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21250255.html老鬼口述：我这四十年
发布时间:2011-12-12 17:25 作者:丁东、赵诚 采写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578次
| 老鬼 本名马波，1947年生于河北，小说家。其母为《青春之歌》的著名作者杨沫。文革前，老鬼为北京47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曾因有反动言论被关押。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法制日报》工作。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儿时的电影 我年轻的时候，除了国内的小说电影，主要是受俄罗斯文学和电影影响，当时也就能接触这些。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他为了锻炼意志睡在上面有很多小钉子的床板上，印象很深。书中的主人公罗普霍夫、吉沙诺夫等名字现在依然记得。自己从小能自觉的去磨练，去吃苦，与这本书有关系。 现在的人们当然不追求这些看上去很“傻帽”的精神了，可我的童年都是看英雄主义的电影长大的。50年代这种题材的电影特别多，我记得给我印象特深的是《钢铁战士》，主角是张平演的。讲述咱们一排解放军战士突围，排长跳崖摔伤被俘，另一个小战士和老炊事员也被俘。国民党军官劝他们投降，小战士佯装写投降书，用钢笔扎瞎了国民党军官的眼睛，立即被敌人枪杀。老炊事员当了叛徒。而这排长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解放军把敌人消灭，救出了排长。他已被折磨得蓬头垢面，像个野人。结尾是他把胡子刮了，英姿飒爽，端着刺刀重新站岗。还有《董存瑞》也看了好几遍。那个董存瑞很有个性，他好强，爱和人摔跤，有些虚荣，还有点小脾气。我看了后就抱着枕头钻到桌子底下“炸碉堡”……一遍一遍地玩儿。 看完这些电影后久久沉浸其中，产生了强烈的学习他们，模仿他们的冲动。苏联电影也如此，记得有个苏联电影叫《从小培养勇敢精神》，一开始就是一群小男孩在水塘里打水仗，一小男孩被打得很惨。他父亲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被沙皇通缉。一天他秘密回家，这时警察敲门了。他将自己的一把手枪送给儿子，从容被捕，不久即被杀害。这个儿子就拿着爸爸留下的枪去找红军。当时苏联内战连绵，社会很乱。他在路上碰见另一个小孩，也自称也去找红军，两人就一块结伴而行。但一个晚上睡觉时，那小孩用大棒子把他打昏了，并说：死前让你明白，我爸爸是白军军官，我要找爸爸去消灭你们这些赤匪。当正要最后打死他时，这小孩偷偷拔出爸爸留给他的枪，把那白军军官的小孩打死。最后他终于找着了红军。电影《保尔·柯察金》是60年代上演的，保尔曾偷了一把手枪，藏在老鸦窝里。还有《小兵张嘎》主角也偷过枪，这都给当时的小男孩一种强大的影响，喜欢武器，喜欢枪。我在文革中四处搞枪，跟这些电影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的个性就是特别容易受感动、受感染，跟母亲一样。看了故事后总要模仿，我妈看了侠客小说后，就要当侠客，我看了革命电影后就要当革命者。年轻的时候干了很多举动很怪的事。比如在育才小学时，以穿旧衣服为美、为荣、为革命，认为穿新衣服是资产阶级的，觉得越破越革命。因为那时正面人物都是穿破旧衣服，只有反面人物才是西装革履。所以女同学若穿件花衣服就很瞧不起，斥之为“资产阶级”。 狂飙初起 文革一开始我是反对血统论的。我们学校47中有两个红卫兵，一个是血统论的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为基础的红卫兵，一个是反对“对联”的红卫兵。反对“对联”的红卫兵是先成立的，但被排除在主流红卫兵之外。拥护“对联”的红卫兵占大多数。 我们反对“对联”的叫“47中红卫兵”。我们的头头叫杨志刚，他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反对血统论。我们在当时是少数，受压的。“8·18”毛主席接见的都是赞同“对联”的那一派。我们学校在西郊温泉，那一带军队机关较多，故军队子弟不少。文化革命可闹腾了，在海淀区是有名的，比101中还厉害。学校附近的北安河、周家巷等农村的地富反坏几乎全都被我们学校红卫兵和当地贫下中农给打死了。 