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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一）


采写：米鹤都、墨
诞


编辑：米鹤都


　　

    伊林(刘握中)、涤西(张立才)，文革前均为北京农大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伊始，只有十八、九岁的他们，本着对那场运动幼稚的理解，本着对理想社会的炽热追求，给中国的二号人物写下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种无惧风险、挑战权威的大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深思，引发一系列抵制抑或反对文革思潮的“黑风”，从而遭到镇压。据他们揣测，或许是由于毛泽东认可了他们的部分观点，而亲自出手保护，才使得他们免遭了灭顶之灾。这一事件，被广泛载入文革史册。《第三只眼看中国》将伊林、涤西列为中国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的改革先锋;海外学者把《公开信》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萌芽。他们出狱后，虽经受长期的挫折岁月，却并没有磨灭他们的良知和斗志。1977年月1月，他们又与李冬民等人一道，在天安门等地贴出了反对“两个凡是”、平反“四五”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标语，表达了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因此再度遭受迫害。今天，暮临回首少年狂，他们依然对自己草根政治的一生充满热情和执着。
　　文化底蕴深厚的工人家庭
　　涤西：我祖上是从绍兴迁来北京的。我爷爷出生在北京，在京城民俗文化中也算是个代表人物，既玩虫，又玩鸽子。他养鸽子在北京是有名的，养过五百多只鸽子，其中有二十只“铁翅”[1]。当年有人拿一所房子换这二十只铁翅，他不换。他还爱好说书、唱京戏，家里还放着两套家伙什呢。他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很熟悉，尤其是能给府台那些老太太们讲书。他戏唱得也很棒，唱老生，有一帮子票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吃喝不分。有的票友后来还成了北京京剧团的一级演员。我奶奶是京城的旗人，那时满汉通婚对社会的底层是不限制的。我奶奶记忆力特好，会讲易经，诗经也讲得棒着呢，我虽然也能讲点，但是不如她。她文化不高，但在我爷爷的影响下她也能讲这些东西，这也是怪异的事。所以，她长寿，她能把她那点文化底蕴传播给孩子们，这是家传造就的。
　　我父亲生在北京，没正经上过学。他也喜欢唱京剧，但够不上票友，不过他写得一手好字。他那字是柳体和颜体结合，也算得上一流。当年是北京广济寺还是哪个大的寺庙，曾找他去抄了三年的经文。解放前，他干的事很杂，在大栅栏的一家大烟馆管过一年账，后来在石景山钢铁厂开过火车，也算是个产业工人。解放后他干的是水暖工，实际上，他那样的工人很少，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拿起什么东西来都能修，包括电器。所以，他应该是个杂家。
　　我母亲家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我姥爷的书画有些功底，祖上有点家产有点地，但到他那一代就不行了。姥爷没赶上解放就死了，也就没有划成份。我母亲没有单独划成份，算是城市贫民吧。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厉的。我要是在外面惹事了，不管对错，回家先揍我。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最小。我们那时住在珠市口澡堂子胡同里。胡同口有一个山东裁缝，娶了个老毛子媳妇，生了一堆二毛子。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在一起玩拍“洋画”[2]。我赢了，他跟我抢，抢完了就跑，我们就打起来了。打完了，我也没当回事，回家了。谁知，我正端着一碗西红柿的盖浇饭吃呢，那个俄国胖妇女，带着他儿子找来了。她跟我母亲说，我儿子把画拍得翻过来了，这画应该归我儿子，你们孩子把这画抢走了，还把我们孩子鼻子打流血了。他的鼻子是有一点血，但怎么流的血我并不知道。我妈一听，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啪地把碗都给打飞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严厉，不管你对与错，就是不能在外面惹事。
　　与国共元老渊源深厚
