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百年前的立宪者
主讲嘉宾：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9月9日（周五）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杨子云
雷颐：各位朋友晚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一百年前的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当时中国面临两个选项，一个是从上到下的立宪，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看似很偶然的响了两枪，枪响时很出人意外，因为就在半年之前革命党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过精心筹划准备在广州起义，虽然长时间积蓄力量，但最后还是以牺牲了72位烈士为代价，起义失败。由于牺牲的这72人都埋在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叫做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内部分裂更加严重。这时候看革命的成功还是遥不可及，还不知道要等多久革命才能成功。过了半年时间，好像没有经过什么认真准备的武昌起义反而成功了，而且谁也没想到清王朝覆灭了。我们今天主要谈谈这个问题。
士绅商人的支持，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
10月10打响了起义的枪声，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但原来武昌起义安排好的人，有的受伤，有的逃跑，一时间起义队伍群龙无首。这时要找到特别有社会声望的人充当新政权的领袖，当时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政府交涉这一块则是当时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出面，他是大绅商、是立宪派的领袖，具有全国影响力。汤化龙表示赞成革命，说“自己不知道兵事，但可以出面做一些民事上的工作，包括筹款”，他就当了民政方面的领导人，同时还提议通电各省，一致响应，以壮大声势。所以汤化龙被任命为民政部长，他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治安上起了很大作用，整个商会行动起来，维持地方治安。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如果地方乱起来，老百姓也不可能支持革命党人。所以商会在其中起的作用是维护当地的治安，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使革命党没有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
由于汤化龙具有全国的影响力，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马上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包括筹款、维持治安。由于武昌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使其它地方的民众和立宪派受到更大鼓舞，他们也起来了。他们一起来，从侧面响应和支援了武昌起义。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武昌离长沙最近（相对而言），湖南革命党焦达峰、黄瑛等人几次秘密商议，双方（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握手共生死。10月1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长沙的立宪派黄莺等人在城内响应，当天晚上焦达峰、陈作新革命党人被推举为都督，这时候长沙的民众尤其是商人表示欢迎，还送来了猪马牛羊，包括捐款，还有一些学生主动参加革命军。
山西在10月29日宣告独立（北方第一省），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但他没钱，马上让山西最大的资本家捐款，虽带有强迫性，但对方马上捐了。山西省咨议局议长、副议长也都支持革命，本来咨议局是清政府成立，作为地方一个立宪准备机构，这时候他们都出来革命了。
江西咨议局也开大会，和立宪派、商人开大会商议独立，江西巡抚虽然出面不赞同，但过两天后新军还是起义，起义后也没有遇到很大阻抗，江西随之宣告独立。
最重要的是上海，它是工商中心，经济力量非常强。上海立宪派作用更大，11月3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上海立宪派首领李平书控制了上海一个庞大的商团，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是清政府认可的合法的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这时候商团的武装在立宪派的支持下积极参战，支持革命党人。所以上海很多重要地方实际上是上海商人们打下来的。11月6日上海成立护军政府，革命党人陈其美出任护军队都督，但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和商人在军政府中任职，著名商人为顾问官。上海是工业、商业金融外贸中心，如果没有商会和商团的武装大力合作，革命党人难以取得胜利。如果革命党人一时取得胜利也很难长久维持，上海宣告独立对清廷来说又是一个致命打击。
贵州在11月4日宣布反政，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学生和新军官兵，但由立宪派转过来的自治学社起了很大作用。江苏经济发达工商兴旺，尤其苏南士绅力量非常强。江苏的独立更具有戏剧性。上海独立消息传来，江苏很多绅士尤其比较有地位的，跟官方来往密切的绅士跟江苏巡抚说响应革命，跟他指出大势已去，应该自保。在他们的劝说支持下，陈德全在11月5日宣布独立。陈德全是清政府的巡抚，光复以后他改为新政府都督，其它一切照旧，非常平和，一点暴力没有。大家觉得这种革命太平和了，都不像一种革命，说革命总要有一些象征性的暴力活动，就找了一些竹竿把巡抚衙门上的瓦捅掉了几块，表示有点暴力。
这时候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商人、大绅士张謇（已经是清政府的农工商大臣）表示脱离清政府，坚决坚持革命，到苏州出席省议会。
