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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唐德刚：新中共三十年（3） [打印本页]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1-11-15 10:06 标题: 唐德刚：新中共三十年（3）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作解释：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征。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斐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斐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底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对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著），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人是怎样饿死的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制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那儿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三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征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征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三、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上）
吾人幼年读国史，从「纲鉴」、「通鉴」读到「四史」，尤其是在通鉴各章节中，史不绝书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记载，可说是一览而过，头脑里印象毫无。想不到这种古史上的记载，在现代中国，有时竟能及身而见之。一旦亲身体验之后，再读古书，往往就有惊心动魄的震撼了。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疠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个尸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在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苞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苞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牠蚂蚱爷，牠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殊，但是幅员广大，贫民流浪乞讨，饥荒岁月，又何至于弄到饿死千万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儿子的程度呢？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为穷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中国。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饿死却全都是最可怜的，也正是中国共产革命，最要替他们「翻身」的贫下中农呢。谁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类思维逻辑发展的。想象中所最不会发生的事，偏要发生。毛泽东所一手制造的人为的饥荒，全国一下就饿死农民数千万人，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历朝饿死人的总数而有余。这一桩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铁的事实，按理党史、国史，对人民都应该有个正确和忠实的交代。但是数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党史家、国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时，就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语搪塞了事。这件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惨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个「马虎眼」，就可以蒙混过去了。这如何使得呢？历史就是历史嘛。将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马光的老办法，上笔流水帐嘛。书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十年，主席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当，引起全国饥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内，饿死农民三千万，「人相食」、「民易子而食」。根据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推测，笔者个人曾一再强调，中途如无重大意外出现，再有半个世纪，我国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可能就会顺利完成（最近北京的***主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真是大略相同）。到时与世界列强轮流坐庄，说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国一样，来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来是风水轮流转，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季候风倒吹起来，化西风压倒东风，为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将，哪能让一家霸庄到底？
新文艺和新史学
