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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 [打印本页]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3-15 16:53 标题: 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

2012年03月15日 13:44:51
分类：宏观经济：中国经济评论

重庆模式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在财务与法理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可信约束的地方政府将社会经济推至承受力边界，风险不断累积。能否约束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权力追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威力

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对全球领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追赶。由中外技术水平落差来定义的后发优势极其巨大，被改革与开发进程所解放，创造了这一奇迹。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例从50年代初的4.7%降低至1980年的2.5%；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快速上升到全球第二名，与1913年时基本相当。

如果说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改革的话，那么，2002年之后对外开放成为主推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出口总量十年间增长了6倍有余。出口暴增，推动沿海加工业及其相配套的产业本地化出现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浪潮，进而驱动重工业化进程快速展开。就业扩张则为城市化提供坚实基础。产业升级、重工业化、城市化互为循环，反过来强化中国经济的出口竞争力，经济增长引擎数十年来一直轰鸣不止。

这一过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其中，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如同中国地方政府这样的强势角色，对经济发展机会的识别、实现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一个投资项目要获得落实，必须被潜在投资者识别，投资者预期利益必须大于为实现该项目所需要克服的交易成本，否则，不论该项目的客观经济收益如何巨大，其实现机会都将降低。这种由于交易成本过分巨大而被浪费的发展机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难以起步与加速的主要障碍。

相反，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意愿与能力深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克服巨大的交易成本，迅速实现发展机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损益分析可简化为：收益是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土地价值与其他政府掌握资产价值的增值，成本则是各项投资与组织成本等。这样的损益考量之下，地方政府无需计较单个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例如，单就项目损益而言，城市道路、地铁、高速公路等典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难以达到盈亏平衡，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未来税收增加、土地增值等来收回投资。加入地方政府力量之后，各种资源以更快的速度被组织动员起来，经济快速起飞。

嬗变

上述机制并不难被发现，而以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2011年，各省市GDP锦标赛中重庆以16.7%的速度荣登榜首，正体现出这一模式的巨大威力。

重庆债务平台设想巧妙，以政府金控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的终极目标是透过天量投资实现重庆市政府的战略规划。为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金控公司及下辖的八大投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土地经营，二是金融运作。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其次，透过银行信贷、信托融资、发行债券、BT与BOT安排、直接融资等多种方式，八大投资公司将融资比例与规模扩充至最大边界。

旧模式中，政府被现收现付规律约束，投资规模受限于财政开支与项目未来现金流，有限的开支规模不足以支撑蓝天般雄心壮志。在地方债务平台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之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地方政府开始学习公司运作方式来经营城市。在这种创新方式中，包括财政开支在内的各类资源被整合，用于获得各类信贷资源，如此，较小的投入可以撬动数倍总资产规模。举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抑制状态的本质是资金价格低于其影子价格；透过利率剪刀差的方式，居民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金使用者输送。这种状态下，谁能获得资金，谁就能获得利益输送。在复杂的金融运作帮助下，单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

为主导整体进程，重庆市政府设想实施了严格的社会管理机制，努力扩大政府对全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动员能力。打黑运动作为标志性施政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迫使民间经济服从政府意志。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要么将民间经济驱逐出有利可图的行业与机会，要么迫使民间经济尾附于政府经济项目。

由此导致的民营经济凋敝的负面影响被激进的对外开放所对冲。依靠全方位压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积极的招商引资举措，大量外企落户重庆。据报道，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200家落户重庆。外资企业带动重庆对外开放度大增，进出口的快速增长令基础建设有了用武之地。

如此，在这一城市管理运作模式中，极限放大债务杠杆率拉动了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被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插上了翅膀。

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一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

风险

付出的代价，是地方财政的持续紧绷与地方债务的高速扩张。

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仍旧以重庆为例，2011年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则仅为1488亿元，大量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10.5%，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准。

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可虑。

而重庆债务状况并非孤例。事实上，天津、吉林、海南等省市的债务状况同样承受沉重压力，如果不是更大压力的话。全国范围内而言，按照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0.72万亿元，比2009年年末的7.38万亿元增长了3.34万亿元。资本市场十分忧虑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普遍预计该债务可能出现大规模展期。

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其考核标准注定不同于私人企业，政绩考虑会压倒经济合理性考虑，许多项目建成之日也即是亏损开始之日。作为整体计算，政府主导的投资不足以产生足以覆盖资金影子成本的内在回报率。虽然在短期内，遍地铺开的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可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但最终，当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高度时，去杠杆化过程将令经济遭遇很大挫折。

