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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正视经济周期逻辑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1-11-25 15:00 标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正视经济周期逻辑

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关心的关键问题是其深度和持续时间；它是一个短周期的现象，还是增长长期趋势下降的开始？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试图从中总结一些规律和特征，以帮助我们判断未来的走势。
　　我们考虑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周期波动两个方面。短期内，经济的供给能力是相对稳定的，增长的波动主要反映总需求的变动和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长期来讲，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更多地和结构性因素以及相关的政策相联系。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长周期
经济的供给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及其使用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体可以用所谓“潜在增长率”来衡量。我们的分析显示过去30多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上升期，都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相吻合，体现的主要是体制改革的红利：上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市场经济带来效率的大幅提高；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水平，我国全面加入全球经济的竞争。
具体来讲，加入WTO从两方面推动了生产效率提高。第一，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占GDP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开放度的提高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更多的技术进步机会，并促使经济活动更为透明，减少寻租活动。最大的效应是使得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活动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率，从而促进了宏观TFP的增长。
第二，参加WTO后的贸易顺差的大幅扩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人口红利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渠道。贸易顺差从2000年相当于GDP的2％上升到2007年的7.6％，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年龄在25岁－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50.5％上升到2009年58.7％，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随之大幅扩大，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开始放缓
在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放缓。GDP增长率从2005-2007年的平均12.7％显著下降到2008年以来的9.7％，这3个百分点的下降主要由净出口贡献，似乎是反映全球金融危机对外部需求的冲击。
但近期发展有其内在原因，一个重要依据是：尽管从需求端看增长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过去几年经历了一轮明显的通胀压力上升，反映了需求相对于供给的强劲，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下降了。
三大因素可能导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首先，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接近完全释放。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开放度显著下降，目前已回落到50％。贸易开放度下降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也是结构调整，实现内外部需求均衡、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但从供给方面看，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其次，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岁－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第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快速上涨，从需求端看，房地产投资及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但从供给面看，高地价、高房价推高了生产成本，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挤压了实体经济。另外，高房价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代际（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差距。资产代表的是对资源的支配能力，财富的分化过大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对供给面效率的挤压随着房价的快速上升而逐渐累积。
如何看未来的增长趋势？参考过去十年我国资本存量的增长路径对未来资本增速作出推测，同时依据联合国的人口年龄预测推算我国的未来劳动力增速，并假设影响TFP的一些因素包括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增长，我们估算“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为8％，“十三五”为6％，到2020年下降到5.5％。
上述的经济增速下降，基本符合国际经验。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经济增速下降1个－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与国际经验没有很大的差距，部分反映追赶效应的降低。
当然，预测结果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下行的风险比上行的风险更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和资源约束对经济供给面的影响，这方面很难量化，但过去的高速增长对环境有一定的透支，未来的空间缩小。
改革可防止增长率大降
从对驱动潜在增长的主要因素来看，劳动力的变化基本是给定的，投资的增速已经很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深化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增长大幅下降。
大量的研究文献论证了科研成果数量的增长、教育水平提高以及政府效率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这些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国（2.5％）、日本（3.4％）、美国（2.7％）等国，而且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较低，我们研发资本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2010为8.2年，显著低于美国（12.2年）、日本（11.6年）、韩国（11.8年）等国。在世界银行测算的各国政府效率评分中（-2.5至2.5），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假设我们在上述领域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同时，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因素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左右，“十三五”为8％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相关的体制和结构改革，公共政策有退有进。
比如说，科研创新的关键是私人部门的创新投入，而市场竞争是决定私人部门创新投入的根本因素。如果一个私营公司，可以通过和政府拉关系获得竞争优势，它在创新上下的功夫就少。如果一个国有公司，可以在行业准入上、在垄断资源的获得上有优势，它重视创新的动力就小。所以从产品市场的竞争上说，政府要“做得少一点”，提供一个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和法规环境。
还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如果农村的劳动力，没有办法获得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教育、培训和医疗机会，其自由移动又受到很多信息上的、身份上的限制，那劳动力市场就不能充分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要“做多一点”，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总之，如果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过去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来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外部冲击和宏调主导短周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经济的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
其次，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短期内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短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具体而言，1995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的两次低位分别位于1999年和2009年，均受到了外部冲击的影响；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
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受到需求波动的影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短周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到政府主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和信贷条件影响更广泛的投资。
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放松，支持内部需求。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
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体现为政府换届和五年计划对基建投资的影响，其特征是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滞后影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原因之一。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个－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个－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2012年将是短周期底部
由于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2012年出口和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动能减弱、经济增速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通过对总需求变动趋势的短期分析，我们预测2012年的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十二五”规划的中期）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有空间。
最后，从外部需求看，我们的总体判断是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构成的下行风险2012年比2013年大。近期的发展显示，市场给与欧洲主要政府化解欧债危机的时间不会很长。美国2013年面临财政紧缩的压力，但紧缩的程度还要取决于当时的增长情况。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长期增长放缓和短周期下行的交织阶段，从长周期角度看，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大幅降低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开放效应逐渐消退，经济潜在增长率未来十年将有明显的放缓。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外需疲弱，房地产去泡沫化和产业投资去杠杆化构成增长放缓的压力，但政策支持增长的余地增加。预计2012年将经历本轮短周期中增长的低点，2013年将小幅反弹；但受制于增长潜力的放缓，回到过去10％以上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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