根据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学风丕变的趋势来推测，我们更可正确的预料，今后四十年中，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要在中国出现。在这项新的文化运动里，历史学必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到那时近百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红卫兵捉进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历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头插到沙里去的权威人士，总要被将来的史学博士生拖出来，重见天日的。【笔者附注】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北大治史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鉴，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著（mo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笔者附注】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从事窝里反的趋势。刘彭联袂造反，纵是毛泽东，也感到有点「紧张」了【见上引刘传，注五二】。很明显的，毛公就把他在江西打AB团时，就已纯熟运用的拉一派、打一派老法宝祭了起来。毛氏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盖世英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决定把「国家主席」这个最崇高的宝座让出给刘来继承，以争取刘对他的全力拥护，以分彭刘之势。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学上，孔夫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而毛氏今日为争取刘少奇的合作，居然以国家的最高「名器假人」，实是一着最大的「险棋」。（文革后期，刘少奇被搞死之后，林彪就想这个位置，毛就绝对不许了，这才激起了林氏父子的「五七一计划」。到时再说。）这着险棋的落子也可看出毛氏敢作敢为底草莽英雄气质。毛氏看烂「三国演义」他就取笑「父子皆豚犬」的袁绍，「多端寡要」，拿不起，放不下，所以才为曹操所败。英雄们都是最大的赌徒，你要赌翻摊、牌九，和二十一点，输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赌台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发财。畏首畏尾，婆婆妈妈，「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赌场，玩得了股票。萧何曹参，原都和刘邦是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等到他们要联合造反了。萧曹都怕「秦人诛九族」，才公推刘邦带头。后来项羽把刘邦的老子捉去了，逼迫刘邦放下武器，否则人头相见。刘邦说你把我老子宰了、烹了，可别忘「贻我一杯羹」。乖乖，这才是英雄；萧何、曹参、周恩来、张闻天都绝对做不到，那你只有让「老毛去领导了」（这是彭德怀的名言）。蒋公介石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国民党人当年革命失败了，落难在上海卖股票，戴季陶、胡展堂都把裤子输掉了，只有「蒋伟记」（介石的行号）一家赚了大钱，云云，何足异哉？何足异哉？记得沈亦云女士（黄郛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蒋公微时，某次当庄赌牌九。饿了，招呼姚夫人，煮点东西来吃。姚煮了一碗年糕呈上。蒋接过一看，未说二话，便连碗带年糕，从众赌徒的头上丢了过去。因为庄家手气正不好，而年糕之形，像牌九上的「鳖拾」也。乖乖，这计英雄气魄，胡汉民、汪精卫做得到？所以才败下阵去。毛氏这次让位，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底，便放出口风，他说将于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于翌年「任满」之时，退位让贤。因他本人年事渐高，身兼两主席，实不堪劳瘁。然一旦倦勤，深恐引起全国不必要之震动，故先辞人民政府主席一职，迨接班程序稳定，他或将两职同辞，以待贤者。毛虽未言明让位于谁，然大势显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副主席，应是当仁不让之人选。毛主席放出此政治空气之时，情辞恳切，曾惹起全国人民之同情，和刘副主席肝脑涂地的效忠和知遇之感。本来嘛，人民中国之开国是何等艰难。开国之后如今天下承平，开国元勋，功成身退，揖让为国，三代以下无斯圣，国族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也。果然说到做到，当二届人大在一九五九年四月集会北京时，毛主席谦恭退出竞选，刘副主席乃以全票继位。全国一片欢腾。斯时我辈在外遥观，也为祖国庆幸不已。君不见北美合众国之有今日的超级富强，如无早期开国者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诸贤之揖让为国，盍能至此？我祖国历经百年苦难，终于也有今日，亦步亦趋，走向北美式的富强之路，我辈侨民虽流落海外，亦当为祖国大浮三白也。全国仰望庐山的神仙之会不特此也。更有锦上添花。俗语云，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在全国全党的期盼之下，毛主席更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通知中央有关部会，以及地方各省市书记，于七月初在避暑圣地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也就是所谓「庐山会议」。这一会议当时给全国朝野一致的印象是「纠偏」、「纠左」，将三面红旗的极左路线，适时改正。冒进冒的过火了，及时煞车，原非难事。在毛主席的声威之下，只要他老人家发现错误，有意改正，实是举手之劳。因此，时值盛夏，大家忙里偷闲，到避暑圣地小憩数日，静候改正佳音，岂非「神仙之会」。尤其是毛氏身边有秀才之称的几位青年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都富有诗才（就诗论诗，他们三位的旧诗水平，皆在「主公」之上）。如今白日游山，晚间跳舞，风景如画，佳丽如云。【这些「舞伴」，都是从解放军各单位调来的，政治最可靠，人材最标致的「文工团员」。虽然她们却被不解风情的老粗彭德怀诬蔑为「选妃子」。见文末所引「实录」，页三五二。】岛瘦焦寒，有酒岂可无诗？美景良辰，胜会更多胜友。所以群贤奉召，初上庐山之时，大家都心情舒畅，由主席和总司令朱德带头，庐山这个陶渊明住过的桃源古洞，顿时一遍诗声。毛主席那首「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好耕田」的七律，就是此时的「即兴」之作，印发全会观摩的。四秀才踵起步韵，举国和之。无不以共此一神仙之会，为乐为荣也。因此初会两周，题出十九道，四平八稳，由六组分议。秘书们奉旨，小作结论，大家就可收拾行囊，各还建制了。毛主席雄才大略，文采风流，神仙之会，本是一时之盛事也。【李锐当时是大会纪录，随身记有详细笔记。三十年后编纂成书，不特是一手史料的历史文献，也是一本可读性极高的报导文学，值得反复研读。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四年，台北新锐出版社出版，共三八九页。】从纠左到反右的「庐山会议」可是有谁知道，毛公此人，深不可测。两周之会，和风细雨，只是飓风之前的宁静。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因想对毛氏作私人诤谏而无法面谈，乃上一「万言书」，略抒他自己对党中大炼钢，大办食堂之个人意见。他肯定大跃进「有失有得」；但总的说来，得不偿失。大炼钢生产有限，需中央补贴，一补码十亿，数目之大超过国防预算。如折价购买「消费物资」，堆积起来，可以和庐山同高。这实在是一种「小资阶级的狂热病」云云。（「有失有得」四字曾被毛公抓住，说彭德怀人粗心细，用意至为狠毒。其实此四字只是秘书抄信稿时的笔误。