　　伊林：我出生在一个当年逃亡台湾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别人都很惊奇，我这样历史背景，怎么会进入到这个红色的高级圈子里头折腾?其实非常简单，这跟我祖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刘家的高祖做过清朝提督、军门之类的官。我的曾祖父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广西钦州率军起事。祖父刘葆村，是早期国民革命的元老，但却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参加辛亥革命。但他是从1917年就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我的姨祖父胡亮汉，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们这一对“油盐坛子”[3]特别要好。我爷爷跟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觉得“孙中山英气袭人，一下子就被孙先生吸引住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样我的爷爷就跟着孙先生干革命了，先在广州军政府，后来又跟着谭延闿先生，在韶关大本营给给他当财务方面的一个委员。他们俩关系也非常亲密，亲密到谭三，即谭延闿先生经常坐在马桶上跟我爷爷聊天。后来谭三先生任国府主席的时候，我爷爷就给他当类似总统府总管的职务。
　　另一方面，我爷爷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何叔衡、郭亮的关系也特铁。共产党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帮助过共产党。道理其实很简单，他根本就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只认定何叔衡、郭亮都是他的好朋友。我爷爷那时做过烟酒税务局的局长，共产党缺乏活动经费嘛，何叔衡就经常跟我爷爷要钱。他们把这些钱再转给毛泽东他们。这帮人在反政府，在折腾，可我爷爷不管那些，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咱哥俩好。他兜里有几十块光洋，就都给他，再要得多，就回家拿上一百块、两百块现大洋。有天，何叔衡见我爷爷说，葆老，我要请你吃牛肉面。其实我爷爷比他岁数小，但他叫我爷爷葆老。何叔衡觉得欠了我爷爷几次人情，吃碗牛肉面总还是应该的吧。我爷爷说，吃完面，何叔衡把这个碗，咣当一下扣了过来，举起拳头砸了个粉粹，说中国就像这个碗，要打碎了重新做。这是我爷爷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中国后来还真的像何叔衡说的那样，打碎重组了。这让我印象特深。那时候，像章士钊，也给共产党钱。他是一回给个一万、两万，我爷爷每次是一百、两百，有时多点也难说。因为好朋友嘛。所以在我心里面，所谓的阶级界限从小就很淡漠，没什么概念。
　　共产党也救过我爷爷他们的命。在军阀割据时期，有一次是北军追南军[4]。我爷爷跟我姨祖父都是南军的代表，他俩就跑到株州江边，没地方跑了。正遇见郭亮鼓动一帮工人在那闹罢工呢，他就招呼我爷爷、姨祖父藏到那些船工的舱底下了。北军那一连人端着刺刀过来，问郭亮，南军的军官呢?郭亮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知道哇。北军就用刺刀翻，我爷爷说，刺刀就在头上，差一点就捅进来了，吓得他俩趴着不敢动。北军走了以后，郭亮招呼那帮船工，派人护送我爷爷他们到广州，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走。我爷爷说亏得郭亮救了我们一条命。后来，郭亮被国民党杀的时候，我爷爷难受极了。郭亮的头就挂在那个城门上。有半年多的时间，他都绕着那个门走。因为郭亮的头在那挂过，他受不了，总是老远、老远地绕着走。我爷爷并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和这些人私交挺好，都是好朋友。我爷爷后来讲的时候还非常伤心呢，这么好的朋友被杀了。
　　初识阴暗和自力更生
　　涤西：我算是工人出身，文革时期混了个红五类，但是个温和的红五类。我家这成份实际上不太纯，有点杂，属于老北京人那个范畴。我小时候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爱党、爱国这套思想路数。但是，我也看到了社会另一面的一些事情，印象很深。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当时是摆小摊的，体型彪悍，解放前是阎锡山的一个团长。1953年搞镇反运动，有一天，那孩子来找我，说他爸爸被逮走了。我说，是吗?我们赶紧跑出去看，警察正从胡同里往外逮人呢。一辆苏制的嘎斯69吉普车，车帮周围和上面都围上了铁网，然后，逮来的人被五马倒三蹄地捆起来，塞进车里。一辆嘎斯69里塞了十来个人呢。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1957年反右，我二姐夫被打成了右派。他当时是物资公司的统计员，对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写了首古体诗贴到那儿，讽刺人家党支部书记。那人家不弄你弄谁啊?这一弄进去就是几十年啊。这件事对全家都有影响啊。当时，大家都劝我二姐离婚，只有我三姐对二姐说：他对你挺好的，而且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啊，就别离婚了。你就这么等他吧。
　　他当时被送到德胜门外的一个暖气片厂，当时叫劳改厂，监督劳动。刚开始还准许他回家，从文革前就不准回家了，文革后更不用说了。这样，我姐姐就得经常给他送东西去。由于拎的东西多，就让我这小弟弟陪着她去。我们每次到了那里，要拿着东西蹲在那等着，还得低着头。每逢送东西的日子，劳改厂大门外边的家属就蹲了一大片。这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对我的心灵是有一些伤害的。