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曾经多次遭遇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其发生机制很明确，即政府难以抑制投资冲动，而所投资项目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重复建设与低资本回报率在政府被迫执行宏观调控措施之后迅速酿成过剩产能与巨额呆滞帐。

2002年之后，奇迹般地，这一痼疾似乎不药而愈，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也从2003年的25%降低到目前不足1%。其实，2002年之后的政府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并不比之前的政府更加高明，而是另两个新因素起到了防护作用：首先，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在极大程度上消化了过剩产能，其次，现代金融体系支撑下的杠杆化过程不断通过庞大的在投项目为建成项目提供需求与市场。

现在来看，这两个有利条件都可能接近终结。经过1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相应地，其增速有可能从过去十年年均20%以上降低到个位数。其次，债务加杠杆过程也已经接近临界点。

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非公开数据显示的那么令人乐观。截至2010年年底，如果汇总6.8万亿中央政府、12.4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4.7万亿国开行、2.6万亿进出口及农发行、2万亿铁道部、1.8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债务或者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占当年47万亿GDP比例约为73.9%。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政府对其他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

除此之外，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信贷余额高达54.8万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贷给了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目前，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50万亿，一旦在出口增速放缓、加杠杆遇到阻力等因素影响之下再次转化为过剩产能，由此导致的呆滞帐有可能轻易突破10万亿规模。届时，中国政府负债或迅速接近100%大关。被迫的去杠杆化与消化过剩产能有可能形成负向循环，并重创中国经济。

根源

对此，地方政府并不会过多担心。它很清楚，地方债务最终将由别人来买单，不管是银行还是中央政府。用别人的钱买来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美差，每个理性人都会去追求。当前体制中，中央政府掌握集中化的人事权，而在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获得极大专断权。显然，单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并不能提供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

本质上，考核意味着评估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内在价值。做一个类比，在股市上，上市公司业绩评估是由买卖双方的不同风险评估来完成的，博弈保证了对内在价值的尽可能精确的评估，而不是只考虑单一指标如收入增速或利润率等。相反，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中央政府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指标上。如此，作为博弈的另一方的地方政府，自然可以通过恶化其他指标作为代价来追求被考核指标的最大化。其他难以被考察的重要指标，例如，实质性的负债状况、项目投资的合理性、民众福利改善、法制与民间权利受保护状况等等，都可能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中被忽略。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不仅体现在财务上，而且体现在法理上。在政府的统治行为中，抽象而言，存在三个行为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三者的损益分析相互联系但并不相同。如果不怕过分简化，我们可以假定，中国国情中，普通民众在这场统治游戏中是沉默的背景；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普通民众的认可；地方政府首脑则是希望在GDP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显示给中央政府最好的政绩。这种格局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化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放大杠杆率的道路上无穷推进，而毫不顾忌由此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民众收入增长缓慢、国进民退、法治水平倒退、拆迁纷争等，都可以在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中找到根源。

最近，中央政府提出社会治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社会治理改革离不开对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重塑。政府接受民众的授权而统治，不管这种授权是通过选举而外显地给予还是继承传统威权而内生地给予。中央政府必须接受政治资源的约束，包括合法性、民众认同度等等。在中国现有国情中，中央政府遇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分享了这种授权，却并未直接分享中央政府的责任。如上所述，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的手段。

很明显，要治理纷繁乱象，为地方政府增加可信约束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否则，不论中央政府出台怎样的政策，其效果都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很简单，凡是有利于扩张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得到放大执行，而凡是不利于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被打折执行，累积的政策效果必然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地方政府。

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不约束地方政府，各种经济与社会乱象注定无法根治。举其要者，简单讨论如下：

治理通货膨胀：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割断了财政部透支货币发行通道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推手乃是巨大的固定投资，根本动力则是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投资冲动。

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巨大，如果推进以行业准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资金使用成本升至影子价格之上，几乎必然造成地方政府大面积实质性破产。同时，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即使推动金融改革，信贷资源仍将优先流入地方政府，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不足现象难以根本好转，银行业风险管理也难以从根本上确立。

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高额负债、对土地收入的高度依赖，其根源本非如某些论者所述源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相匹配。事实上，不论地方政府分税比例提高多少，其软预算特征注定其开支规模将超出其收入。因此，如果无法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财政体制改革走不出死胡同。

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压力之下，平衡财政政策理念无法贯彻，财政赤字成为常态，政府债务负担直线上升。