彭为保护僚属，不愿辩白。）彭德怀这封「万言书」，来得其时。毛氏将其印发大会公开讨论。此时大会参与者，从刘少奇、周恩来而下，都不知毛公葫芦里要卖什么药，而纷纷在暗中默测「风向」。【见上引「实录」，页八十。】彭信既出，风向渐明，因为毛彭之间有历史过节。彭之不叫主席，不叫万岁，不唱「东方红」，说调文工团是「选妃子」，并不时点名评毛的大嘴巴，是全党驰名的。如今印发彭信，必有下文，是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果然七月二十三日毛公乃收起笑脸，向全体大会讲话。毛的这篇讲话，历史家如把它当成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来读，他除开反复强调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食堂照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继续进行之外，通篇演说，可说是嬉笑怒骂，七扯八拉，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把大会中严肃的听讲者，不当成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而只是他私人的一群太监黄门、马弁和副官。主持国家大政的将相级人物的个人尊严，可说是被他糟蹋殆尽。毛氏发言态度之恶劣，竟与明朝皇宫之内的「廷杖」无异，只是没有公开打屁股罢了。更可叹的是，这时居满朝文武之首的周恩来、刘少奇，和十七日才赶上庐山的林彪，竟然在毛的讲演中，不时「插话」，为毛溜须、助势。一人拍马，其它二人就非跟着拍不可了。周刘林三雄带头齐拍，其它与会者百余人，谁敢不拍？这个环套，就是极权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了。事实上郭沫若作颂圣诗，也是个连环套。你歌颂斯大林是「永恒的太阳」，你就不能不歌颂毛泽东是「两个太阳」。既然，歌颂了主席爱人，你就不能不向夫人「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得势时，你要向她学习，她垮了，你就非得骂她是白骨精不可了，否则你不是变成为四人帮保持缄默，做她们的孤臣孽子了吗。这一连环套唱了起来，那你郭老在历史舞台上，又怎么不画白鼻子呢？因此在历史文献上，历史人物为自己的清白，无端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堪，读史人，责备贤者，真为之扼腕不已也。总之，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一场讲演之后，半日之间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关键性作用的「庐山会议」，就从个神仙之会，立刻变成个魔鬼之会了。一不做二不休，毛氏索性宣布，在此次「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之后，接着便在庐山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把政策落实，也把三面红旗，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同时把彭德怀，和同情彭德怀的前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是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公开化，阴谋反党夺权。毛更声称要率领全党，来推动一个「反右倾」的群众运动，加以镇压。（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两回事。反右是以党外反党的右派大嘴巴为打击对象的；反右倾的对象，则是党内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冒进的高干。）风向既定，山中警卫乃立刻奉命，对「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张闻天等，加以「隔离反省」（庐山会议的警卫是随毛上山的北京中央警卫师，也就是所谓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中队），因此顷刻之间，不但彭张等再无单独碰面的机会、游山玩水的自由，甚至在公共食堂吃饭的权利，也就同时被剥夺了。古书上所谓「画地为牢」，今日亲验之矣。彭下林上违犯国法党章看清了毛公在庐山会议末期的变脸，才知道他不是华盛顿，或杰斐逊，更不是搞禅让的唐尧虞舜。他把刘少奇暂时踢上高楼，只是一桩以退为进底巧妙的权术运用而已。他不把刘少奇拉到肝脑涂地底拥护他的程度，毛是不敢轻开庐山之会的。毛的厉害之处，不但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也不开没有绝对把握之会的。如今周恩来对毛早已驯服如绵羊，久病思动的林彪，是上山来接长国防部，前途无限，刘少奇是毛新近才「禅让」出来的嘉庆皇帝，对太上皇的知遇之恩，是肝脑涂地，说一不二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有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三人的绝对拥护，毛主席何事不可为？这就是他对开「庐山会议」的绝对把握了。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的「八届八中全会」，一边倒的批彭盛况，和彭张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迫自我检讨，承认那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反党夺权的阴谋，以及种种不堪的欲加之罪，也就没有浪费笔墨的必要了。这儿写历史的人不得不提出一件怪现象，那就是毛开会的目的，原是以林彪来代替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开会之前，毛把这宗腹案是深藏不露的，等到全体大会一百余人，人人加入批彭时，毛才公开他和彭德怀的历史旧账，原来从江西时代开始，他二人就已经是「三七开」，七分冲突，三分合作。彭有历史反革命、反毛、篡党的旧账，毛早就要换掉他的，「万言书」不过是个导火线和借口罢了。当然，不用说，庐山会议之后，彭被撤职，下放成都，林彪就正式接长国防部长了。国防部长在帝王专制时代叫做「兵部尚书」。两千多年的帝王传统中，对一个兵部尚书的嬗替，是有一套繁杂程序的，以示对国家名器的尊重。政府的内阁阁员，不是马弁副官，或保健护士，要换就换的，它总有一系列的升降程序。可是这次庐山会议，一直到八月十六日休会之时，中央常会和中央全会，均未发现黜彭升林的正式提案。这件大事却发生在休会之翌日（十七日），毛氏补开个非正式的小型的中央工作会议，才决定撤彭，升林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然后再送交人大常委会去追认，去盖橡皮图章。严格的说起来，这项任免是既违党章，更违国法的，而毛公和尚打伞，却悍然为之，不以为意。历史家如对这种违法乱纪之事加以解释，那就是和尚打伞，实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大转型中期，避免不了的落后现象吧。将来如有暇，写点有关法制转型的专题，当再细细琢磨之。所有大独裁者都是精神病患总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这个从「纠左」开始，到「反右倾」结束，是出乎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意料之外的。其关键实系于毛泽东这位大独裁者的一念之间。