　　1959年，我们家先是搬到先农坛南边，后又搬到北边去了。先农坛南边以前是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那红墙齐齐整整，有一米多高。解放后是抗菌素研究所，用来养牛、羊、鸡的养殖场，提供动物血液做药物培养用的。我父亲那时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大家都住房困难，知识分子没房，技工也没房，我们原来租的是私人的房，后来就跟单位要房，被分配到那去了。到了那，发现院里的知识分子不少。跟我们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留苏的专家。
　　也是从那年开始，全国就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了。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每天早晨就起来平整坡地，整出有小半亩地来种菜。那地都是硬地，里边净是石子。我先挖了50个坑，把那个坑挖得跟坛子似的。离那不远，有一个以前埋死动物的地方。那儿的土质肯定没问题了。我把那儿的黑土再挪到这些坑里面，垫在底下做肥料，这些都是我自己干的。当时也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种地。我就自己捉摸，种得可棒了，一个坑里能长出两颗南瓜。一般人可能都没见过，我种出过50斤的大南瓜。我把最大的南瓜送给了小学的一位老师，因为她老教育我一心为公啊、集体主义啊、为这个国家奋斗啊等等。这些思想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根，我这辈子后来受的罪也都是因为这个根。
　　1961年的时候，我爸爸说，锅炉房旁边有块空地，你给接过来，种白薯。我说行，后来又种白薯。我把地翻得很深，在小山包上掏了一大堆灰，把这灰垫进去了，浇上水，太阳晒三天，然后把秧子往上一栽，这白薯长得也好大。我属于程序性的人，包括我后来在工厂做划线钳工，做事很细腻，这都跟小时候种地有关系。打个比喻，这就跟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似的，理性自由主义像是做细活的，那激进自由主义就是做糙活的。
　　另类俱乐部——湖南老人会
　　伊林：我爷爷原来在长沙，土改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后来又写信，把我祖母、二姑和我也接到北京来了。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妈妈，九岁后就到北京，跟我爷爷、姑姑一起过了。我爷爷在北京有一个老头子群体，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内经常聚会喝茶，或在曲园、马凯餐厅会餐，叫做湖南老人会。祖父常带我去，见了这位老先生要叫伯爹爹或伯娭毑[5]，见了那位要叫叔爹爹[6]。这个湖南老人会，沾亲带故的，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特别是跟毛泽东这个大巨头关系好，不是亲戚就是师友。那帮老头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平日在一起就是下下棋，喝茶聚餐聊聊天，喜欢论政，在一起也说些“反动”话。在他们的眼里头，有好些事都是在小圈子说的，也不传到外面去。
　　这帮人里面有章士钊、王季范、黎锦熙、仇鳌、周道如、刘达奎、文七爹、李淑一等，约六十人，都是湖南人。这些知名的、摔在地上带响的人物，都是当年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和一些上层的遗老。这帮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儒家，信天。他们讲毛润之如何，我那时候才九岁多一点，不知道说的是谁，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
　　1960年饿死了很多人嘛。也许是他们的良知吧，他们直言谴责那时代的许多做法，甚至批评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做法。那些老人，还说些连右派都不敢说的话。例如说，那美国人就是好，人家富裕。美国人怎么会打原子弹呢?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还有人说，彭德怀说大跃进是搞糟了，大跃进就是搞糟了嘛等等。这都是他们当时的原话。
　　那个文七爹，有一回从乡下跑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要见主席，说家里没饭吃咯，饿死人咯。警卫人员报告说，门口有一个老头闹。主席问，姓什么?警卫回答姓文。主席说，让他进来吧。那是他表哥呀，他没辙。
　　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遗老，威胁不了政权;再一个又跟毛主席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没人敢动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我敢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敢在六十年代前后，如此放肆胡言的圈子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少有人知道的，就是毛泽东的那首“蝶恋花”。这是李淑一亲口跟我四姑说的。四姑小时候是李淑一父亲的学生。毛泽东诗词做得非常好。“蝶恋花”这首词，你仔细读，确实有感情，但这感情是对谁的呢?一般人都听不出来，其实这是对李淑一本人的。刚开始毛老头追的不是杨开慧，而是李淑一，这一段秘密谁也不知道。我读来读去，一直琢磨不透，我总觉得老毛这感情，应该首先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而不是对一个死去很久的人。同病相怜，“同病”事实很清楚，“相怜”呢?于是，我就要四姑去问李淑一。她讲了这段故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回事。李淑一当时跟毛说，润之，我已经有了柳直荀。这让少年毛泽东很伤心，她后来就介绍了杨开慧。我爷爷跟李淑一的父亲是好友，还把我姑姑放在他家作入室弟子，说放在你们家待几年，在家关着门教。