我们学校卫生室谢大夫的母亲也被打死。文革初期说她母亲是地主婆，给遗返回原籍，但过了一段时间，她母亲可能无法生活，又返回北京。在学校大门口，让人发现。一群初中小孩就开始打，后来发现她的小包袱里有把剪刀，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就说她企图阶级报复、行凶杀人，打得更凶狠。最后有个同学一脚把她从桥上踢了下去。我们学校门口的那座桥虽然不高，可桥下是干涸的河床，里面有很多石头。老婆婆当场就死了。她女儿吓得流了产。学校团委书记黄秀玲老师也给打流产。我们这派是反对打人的，因我们这派的头头都是高中的，比较沉稳。但高中也有个别人打人，这是人性邪恶的大暴露。打人最狠的、最热衷的竟然是文革前，校领导很重用的同学。比如高三四班有个贫农子弟，文革前是三好生，很积极，但没入了党。文革开始后就说校领导迫害贫下中农子弟，不让他入党。对校领导和老师打得特狠。老师一提他就摇头，不敢相信这人变成这个样子。 当时围绕血统论展开过激烈辩论，我们受到了围攻。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中央文革肯定了我们。我们的观点被实践证明对了，很有满足感。“对联”那派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四三”派，对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成了“四四”派。 拥护对联的还有个叫“红红红”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初中的，革军子弟居多，头头是彭忆东。后来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写了一个《在社会的档案里》，从文革初的极左变成了批判现实的先锋，因为这个，北京市检察分院不要他了，调到全总文工团搞创作。 我文革时持这种态度和家庭背景是有关系的。我父亲是文教界的干部，当时陆平被揪出来了，我爸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副书记，当然同病相怜了。但我不支持这个“对联”，靠的还是一种本能，从没想过这“对联”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很多人支持这个“对联”是觉得“对联”能给他带来好处。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对联不符合毛主席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为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些日子整天学毛选，翻毛选……，从毛选上看党的政策是不唯成份论的，不搞血统论的。自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出身有问题，这种受压的处境，也确实促使我不喜欢这副对联，使我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很同情。我妈属于文艺界，当时文艺界被认为是烂透了的，统统是黑帮。陆平的女儿正和我一班，她爸被揪出来后，我还公开给她写过一个纸条，向她表示同情。这事后来在兵团被人揭发出来，说我同情大黑帮陆平。 我这些思想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觉得毛主席对出身不好的态度不是打击排斥的。周总理也曾说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所以我本能地反对“对联”。后来有一段我还当了学校的一个什么委员。自从1966年10月陈伯达讲话批血统论，我们这派翻身了，有人推举我当了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委员，掌了些权。时值1966年年底，我们还成立一个47中战斗营，把出身不好的都弄进来了，包括陆平的女儿，以前没有组织敢要她。那时候我们整天学马列，找理论依据，防备对方揪我们的辫子。后来有点累了。当这个委员成天开会，还有一些人总追着我，哭着喊着要当红卫兵。高三四班有个同学，文革前年年都是三好生，爸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成了走资派，她当不了红卫兵，找我哭啊，恳求呀，死活要当红卫兵。