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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亞洲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10小说+10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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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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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8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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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10小说+10非虚构）
章海陵
•
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非小說）揭曉，既有從史學家角度借古諷今，也有從治國經驗揭開國家發展真相，更有從完整生命角度提出創意教育觀點，岳南、唐寶林、朱鎔基、熊培雲、周德偉、司徒華、張鳴、羅海雷、尉天驄和嚴長壽都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以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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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二零一一年，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已達三萬二千億美元。在不少華人心間，這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財富引起的不是由衷的讚美，而是沉重的嘆息：與之匹配的文化財富的積累在哪兒？當代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又在哪兒？一個國家的崛起畢竟不能僅只是為了送走人窮志短的自卑，也更不能只為一展財大粗氣的「豪邁」而得意忘形。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華人社會依然有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行。這就是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和網民孜孜不倦的書寫﹑思考與閱讀；這就是台北敦化南路誠品書店﹑深圳書城似乎任何時候都擠滿讀者的「求知景觀」。當然，華人世界「向上的力量」也包括近年中文好書的不斷湧現。
二零一一年吸引讀者眼球的中文好書，首推對複雜的現代史進行精心梳理﹑三大卷同時出版的《南渡北歸》。兩岸讀書界對這套大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為「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選的史詩巨著」。作者的感嘆深沉而悲愴，也令人驚悚不已：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值得注意的是，洋洋灑灑「史詩」的作者岳南並非見證左禍浩劫﹑飽經滄桑的「過來人」，而是生於一九六二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新一代文化人。
學者唐寶林推出《陳獨秀全傳》則是一部「顛覆之作」，徹底推翻了長期強加在這位中共第一任總書記身上的污蔑不實之詞。作者憑著
公民的正直與學人的良知，大力為傳主「正名」，奮筆整整三十年。「全傳」論證陳獨秀無愧於時代和人民，堪稱民主思想家、革命家和愛國者。陳獨秀不屈不撓，既抗議滿清、北洋與國民黨獨裁統治，也抗爭共產國際﹑斯大林及中共的專制主義。他浩然一生，可歌可泣。
注重對現狀的剖析，以及對現實的批判，是該年度中文好書的又一特色。人們饒有興味地讀到《朱鎔基講話實錄》，發現這位前總理講真話﹑揭黑幕﹑批現實，似火激情與犀利詞鋒絕不亞於「以憂國憂民為己任」的媒體人，甚至在有些問題上更有所超越。
學者熊培雲立足於故鄉村莊，考察百年中國鄉村的「淪陷」與希望，推出專著《一個村莊裏的中國》。其實，這部嘔心瀝血之書更是在為中國現代化尋找新路徑。作者認為，中國農村建設六十年的榮辱沉浮，與所謂不可知的命運播弄全然無關，而人的理性﹑決策與行為才是主因。中國今天的企業改制﹑城巿化﹑維權與維穩﹑農民工進城等一系列問題，也莫不如此。
亞洲週刊二零一一年非小說十大好書揭曉：
（一）、《南渡北歸》（岳南、湖南文藝／台灣時報）；（二）、《陳獨秀全傳》（唐寶林、香港中文大學）；（三）《朱鎔基講話實錄》（朱鎔基、北京人民）；（四）、《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熊培雲、北京新星）；（五）、《落筆驚風雲》（周德偉﹑台灣遠流）；（六）、《大江東去》
(
司徒華、香港牛津
)
；（七）﹑《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台灣聯經／香港中和／廣西師範大學）；（八）﹑《我的父親羅孚》（羅海雷、香港天地）；（九）、《回首我們的時代》
(
尉天驄、台灣印刻
)
；（十）、《教育應該不一樣》（嚴長壽、台灣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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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傷別離》三卷，是作者岳南耗時八年，搜閱近千萬字資料所完成。該書詳述二十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劇烈變遷的命運。岳南在書中披露，國寶級大師陳寅恪，面對政治時局具有令人驚心的預見。一九六一年，毛澤東發表詩辭「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陳寅恪旋即就在贈好友吳宓的辭賦中寫道「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有頌紅妝」。雙目失明﹑心思敏感的陳寅恪預感「刀光劍影﹑殺聲震天」政治動亂的臨近。僅過五年，「紅妝退盡﹑綠裝叢生」的紅衛兵登場，文革「五尺槍」沒有射擊帝修反，而是瞄準了各行各業﹑尤其從事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從捆