国家的庙堂大政，他老人家根据自己情绪的变化，在一念之间就可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毛公一身系天下安危。上面一计邪念，下面可怜的小民，就千万人头落地了。因此在中华五千年国史上，空前绝后的饿死农民三千万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在是从失败了的「庐山会议」开始的。我们要向五千年祖宗的在天之灵，和今后千万代的后辈同胞，交代一句，这三千万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无死的必要也。他们的冤死，实出于毛某人的一念之间。要其生则生，要其死则死也。岂不令读史者为之叹息流涕。再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曾两度继续强调：「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见上引「实录」，页二○七，页三四四。）他说的那么轻松。他不知道，一百万人排起队来，要几百个足球场才能容纳？杀掉过后，要挖一百个真正的「万人坑」，才能理得下去。朋友，您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心理健康」没有问题？事实上晚年的毛泽东，已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患有极严重的「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才能草菅人命若此。（这种精神病的症状是患者自己时时怀疑他在企图暗杀他底仇人的包围之中，他要杀尽仇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其实这种精神病，在很多个性倔强的老祖父身上，都会发生，只是一般老祖父只能打打老婆、骂骂孙子，为害不大罢了。）吾人搞比较史学，读中国政治史，和世界各国政治史，才知道这种精神病例，不止于毛氏一人也。所有的大独裁者，老年期都是如此的。晚年的朱元璋，就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德国史家谈希特勒，俄国史家谈恐怖伊凡、谈斯大林，都是有相同底结论的。（彭德怀的另一大罪状，就是他也说晚年的毛泽东，就像「晚年的斯大林」。）何以如此，那就是心理学上的重大课题，一言难尽了。做这种精神病患的部属，那就真叫「伴君如伴虎」了。做毛泽东机要秘书最久，而终于被迫自杀的才子田家英，就时时慨叹毛氏反复无常，莫测高深，难于伺候。关于「庐山会议」，今日最完整的第一手数据，应是上引李锐着的「实录」了。吾人细细咀嚼该书，就不难看出「庐山会议」的全貌。它底全盘运作，是以一个权力无限，又无法无天的大独裁者毛泽东为其主轴。他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口白牙，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变是为非。分明是他老人家驱策九千万工农，去炼钢炼铁，他偏要说那是九千万群众对他的拥护，只彭德怀一人，唱其反调。终于把彭德怀那样一位旷世难逢的，有圣贤资质的爱国者，硬性栽赃，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阴谋反党夺权，最后竟处死之于暴徒之手。彭德怀后来死的那么惨，以彭氏之死，比诸南宋秦桧之杀岳飞，则毛某就不如秦桧远矣。因为秦桧还承认岳飞的罪状为「莫须有」，不像毛某之栽赃到底也。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彭毛二人墓木皆拱，吾人推动鼠标，执简书之，是非之间，岂不皎如日月？而那时全国中央和地方数十位主持国家大政的中枢将相，和封疆大吏，都围绕着毛氏一人打圈圈。无法理，无原则，一切全以他一言为定。而他老人家，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上，朝秦暮楚，一无规矩纯墨可循。而日日夜夜却和幻想中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仇人」相对抗。这一幻想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企图抑毛之后，就是他幻觉上一个永远存在的黑影。其后二十年，他老人家便陷入此一走火入魔的幻觉深坑，而不能自拔，与这一黑影魔鬼相搏斗，至死方休。国事在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独断专行的、胡作非为之下，又怎能不糟呢？五十年回顾，血迹斑斑，治史者抚今思昔，怎能不废卷长叹？与毛共事最久，知毛亦最深的李锐先生，说毛的毛病是出在他自幼就迷信未醒的过激的共产主义，毛甚至要在中国搞「废除家庭制度」的乌托邦。但这个过激的共产主义，显然只是毛公病源之一部，给李锐先生过分强调了。苏轼作庐山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锐先生所强调的显然只是「横看成岭」的一部分；是「身在此山中」的印象。吾人治比较史学，隔洋观火，则觉得毛泽东是个精神病人。这当然也是「侧看成峰」的另一部分。要识毛氏这个「庐山真面目」，我想成岭成峰，皆不可偏废，把诸种因素都集中起来，加以计算机分析，就虽不中亦不远矣。读史者可能要问，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了个像毛泽东这样的大独裁者呢？既出之后，人民中国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对他又都毫无办法呢？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虽然是说来话长。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中国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毛泽东只是个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他是我们历史中最后的一个暴君。对付这种暴君，我们一向是办法不大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一种瓶颈问题，君不见，满清末年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对一个独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是毫无办法嘛。举此一端，该可思过半矣。
解放军大换血
「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泽东在中国「绝对权威」（Absolute Power）之建立。语云：「绝对权威，绝对腐化」，这就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的绝对现象。毛虽是个自私独裁的暴君，但毛泽东并不昏庸。相反的在玩弄政治权术中，他却是九段高手。他在「庐山会议」中虽然「大获全胜」，建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但他也知道，全国长期大批饿死人总归不是个了局。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就能放手让刘少奇去收拾残局，自己在党政工作上，退居「二线」。（这个「退居二线」的行动，毛自述是一九五九年底，他自动提出的。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才认真的把他落实为二线领导。）以毛的声威，他怎能「退居二线」呢？但是毛公是个能屈能伸底不动声色的好汉。古书也读得很熟。