整天处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心神交瘁，就不大想干了。 抗美援越 这时一个同学从云南回来，说有不少人到越南了，去抗美援越。我最初认为不可能，但他说绝对可能，有人都参了战，并列举实例。这我才开始相信有可能，于是暗中组织了一帮人。1967年4月出发。我们是属于去得晚的，最早的1966年10月份就过去了，还有人牺牲在越南。其中一个是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将军的儿子赵建军。 我们一共10个人，8个男的2个女的，都是我们学校的，算是我拉的队伍，叫“毛泽东抗美铁血团”。经过1966年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之后，又经过大串联，跑野了，没有心思再回到教室搞什么“斗批改”，实在坐不住了。支援世界革命已经不再遥不可及，白日做梦，好像唾手可得。当我们几个一聊起去越南，越说越激动，说得热血沸腾，心跳加快。记得我们是在学校游泳池的一间屋子里策划和组织的，当时我住在那里。我们聊着去越南后可能会碰到的种种情况，觉得马上就要为革命捐躯，要为世界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了。既悲伤又兴奋，禁不住热泪纵横。 这个行动我们都没有告诉家里。为解决路费，我就抢了自己家里的钱，意思是一去不复返。当时父母都不在家，就个两姐姐。我走前把她们都绑上了，怕我前脚走，她们后脚就去报告。为了延长她们晚一点报告的时间，我才把她们全捆起来。这些我都写进我的书里。平日我和家里的感情很淡。还有一个目的是用此行动断了自己的后路，强迫自己义无反顾地去越南前线。 抄完家后，我们真奔北京站，上了北京到凭祥的5次特快。当时觉得买全程票太亏，就买了到石家庄的票。到石家庄后查票时，我们被发现，列车长就把我们骗到餐车，然后叫来一群膀大腰圆的大师傅，通过餐车窗户把我们一个个给扔下车。我有一个背包和一把剌刀没来得及拿，就丢在车上了。后来就只好扒货车，一直扒到凭祥。在货车编组站，每辆货车车厢上都有一个小卡片，写着去哪，我们就通过这个知道货车的目的地。最脏的是煤车，比较舒服的是放机器的车厢，很干净。还有平板车箱，一辆一辆解放牌卡车摞着，我们多次藏在汽车下面。 那些天真是风餐露宿，我们一会分散，一会汇合。中途还被人抢过。扒货车的什么人都有，乌合之众，有的是红卫兵，有的就是劫道的。常常打架，谁拳头硬谁生存，谁拳头硬听谁的。有一个晚上在一小车站上来一帮子人劫住我了，问我要钱。从家里抢的200块钱就在身上，但不能给他们，这是铁血团的经费。为首的是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我背包里有一把斧子，就掏出来和他们对峙，对峙到了另一小车站，这帮人都下车了。我就去找我的一哥儿们，说有人劫我。等天亮后我们一个车厢一个车厢找，找到了就打。这帮人是乌合之众，临时凑成的团伙，哪儿的都有，专劫那些单个的人。后来找见那领头的了，上去狠打，直到他求饶为止。他说他被人抢了，身无分文，只好也抢别人。我们继续找另一个目标。最后在守车里发现，打完后我还把他一脚踢到车下。当时火车正上坡，走得很慢，夜色中我看见他跟在列车后面跑了几步，就消失在黑暗里。那时血气方刚，又有崇高的理想支撑，拿出对付美国鬼子的劲头，痛打这些小瘪三。 中越边界当时并没有界桩。走大路通过友谊关，有人站岗，走小路没人管，走上一会儿就过去了。越南人不会说中国话，但连猜带曚，也能知道意思。头一次，到了那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家捉住遣送回来了。我们出发了三次都失败而归。一次是被越南人抓住了;一次是被广西当地的民兵抓住了;还有一次走着走着，丧失了斗志，自己返回了。 第一回是被越南公安抓住，我们的部队又把我们要回来，最后送回国。自从总理说“去越南的红卫兵，他们的动机、想法是好的，但这样的做法不好，要劝他们回来”之后，咱们的援越部队就不接受红卫兵了，我们到越南以后，援越部队让我们好吃好喝一顿，就把我们送回来。部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友谊关的边防站。边防站的干部负责处理，他们要政审、检疫、打针。完后，就放我们走了。 从边防站再步行20公里走到凭祥，那真是又累又饿。过去后最大的痛苦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每回都特别饿。我们的目标是越南南方，去打游击。