於綠軍裝中間寬大厚重的銅頭皮帶，所抽打的目標正是陳寅恪﹑吳宓之類千萬教授與自由知識分子那薄薄的腦穀」。但毛澤東不知道，知識分子也是經濟力，具有影響歷史進程與人心向背的強大作用。侮辱﹑敵視他們，會有什麼結果呢？四人幫那麼快就成了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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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國際史學界也流行中國式「時勢造英雄」之論，認為若不是生逢其時或恭逢其盛，曾經大幅改變法蘭西國運與世界格局的拿破崙，終其一生也不過是普通的上校團長。此規律也適用於毛澤東。《陳獨秀全傳》作者唐寶林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但他這部作品無法在大陸出版，而只能由香港中文大學推出。作者披露毛澤東曾承認，直到中共成立前一年，他的思想仍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大雜燴」，不知世上還有馬克思主義。是陳獨秀引導他將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如果陳﹑毛之間沒有這場談話，如果陳獨秀沒有派毛澤東赴湖南建黨，如果不是陳獨秀全力將毛澤東提攜到與總書記擁有同等權力的中共中央秘書，毛澤東必定仍是傅斯年﹑羅家倫一類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
唐寶林還在書中描述傳主陳獨秀的性格特徵：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光明磊落，百折不撓。作者也不迴避陳的錯誤缺點、他的輝煌與失敗、他的不朽業績與英明預言、他的喜劇與悲劇、以及四次獨特的婚戀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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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偉人著作﹑領袖文選﹑首長講話等出版物幾無閱讀價值，可是《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命運卻截然相反。對此書隨便翻翻，你就會發現中國大陸諸多報道不受群眾歡迎是什麼理由。在《實錄》中你看不到嚇走讀者的套話﹑空話，而深具個人特色的朱氏妙語比比皆是，比很多電視劇對白都要精彩。比如，關於反貪腐，朱鎔基表示，「江（澤民）主席講過，我有問題，你來查我。江主席都說可以查他，什
人不能查？為什
不能查」？「我是你們的後台，江主席是我的後台」；「原則一定要堅持。我全都給你們擔待，大不了我下台」。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朱鎔基《實錄》恰恰也是中國「病灶」的標本。在一個「黨比法大」、執政者將行政﹑立法和監察集於一身的國度，曾發誓「抬一百零一口棺材反貪」的朱鎔基遭遇大尷尬是必然的。比如，中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意出台官員公布財產的「陽光法案」，分明具有強大的合理性，更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但卻無疾而終，不見下文。時至三十多年後的當下，還有什麼執政表現比制度建設淪為空談更令民眾啼笑皆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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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使人善辯，哲學使人深沉，而歷史使人聰明（培根語）。《一個村莊裏的中國》的作者熊培雲面對歷史，更注重心靈與真實。他汲汲營造關於「風險社會」的縝密論述並指出，正是當年人民公社的失敗，餓死了大量農民，「他們有種糧食的義務，卻沒有獲取糧食的權利」。
大災荒更重要的另一個源頭是，社會反對意見無立錐之地。對一個民族而言，反對意見是極其重要的生存資源。實際上，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慘劇，早在一九五零年就被一個名叫董時進的「留美海歸學者」不幸言中了。他上書毛澤東稱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從邏輯上說，「一旦田地社會化了」，將造成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董時進走的是與錢學森﹑鄧稼先等海歸科學家相反的路。言路受阻後，董逃出中國，回到美國，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的農業顧問。可以想見，董時進的抱負若能實現，最起碼能讓三千多萬農民好好活下來，僅這一點而言，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不知超過錢﹑鄧等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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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筆驚風雨》的作者周德偉，很多人只知他曾出任台灣關稅署長，卻不知道他在「五四」期間就讀北京大學，最早接觸共產黨，其後又參與國民黨黨務。周沒被左派牽著鼻子走，也因信奉海耶克的自由主義而不受當政者青睞。周德偉三十萬字回憶錄蘊含非常豐富的史料，讓讀者了解民國史不為人知的一面。在尊崇儒家的周德偉眼中，黃興的人格要比孫中山更接近於君子，汪精衛具有更明確的憲政理念，而蔣介石則有太多的私人權謀考量，所以才會用各種理由拖延立憲。這一觀點顯然與所有的現代史不同，從而也打開一條重寫現代史的通道。學者吳惠林認為，周德偉重新評估儒家傳統思想，並賦予了新的意義。