和江苏几乎同时宣布独立的是浙江的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推举具有群众影响的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11月3日，立宪派领导人之一沈钧儒找到巡抚衙门，请浙江巡抚拆除满人的墙，并且把所有的旗人编入汉籍，但浙江巡抚拒绝。所以11月5日新军攻巡抚的衙门，将巡抚抓住，但旗人还在抵抗。这时候浙江最大的商人写一封信，劝降，随后巡抚派人到咨议局见汤寿潜接受投降，浙江起义宣告胜利。汤寿潜联合护军都督陈其美和江苏陈德全说起义的这些省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各省独立的消息纷纷传来，广西巡抚沈秉堃觉得大势已去，广西很难独挡一面，但作为一个省府的官员宣告独立完全背叛清廷也觉得很为难，犹豫不决，就召集下属、心腹开会。这时候广西南宁绅商也开会，共同说应该独立，宣告反政。因为这是一个潮流，很难避免，这得到咨议局的赞同，广西在11月7日宣告独立，推原来的巡抚为革命军政府都督。
11月8日福建新军起义，成功后原来咨议局议长立宪派主张改革的反对革命的议长分别任民政和财政部长。在这一天安徽也由立宪派的咨议局和一些绅士在咨议局开会，宣告独立，推举原来的巡抚为革命军政府的都督。
我们知道广州长期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重点，可以说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但在这一次起义中广州比较靠后，过了一个月。这是因为孙中山多次起义全部失败，这次是商人反复掂量反复考虑，究竟要怎么办商人们一时拿不定主意。武昌起义后，广州革命党人加紧军事行动，他们在各个地方发动了民军，但广州市没有，民军向广州进军，广州官商都看到了清王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召集起来讨论怎么维护广州的治安，所以1911年11月25日广州绅商召集大会讨论怎么办，讨论了很长时间。商人总是有点首鼠两端，开始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既不听从清政府也不听从革命，说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全国的事不管，也管不了。这是一些士绅做出来的，但广州商人对此不满，因为清政府已经难以长久，所以提出这个方案不行，认为还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最后是广州9大善堂（民间的慈善组织）、72大总商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慈善组织也是一个民间社会，到一定时候也能够起到组织动员作用。高度集权的政权对于民间的慈善组织往往会很谨慎，好的时候帮助我做慈善，万一有变呢？所以对民间慈善组织，高度集权的政府往往很警惕。广州起义是九大善堂和七十二总会开会，最后承认共和政府，由九大善堂和七十二总会总代表把这个决议告知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鸣岐是坚决反对、严厉禁止。但商人还是要求张鸣岐独立，张鸣岐最后没有办法宣布独立。但他还是愿意跟清政府在一起，所以当军政府都督印送到张鸣岐时他已经跑了，决定由副都督接，副都督也不敢接，后来代表折回，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而那时胡汉民没有到，在他没到时就推举原来清军的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军政府成立，这是广州反政，很平和，一枪没发广州起义就成功了。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整个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立宪派的领导人开始都被抓了，这时候武昌起义爆发，四川开始闹，首先要求是放人，所以清政府就把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给放了，他就成为四川军政府、咨议局局长，任四川军政府的都督。从武昌起义10月10日到11月27日50天内有14个省脱离清政府统治，宣布独立，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最后清廷被颠覆。这时候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的协助反清的运动，绝大部分省的独立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共同完成的，相当多的地方是立宪派起了主要作用。正因为有立宪派的支持，武昌起义才成功，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功劳特别大。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是绅商，最有力量。孙中山的起义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得到绅商的支持，黄花岗起义都攻进两广总都府，但马上被人反扑，武昌起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立宪派的支持和响应。绅商是最有力量的，他们是清政府统治基础，他们不仅仅是有钱的问题，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当时中国的统治形式是绅商管理地方的。绅商是统治阶级的基础，他们一开始坚决反对激烈的革命，但立宪派态度立场发生根本变化，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甚至参与革命，他们态度立场的变化是辛亥革命能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