我们当中有一人的姐姐在河内，想找到他姐姐，让她姐姐把我们送到南方。我觉得我们没有走到南方的最大原因是饥饿。在山林中行走没人能发现我们，但要长久生存不行。没吃的、没喝的，逼得你要走出山林，到有人烟的地方找吃喝。我们要是能解决吃饭问题，保准能一直走到越南南方。我们最远一次到了谅山，再远就不行了，饿得不行了。只要一离开深山，下到公路找吃的，就会被发现。越南北方当时是战时状态，公安民兵特别多，严防美国空降特务。而一到有人烟的地方，马上就暴露了。越南的公安马上就来了，让你跟他走。那时对我们还算友好，还行。 还有一回没过边境就被广西当地民兵抓住。对我们最凶的是广西边境的当地民兵，他们对北方人有一种排外的敌意，打起来真打。我们被他们抓起来后又逃跑了，他们很气愤，就敲锣紧急集合，村里老头老太太都动员来，拿着扁担、棍子追我们。后来，被他们抓住了就狠狠打，还叫我跪下，我不跪，就拳打脚踢。 他们把我们送到边防站。但一出边防站就自由了，自己走回凭祥市委。市委已经瘫痪了，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把市委的二层小楼都住满了，都是要去越南的。凭祥市离越南就20公里吧，是离边界最近的一个小城。这里哪的红卫兵都有，有一个还自称是聂荣臻的儿子，后来知道是一个骗子，也被我们狠打一顿。我特别恨骗子。此人自称武汉某学院的，名叫聂军。跟这人说一套，跟那人又说一套，四处向人借钱。有几个上海男女猛巴结他，也有人对他身份表示怀疑，他动不动就说：你不信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去!凭祥市的一个老警察负责接待我们，逐一登记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并去电话核实。最后他告我们，军委办公厅答复说聂荣臻根本没这么一个儿子。我得知此消息后，找到这家伙，左右开弓，拳脚并上，好好教训了一番。还听说有一个青岛来的小姑娘，独自去越南15次，死活要抗美援越，后来她哥哥把她接回去了。这也是老警察告诉我们的，当时我很感动。想想我们去了三次就没信心了，真惭愧。 西藏之行 回北京后，我以后就没回家，住在我姑姑那儿。我从小是姑姑把我养大，所以我和姑姑很亲。姑姑就去我们家找我爸，说我回来了。父亲表示每月继续给我生活费。之后，我就住在学校了。时间一长，父母自己处境不好，与我的关系就缓和了。前些时候我写回忆母亲一书时，得知挨绑的小胖姐姐还曾替我说过话，说我抢家里的钱，父母也有责任，因为他们平日对我太不关心了。我真没想到，我绑了她，她还替我说话。我很感谢她。 这次去越南连去带回一共两个来月吧。我们是1967年4月走的，6月份回来的。这年8月份，我们学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打得特别厉害，还打死一个。我们的组织“毛泽东思想公社”人数虽多，但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比较老实胆小，没有力量，老挨打。 8·21武斗起因是抢夺广播室。广播室原来在我们这派手里，他们来抢，把我们这派的人打伤了。我们就叫外校的人来支援我们，来的是北京钢校的，都戴着柳条帽，拿着棍子，表面上挺吓唬人。到了47中后，“主义兵”纷纷后退。但这帮人不熟悉地形，我们学校在山脚下，“主义兵”退到一个坡上，用密集的石块往下扔，钢校的人柳条帽顶不住，就后撤，一撤就乱了。“主义兵”乘势追击。有一个学生跑的较慢，被追上了，众人围着一顿打，当场毙命。我记得他叫丁世德，当时被授予烈士称号。海淀分局来人勘察了尸体，也追究了。但因为是集体打死的，后来抓了几个人，关了一段时间，就给放了。 “主义兵”那派打死我们的人后，害怕遭报复就都撤离了学校。偌大学校空无一人。这时候我和一个后来的好友杜厦住在学校。他们“主义兵”、“红红红”的宿舍被人砸了，丢了很多东西，如皮箱、皮鞋、军毯、被褥等物。学校附近的农民可能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但对方却怀疑是杜厦偷的。杜厦虽然出身不好，但骨头特硬。一般出身不好的都胆小怕事，他出身不好，却勇敢得很，老和对方辩论，所以对立派把他恨之入骨。“8·21”武斗后，他们就说杜厦抢了“回力鞋”[1]等，总想打他。他只好四处躲避。武斗后，学校没法呆了，我听说西藏好弄枪，就想去西藏。杜厦呢，为了躲避对方追杀，也决定和我一块去西藏。 我们是从格尔木，青藏线进去，从川藏线出来的，川藏线沿途风景美丽极了。在唐古拉山口时，有一辆车翻到沟里，我们只好把货卸下来，搬到另一车上。我们本来可以不干，但看见工人都在干，我们站着也不好，就帮着卸。一动就喘，特别喘。