他知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他那时所忙的第一要务原是整军。军整好了，有枪杆在手，还怕搞党从政的人不听话。所以他就暂时把党政要公，让刘少奇去自行其是，虽然他对刘的所作所为，还是遥为监控的。毛为什么要整军呢？前章不说过，高丽战争之后，人民解放军不是早已四野归一，全都变成了他底「嫡系」（且借用个国民党的名词）了吗？还有什么可整的呢？殊不知这些嫡系部队，现在都掌握在他底嫡系将领（彭德怀、林彪等元帅）之手。庐山会后，他把彭德怀的兵权夺掉了，把彭下放成都去搞「三线」（毛那时准备对美苏两面作战，战败了就退往中国西南的深山大壑里去，长期游击。西南山沟，就是毛公的「三线」）。可是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却是比彭张飞更为诡谲万倍的林彪。他对彭都不能放心，对林简直就要发生恐惧了。再者，黄克诚被黜之后，代黄的又是一位搞特务公安出身的另一「黄埔生」罗瑞卿。这又是使毛夜不能眠的另一「嫡系」。乖乖，这一宗军事难题不解决，他是没空去搞党搞政的。在毛看来，他对解放军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来个全军大换血，把所有的嫡系将领，至少是参谋后勤之外的战将、带兵官（长征时一三军团中的将领）全部换掉，而代之以新血（如原张国焘系统中的许世友、陈锡联等等）。不能全部换，也要换掉一大部，庶几彼此可以相互牵制。使骄纵的嫡系人马，不敢造反，搞黄袍加身。【笔者附注】许世友之窜升，便是个极有趣的故事。许原为少林寺的小和尚，颇有武功，曾在吴佩孚部下任小军官。三十年代投入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因为骁勇善战，遽升为师旅长。张氏叛离共党后，原四方面军分子颇受毛氏嫡系之排挤，某次蒙毛召见，许竟跪地大哭。毛招手呼其：「起来，起来，还是回去带兵去。」这样许才能恢复「带兵」。递升至南京军区司令员。因此对毛的知遇之感，肝脑涂地。某次毛询其治军原则，许氏悍然答曰：「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其对毛之愚忠可知。其后在林彪事变过程中，许为对林监控最主要的力量。笔者曾撰短评论许，认为是近代中国军事转型的重要现象。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原一三军团分子，对此都至感不平。而当时在加拿大养病且死的张国焘，对许陈在中国之窜升则至感兴奋。笔者有史界友人曾访问张国焘，长谈四方面军故事甚详。我至今还保留此录音带。
将不专兵，主席才可将将
毛的第二步整军计划，显然是向赵匡胤学习，搞「将不专兵」。所有带兵官，只能奉旨带兵，私人自己不许拥有一兵一卒，像张作霖、吴佩孚，或李宗仁、冯玉祥那样。甚或像四野分立的前例。关于这一点，在周恩来全力协助之下，毛做的十分成功。其后军区调整，司令员换班，都只能单刀赴会，不许带私人卫队或大批参谋人员，集体接事。这点制度之养成，周恩来实功不可没。因为周在解放军中有至高威信，而没有私人系统，他的建议，既可服众，也可使疑心极重的皇上放心也。周恩来之高明为许多古大臣之所不及的是，他功高而不震主。这才是耍政治的最高艺术境界呢。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毛周在军事上这样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记」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孙悟空，你这位齐天大圣好厉害，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筋斗之后，才发现没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罗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黄克诚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后弄到跳楼自杀，折腿沉沙的绝境，就是犯了中国「二十五史」上，说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体上意」而自作聪明的结果。你这个搞特务出身的大特务，如今又接长兵权，身跨军特两界，而不知善体上意，兢兢业业地去「体谅领袖苦心」（这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口头禅），却和林彪来勾勾搭搭，乱抓兵权，去搞什么「全军大比武」，岂非画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罗瑞卿之另一胡涂之点，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盖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权。如今兵权却在罗长子（罗在军中的诨名）手中。罗长子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可是毛公在党政军特的操纵上，也只抓其重点，不亲细务。关于日常的管理事务，和细节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了。而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毛也就鞠躬尽痹，死而后已。在林彪事变时，周的越级指挥，可以直达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亦可惊矣
破坏党政军系统，越级指挥
我们今日回看历史，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乡社合一」时最大的一着险棋，便是存心破坏原有的党政军系统，搞越级指挥。在人类世界史上，共产党实在是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大帮会。在它那针插不进，水渗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得稍违。他们推动政策时，也是从塔尖开始，层层下达，看政策的性质，规定下达到某层某层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乡社合一」时，毛泽东就把这个体制完全的破坏了。所谓「乡」，原是「千载犹行秦制度」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台湾今日还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开始搞「公社化」之时，所谓「乡社合一」，就是把「乡」这一级的行政单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机关，它是共产主义的基层建制，是包罗人民生活，从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总体。因此实行「乡社合一」是何等严重的「改制」？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详尽规划和相关文献，然后层层下达，慎重试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乡社合一时，他就完全丢掉了这个老香火，来搞越级指挥，一声令下，数周之内就把近百万个「高级社」，改组成两万几千个「人民公社」了。毛泽东这一破坏体制的行为，周恩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刘少奇则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怀则痛心疾首，张开大嘴巴，点名叫骂。【参见上引「实录」，页二二五。】