货币政策：地方政府透过压低要素价格强化的出口优势迫使中国连年累积贸易顺差与外汇占款，基础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迫使中央银行不断抬高存准率、发行天量央票、对银行系统执行数量控制（存贷比、信贷额度等），而利率水平却迫于压力长期低于影子价格水平。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失去反周期管理能力，相反，被迫伴随地方政府投资周期起舞：货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被投资规模驱动。

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终极动力只能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创新与适应性，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提升资本效率、创新等方面拥有比国营企业、地方政府项目巨大优势。但在地方政府垄断金融资源、强力掌控社会资源的环境中，举步维艰。事实上，地方政府越强势的地方，民企生存环境越差。

消费不振：如果投资构成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抽取过多社会资源，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必然受限。而没有收入，谈何消费。

维稳任务艰巨：地方政府对社会的强力掌控很容易忽视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土地财政之下导致的拆迁纠纷也屡见不鲜，迫使地方政府投入巨大开支维稳。这并非长久之计，也有违和谐社会理想。

由此可见，化解各种经济社会乱象，绕不开约束地方政府这一关。

改革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从法理与财务两个方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司法独立。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性原则，但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中，司法独立并未真正确立。如前所述，不难理解威权主义地方政府具有强大动力，试图不断侵蚀司法独立，以求追逐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将司法独立放在制约地方政府的层面上考虑，司法独立可以成为中央政府手中极为有效的基本治国手段。

基本思路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坚持党对司法的最高领导，最高法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阶段、有步骤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在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都只受上级法院约束，日常司法运作则独立完成。检察院系统仍旧由地方党委与政府领导，但回归公诉人角色，在法院面前其司法地位与其他民事行为人平等。

更进一步地，中央政府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政务、财务公开与透明性。强化政务、财务透明可以增加民意对地方政府的道义压力与约束。在三方博弈中，普通民众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助手，中央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善用民意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增强媒体监督功能、放大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等措施亦成必要。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同样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该考虑让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债务负责。办法之一，可以考虑将地方债务展期予以分期分批的债券化。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强大影响力，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债券并允许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则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度将被迫大为提高，其风险与价值可以透过二级市场不断的交易而得到动态评估，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将被迫付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空间不断缩水的代价。

为此，从法律层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

进一步地，应该迫使借钱给地方政府的银行承担责任。在债务展期过程中无力归还的部分信贷，不应该由中央银行全额买单。只要在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做好监管工作，这一举措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什么是“左”？一言以蔽之，政府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无限追逐，以及动用所获得的无限权力追逐政府首脑制定的单一目标，并无视个人权利、社会固有规律与生态。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左的做法除了满足政府首脑一时的贪恋与迷执之外，只会造成悲剧。改革开放30年，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防止左的错误已成共识，依靠改革开放凝聚民心民意也渐成主流，但在地方政府层面，仍旧有不少省市地区贪恋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运用，而这恰恰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最大风险。

应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央政府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其中，最生死攸关的，很可能是建立地方政府的可信约束。现在开始做，既十分必要，又有很大胜算，不宜再拖。

（本文3月9日发表于FT中文网，当时为避免过分敏感，题目更改为“地方政府竞争与债务风险”。微博 http://weibo.com/liuhaiying2011）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3-15 17:13

重庆直辖15年：爬坡上坎书写奋斗史

2012年03月14日 08:21:49 　来源：重庆日报

http://www.cq.xinhuanet.com/2012-03/14/c_111649282.htm

　　15年前的今天，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宣布“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表决通过。自此，重庆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5年来，重庆全市人民爬坡上坎，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书写了自己的奋斗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他说，这部奋斗史，是一部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拼搏史，是一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史，也是一部攻坚克难，团结奋进的创业史。

　　直辖使命，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探索科学发展

　　“直辖对于重庆来说是大喜事，让重庆广大市民为之欢欣鼓舞，但很少人能体会到直辖市起步维艰、任务之重。”杨庆育说。

　　当时，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面临如此多的世界级难题和历史重任：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于一体的市情，中央又交办了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生态环境保护“四件大事”，件件都是重担，都又同时指向一个重大命题——将重庆作为“试验田”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探索科学发展。