脚上像踩了棉花，软绵绵的。过了唐古拉山就到了拉萨。自从平叛之后，西藏的基层干部都配着枪，所以我才想来西藏找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弄支枪。1967年秋，内地抢枪成风，河南二·七公社大规模武斗，到处都动枪动炮。在当时那个背景下，抢把枪也不算事。我们在拉萨发现了一个当兵的，走到哪儿都背着一把带皮套的五四手枪。拉萨城市不大，只有罗布林卡、大昭寺等几个名胜，老碰见这当兵的，因此萌生了夺他枪的念头。为了不打死他，我用床单将斧头把儿厚厚地裹起来，以防打坏头骨。但那晚上他没有出现在我们埋伏的地方，此计划落空。 后来返回路上，我们在昌都狠狠地偷了一批刀剑，十几把，有长有短，特漂亮，一些刀把上还镶嵌着宝石。由杜厦进去偷，我在外面放风。这是昌都公安局的一间小土房。回到招待所一看，哪把刀都爱不释手。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让回去给捎把刀。我们担心回去这几把分不过来，就计划再偷一次。但第二次偷时，当场被抓。结果连同第一次偷的全部被没收，我身上带着一颗手榴弹也没收了。经过与我们学校打电话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释放。这次教训是太贪婪了，要不偷第二次，就能带十几把刀回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干许多平时不可能干的事情。 搞到3支枪 从西藏回来后，我们觉得8·21武斗已过去好几个月了，估计没事了。1967年12月7日，我和杜厦就悄悄溜回学校。结果被对立派发现后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头头。他们就来了很多人把我们堵在宿舍，抓住杜厦猛打。他们没打我，因为我出身好。把他扭送到军训团办公室后还继续拳打脚踢。那晚，满院子都是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只有几个人在旁边死死护着他。但护不住啊，他们人太多，有上百号子人。 那时军代表根本没权威，说话没人听。军代表一看不行了，就打电话给北安河派出所，让他们把杜厦带走。他谎称公安局要拘留杜厦，那派人才住了手。派出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杜厦带上铐子押走。车一到北安河派出所，警察就解开铐子，把杜厦放了。我们连夜进了城。如果不这样假拘留一下，那晚上杜厦有生命危险。 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回学校了。有个同学山根，他姐姐在北师院，我们就住到北师院去了。每天练“块儿”[2]，练格斗、拳击、摔跤，准备报仇。那次打杜厦时表现最坏的一个叫大鼻子，我们准备和他单练。后来我们还是想弄几把枪，杜厦和山根就去了河南信阳。那时，河南信阳的初中生都有枪。我在北京当后勤，他们要什么我就给寄什么。有一个人爱喝酒，我曾给寄过茅台酒，可那人特谨慎，睡觉枪都不离身。发现找大人不行，就找小孩，后选中了一个小初中生。他特爱武术，我们就用几本摔跤书、武术书，换了两把10响的驳壳枪。但我们三人就两把枪，分不过来呀。山根有个姨夫在湖北军区当干部，他就去武汉把姨夫的五四手枪偷了。他姨夫丢了枪急得要命，报告了湖北军区保卫部，保卫部的人来北京找山根问：你拿了姨夫的枪没有?如果拿了赶快交出来，否则你姨夫要受纪律处分。山根说没有，死不承认。湖北军区保卫部一看我们三个都死不承认，就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湖北军区保卫部一找我们谈话，就预感不妙。我们照了一些拿枪的相，在鹫峰附近轮流放了几枪。然后用布包上，抹了很多黄油，放进一木盒子，埋在学校的果园里。1968年4月份的一天，海淀分局先把他俩抓了，一进去他们就都招了，公安局去果园把枪挖了出来。 我进去的晚，放的也晚，在局子里呆了75天，印象最深就是饿。每天两个窝头，饿呀!窝头说是一个四两，其实也就二两半，我在里面饿昏过两次。每次拿上窝头，捧在手上，先把窝头边上的渣舔干净，一点一点地嚼，咬一小口，要嚼几百下，把窝头嚼成糊糊了再咽。吃完以后，还要把每个拿窝头的手指头舔一遍。掉地上的小渣渣也要用蘸上唾沫的手指头粘上，放进嘴里。那真是可怕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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