　　所以，这帮老头跟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啊，导致我心目中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外边的毛泽东，还有一个是这个圈子里的毛泽东。在这个圈子的毛泽东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不是什么神，他跟这周围老头都一个样，因为他们口里的毛润之，就跟老朋友一样。因此，导致我没有对他特别、特别崇拜，没有那种概念。
　　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今天打架明天握手。像谢觉哉，他跟我姨祖父也是一对油盐坛子，都是学法律的同学。可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可是他俩关系也是特别好。谢觉哉每次有危险的时候，就跑到国民党湖南省法院院长、也就是我姨祖父胡亮汉家里躲起来。我祖父当时也和姨祖父住在一块，你说谁敢来抓。后来，我的两个表姐全是谢觉哉的孩子谢范将军给带到新疆军区去的，连嫁人也都是他给张罗的。我祖父和李维汉也是朋友。撇开阶级分析，这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那会儿，湖南经常有人来找刘少奇、滕代远、李维汉这些领导人，跟他们要工作，要钱。因为湖南一帮老乡觉得共产党这些领导人欠他们的，当年搞革命时，得到过这帮老乡的支援和掩护。危险的时候躲到这些老乡家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我听母亲讲，杨开慧被杀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傅梅根曾联络了一帮湖南的名士，给何键上帖子，要保杨开慧。何键是我曾外祖父的门生辈，我曾外祖父也是湖南有名的书法家，联名上帖的又都是当地的一些文豪、绅士。虽然没有保下来，但是，你说这情份说得清楚吗?
　　我父亲刘远是1918年生人，王季范的学生，黄埔军校十五期的，比郝伯村低一届，也是郝的下级。我父亲是天然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九战区，后来在汤恩伯的部队、陈诚的部队都待过。我们家跟陈诚的关系很铁，陈诚是谭三先生的女婿，宋美龄做的媒，我爷爷跟谭三先生又是那么一种关系。但我父亲不善交际，也不会利用这个关系。在南昌九战区的时候，是我母亲帮我父亲张罗外事、人际关系，我母亲后来又没跟着父亲走。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31岁，是个上校，我叔祖父是个少将。当时我父亲带了一营人，不想走了，把一营人撂到江西，他一个人回家了。家里是有老有小，拖家带口的没法走。我母亲跟他说，你带着一个营的人，你要对这一营人负责任啊。这样，我父亲才去的台湾。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不过，蒋先生只信任江浙人，不太重用湖南人。我父亲在台湾最后也就做到少将，任二十七师副师长、澎湖列岛联勤指挥官。我母亲把自己的老公送上将军的位置，自己却倒了一辈子霉。
　　集体教育和思想启蒙
　　涤西：我有个姓李的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她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别人，这样你才能得到你要的东西，这个教育太深了。比如，她让我们凑集班费，去救济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她说，你们自己想招儿，但是要合法合理。我当时是少先队小队长，我会种地呀。于是我跑到天坛南头的那个旧打靶场，那地方很荒野，早期还有城墙呢，后来是阅兵时候坦克车练兵的场地。我就在那里种了好多蓖麻，等蓖麻收获后卖了，把钱交给老师，让贫困的孩子有了学费。那时一个班里总有几个贫困孩子。
　　李老师对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并不是坏事，在我们早期的性格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个亲近的感觉，互相有个照应。到现在六十多岁了，我们小学同学还能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成老太太、老头了，见面后特感慨，感觉更亲近了。
　　当时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冲突，只是李老师的个性特别强，对我们的教育人性化更多一些。她一辈子没结婚，学生到她家玩，她都管饭。她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教育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结。但是，她这种老师是“不得烟抽的”[7]，一有政治运动，她就受点打击或挫折，蔫了，积极性下来了。等政治运动过后，她的积极性又上来了，热情又恢复了。
