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惊叹的是，艾尔曼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梅隆访问教授任上正式出任该校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这一双聘教授的前任正是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余先生也是1992年2月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撰写者。
缘分如斯，一套“剑桥中国史”将余英时、艾尔曼和王俊义等几代中外学者、译者和出版人联接在一起。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重镇，还是在中国，“剑桥中国史”迄今仍是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
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其前任任晖也负责过部分联系译者的工作），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和马晓光、郭沂纹等手上（王俊义仍审读其中一些卷）――这种生生不息的出版代际传承，冥冥中也呼应了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为即将付梓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撰写的导论题目――“承旧开新”。
一
1976年后的中国已逐渐告别梦魇般的“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称“中国社科院”）于1977年5月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与中国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出版和引介最高水准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首任院长胡乔木夸下“海口”：“如果哪位优秀学者的学术著作不能出版，你们可以‘弹劾’我。”在这种开放氛围下，1977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梁寒冰（1909―1989）向所里编译室的张书生（1919―1997）和杨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译“剑桥中国史”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任务，梁先生早在1930年代就翻译出版过《唯物史观世界史》。
“剑桥中国史”各卷皆由国外重量级学者主编，各章亦由有学术公信力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这套丛书隶属于“剑桥历史丛书”――它为20世纪多卷本历史的学术写作树立了典范。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的钦定教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策划和主编的16卷本“剑桥近代史丛书”，于1902年至1912年间出齐，剑桥大学出版社随后又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印度、波兰、英帝国史和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圣经史、伊朗史等，均引起极大反响。
1966年，由当时美国和英国最富盛名的中国学大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联袂担纲总主编，“剑桥中国史”从最初的6卷扩大到后来的15卷，叙写中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至1982年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2000余年历史。
199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才推出一本独立于“剑桥中国史”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迄今尚无中文简体字版），从西方历史学界当时承认的商朝写到春秋战国。
历史所和世界史所是当时中国社科院实力较强的研究所，历史所编译室的张书生曾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1928年生人的杨品泉195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这名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除了像大多数教会大学学生那样“外语比较扎实”外，对西方经济史葆有特别兴趣。即使1953年从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调入中国科学院后最开始担任的是财会和行政工作，他依然化名在《中国史学动态》上译介西方最新史学动向。
1993年底接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马晓光还记得，当时社里特别倚重院内学者的推荐。82岁的杨品泉始终强调当年是在张书生带领下参与翻译的，编译组同仁将率先译好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原版各卷均以“《剑桥中国史》第X卷”为名，也不按卷序出版，引进后均根据原书所标识年代以断代书名对应）给了出版社，“他们觉得我们翻得还可以”，后又译出第1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名分上下册一同出版（其英文版1978年出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1800-1911年)》叙述了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当时只能集体署名的译者们告诫读者：“它也有某些提法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图中有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等说法，我们均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
二
杨品泉当年还预料不到，《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其后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会影响几代中国历史爱好者和作家，对国内学者也有相当影响。在深圳媒体2008年发起的“私人阅读史：三十年阅读书目”调查中，“剑桥中国史”获得30余位知名读书人的4次推荐。2005年7月，《历史研究》在精选创刊50年来的书评时，罕见地将两篇分别评述《剑桥中国晚清史》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书评收入同一本集子。其中，思想文化史专家李华兴在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力求把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作为理解晚清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钥匙，这是《剑桥中国晚清史》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这部著作也“注意文化的区域性和层次性，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具体考察”。
当然，李华兴也批评该书“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有的没有论及，有的语焉不详，个别论点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说它偏颇，是因为它试图用单一的原因解释（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及其文化影响）这一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时隔多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回忆称，他只看过《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部分章节但“没有细看”：“国外的学者以观点胜，（这套丛书对我）特别的影响不好说。它代表了国外的学者在有关方面的最高成就，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说，要善于接受各方面学者有价值的观点”，“不像中国著作有一个主编，往往要观点、体例前后一致，它是不同专家和成果的结集，甚至可以说是很松散的集体著作，最充分地反映了各个学者的观点，比较重视学术的自由。”