而周德偉小兒子周渝稱，父親的描述「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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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歲暮，香港輿論界再次掀起「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論戰。香港民主派元老﹑已故領袖司徒華出版回憶錄《大江東去》，聲稱他至死都愛中國，因為他銘記中華民族的苦難；而新中國成立也曾令他熱淚盈眶。但他卻不是親中派。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由司徒華領軍的支聯會打出「愛中國、愛香港、愛民主」的紅色旗號舉行大遊行。親中派表示，紅色帶有慶祝的意思，表示慶祝回歸，認為司徒華「幫了他們一個大忙」，應該給他頒發大紫荊獎章。而司徒華表示，他們並非在幫誰的忙。頒大紫荊獎章，雖是「開玩笑」，但也著實「太小覷了我。即使真的給我獎章，我會接受嗎」？司徒華的政治信念是「愛國並不等於愛黨，也不等於愛一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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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北京學者張鳴推出《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作者認為，戊戌維新是過於急促的變革，因為中國被日本打敗，整個國民的心理負擔都很重，光緒皇帝更想讓中國有一個急劇的改變。而改革人士康有為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只是新近小臣，地位很低者要掀起大浪必須使用非常的雷霆手段，他的言論某種程度上硬把西太后給推到了亡國派那一邊，把一個最有實力﹑可決定政局的人推到那一邊，所以戊戌變革不可能成功。
作者張鳴說，清朝實行新政之後，民變在減少，一個王朝開始變好的時候，革命的言行卻越演越烈。這一次是因為皇族組閣犯了大錯：十二人內閣，四分之三是滿人，無能又要攬權，錯誤就犯得更大。的確，大局改觀不是革命黨的成功﹐而是當政者把一個王朝、一個國家的主體力量全都得罪了。這一切都盡收於《辛亥：搖晃的中國》這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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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夏天，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我的父親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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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香港知名報人、共產黨員羅孚（本名羅承勳）幼子羅海雷。二十九年前，時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突然被召回北京扣查，被指為「美國間諜」，判刑十年。「機緣巧合」、「歷史獨特環境的產物」，羅海雷如是說。他在書中特別舉出早年被指為中國第一冤案的潘漢年案，並與羅孚案做比較。他感慨二者都是「審判只是過場，法院只辦理法律手續，根本就不是審查案件的事實。」
這是一個革命不斷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羅海雷說，這真是「讓人感觸的大時代故事」。至於誰是誣陷羅孚的元兇，經過推斷後，心中有數，但既沒有清晰證據，當事人也已離世，書中不再點名提及，反而，他格外感慨故事反映出整個體制的問題。羅海雷說，中共陶醉於自己的組織能力，不斷審查自己人的忠誠，這在戰爭時期是正常的，而且敵人也變相成為了一股制衡力量，但是到主政時，沒有民主法治制度，仍然不斷審查自己人，而且在整個體制下可隨便舉報，被告無自辯的機會，結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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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台灣教授作家尉天驄藉新書《回首我們的時代》，細數自己與二十三位、橫跨三個時代的作家的情誼。其中包括臺靜農、高陽、子于、俞大綱、楊逵、程兆熊、何欣、王夢鷗、姚一葦、無名氏、陳映真、唐文標、王禎和、紀弦、商禽、楚戈、逯耀東、奚淞、聶華苓等人，「大家一起走過那段歲月，相互激勵，也因此得到了往前的方向」。書中對陳映追憶真最令人感傷，深刻而傷感爬梳了他成為左翼思想家的過程。作者與他最後一次相聚時，陳竟對尉天驄說「大陸文革有它莊嚴的意義」。兩人政治與文學理念漸行漸遠。
尉天驄曾是作家無名氏的粉絲，自薦為他的論文講評，因而相識，無名氏逝世前最後幾日兩人曾經相處。無名氏人生最後經濟很困難，甚至還得請他代為買藥送飯。在與高陽的對談中，作者表示「明朝是歷史上最腐爛的一代，也是在腐爛中最顯現人格的一代。」他建議高拿這類故事當創作上的參考，而高陽也明白摯友在勉勵他做中國的巴爾扎克。「如今高陽已經已逝世十五週年，每當想起他，腦海裏浮現的，就是一個微屈著背﹑蒼茫獨立於輓歌聲中的寂寞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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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發人省思。嚴長壽年過六十，人生歷程豐富，他說：「挑戰自我、常保熱忱，面對挫折是很好的學習機會，用正面學習的態度，放下執著煩惱。」
嚴長壽認為填鴨式的教育法，「是無法點亮孩子的天賦與優勢，因為教育不是倒滿一壺水，而是點亮一根蠟燭。而許多父母都認為讀書是唯一的方法和管道，怕輸在起跑點，卻沒贏在人生的最終點」。孩子長大後無法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這為父母者最大的失敗。學童的「天賦、熱忱、溝通能力，及創作思考的能力，從中找到自己的真實價值，這也是社會的核心價值」。