他骂的结果，以上诸节已道其详，而不幸的是，刘少奇由于跻身高位，对前任毛主席有肝脑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关键问题上，对毛帮腔，背着良心说彭阴谋篡党，并指着彭的鼻子说，「与其由你来篡党，倒不如我来篡党」，云云。由于党内外简直无一句反对的声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党政军特财政、外交等老的体制，一体破坏无遗。（毛在援外的款额上，往往不顾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把议好的数目字的后面，擅自加个圈圈，在当时中国，也不是个秘密。）纠左高潮的「七千人大会」当毛主席退居二线，与周总理亲密合作，不声不响地搞其全军大换血之时，刘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劳，也忙的不得开交。事实上，从刘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国家元首开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时间，他位尊九五，全国一人，是刘氏一生的黄金时代。关于刘主席的生平，在刘氏失踪之后，刘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时，笔者由于职业感的驱使，曾细为查考，试为刘作盖棺之论。已略述如上，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国历史上四百几十个皇帝之一，读史者对他不应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过去了。笔者最近重读旧作，觉得尚无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编之，以就正于方家和严肃的读者，对刘的许多细节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复旧论了……。然吾人细察刘主席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之间，史家秉笔直书之，错误虽亦难免，大过实在说不出，而其所作所为，功在生民，则甚显然也。刘氏接棒后第一项要政，无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极左政策，慢慢地扳回头。饿死人的狂澜，就逐渐退潮了。例如他想把农村制度，恢复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产到户」的老路上去，但他却只取其实，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产到户」这个老名词，因为这个老名词，曾被毛氏定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刘恢复此老制度，则名之为「责任田」。事实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刘氏「新政」（亦如二战前罗斯福在美国破产的农村所搞的「新政」NewDeal一样），只是举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锅，则非十万八万言不能尽意。加以笔者在前篇刘传之内曾扼要言之，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刘少奇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村不断饿死人，这个腥风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农村由死亡到复生，到恢复繁荣，从头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层干部，不顾上级的畏首畏尾，而大胆搞起所谓「安徽经验」，对此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有暇当继续剖解之，整理之，庶几存真史册，以便后辈史学博士生，能跟踪继续探索也。刘氏在复兴农村的努力之中，难免的也稍有自负，和藐视老毛的心理和行动。在刘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党国大政上，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原是天经地义的（注意：周恩来就向来不敢作此想）。当国太久了，就应该倦勤退休，做「荣誉主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在中共八全大会中，修改党章时，在刘的动议之下，就曾列有党主席退休后由党中央聘为「荣誉主席」一条。当时毛泽东就认为这一条是专为他而设的，刘也从不讳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线」，进一步退为「荣誉主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刘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也就是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党政军财一锅煮的，所谓「七千人大会」）中，作冗长报告时，表面上对「毛泽东思想」恭维上天，实质上却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的虚妄、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的恶政，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和损失，批评得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分，号召全国全党，今后务必要遵从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以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把数十万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引起全国朝野一片歌颂之声。笔者在安徽有个近亲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狱，在此次获得平反出狱。且看郭的自述：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协委员身分，到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去视察，发现这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有浮夸，把减产报成增产，我如实向省里作了汇报。不料因此招了大祸。认定我是「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造谣破坏」。除开了数十次批斗会外，「安徽日报」还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两次以大半版篇幅对我揭露批判。后来把我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虽然，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我平反了，而且又当了省政协委员。但是，农业生产依然停滞不前……。【见郭崇毅着，「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五八。】老实说，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毛在大会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评，认为犯过错误。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进」，和根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调，跟着刘少奇大唱其「实事求是」，以顺应刘周合着的「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则下的纠左改革。