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作为立宪或维新变法来说，中国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预示着中国败在政治体制的落后，政治体制落后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被日本打败，日本当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君主立宪，所以当时有人提出中国要维新，他们这个维新想让光绪帝从上而下推进。无论慈禧和光绪有什么矛盾，这是体制内的矛盾，维新派还是为了维持政权，为了维持清王朝，使清王朝更加长治久安，他们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但这些改革方案被慈禧用最激烈的手段给镇压，维新派康梁跑到外国，有的被杀，有的逃到外国。当时社会的整个状况是人们还没有觉醒，多数人是麻木的，有些维新派被斩首时有很多老百姓拍手叫好。其实这是清政府内部改良的好机会，却被慈禧用残酷的手段给镇压。
日本打败俄国让中国人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康梁跑到海外，发展成为立宪派。立宪派开始一直在低潮，到1905年突然高涨，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日俄战争的爆发，这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一场战争，两个国家在中国东北打仗。战争爆发时，国内根据种种力量、根据不同观点预测谁能胜谁能败，立宪派认为日本胜，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度比俄国君主沙皇专制优，很多顽固派说俄国能胜，俄国是君主专制，效力更高。打了一年多，最后证明了立宪派的预测是对的。日本这次胜给中国的震动比甲午战争的震动还要大，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被外国侵略，虽然被日本打败了，但这一次日本打败了俄国是世界近代史以来第一次黄种人国家打败了白种人国家，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国家。这个事使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国家的强弱不在于人种，不在于是亚洲还是欧洲，而在于制度。一个亚洲国家只要制度先进也能打败白种人制度落后的欧洲国家，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的一个警醒。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时候支持立宪的人突然很多，国内士绅也开始支持，立宪突然成为一个强大势力，风声水起，人们觉得立宪能救国。没有日俄战争立宪很难翻过来得到很多商人支持立宪。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大多数理解立宪或支持立宪是觉得立宪能使国家强大，只有梁启超等少数人接受了英国国家的国家观，觉得立宪是国家的必要之路，政府、国家是必要之恶，立宪是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只有少数人认同这个观点，多数人认同立宪能使国家强大。从这个角度出发，立宪一下风声水起，这是优点。但还有一点是：立宪最终目的不是限制政府，只要使国家强大，利用其它制度能使国家强大，是不是也就可以放弃立宪的道路？这是中国立宪的一个内在矛盾，如果不是从救国角度很多人不会支持立宪，如果从救国角度，一旦实现国家强大，还是否有必要限制政府？
日俄战争使立宪派突然高涨，但还使革命派开始形成一股力量。孙中山早就开始革命，但活动范围主要在海外会党、华侨中进行活动，海外的留日学生比较多，但留日学生并不支持孙中山，甚至都不太了解孙中山。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按规定俄国应该从中国东北退兵，俄国不退，俄国不退意味着要占领东北，日本觉得东北是它的。1903年俄国不退兵，这时候一些中国留日学生有爱国激情，自己组织武装军队到东北打俄国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来以为清政府会支持，结果清政府镇压。清政府对学生组织的军队很警惕，这样导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学生组织了一些军队，办理了一些刊物，这使学生走向了革命。比如蔡元培，他一开始比较温和。俄国占领东北到了撤兵时间却不撤兵，这边要求清政府出面要求俄国撤兵，清政府不敢，清政府被学生谴责，倒是蔡元培主张在这时候不要谴责政府，意思是和政府一起要回东北，他说就算是仆人和强盗把家里的东西偷走了，首要是抓强盗，不是谴责仆人，政府是我们的仆人。但经过日俄战争，经过被镇压，学生走向了革命，觉得清政府不行，蔡元培也走向了革命，而且很激烈，他还参加了暗杀团。蔡元培这个变化作为学生态度变化的代表，虽然还是少数。孙中山后来到日本后突然发现来找他的学生越来越多，以前都不理他的，他发现学生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力量，就把革命党人的力量在学生中发动，所以在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革命力量也开始形成。学生是从爱国走向革命，立宪派在国内国外的力量更大。经过日俄战争之后就有了三股力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是清政府，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应该说清政府执政党最有力量，其次是立宪派，有社会基础有钱，革命党是孙中山加上几个留学生，他们的力量相对最弱。这三种力量开始在舞台上活动，都各有各的目的，中国选项是什么就看这三股力量谁能互动，究竟是走立宪主张的由上而下的立宪改革还是像清政府那样就想维持现状，或者像革命党人所说要推翻清政府，这三种力量各有各的政治诉求。中国的前途当时就决定在这三种力量它们彼此的互动上。