放眼今日全球，權貴集團狂妄驕縱，奢華背後貧富懸殊，底層弱勢辛酸困頓，倘若對此追根溯源，可發現都因違反普世價值﹑背離現代性所至。如何能使這個世界不一樣？首先教育應該不一樣。因為「天賦是由一種不得不然的熱情所驅動，你熱愛一件事，熱愛到足以打死不退，全身有一股強烈飢渴往前追尋的力量。因此，必須強調任何天賦都需回到紀律的堅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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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毛瑩、梁逸、李子輝與陳嘉寶參與研究）
作者:
爬坡王
时间:
2012-1-18 14:45
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揭曉，從歷史到寫實，從官場到商場，從偵探到武俠，哈金、章詒和、黃曉陽、格非、聞人悅閱、嚴歌苓、英培安、紀蔚然、金光裕和李維怡都在創作中描寫人性的複雜和多面性，不約而同在擔憂孤獨禍害的無限可能。但全球華人多元化經驗的分享，成為抵擋災難的有效武器。
在中國大陸五十至八十年代，曾經很多青年都做文學夢，不知寫作之艱苦為何物。隨著時序流轉，眾多文學愛好者夢醒，「文學人口」大為減少，很多人被博客、微博等碎片化寫作所吸引。但只有在文學的長篇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悸動和有厚度的思考。其實，只要生活沒有中止，小說薪火就不會熄滅，創作的種籽、靈感的花瓣也會飄散到其他領域，帶給全球華人社會的文學驚艷，格外牽動心魄。而這正是二零一一年全球中文小說創作的獨特現象。
非小說家出身的作者推出自己最初的小說作品，最引人矚目的，當數中國大陸紀實作家章詒
和，而台灣的金石建築師金光裕，則寫出另具一格的武俠小說，確實令人興奮。女作家聞人悅閱雖不算寫作新手，但留美學歷卻是電機學士和金融碩士，也算是中文小說園地的「闖入者」。
作家章詒和推出中篇小說《劉氏女》時，強調只寫一個不幸女人的遭遇，既不涉及政治，也無關制度。可是，優秀小說讓讀者熱淚盈眶或夜不成眠，不就因為作品具有拷問政治、追究制度、撻伐不義的力度嗎？而《劉氏女》也正是這樣的作品。在小說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故事
?
述人安玲的兒子浩文留學日本，本是反戰的正直青年，但被迫入伍當軍醫，遭中國游擊隊以漢奸罪處死。戰後，安玲作為南京大屠殺證人出席東京審判時，見到了日本兒媳和喊奶奶的孫子，「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勁地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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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他的味道都像他的父親」。瞬間氣味引發的閃念，一下子穿越全人類的共通性，遠勝控訴戰爭暴行的千言萬語。而這，也是唯獨文學和小說才具有的力量。
小說的任務就是展示生活，更要揭示真理。長篇《二號首長》中頗有正氣、分明是正面人物的省委書記分別宴請二十多位復旦大學同窗及一批官員，贈送每人禮品價值達萬元之多，而費用全由公賬支付。上上下下的張羅者包括省委書記本人，無一人想到這筆開支如何向納稅人交代，也無一人想到這個黨走上執政路之前、甚至當下也在高唱「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如此生動真實的小說亮點，豈是反腐倡廉的大報告所能掩蓋？
亞洲週刊評選二零一一年「十大小說」揭曉：
一、《南京安魂曲》（哈金著，季思聰譯，時報文化／江蘇文藝）；二、《劉氏女》（章詒和，廣西師大／牛津大學出版社）；三、《二號首長》
(
黃曉陽，重慶出版集團
)
；四、《春盡江南》（格非，上海文藝）；五、《掘金紀》（聞人悅閱，聯合文學）；六、《霜降》（嚴歌苓，陝西師大）；七、《畫室》（英培安，國家藝術理事會）；八、《私家偵探》（紀蔚然，印刻出版）；九、《七出刀之夢》（金光裕，大塊文化）；十、《沉香》（李維怡，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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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南京大屠殺，中國三十多萬平民和戰俘遭日軍殺害，南京城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焚燒。美籍華人作家哈金的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再現了中華民族遭受的慘烈浩劫。有人說，文史不分家，但歷史畢竟不是文學，更不是小說。只有通過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才能驚心動魄再現中華民族經歷現代屠城時的眼淚、恥辱、恐懼、哀號和生離死別。哈金的努力顯示了文學的規律。
在南京淪為人間地獄的恐怖時刻，身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主任的美國人明妮．魏特琳，懷著巨大的勇氣與捨身精神，庇護上萬名婦女和兒童，盡可能讓她們免受日軍性侵犯和殺戮。她提供的保護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她主持著善良、樂觀、公平和正義。明妮．魏特琳的助手、中國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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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安玲拯救同胞也作出偉大奉獻，同時又在蒙受著難以言說的喪子之痛。安玲無法前去料理兒子後事，「只能讓他在什麼地方當個無名的孤魂野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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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二零零五年應邀在香港書展講演時，提及中國電影導演也想拍攝好萊塢式大片，並追問「中國好萊塢大片的故事又在哪裏」？聽眾沒想到，章詒和就是「故事之人」，她的提醒也不是徒託空言。章詒和曾蹲監獄十年，與女犯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個犯人都有故事。」