两个主席争权，数千万人陪斩
其实在毛的内心里，这个七千人大会，就是逼他退向荣誉宝座的第一步。所谓「退居二线」原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冬，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放的烟幕，至此竟被刘少奇加以落实。刘在七千人大会纠左的气氛中，竟然把中常委分成一二线，毛被分入二线，成为真正的「二线领导」。其后在文革期间，据江青透露的内幕消息，毛氏对这个「七千人大会」，是深恶痛绝的。然毛临场却能忍气吞声，而不动声色，真不愧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是刘少奇这一理论、心理和亦步亦趋，对毛作离休的安排，却使他自己变成为毛氏的第一个眼中钉，毛决定非杀之不足以雪心头之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悲的是，刘氏为人比较正直，公忠体国，而城府不深（这是他老相识、老政敌张国焘对他的评语。张氏对其他政敌，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评论和鄙视，唯独对刘却颇有好评）。但是刘氏搞政治、搞党不够机警，防人之心不足，结果一身横死不足惜，最后竟因毛之嫉忌一人，而酿成数千万人为之陪斩的「十年浩劫」。他毛刘两位主席的争权，几乎搞到整个中华民族，也为之亡国灭种，为祸之烈，五十年回头看去，同胞们，匹夫当国。能不令小民胆颤心惊？
社教运动和四清五反
以上所述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也是刘少奇主政三年后，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纠左」政策的总结。可是有谁知道，纠左未及六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又在是年九月底（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在十中全会里，在毛主席声色俱厉的坚持之下，一下就把六月前所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部翻了案。在全会议程中，毛氏坚持全党全国，要继绩实行「阶级斗争」。他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上引「国史全鉴」，卷三，页二八四一。】毛并于同时提出要在全国各阶层推行一项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所谓「四清运动」：清公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则是所谓「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这一来，在国家政策上说，刘毛两派就变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的政党了。白刀进、红刀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笔者附注】两个政客，分别领导两个派系，推行两个绝对相反的政策，民主代议制中，原是最正常的现象。美国开国之初，在华盛顿领导之下的大陆党，原来也是搞一党专政的。后来由于重农轻商的杰斐逊，和重商轻农的汉弥顿，两派水火不容，才分成两党，以迄于今。即将到来的二千年度的美国大选，就是这针锋相对的两党，最近一次的较量。它两党胜败之间，对我们中国、两岸之间的关系，将有不同底决定性的影响，……朋友，美国人民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可以用选票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一死数百万人呢？这就是笔者数十年曲不离口的「历史三峡」的问题了。我们从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至今还未转到底。海峡两岸如今都还停滞在一党专政心态之上。虽然台湾今日有数十个政党，但是一党独霸的传统心态，变动甚少也。我民族要在历史上「出峡」，大致还要等四十年。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长话短说，这个「四清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毛刘两派为此而纠缠，摔跤，一直延长了三整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不得开交，到一九六五年底，毛派就快刀斩乱麻，不择手段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便是这个四清运动的延续，而四清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泽东眼见四清运动，扳不倒刘少奇，才耍赖搞起文化大革命的。话说回头，让我们先把四清运动稍微检查一下，再及其它。为着扩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里，制定了一项指导四清的工作纲领，便是所谓「前十条」。刘毛那时并未正式翻脸，毛氏制定政策，刘氏还得加以推行。刘认为这个「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正实行起来，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为着保护一般党内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刘对这十条乃加以修正，就变成所谓「后十条」了。这是一九**年九月，刘在另一次工作会议上，领导修正通过的。这也可以说是刘为保护自己的，也是曾有纠左背景的干部，不得已而为之的。刘氏这一修正，一下就触怒了毛主席，毛几乎就在「后十条」颁行的同时，就召开另一中央工作会议，立刻废除「后十条」，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条」（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来毛刘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得开交了。就当他们两位主席，摔跤摔得不得开交时，笔者那时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每日清晨上班时，办公桌上都放满了邮局新到的大陆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为着对祖国各项运动的关心和好奇心，我们对大陆出版品的追踪，可说是如醉如痴。但是当我们看到上述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实在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文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们收集了五百多种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把它们当花边新闻全看了，有许多不解之谜，才豁然而解。原来那个「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本是毛主席所手订的，金光万道的革命文献，而「后十条」则是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妄图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这一来才思想搞通，豁然而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主席颇像洪秀全天王