北大历史系教授及华东师大特聘教授杨奎松也忘不了这套书带给他的震撼：“一是第一次知道可以这样编断代史，很新鲜。因为过去凡看到这种叫什么什么朝代史的书，大凡都是通史性的编写法，从未见过一个学者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写一篇，然后大家前后衔接拼起来做为通史”，“二是当年国内研究晚清史也好，民国史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好，还都是集中在政治外交史或所谓思想史方面，‘剑桥史’已经开始有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而近年特别活跃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2005年开始撰写《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时，开始细读“剑桥中国史”；他2009年出版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8）》也和费正清的启发不无关系：“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吴晓波的一篇博文“费正清的眼睛”也在网上四处流传。
《剑桥中国晚清史》迅速热销坊间后，较大的翻译难度和偏低且出书后才能领取的稿酬，却困扰着清贫而高龄的译者们。1988年接任总编辑的郑文林立即让谢亮生邀请译者来开会，满怀诚意地提高稿酬并允许预支。于是，其他各卷的翻译和出版难题迎刃而解，该社另一套重点书“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丛书”也采取了类似的鼓励机制。
三
1991年，王俊义调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约一两年后升任总编辑，继续协助社长郑文林，“剑桥中国史”后续各卷陆续出版：1990年8月，英文版第14卷的中译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1949-1965年）》出版，责编马晓光翻译了第9章“教育的新方向”。
1990年12月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为原书第3卷，英文版1979年出版）――该书认为武则天改变了儒家女性不能当政的传统，只是她晚年过于崇信佛教、独断专行；在批评隋炀帝骄奢淫逸的同时，又承认这位诗人、散文家和政治美学家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92年2月，《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原书第7卷)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原书第1卷，英文版1986年出版）问世――《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的作者、华裔历史大家余英时教授，撰写了其中的第7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总主编崔瑞德后来在2007年1月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原书第8卷）的序言中，这样解释“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名单中为何没有出现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和中国的学术界正在进入最凄凉的一段时期。历史专业与一切门类的知性活动一样遭到了破坏……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交流，否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1992年8月，推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原书第15卷）；1994年1月，《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1912-1949年）》（分别为原书第12和第13卷）出版；1998年8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面世。
其中，王俊义“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现实太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分卷主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R．麦克法夸尔领导的那些撰写者将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共高层领导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王俊义对此做了一些删节和变通处理。
由于其特殊性，出版社按惯例向新闻出版署报批，可上海一家出版社推出的同名图书却在这时摆上了各书店的书架。郑文林迅即向中宣部出版局汇报，请求尽快批复出版“共和国史”。由于当时的对外版权问题尚未规范化，上海这家出版社的同名图书直到几年后才全部下架。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也于1996年12月20日在日内瓦通过――过去未经国外授权就翻译引进的作品只能“自动保护”至1997年。可“剑桥中国史”的简体和繁体中文版版权此时已全被出售给台湾南天出版社老板魏德文。
魏德文在1987年开放中国大陆探亲后就经常往返于两岸间，曾希望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译好的各卷带回台湾出繁体字版，让对方将其译好的各卷拿来出简体字版。但台湾版《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翻译水准被谢亮生否决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下半年开始却需要从南天出版社购买版权。
1994年，郑文林参加台湾书展，专程去谈版权合作，未果，因为那家上海出版社也有意从南天购买版权。情急之下，郑文林只好向魏德文宣讲中国大陆的出版法规和政策：“你就是把整个这套书版权转让给他们，他们也是出不全的，只有我们出版社才能出全这套系列丛书。”最终，南天才以5%的版税转让了中文简体版版权。1990年代中期，王俊义赴台湾参加一次清代经学研讨会，还随身一次性带了10多万元版税给魏德文。
1998年，王俊义卸任总编辑，和他的老搭档郑文林于次年退休，但他们一道，亲眼见证了“剑桥中国史”中大多数卷的中文简体字版在1990年代的集中出版。郑文林退休9年后还记得，“这套系列书不仅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一般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一些党政机关还买去给领导作为必备书”，“到90年代中期各卷印数大都在2万册以上……我记得90年代中期在中央党校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光这套系列书的订货码洋就占了我社全部图书订货码洋的一半。”
四
1991年，费正清去世，“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的出版速度曾有所减缓。另一位总主编崔瑞德1980年赴普林斯顿大学任“胡应湘（Gordon Wu）汉学教授”，常设编辑中心事实上开始移师普林斯顿，编委会常邀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史学精英来开会。早在1979年和1980年的明代史编写国际研讨会上，就已有中国学者加入。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领导的版权部门日益强化了和对方的合作。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也感觉到“我们的出版进度基本上到‘明代史（下卷）’就与他们同步了”，其间多次重印再版。
以2000年为界，“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主要由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有鉴于此，2000年开始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郭沂纹，在前任社领导张树相、李茂生和现任社领导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及马晓光的大力支持下，与同事张小颐、李炳青、史慕鸿及特约编辑郭沂涟一道，于2003年至2007年间重新组织了丛书的校订和翻译。其间，由于当时中译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纹逐一联系了译者，逐卷签定了新的出版合同。