章詒和寫的劉氏女謀害親夫，肢解屍體，更製成醃肉，藏於床下多年。問題是，殺人犯劉氏女被騙嫁給羊癲風患者，屬於受害在先。她又是一個榮譽感異常強烈的人，患者在一般場合發病，她尚可忍受，但丈夫在電影場內口吐白沫倒下，發出野獸般怪叫，引起滿堂驚懼，就讓她忍無可忍了。她從無望陷入絕望，得不到任何同情，怎能不產生玉石俱焚的瘋狂念頭？劉氏女只能乞靈於「殺人醃肉的超限戰」，迸發出的眩目的電光火石。而早前周圍人從領導幹部到全體親友，全都對劉氏女的被害心安理得、作「壁上觀」乃至暗中欣慰，這一切又是多麼駭人聽聞。可是，誰有反省過，劉氏女案件引發人權思考，也「留下了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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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普通民眾中，從政幻想向來不絕於縷。所以，媒體一再推出「假如我是巿長」之類徵文。作家黃曉陽長篇小說《二號首長》，可說是民間「從政幻想」的蔓延。作家浮石稱這是「新文學表達方式，打開了官場的另一扇窗口。大量生動細節，把官場講深講透了」；學者易中天稱，該作品「細節很到位，又很有政治智慧，很大氣，不酸腐」。
小說主人公唐小舟是一全無人事背景的記者，被一紙調令推上省委書記趙德良秘書的位置，成為「二號首長」。受到神奇命運的突然眷顧，原上級對他
?
肩諂笑，妻子頓顯溫馴，情人主動投懷。
唐小舟也以獨特視角透視官場，但書中駭人聽聞的，卻是國有企業改制的內幕。下海官員吳三友以民間投資人身份，花錢請來資產評估機構，作虛假負債報告，「國有資產流失，可能高達三個億」。其實，投資人改制所花的一千萬元也是銀行貸來的。媒體要揭露，投資人早早買通省裏的關係，將自己打扮成改革典型，省委宣傳部專門下文，命令有關酒廠的負面報道一律不准見報。投資人還包養大量低年級女大學生，「夜夜當新郎」；宣揚三國劉備的觀點，稱「女人是衣服」，他不在意與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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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是講授「小說學」的教授，分明比一般小說家更懂看書人的閱讀心理，也知道只要開始寫作，作者就處於四面遇敵的境地，無數高高舉起的板子等著抽打他的手掌，但「最好的書是作者與讀者合作的結晶（巴巴拉．塔奇曼語）」。格非的長篇《春盡江南》，就是這種作者與讀者密切互動的作品，儘管書中盡是「現實吞噬理想﹑慾望戰勝良心」的悲涼故事。書中的夫婦反目鬥毆則堪稱「絕唱」，妻子舞著菜刀亂砍桌，丈夫打她、踹她、啐她，她都無所謂，卻在意丈夫罵她的一句難聽話，覺得「讓她靈魂出竅」，「眼睛睜得圓圓的，定定地望著他，目光中有一種絕望的溫柔」。而對他們而言，更可怕的是被「理想」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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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聞人悅閱的長篇小說《掘金紀》描寫近十年來，當金融重心從美國華爾街轉移到東方後，財富熱潮對人性的影響，繪製出一幅近代中國的浮世繪。她的小說主人公都在渴望愛情，卻又被愛情所傷。有情人不跨越彼此的界限，只在各自構築的圍籬內，互相凝視生命的軌跡。
孤獨籠罩著這個世代，孤獨是所有人共同的生活實況。因為孤獨，人人都似懂非懂地判斷著，似是而非地表達著。「非要把各種可能性全都殺死。」「只要留下一種。那樣就夠了。」「你能確定嗎？」「我不需要確定。」「世上只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或者另外兩種，投資，和被投資者。」
這使人想到英國文豪狄更斯《雙城記》的開篇膾炙人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
」。狄更斯能想像，他對法國大革命年代的嘆謂，竟然也能概括金融洪流一瀉千里的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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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作家嚴歌苓藉長篇小說《霜降》，講述農村妹霜降在將軍家當小保姆的故事。通過霜降的眼睛，作者引領讀者進入這個顯赫的紅色權貴家庭。美麗的霜降受到父子兩代三人花樣百出的性騷擾，直至公然的性侵犯，她失口斥罵「你們程家老的少的都作踐人啊」。一如曹禺名劇《雷雨》，這個大家庭同樣充斥著公開的專制、暗中的淫亂及赤裸裸的利益博弈：兄妹暗中勾搭，奶奶級女主人紅杏出牆，女傭們投懷送抱等。霜降也非心思簡單的農村妹，她明白在這種地方「裝傻、以傻賣傻都可以，真傻就完蛋」。她深知，「當了女傭若學會嚼舌頭根，再學會偷嘴和扯謊，一輩子就是女傭的命了」。但她絕不認當一輩子女傭的命。小說結束時，霜降穿著深色衣裙，頸子上、手指上、耳垂上綴著不大的鑽石，她懂得明暗對比的搭配。但她結婚了嗎？丈夫是誰？在哪兒工作？誰也問不出她的實話，她卻實實在在擁有了一幢樓，更擁有一臉鄙夷的表情，當她偶遇前少東家、潦倒的將門之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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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新加坡華人作家英培安推出長篇《畫室》，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寫到當下。書中，有的藝術家因堅持理念，婚姻、事業都極不如意，最終身患重病，早早面對死神；有的藝術家追求藝術及政治的理想，自我放逐，遠離家園，流落異鄉。英培安將他們的挫敗寵辱、人生感悟一一道來，甚是驚心動魄。「孤獨的滋味不僅只是自由的滋味而已，患了這致命的疾病，才體會到孤獨的另一面。他要孤獨地和病魔作戰，孤獨地與死亡對峙，沒有人能幫助他，只有他自己一人應付病魔，應付死亡。死亡，是最徹底的孤獨」。
英培安在極艱困的境遇中創作《畫室》，「『作家節』對本地華文文學的讀與創作似乎沒什