这个一拖三年的可怕的「四清五反运动」，毛派算是再次大获全胜了。但是对手方的刘派，并没有败下阵去。刘派之所以能最大狂风起，仍然稳坐钓鱼台，刘少奇数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功勋，当然是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三位湖南老乡，如兄若弟的亲密合作也是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王和东王、北王、翼王，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附注：国民党的桂系李、白、黄三雄在打平广西之后，也形成火并之势。其后所以化险为夷者，就是他们想到长毛的故事才罢手的。】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下，才关门火并，危险性就比较小了。可是火并还是要火并的。在这次四清五反，和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笃笃定定底，要把洪天王学到底了。他先杀彭德怀这位东王，再杀刘少奇这个北王，又想杀林彪这个翼王。林彪和翼王石达开一样，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卫，不成，才向翼王学习，想远走高飞，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婆伙伴都杀完了，最后又想来对付周恩来，无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学习：洪秀全最后只能靠两个脓包兄弟来保驾【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分册页一五二。】，毛则想靠老和侄子来保驾，如何保得了呢？他老人家最后还能躺进玻璃棺材，而没有像洪天王以黄绫裹尸，被投入阴沟，也实在是邓小平所说的「命大」。刘集团和CC系的区别再者，刘和毛的关系，也颇像国民党里陈立夫和蒋的关系。国民党的现象是全党皆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共产党里没这句话，却有这个事实，那就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笔者曾撰有专篇论「刘少奇集团」，可是刘少奇集团对共产党的掌握，却又与国民党中的CC系不同。CC是个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极强的派系组织；刘集团则是大山头对小山头的呼应。众山头之间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构成一个像CC一样的派系整体。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原是一个大金字塔，笼罩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小金字塔。在打天下期间，它们确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形成一个钢铁的战斗组织。蒋介石不解此理，以一个单独的小脑袋，去敌两国（美苏）、一党（一个钢铁的战斗团体），不败何待。结果时不出三年便被摧枯拉朽的拉掉了。可是共产党这个钢铁一般的战斗团体，打平天下了，大家一共其安乐来，它也就钢铁一般的僵化了。僵化是从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开始的。毛泽东享有绝对权力，也绝对腐化。他老人家从一九五八年冬，大搞其「公社化」开始，越级指挥，把党政军特财外运作的系统彻底破坏。党内正常的各级干部（彭德怀之外，刘周以下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干部），皆敢怒而不敢言；有野心，有邪念的干部（像康生，柯庆施、李井泉、林彪，乃至后来的四人帮），就乘机搞鬼和助纣为虐；一般干脆没头脑的干部，习惯于五千年帝王崇拜，和愚忠的传统，就都跟着「主席」盲目前进，像许世友和尚那样，「主席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极左的毛派了。【笔者附注：国民党里的蒋委员长，也是个有名的「越级指挥」专家，抗战期间，长沙会战时，一个炮兵团忽然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最高当局，在重庆来电话「调走了」。但是蒋的越级指挥只是个「坏习惯」而已，为害不大。不像毛的越级指挥是遍及党政军各部门，而又是有意为之，以限制下层领导的权力。其为害就大了。】但是毛氏的胡作非为，和极左路线，在党内的大小山头之间，是人亡政息，没有真正底群众基础的。全国各山头，如坐镇组织部二十余年的安子文，和带着早年「晋察冀边区」的全班人马「进城」，接收北京之后，把北京市委弄成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局面的彭真（这是毛对彭真的评语）；以及坐镇南中国，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总括说来，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搞极左运动，搞得全国都天翻地覆之时，刘的纠左煞车政策，实在和这些稳健的山头，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刘派的声威登峰造极的「七千人大会」期中，全国大小山头都是以刘的马首是瞻，和刘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都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的基本成员了。所以毛虽大力推动其「四清五反」的极左政策，搞了三整年，对刘实际上，毫发无损，且为识者所窃笑。在这一情况之下，毛公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乐的斗争专家，非常之人，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为重建他那个「毛家天下」（他老弟毛泽覃讥笑他的所谓「毛氏家庙」），彻底搞掉那个犯上作乱的「刘家党」，把全国党政系统也来个大换血，他就只有另择非常的手段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因此也就随之呱呱坠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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