那时要求立宪的士绅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官员也要求立宪。立宪党人认为清政府有可能主动立宪，只要给足够的压力清政府就会让出一步，一退让就会逐步逐步实现由上而下的立宪。革命党当时很弱小，革命党人为了壮大声势主动向立宪派发起挑战，说立宪根本不可能，劝人们不要跟着立宪派跑。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说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后果太可怕，社会成本太高，引起社会大动荡大流血，最后结果是什么样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避免革命，一定要从上而下改良。有理性的人也都认为应当避免激烈革命，从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为最好，所以支持梁启超的人越来越多，士绅也要求立宪。清政府在压力之下于1906年9月1日准备立宪，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这个一出来仅仅5天就宣布了改革官制。这从程序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是对的，所以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尤其是绅商的支持，虽然慈禧在1898年镇压了维新或者在1900年利用义和团导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清政府经过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后又签订了《辛丑条约》，把忠于自己的很多大臣也都给惩罚，这时候作为一个政府本应没有什么权威性。由一个没有权威性的政府搞立宪本来就很困难，但尽管这样，只要你宣布了立宪还是获得了支持，国内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说“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他们认为肯定要大动荡，这个大动荡或是革命或是立宪。清政府说要立宪就避免了革命，万众欢腾，有的商店打折庆祝立宪，当时还有人编了大清立宪歌“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这说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希望从上而下的改革，不希望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
可清政府并不珍惜极其珍贵的民情和民意，改官制类似于现在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是无法推动的。慈禧很信任袁世凯，袁世凯兼了8职，他那么强有力，他提出的一些基本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通过，各个利益集团群起反对。首先遇到的是满族亲贵，因为要成立新机构需要把一些旧机构取消掉，比如宗人府、翰林院、内务府，这些都是由满族亲贵组成，要给撤掉，满族亲贵很不高兴。在袁世凯原来的设想中，这部分是要被撤掉的，没有官职的满族亲贵可以当议员，但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要当官，所以当时的载沣把手枪拔出来对着袁世凯胸口说你小心点，不要太跋扈了。意思是说汉人就是奴才，天下是爱新觉罗的，凭什么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汉人你想要干什么？尤其是袁世凯要整顿内务府这个消息传来以后，一群太监把他围着打。所有人去找慈禧，说一个汉人有那么大的兵权管这个事是另有所图，一部分汉族大人也反对袁世凯，说他自己想掌权，也到慈禧那儿去闹，慈禧最后被说动了，训了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知道自己不受慈禧的信任了，把兼职都辞掉，回到河北保定，新军等都交给了朝廷，就不管这个事。慈禧说过要立宪要改革，但慈禧提出有5个事不能说，第一是军机处不能撤，本来改革应该把军机处去掉设成内阁。第二是内务府不易。第三是八旗不易。第四是翰林院不易。第五是太监不易。这“五不易”说明所谓的改革是假的。改官制最后的后果是旧机构没有动，军机处还保留，不设内阁，宗人府、翰林院等全部保留，而且规定设立11个新部，这11部有13个大臣，其中满人7席，汉人5席，蒙古1席。这11部中外务部最重要，但满清在外务部大臣之上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这两个由满族人担任，等于是汉族人当了外务部尚书，之上还有两个满族人当大臣管我。比如我现在是外交部长，上面设立了两个具体管我的人，这比其它部长更没有权力。这个改革方案一出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假的。在以前各个衙门机构尤其内阁机构往往是满汉各一，现在不需要这样了，多数是满族的，打破了满汉平衡。很多地方的巡抚都响应，只要士绅一说独立，巡抚都说行，跟着革命党人干，不当清政府的巡抚，当革命党人的都督。为什么这样？可以从1906年的改官制找到汉族官员心理的影响，这个改革一出来，很多汉族人意识到这200年来满族压根还是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改革应该是放权力，但清廷相反的是在收权力，拢在满族亲贵手里，很多地方都是汉族的巡抚，只要立宪派一说就会独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中国传统讲要忠于皇上、忠君，哪怕是背叛成为二臣也会有心理负担，觉得自己很不道德。这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没有真正拢住还能拢住什么人？
这次改官制使人们对清廷是否准备立宪表示怀疑，甚至很多人说它是“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反对革命的立宪派领导人徐佛苏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公开跟孙中山论战说坚决反对革命，清政府可以从上而下变革，实际他私下里认为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变革已经非常弱了。
1907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这篇文章也表明梁启超认为改革不行了，虽然还在跟孙中山论战，反对革命，坚持改革，但这篇文章的客观性还是有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后来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改官制之前有一场论战，中国究竟应该走革命还是走立宪，开始时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走立宪这条路，但到清政府的改革方案出来，很多人觉得只能走革命这条路了，经清政府的改官制反而使支持革命党人突然多了，这时候革命党人占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