影響。我是經營書店的，華文書，尤其是文學，更尤其是華文文學，讀者越來越少」。但英培安對文學堅持不懈，找尋人生軌跡的內在秘密與規律，藉小說將事物的本然面貌告訴人們，哪些大可忽略不計，哪些則應刻骨銘心牢記。《畫室》尤顯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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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授作家紀蔚然的長篇《私家偵探》，是台灣第一部本土偵探小說，堪稱絕妙的諷刺小說和推理奇書。作者運用現實主義手法，書中描寫不僅充滿濃濃的「台味」，連地名均保持真實，甚至包括那起發生於敦化南路二段分隔島的命案。台灣讀者恍惚覺得故事就發生在周圍，倘若來到臥龍街，推開門，說不定還能碰到小說主人公吳誠正拿著他剛印的名片在剔牙呢。
不過，本書最精采之處在於對人物心理的獨到分析。粉絲對偶像失望，從而萌發報復之心，「披頭士」約翰．列儂不就是死於粉絲之手？而紀蔚然高明之處在於寫出「粉絲演變為敵人」的心理根據，絲絲入扣，每個起承轉合都可信，但最終卻導致荒謬與不合理。
《私家偵探》出版後，不僅讓傳統的「推理迷」大為嘆服，也帶給一般讀者濃厚樂趣。書中看似胡說八道的「瘋言」，直指台灣社會問題的要害，顯示作者黑色幽默的功力。評論家認為這小說「很有台灣特色與思考空間。很有速度感，揮別很多文人小說拖沓而空洞弊病，精準地展示了二十一世紀初葉台灣社會的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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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歷史武俠小說《七出刀之夢》問世，顛覆了「五胡亂華」的漢族史觀。熟悉武俠小說的人，對「慕容」之姓絕不陌生。「慕容世家」屬於鮮卑族，向來給人城府極深，甚至狡猾詭詐的印象。但台灣建築師金光裕卻由此產生興趣，決定寫歷史小說，以魏晉之後的五胡亂華時代為背景，描述了南燕最後一代君主慕容超傳奇的一生。故事從慕容超的出生講起，當時正值前燕國滅亡，他從小肩負著復國使命，從卑微到高貴、從磨難到成功，經歷從逃犯、乞丐、瘋子以及手持國璽的君王的遭遇，但最後仍逃不過亡國魂的命運。
慕容超是失敗者，但卻是坦蕩英雄，惹人愛憐。二軍對陣時，他會對不願再戰的弱勢對手說：「你們也不用投降，自己走吧！因為我們也沒有糧食給你們吃。」面對兩個知心女友段氏和姜繁霜，慕容超直言相告「對她想念深切，對你的想念卻很亮眼」。全書展現胡人文化生命力，在文化與種族多元的背景下，也催生了隋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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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生、香港長大的女作家李維怡二零一一年推出《沉香》，該書由三篇著眼香港巿民生活的小說構成，以簡潔文字講述小說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見證社會體制在小人物身上留下的痕跡，是描畫細膩的平民浮世繪。
《笑喪》刻劃一群從事文化評論的知識分子，他們省思政治困境，追尋理想堅持不懈。《那些夏天裏我們的蛹》的女主人公回望自己成長過程，從小學、戀愛到離婚，其中夾雜對弟弟及弟弟密友小碧撲朔迷離關係的敘述，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也悄然形成。《沉香》主人公阿斌透過太姑婆的牙香樹，追溯香港的「根」，了解一九二零年代省港大罷工遭英軍血腥鎮壓的來龍去脈，以及太姑婆一代草根婦女的艱苦命運。本是一番尋根的好奇，卻令阿斌聯想到當下政治魅影與社會問題，捫心自問個人可有道義擔當？
回望二零一一年小說創作，我們發現，中文作家雖然散落全球不同角落和各異環境，但只要從事嘔心瀝血的小說創作，成品自會顯示精神世界、價值觀的相通，甚至共同。北京的章詒和、新加坡的英培安都在創作中描寫人性的複雜和多面性，不約而同在擔憂孤獨禍害的無限可能，這是人們最難以面對的災難。多元化經驗的分享，可能成為抵擋災難的有效武器。
至於嚴歌苓的長篇《霜降》，觸動了許多人的歷史記憶。八十年代初，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描寫女軍人李麗芳被具流氓習性的將軍父子玩弄和霸佔，反被趕出部隊，而後遭社會上流氓的糾纏，最終墮落為殺人犯。儘管劇本控訴文革黑暗，且將犯罪軍人定位為林彪死黨，但當時仍被當作「精神污染」而受到嚴厲批判。今天，嚴歌苓作品暢所欲言揭發老將軍，淋漓盡致嘲笑他對美麗異性軀體無望而徒勞的貪戀，以及因年老體衰而變為更痛苦的煎熬。對此，霜降心間產生了一絲不可思議的諒解，「就讓他衰老的眼睛享受一瞬」。這小說細節難道不是一種暗示？美、青春和真理不會被擊敗，時間會為它們追回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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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姚舜、郭榕、梁逸、文娟參與研究及作出貢獻）
作者:
jianmin
时间:
2012-1-18 15:14
二零一一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揭曉，從歷史到寫實，從官場到商場，從偵探到武俠，哈金、章詒和、黃曉陽、格非、聞人悅閱、嚴歌苓、英培安、紀蔚然、金光裕和李維怡都在創作中描寫人性的複雜和多面性，不約而同在擔憂孤獨禍害的無限可能。但全球華人多元化經驗的分享，成為抵擋災難的有效武器。
在中國大陸五十至八十年代，曾經很多青年都做文學夢，不知寫作之艱苦為何物。隨著時序流轉，眾多文學愛好者夢醒，「文學人口」大為減少，很多人被博客、微博等碎片化寫作所吸引。但只有在文學的長篇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悸動和有厚度的思考。其實，只要生活沒有中止，小說薪火就不會熄滅，創作的種籽、靈感的花瓣也會飄散到其他領域，帶給全球華人社會的文學驚艷，格外牽動心魄。而這正是二零一一年全球中文小說創作的獨特現象。
非小說家出身的作者推出自己最初的小說作品，最引人矚目的，當數中國大陸紀實作家章詒和，而台灣的金石建築師金光裕，則寫出另具一格的武俠小說，確實令人興奮。女作家聞人悅閱雖不算寫作新手，但留美學歷卻是電機學士和金融碩士，也算是中文小說園地的「闖入者」。
作家章詒和推出中篇小說《劉氏女》時，強調只寫一個不幸女人的遭遇，既不涉及政治，也無關制度。可是，優秀小說讓讀者熱淚盈眶或夜不成眠，不就因為作品具有拷問政治、追究制度、撻伐不義的力度嗎？而《劉氏女》也正是這樣的作品。在小說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故事?述人安玲的兒子浩文留學日本，本是反戰的正直青年，但被迫入伍當軍醫，遭中國游擊隊以漢奸罪處死。戰後，安玲作為南京大屠殺證人出席東京審判時，見到了日本兒媳和喊奶奶的孫子，「我蹲下身，抱住他使勁地親││連他的味道都像他的父親」。瞬間氣味引發的閃念，一下子穿越全人類的共通性，遠勝控訴戰爭暴行的千言萬語。而這，也是唯獨文學和小說才具有的力量。