　　我上中学第一志愿是二十六中，但分数不够，上了第二志愿四十九中。初中时期好像值得记述的东西不多，生活学习都比较简单，学习成绩也一般，不是拔尖的，但也不费劲。印象深的就是四十九中的华侨学生比较多，有的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华侨子弟。我小学时没接触过华侨，初中时班里的几个华侨全是女同学。我那时不太习惯跟她们交流，她们喜欢用香水，衣饰有的也花里胡哨的，那个年代总觉得别扭，闻着香水味觉得呛鼻子。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那时对那两口子留苏专家的书籍感兴趣了。我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摊开一本书，读读外语、经济类书籍，然后再去上学。比如《普希金诗集》、《牛氓》，巴尔扎特、雨果、十二月党人的那些书籍都读，虽然是懵懵懂懂的，但每天这样坚持，一气乱读。后来就把留苏专家家里的书都读了个遍。
　　高中我上了农大附中。学生成份中高干子弟多一些了，班上也有几个喜欢读书的同学，于是有了一个交流读书心得的环境。我们班比较独特，有五、六个学生是喜爱讨论的，因此，我们在高中的三年里养成了一个读书加讨论的风气。那时，我们也看一些“白皮书”，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从家里偷着拿出来的。大家都是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你看，传着看，然后再一起讨论。
　　那时候，我住校，我妈每个月给我十二块钱。我二哥已经工作，在教书，每月给我五块钱，加起来一共有十七块钱。那时候这就很富裕了，吃饭用八块，其余的几乎都买书了。我在上高中的这三年里买了许多书。
　　我当时记得拿破仑说的一句话：对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个陌生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接近他，接收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拿破仑传》里头唯一在下面加了着重号的一句话，它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种子啊。不过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而且还经常有些与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家里都不满意，认为我是走上歧途了。
　　大概是在1966年提倡教育改革，我们已经高三了。刘握中对这件事很积极。文革前的毕业考试，他只考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而且只答基础题，整个六十分就行了，剩下的题就不答了。文科的政治、语文，他干脆不答，都写上教改建议。刘握中比较不合群，他吃完饭，就自己思考问题，跟同学交流不多。他挺冲动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容易激动起来。他有灵气的一面，老是走在前面，有些新的想法。我的性格跟刘握中不一样，我是很踏实的那种，对教改并不热心，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文革一开始时，我就跟他一起给校长写大字报。

　　划分“右派学生”和“血统论”
　　涤西：工作组进学校后，就热闹了。各班成立了文革小组，一个班选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我被选中了。另外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来我们班的工作组干部是共青团系统派来的，他给我们班开会，在学生中划左中右，说全校别的班都不划右派，就划你们班的右派。他要划的第一个右派就是刘握中，理由就是反动军官家庭出身，而且老有独特的思想。还有一个工人的孩子，也被划成右派了。他是因为和班里文革领导小组的另外那俩人不对付，对着干。我不同意在中学生中划什么左中右，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只有一票，人家是两票，两票否决一票呀。这时，学校的工作组组长还说，你不给他们划右派，你立场就有问题，你就是右派。我想这下坏了。
　　不过，我有亲和力呀。于是，我就把班里的三十来个同学聚到河边。把大家叫来，集体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咱们都很年轻，十几岁给划成右派了还了得?我家就有个右派，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呀!我姐姐这一辈子都处在痛苦中，她的两个孩子也很痛苦，婚不能离，不离婚就得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生的前途都这样糟蹋了。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死不同意。你要是划右派，我就纳入集体讨论，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划成右派?咱们是多数，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否决少数。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六个人，我招来了三十来个人，这三十多票就可以否了你那十几票。我采取民主的方式斗争，就这样斗来斗去的，把时间抗过去了，没几天工作组就撤了。