2007年1月，新补充进来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出版，19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广为中国大陆读者熟知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了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但这样客观的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洵、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马晓光……
郭沂纹还一直难以忘怀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还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近200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而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则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
当“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英文版2002年出版后，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嘱托下，世界史专家于沛领衔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迅速承担了全书翻译，他们曾有意将其作为独立编译成果出版，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是坚持将其纳入“剑桥中国史”丛书出版。
200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代史”英文版，其中文简体版版权也已被出版社购得。据悉，双方合作现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剑桥世界中世纪史”等系列，“剑桥中国古代史”正在翻译中，“剑桥宗教史”、“剑桥哲学史”也列入了该社选题计划。
2009年圣诞节前日，艾尔曼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华东师大海外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王俊义等，围绕将于2010年5月出版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举行了一次“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趋势”的学术对话。
艾尔曼直言不讳：“时代不一样……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转变，年轻的研究生虽然很尊敬（费正清）他们，他们是前辈、是老师，但是后辈也可以和可能超过他们”，“‘剑桥中国史’其实是美国中国史……（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学研究是很流行的、很拔尖的，现在欧洲也有比较多的人研究，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但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靠前面一点”。
朱政惠则注意到，伯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Jr．1937-2006)生前参与确定了“剑桥中国清代史”的撰写提纲和作者名单，但由于和费正清意见不合而退出，他的分卷主编职位转交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
“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转向‘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也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是研究的视角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令王俊义欣喜的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除了越来越多地吸收戴逸、薛虹和李洵等国内著名清史专家的学术成果外，也具名援引刘凤云博士这样的中生代清史专家的研究成果。
此外，参与撰写的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陆西华（Gertraude RothLi）精通汉语、满语、日语、德育、法语，能直接阅读和引用满文档案；美国达特?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精通满语。2010年年初，郭沂纹将“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中文译稿转给这些原作者时，他们都能顺利校阅。
“了解国外汉学、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他们国内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背景。”葛兆光教授发现，“这部书明显地……从政治史为中心，逐渐转到社会、文化、族群、性别等这些问题”，“他们关注清史的范围逐渐地从以汉族原来的‘中国’为中心，开始更多地关注边上的事情”，“我比较关心宋史，宋史很显然出现区域史的转向。过去一个统一的‘中国’、后设的‘中国’概念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出现问题了。”
五
自1985年以降，“剑桥中国史”25年来引进和出版了绝大多数卷，一些本土学者似乎开始淡忘这套大书当年带给他们的新鲜和震撼之感。但这或许恰恰说明，他们在近30年里随着全球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成长，也越来越摆脱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王俊义对“剑桥中国史”用情最深，但他始终认为“中国毕竟是中国学赖以产生发展的本土”，“国内学者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首先应占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资料，同时还要吸收、消化、掌握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则称，《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也坦承，“我就读了一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且是在2000年以后。沈志华去年8月出版了他主编的3卷本、110万字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开拓性地重构了苏联74年的兴衰史。表面上看，由22位本土学者参与、涉及28个专题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有些类似“剑桥中国史”的集体性写作，但沈志华强调，“我们这个主要是案例研究，是在苏联史还没有深入、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做的”。
光阴荏苒，两三代人参与的“剑桥中国史”的出版接力仍在继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英文版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被翻译成中文应该也为时不远。“现在就剩下‘魏晋南北朝史’了，英文版也没出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任总编辑助理马晓光不知道“剑桥中国史”最终何时能成为“完璧”，王俊义和郭沂纹等人也都不能确定。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与素未谋面、万里之遥的异国天空下的剑桥出版社几代出版人一样，参与“剑桥中国史”的出版，一定是这几代中国出版人职业生涯中最为骄傲和幸福的记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