小說的任務就是展示生活，更要揭示真理。長篇《二號首長》中頗有正氣、分明是正面人物的省委書記分別宴請二十多位復旦大學同窗及一批官員，贈送每人禮品價值達萬元之多，而費用全由公賬支付。上上下下的張羅者包括省委書記本人，無一人想到這筆開支如何向納稅人交代，也無一人想到這個黨走上執政路之前、甚至當下也在高唱「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如此生動真實的小說亮點，豈是反腐倡廉的大報告所能掩蓋？
亞洲週刊評選二零一一年「十大小說」揭曉：
一、《南京安魂曲》（哈金著，季思聰譯，時報文化／江蘇文藝）；二、《劉氏女》（章詒和，廣西師大／牛津大學出版社）；三、《二號首長》 (黃曉陽，重慶出版集團)；四、《春盡江南》（格非，上海文藝）；五、《掘金紀》（聞人悅閱，聯合文學）；六、《霜降》（嚴歌苓，陝西師大）；七、《畫室》（英培安，國家藝術理事會）；八、《私家偵探》（紀蔚然，印刻出版）；九、《七出刀之夢》（金光裕，大塊文化）；十、《沉香》（李維怡，聯合文學）。
●當年南京大屠殺，中國三十多萬平民和戰俘遭日軍殺害，南京城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焚燒。美籍華人作家哈金的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再現了中華民族遭受的慘烈浩劫。有人說，文史不分家，但歷史畢竟不是文學，更不是小說。只有通過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才能驚心動魄再現中華民族經歷現代屠城時的眼淚、恥辱、恐懼、哀號和生離死別。哈金的努力顯示了文學的規律。
在南京淪為人間地獄的恐怖時刻，身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主任的美國人明妮．魏特琳，懷著巨大的勇氣與捨身精神，庇護上萬名婦女和兒童，盡可能讓她們免受日軍性侵犯和殺戮。她提供的保護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她主持著善良、樂觀、公平和正義。明妮．魏特琳的助手、中國女性、故事?述人安玲拯救同胞也作出偉大奉獻，同時又在蒙受著難以言說的喪子之痛。安玲無法前去料理兒子後事，「只能讓他在什麼地方當個無名的孤魂野鬼了」。
●章詒和二零零五年應邀在香港書展講演時，提及中國電影導演也想拍攝好萊塢式大片，並追問「中國好萊塢大片的故事又在哪裏」？聽眾沒想到，章詒和就是「故事之人」，她的提醒也不是徒託空言。章詒和曾蹲監獄十年，與女犯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個犯人都有故事。」章詒和寫的劉氏女謀害親夫，肢解屍體，更製成醃肉，藏於床下多年。問題是，殺人犯劉氏女被騙嫁給羊癲風患者，屬於受害在先。她又是一個榮譽感異常強烈的人，患者在一般場合發病，她尚可忍受，但丈夫在電影場內口吐白沫倒下，發出野獸般怪叫，引起滿堂驚懼，就讓她忍無可忍了。她從無望陷入絕望，得不到任何同情，怎能不產生玉石俱焚的瘋狂念頭？劉氏女只能乞靈於「殺人醃肉的超限戰」，迸發出的眩目的電光火石。而早前周圍人從領導幹部到全體親友，全都對劉氏女的被害心安理得、作「壁上觀」乃至暗中欣慰，這一切又是多麼駭人聽聞。可是，誰有反省過，劉氏女案件引發人權思考，也「留下了千古絕唱」。
●中國大陸普通民眾中，從政幻想向來不絕於縷。所以，媒體一再推出「假如我是巿長」之類徵文。作家黃曉陽長篇小說《二號首長》，可說是民間「從政幻想」的蔓延。作家浮石稱這是「新文學表達方式，打開了官場的另一扇窗口。大量生動細節，把官場講深講透了」；學者易中天稱，該作品「細節很到位，又很有政治智慧，很大氣，不酸腐」。
小說主人公唐小舟是一全無人事背景的記者，被一紙調令推上省委書記趙德良秘書的位置，成為「二號首長」。受到神奇命運的突然眷顧，原上級對他?肩諂笑，妻子頓顯溫馴，情人主動投懷。
唐小舟也以獨特視角透視官場，但書中駭人聽聞的，卻是國有企業改制的內幕。下海官員吳三友以民間投資人身份，花錢請來資產評估機構，作虛假負債報告，「國有資產流失，可能高達三個億」。其實，投資人改制所花的一千萬元也是銀行貸來的。媒體要揭露，投資人早早買通省裏的關係，將自己打扮成改革典型，省委宣傳部專門下文，命令有關酒廠的負面報道一律不准見報。投資人還包養大量低年級女大學生，「夜夜當新郎」；宣揚三國劉備的觀點，稱「女人是衣服」，他不在意與他人分享。
●格非是講授「小說學」的教授，分明比一般小說家更懂看書人的閱讀心理，也知道只要開始寫作，作者就處於四面遇敵的境地，無數高高舉起的板子等著抽打他的手掌，但「最好的書是作者與讀者合作的結晶（巴巴拉．塔奇曼語）」。格非的長篇《春盡江南》，就是這種作者與讀者密切互動的作品，儘管書中盡是「現實吞噬理想﹑慾望戰勝良心」的悲涼故事。書中的夫婦反目鬥毆則堪稱「絕唱」，妻子舞著菜刀亂砍桌，丈夫打她、踹她、啐她，她都無所謂，卻在意丈夫罵她的一句難聽話，覺得「讓她靈魂出竅」，「眼睛睜得圓圓的，定定地望著他，目光中有一種絕望的溫柔」。而對他們而言，更可怕的是被「理想」吞噬。
●女作家聞人悅閱的長篇小說《掘金紀》描寫近十年來，當金融重心從美國華爾街轉移到東方後，財富熱潮對人性的影響，繪製出一幅近代中國的浮世繪。她的小說主人公都在渴望愛情，卻又被愛情所傷。有情人不跨越彼此的界限，只在各自構築的圍籬內，互相凝視生命的軌跡。
孤獨籠罩著這個世代，孤獨是所有人共同的生活實況。因為孤獨，人人都似懂非懂地判斷著，似是而非地表達著。「非要把各種可能性全都殺死。」「只要留下一種。那樣就夠了。」「你能確定嗎？」「我不需要確定。」「世上只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或者另外兩種，投資，和被投資者。」
這使人想到英國文豪狄更斯《雙城記》的開篇膾炙人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狄更斯能想像，他對法國大革命年代的嘆謂，竟然也能概括金融洪流一瀉千里的二十一世紀？
●二零一一年，作家嚴歌苓藉長篇小說《霜降》，講述農村妹霜降在將軍家當小保姆的故事。通過霜降的眼睛，作者引領讀者進入這個顯赫的紅色權貴家庭。美麗的霜降受到父子兩代三人花樣百出的性騷擾，直至公然的性侵犯，她失口斥罵「你們程家老的少的都作踐人啊」。一如曹禺名劇《雷雨》，這個大家庭同樣充斥著公開的專制、暗中的淫亂及赤裸裸的利益博弈：兄妹暗中勾搭，奶奶級女主人紅杏出牆，女傭們投懷送抱等。霜降也非心思簡單的農村妹，她明白在這種地方「裝傻、以傻賣傻都可以，真傻就完蛋」。她深知，「當了女傭若學會嚼舌頭根，再學會偷嘴和扯謊，一輩子就是女傭的命了」。但她絕不認當一輩子女傭的命。小說結束時，霜降穿著深色衣裙，頸子上、手指上、耳垂上綴著不大的鑽石，她懂得明暗對比的搭配。但她結婚了嗎？丈夫是誰？在哪兒工作？誰也問不出她的實話，她卻實實在在擁有了一幢樓，更擁有一臉鄙夷的表情，當她偶遇前少東家、潦倒的將門之後的時候。