　　工作组撤走后，我就自己张罗组织了一支红卫兵。我们学校当时有三支老红卫兵组织：“红旗”、“红卫兵”，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八一八红卫兵”。他们两个组织成员都是所谓的红五类。我们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是只要愿意进来的都可以，出身不好也可以来。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我原始的观点，很朴素的。不过，刘握中当时没参加进来，他是独行侠嘛。
　　但这时“血统论”就泛滥起来了。有一天，“红旗”的人把刘握中叫过去了，说他出身反动，思想反动，有野心，在办公室里拿皮带抽他。有同学跑来跟我汇报，说刘握中在那挨揍呢，怎么办?我说，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后，赶紧把他架到宿舍，浑身都是一道道的淤青，后背都肿起来了。我让同学给他上药，他之后就躲起来养伤去了。
　　伊林如是说：我在文革初期是挨了一次打，那实际上是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看上我了，同学中这种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她对我挺好，一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开窍呢，对她没什么感觉;二是她出身那么好，家里是军队的干部，我出身这么坏，她怎么能和我粘粘乎乎的呢?我就没应承。她文革初期加入了学校的“红旗”，结果她找了一个机会，把我骗到他们“红旗”办公室，揍了我一顿。亏得我们班另一个“红旗”的同学出面打马虎眼，所以也没揍得怎么样，我就跑了。就这么一回事，把这看成是笑话也行。当时社会的人性扭曲了。她是把爱、恨两种情绪叠加到一起了。所以，我不同意在感情方面，有什么社会科学问题。按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个现象就说不通了。
　　涤西：这时，我们学校就发生大事了。
　　那年的8月26日，我们这几支红卫兵联合开会。这时“红旗”就开始揪狗崽子，说要把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给揪出来。我一看这势头不好，就叮嘱我那组织的人：人家打人咱们可别打人，人家揪人咱们可不要去揪。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有一个干部子弟，我单独嘱咐他，就怕他打人。因为他有个情结，曾追求我们班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人家不搭理他。而这女孩出身不好，她爸也是国民党军官，逃到台湾去了。我就怀疑他想去报复人家。结果他们还真揪她了，揪完了就在教学楼前面的通道上，让她跪在那，拿皮带开始抽。那场面惨不忍睹啊，跟法西斯似的，非常凶残。他们让人都跪在操场上，胳膊还得撅起来，做燕飞的姿势，脑袋贴到地上，屁股撅起来。然后，用皮带抽屁股、抽脊梁。
　　这跟当时那幅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是有直接关系的。对联贴出来后，我们班还可以辩论，但在其他班就都不成了。学校里已经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氛围了，形不成反抗的力量。这是比较凶残的一次，全北京也没有这样大规模地打人的。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一共揪了一百二十多人，打人的是“红旗”的。那天，我也没辙了，就赶紧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们学校只有高中部，加上教职员工一共才五百多人，结果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挨打了，而且还打得惨不忍睹。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这份报告，我是跟大家商量着起草的，以“八一八红卫兵”的名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有多少人被挨打，多少人被打伤了。这事后来被农大附中称为“八·二六事件”。我把报告直接递到中南海那个国务院接待办了，在那里待了六天。那时，谁也顾不得上这事，所以，报告也没了下文。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只有上面提到那个干部子弟的同学一个人参与了打人。他后来跳槽加入了“红旗”。不过，到年底他又回来了，而且还主动帮助我们躲避迫害，修建密室。
　　[1] 鸽子中的稀有品种。
　　[2] 北京儿童玩的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硬纸画。
　　[3] 指关系密切。
　　[4] 北军指北洋军阀的军队。南军指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军。
　　[5] 湖南方言，音aijie，祖母或年老的妇女。
　　[6] 湖南方言，音diadia，祖父的意思。
　　[7] 北京方言，意不被重视、不得好处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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