中国至少需要再发展10到15年才能赶上新加坡，而且即使那一天到来，也会保持差异”，这样的判断从何而来？2 Q1 z0 {6 _" D5 Q4 M7 f2 b3 o
李显龙：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国在迅速崛起，于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样样都强，其他国家无法竞争。一些人甚至问：新加坡人以后要如何找饭吃？我觉得，这不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态度。是的，中国在发展，但新加坡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现在，有些东西新加坡做得来，中国不一定做得到，反之亦然。不过，十多年后，中国做得到的东西将越来越多。到那时，新加坡必须进一步提升，开拓新的经济领域，才可以跟中国继续相辅相成。' U/ i, D) h8 D% |% {
世界上有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他们经济发达后对我们不利吗？不会的！因为他们发达，其实对我们是好的。同样的道理，10到15年之后，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了，对新加坡而言也是有好处的。可是，那时的新加坡，绝对不能够还是现在的新加坡。如果15年后的新加坡还是今天的新加坡，我们就有问题了。; {8 a& c' d' s+ |6 |; G% z7 M
我的那番话，是希望新加坡人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也希望新加坡人能够勉励自己，有一种紧迫感，努力向上，而不能够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肯定是有出路的，但是必须力争上游
《21世纪》：今年的新加坡群众大会华语演讲中，你提到中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举措，并强调“新加坡也应该腾笼换鸟，加速改革的步伐，以免被迎头赶上”。从过去新加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你能给包括汪洋书记在内的中国东部沿海省市的主政者提供一些怎样的建议？
; @6 y8 v# ]* }* c/ \/ K9 e李显龙：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新加坡要大很多，并且你们经济转型的速度也比我们来得快。当时，新加坡每年7%－8％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已经觉得很不错了。而广东近十几年，我相信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有超过10％。而且，现在的经济竞争比过去要激烈很多。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比我们当初要来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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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调整经济结构应该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公司也就是雇主，必须要下功夫。因为企业主如果继续运用旧的经营模式、旧的生产线、旧的科技的话，企业就没办法持续生存下去，必须要跟时代步伐一起前进。第二，政府也必须不断改进完善整个经济运行环境和基础配套设施，包括环境、能源供应、自来水、交通等，都必须继续提升。一个高层次的经济体，不仅需要有很好的工厂，还需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人家才愿意在这个地方建厂或者设立营业总部。第三，工人的素质必须提高。如果你的工人缺乏教育背景以及相应的技术能力，那你要让他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不一定做得到。你要求提高生产力，一个人要做以前三个人做的工作，赚以前三个人赚的钱。可是，他还是以前一个人时候的老手艺，他没办法做得到。他做不到，就会产生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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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做的工作，而且是需要不断去做的，因为是做不完的。当你更上一层楼达到更高水平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是必须要往前进，还必须提升、必须努力。这对于整个体制而言，对于所有的工人、家庭乃至国民，都是很大的挑战，并且是相当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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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汪洋在提出“腾笼换鸟”之后，恰遇金融危机，不同的声音就出来了，认为这项政策可能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会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引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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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失业。新加坡当年进行产业升级时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担忧？产业转移的节奏掌握起来是不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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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这个很难控制，因为你要走多块，要看国内的环境，也要看国际的背景。新加坡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考虑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从1980年开始到1984年之间，推行的都很好。可是，1985年国际经济发生了改变，我们当时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经济衰退。那时，我们就觉得自己转型得太快了，劳动力成本涨得太高，短期还可以承受，当大的环境发生改变时，我们的经济就失去了竞争力。所以，在1985年的经济衰退中，亚洲四小龙当中，新加坡面临的冲击最大。我们就不得不退回一步，削减了我们公积金的缴交率，降低了公司的营业成本。后来，随着经济环境转暖，才逐渐开始提升工人的收入和公积金的缴纳比例。
( i* H- [8 Y: `! o) e所以，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而言，很难说一直向前走、从来不退步。有一位中国的省委书记曾对我讲过一句话：“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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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有人说，中国也将很快赶上美国。对此，你个人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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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中国GDP超过日本是必然的。可是以人均GDP计算，中国跟日本比还差得很远，并且中国在科技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上还比不上日
本，更比不上美国。
. q: ?: E- | Z+ ~2 x( E我看中国会继续向前走，至于人均GDP何时能够超过日本，很难说。如果日本能够克服目前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相当大的困难的话，比如人口老龄化的问
题，并且能够继续改善他们的科技水平，那么尽管中国会急起直追，可是你们追赶的目标还是在向前走的，所以，短期内中国不一定能够完全赶上日本。
0 o$ F- ~- Z5 V" F$ G$ I4 w2 i至于美国而言，它的经济体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优点和长处，经济的弹性很大、活力很大、创意很多，经济体的自我调整能力比欧洲和日本都要来得强。现在，美国的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以为美国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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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你和你的父亲李光耀资政，跟中国几代领导人有着很深入且频繁的接触。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很深刻的观察。就你个人而言，你认为中国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哪些问题将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1 T& o) m' M4 _) |0 S李显龙：噢，这个问题如果问中国领导人，他们会给你一个很长的单子的。
$ `, b7 ^+ z7 v/ E! a2 Z4 e }未来5－10年，我看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应该不成问题。一些经济方面所遭遇到的问题当然挑战不小，但是中国政府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你们可以搞投资、搞教育，搞基础设施，可以招商，可以引进新科技。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 d9 j0 D9 E9 M我想，不容易做得到的可能有几点：
* x1 _( |; i& V4 A0 |4 g; G9 A; d第一，环境保护。因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是相当强的。虽然每一个城市都说要环保、要绿化。可是你要知道，种树容易，而环保绝不是仅仅种树这么简单，你要把整个环境都搞好才可以。
% s0 o3 m1 J$ O) [& L第二，城乡差距的问题。城市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可是推进城市化需要庞大的投资。假设中国目前每年有1％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那就是1300万的人口，相当于三个新加坡的人口总数。所以，每年中国要建设三个新加坡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住房、交通、水电、医院、学校等等，很不容易。
1 f4 g* F2 n7 ? j1 }第三，比较敏感，不过非常重要，就是政府的管理模式，包括廉政的模式。我看中国政府正在为这个事情而烦恼。大的原则上，都知道要“严打”，但是怎么样来维持一个清廉的制度，并且是有威望的制度，人民会接受认可的制度；如何调整这个制度，并且能够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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