　　“打基础、建平台、增后劲”成为直辖以后重庆发展的方针，不盲目求快，着眼长远，为重庆长久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重庆紧紧抓住直辖市建立、三峡移民开发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等重大战略历史机遇，利用十年时间苦练“内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其中，长期制约重庆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起，重庆掀起3年交通建设大会战。黄镇东同志主政重庆后，交通建设再提速，特别是将“二环八射”2000公里高速公路规划整体提前10年，天堑变通途。此外铁路、空港发展迅速，建成一批重要港口、码头，新增内河通航里程1789公里，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日益凸显。能源、水利建设也加快提速，2006年电力装机容量达到760万千瓦，构建了国家“西电东送”通道；基本建成17座中型水库，解决了17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产业发展上，重庆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从2000年开始，工业企业整体扭亏为盈。2004年，市委二届五次全委会做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为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找到了“秘方”。

　　经过10年努力，重庆用投资增量改善了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资源加工、电子工业、能源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六大支柱”产业体系。2006年工业增加值比1996年增长2倍，产业竞争力跻身全国第六位。服务业蓬勃发展，增加值达到1649亿元，比1996增长2.6倍。“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大力推进。建成了30个特色工业园区，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量的47%来自于特色工业园区。

　　“弱冠少年”，完成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

　　2007年初春，重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关注重庆的全世界媒体宣布：重庆直辖市从十年前呱呱坠地，逐渐成长为“弱冠少年”，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重庆GDP仅1315亿元，人均GDP为457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发展还很落后。经过10年的努力，2006年重庆GDP达到3907亿元，年均增长10.2%，总量是1996年的3倍。

　　重庆地方财力也显著改善，地方财政收入2003年突破200亿元后，每年上一个百亿台阶，2006年达到529亿元，是1996年的9.6倍，年均增长25.4%。

　　重庆人的“腰包”逐渐鼓起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到11570元和2874元，年均增长8.7%和6.9%。人均GDP从550美元增至1749美元。

　　初步探索出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之路

　　2007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重庆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杨庆育介绍，2007年起，重庆着力在“求突破、上台阶、大发展”上下功夫，全市上下以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为总纲，全面落实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精神，以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为动力，一手抓内陆开放高地培育，一手抓“五个重庆”建设，致力共富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之路。

　　“经济发展有规律，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各不相同，方法因应而变。经过前10年打基础、建平台、增后劲，2007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杨庆育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基础设施起来了，但产业发展没有跟上；城市发展加速了，但农村依然贫困，城乡二元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快速增长，但对内资、对政府投资的依赖较重，开放程度低，吸引国内外生产要素较少。

　　对照“314”总体部署，实现“加快”和“率先”，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三大政策体系，2011年12月又出台了“民主法治十五条”。至此，逐步探索出适合重庆实际的发展路径。

　　近五年来，重庆着力以开放促发展，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以改革促民生，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坚持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

　　“这五年，重庆取得了五个全局性的根本性变化。”杨庆育说。

　　——整体经济实力上了大台阶。自2007年起，GDP年均增速保持15.8%，连续保持全国前列。2011年GDP增长16.4%，位居全国第一，总量过了万亿元，人均GDP5400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总收入接近30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

　　——对外开放上了大台阶。以“垂直整合”的理念引导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打通“渝新欧”为代表的对外开放大通道；进出口总额达到358亿美元，增速全国第一；实际利用外资106亿美元，总量居中西部第一，速度全国第一；境外投资协议金额60亿美元，位居全国前茅；实际利用内资4900亿元，同比增长86.5%，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了大台阶。“五个重庆”建设任务接近完成；在实现“8小时重庆”基础上，“4小时重庆”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周边地区主动融入“重庆都市圈”，重庆的辐射能力和服务功能明显增强。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率先全国开展户籍制度改革，“三权”抵押、土地流转、公租房建设捷报频传，产交所、土交所、药交所等七大要素市场交易额累计超过3000亿元。

　　——民生共富取得重大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442下降到2011年的0.421，城乡差距由2007年的3.6：1缩小到3.13：1，“一圈”与“两翼”人均GDP之比由2007年的2.4缩小到2.16。

　　此外，重庆通过开展“唱红打黑”、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三项制度”等活动，增强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化解了社会矛盾，排除了不稳定因素。在总结基础上，市委通过了“民主法治十五条”，将成熟做法制度化，规范政府行为，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各项自由和权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重庆。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领全市人民艰苦奋斗，跑好“接力赛”

　　“回顾重庆直辖以来的15年历程，重庆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经验。”杨庆育说。

　　首先，既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又紧跟国家战略争取支持，把重庆发展与全国“一盘棋”统一起来。