●二零一一年，新加坡華人作家英培安推出長篇《畫室》，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寫到當下。書中，有的藝術家因堅持理念，婚姻、事業都極不如意，最終身患重病，早早面對死神；有的藝術家追求藝術及政治的理想，自我放逐，遠離家園，流落異鄉。英培安將他們的挫敗寵辱、人生感悟一一道來，甚是驚心動魄。「孤獨的滋味不僅只是自由的滋味而已，患了這致命的疾病，才體會到孤獨的另一面。他要孤獨地和病魔作戰，孤獨地與死亡對峙，沒有人能幫助他，只有他自己一人應付病魔，應付死亡。死亡，是最徹底的孤獨」。
英培安在極艱困的境遇中創作《畫室》，「『作家節』對本地華文文學的讀與創作似乎沒什影響。我是經營書店的，華文書，尤其是文學，更尤其是華文文學，讀者越來越少」。但英培安對文學堅持不懈，找尋人生軌跡的內在秘密與規律，藉小說將事物的本然面貌告訴人們，哪些大可忽略不計，哪些則應刻骨銘心牢記。《畫室》尤顯難能可貴。
●台灣教授作家紀蔚然的長篇《私家偵探》，是台灣第一部本土偵探小說，堪稱絕妙的諷刺小說和推理奇書。作者運用現實主義手法，書中描寫不僅充滿濃濃的「台味」，連地名均保持真實，甚至包括那起發生於敦化南路二段分隔島的命案。台灣讀者恍惚覺得故事就發生在周圍，倘若來到臥龍街，推開門，說不定還能碰到小說主人公吳誠正拿著他剛印的名片在剔牙呢。
不過，本書最精采之處在於對人物心理的獨到分析。粉絲對偶像失望，從而萌發報復之心，「披頭士」約翰．列儂不就是死於粉絲之手？而紀蔚然高明之處在於寫出「粉絲演變為敵人」的心理根據，絲絲入扣，每個起承轉合都可信，但最終卻導致荒謬與不合理。
《私家偵探》出版後，不僅讓傳統的「推理迷」大為嘆服，也帶給一般讀者濃厚樂趣。書中看似胡說八道的「瘋言」，直指台灣社會問題的要害，顯示作者黑色幽默的功力。評論家認為這小說「很有台灣特色與思考空間。很有速度感，揮別很多文人小說拖沓而空洞弊病，精準地展示了二十一世紀初葉台灣社會的悶局」。
●二零一一年，歷史武俠小說《七出刀之夢》問世，顛覆了「五胡亂華」的漢族史觀。熟悉武俠小說的人，對「慕容」之姓絕不陌生。「慕容世家」屬於鮮卑族，向來給人城府極深，甚至狡猾詭詐的印象。但台灣建築師金光裕卻由此產生興趣，決定寫歷史小說，以魏晉之後的五胡亂華時代為背景，描述了南燕最後一代君主慕容超傳奇的一生。故事從慕容超的出生講起，當時正值前燕國滅亡，他從小肩負著復國使命，從卑微到高貴、從磨難到成功，經歷從逃犯、乞丐、瘋子以及手持國璽的君王的遭遇，但最後仍逃不過亡國魂的命運。
慕容超是失敗者，但卻是坦蕩英雄，惹人愛憐。二軍對陣時，他會對不願再戰的弱勢對手說：「你們也不用投降，自己走吧！因為我們也沒有糧食給你們吃。」面對兩個知心女友段氏和姜繁霜，慕容超直言相告「對她想念深切，對你的想念卻很亮眼」。全書展現胡人文化生命力，在文化與種族多元的背景下，也催生了隋唐盛世。
●北京出生、香港長大的女作家李維怡二零一一年推出《沉香》，該書由三篇著眼香港巿民生活的小說構成，以簡潔文字講述小說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見證社會體制在小人物身上留下的痕跡，是描畫細膩的平民浮世繪。
《笑喪》刻劃一群從事文化評論的知識分子，他們省思政治困境，追尋理想堅持不懈。《那些夏天裏我們的蛹》的女主人公回望自己成長過程，從小學、戀愛到離婚，其中夾雜對弟弟及弟弟密友小碧撲朔迷離關係的敘述，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也悄然形成。《沉香》主人公阿斌透過太姑婆的牙香樹，追溯香港的「根」，了解一九二零年代省港大罷工遭英軍血腥鎮壓的來龍去脈，以及太姑婆一代草根婦女的艱苦命運。本是一番尋根的好奇，卻令阿斌聯想到當下政治魅影與社會問題，捫心自問個人可有道義擔當？
回望二零一一年小說創作，我們發現，中文作家雖然散落全球不同角落和各異環境，但只要從事嘔心瀝血的小說創作，成品自會顯示精神世界、價值觀的相通，甚至共同。北京的章詒和、新加坡的英培安都在創作中描寫人性的複雜和多面性，不約而同在擔憂孤獨禍害的無限可能，這是人們最難以面對的災難。多元化經驗的分享，可能成為抵擋災難的有效武器。
至於嚴歌苓的長篇《霜降》，觸動了許多人的歷史記憶。八十年代初，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描寫女軍人李麗芳被具流氓習性的將軍父子玩弄和霸佔，反被趕出部隊，而後遭社會上流氓的糾纏，最終墮落為殺人犯。儘管劇本控訴文革黑暗，且將犯罪軍人定位為林彪死黨，但當時仍被當作「精神污染」而受到嚴厲批判。今天，嚴歌苓作品暢所欲言揭發老將軍，淋漓盡致嘲笑他對美麗異性軀體無望而徒勞的貪戀，以及因年老體衰而變為更痛苦的煎熬。對此，霜降心間產生了一絲不可思議的諒解，「就讓他衰老的眼睛享受一瞬」。這小說細節難道不是一種暗示？美、青春和真理不會被擊敗，時間會為它們追回公平正義。■
（實習生姚舜、郭榕、梁逸、文娟參與研究及作出貢獻）
作者:
jsjjxzs
时间:
2012-1-21 11:48
又有新书看了。就是很难买到。哎。
作者:
老爺叔
时间:
2012-1-22 12:18
本帖最后由 老爺叔 于 2012-1-22 12:34 编辑
補充樓主﹕
司徒華是要求民主的中國人真正的精神領袖﹐抗戰時他是共產黨外圍組織成員﹐49年熱切準備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的黨組織領導人先回國﹐一回到廣州就被整肅﹐司徒華與組織脫離了。他在英國殖民時代就一直為教師權益﹐向殖民政府鬥爭﹐他領導的教師團體稱為”壓力團體“。我80年到香港時﹐一些老闆親戚都很恨他﹐說他專門和政府作對。八十年代北京派許家屯來香港﹐他向許提出要求入黨﹐許請示中央後說﹕”你留在黨外作用更大。”(見許回憶錄)。
所以﹐“變心” 的不是司徒華﹐而是起先打著民主旗號﹐奪取政權後圖窮匕見的卑劣集團。
至於那個羅孚﹐四十年代就是周恩來親自派來香港潛伏的高級特務﹐以資深報人為掩護﹐活動於港台美﹐八幾年內訌被軟禁在京十年﹐釋放後在加拿大定居十年﹐現在又回到北京﹐成為吹鼓手之一。
他的兒子羅海星﹐8964時自發搞了個 “黃雀行動”﹐利用在黨內軍內的關係﹐把大部份被通緝者偷運到西方﹐後來自己在廣東坐牢十年﹐回香港不久患癌症去世。
作者:
铁树朱蕉
时间:
2012-1-24 22:05
只要有经济实力，没有买不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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