　　1994年，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1997年重庆直辖本身就是中央对重庆的莫大支持，此后中央给予重庆建市补助、三峡库区移民搬迁支持、老工业基地改造扶持等一系列政策支持；2000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优惠政策助推了重庆大发展；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2008年，国家批准重庆为全国唯一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出台《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等。正是在中央一以贯之的支持下，加上重庆3200万人民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发展成就。

　　其次，直辖以来的历届党委、政府，一届接一届，跑好“接力赛”，造就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直辖15年，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紧紧抓住重庆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一届一届持续不断干下去。

　　例如，为了打破交通瓶颈，1997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一环四射”，2002年提出建成“二环八射”，之后的两届政府接着干了10年，“二环八射”终于建成，基本实现“四小时重庆”、“八小时周边”，并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三环十射三连线”的新战略。

　　再如，在思想建设上，贺国强同志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强调，要做好“三篇大文章”，凝聚人心干事业，不断开创重庆工作的新局面；汪洋同志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开展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大讨论，解决了重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狭隘意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主政重庆之初，就主持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提出用“三把尺子”量重庆，推动重庆树立开放意识和全球视野。

　　其三，历届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例如，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这一“世界级难题”，没有上百万库区群众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奉献，这一伟大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

　　过去3年多，重庆拆了2000万平方米危旧房和城中村，其间没有一个上访户，说明这件事得人心，政策也符合国家要求，符合老百姓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达到这样好的效果。

　　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试验中的重大创举，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截至2011年底，已经转户322万人，在转户自愿、转户后退出承包地经营权自愿的前提下，主动跨进城市门槛，没有对政策的透彻理解和拥护，是不可能实现的。

　　未来5年，重庆将全面发力、全面突破、全面发展

　　去年我市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按照经济学观点，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通道，这将是一个持续10年活跃而又稳定的发展时期。

　　对此，杨庆育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外产业瞄准我国庞大内需市场进军中国，沿海产业受成本压力驱动纷纷西进，加上区域振兴成为国家战略新的着力点，我市承接产业转移将迎来机遇期。此外，我市三峡库区和武陵山、秦巴山等贫困地区也将迎来发展机遇期。

　　“总的来看，今后5年重庆将迈入全面发力、全面突破、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杨庆育说。

　　他认为，在“314”总体部署的引领下，重庆坚持科学发展，到2017年有望实现“三个翻番”：

　　GDP在2012年基础上实现翻番，突破2万亿元；人均GDP迈上9000美元台阶，步入中上等国家和地区水平的门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整体现代化阶段。

　　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同步翻番，分别达到45000元和18000元，基尼系数降到0.33，人民群众普遍过上更加宽裕安康的生活。

　　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多，突破4万亿元，产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基本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总体架构。届时，我们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率先跨入全面小康社会。

　　记者杨冰

作者: 老西安 时间: 2012-3-15 17:32

这个体制创立之初，就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其本质决定了的。怪谁啊？

作者: 老爺叔 时间: 2012-3-15 17:45

按毛澤東思想的原意，真正的革命者就是現代聖人，毛老爺子本人就是一個聖人活樣板，聖人還需要監督嗎？說實在，這正是儒家的本質性問題。

作者: 老程 时间: 2012-3-16 07:54

主贴列举的一系列手段丝毫看不到如何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忽视民营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生命力都不强。

作者: 老爺叔 时间: 2012-3-16 11:36

中國的結症，歸根到底，無論改革派保守派，他們對共產意識形態，似乎分歧並不明顯。因此，民營企業，市場經濟，思想自由這些公民社會最基本的要素，從來不在他們的改革目標中。

作者: xsc1536 时间: 2012-3-20 13:22

重庆模式的本质,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它宣示的所谓以民生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交出你的财产、自由和人权给政府，政府给你平均的住房、医疗、养老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这种政府（统治集团）占有社会一切资源和绝对权力，把国民当猪养的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模式已经在中国反复试验多次并在全民族付出巨大代价后彻底失败了，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学研究也给出了此路不通的清晰解释。重庆当局不过是把一件应该被中国历史彻底埋葬的旧物换上所谓民生的包装又拿来贩卖，却对公众隐满重庆各级政府借债扩张、寅吃卯粮、融资平台资金链即将断裂的危险事实，靠极权、高压、谎言和平均福利分配控制和动员社会力量来维护当局的统治。这种模式没有普遍的人性和个人尊严，没有创造性和竞争力，没有可持续性和光明的未来，只有统治者建筑在普遍压迫上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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