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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蒋中正的清党运动与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异化zz [打印本页]

作者: 宇航 时间: 2012-4-12 11:42 标题: 蒋中正的清党运动与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异化zz

　　孤鸿：原作者不详，该文提供了审视412事变的独特视角，是过去所希见的，读史明智诚为此类文章】
　　
　　
　　蒋中正的清党运动与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异化
　　
　　
　　1927年国民党之清党运动，源自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其间发生的原因，早有公论，无需赘言，但以往讲述此一运动，多注重清党对国共分裂及十年国难（1927年——1937年）产生的影响，而【清党对国民党自身的影响】，则鲜有关注。
　　
　　清党发生，对中共来说，具有极大的突然性，而对普通国民党员来讲，也未尝没有巨大的心理打击并造成彷徨与失措。【清党期间，同样有大批国民党员被抓被杀，其损失之大，甚至远超中共，概因中共党员，彼时仅5万人而已，杀去一半，也不及被杀的国民党员之多。须知清党之前，国民党员有60余万之众，而清党之后，仅余22万，其间杀戮之惨烈，可以想见。】
　　
　　清党之初，蒋系统之国民党一方面针对中共力量进行扑灭，而另一方面，也以狠辣手段对付党内持异议的同志，如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追杀与通缉；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等人的抓捕与杀害；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人的秘密处决等等。
　　
　　412事件发生后，蒋系国民党在4月18日才正式发表清党通电和宣言，宣告清党的第一个阶段正式开始，而在此前，各地的杀戮和抓捕早已开展多日了。而清党第一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滥杀滥捕。【各地右派国民党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凭穿着与发型判断所谓左派分子和中共党员，稍有不合，便予捕杀。】而在军队中，也开始了无端滥杀。比如福州四。三事件，当日国民党右派举行清党示威大会，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发言，力斥其非，右派分子竟将其绑缚，剥去军装，游街示众后在万寿桥头杀死，投掷闽江。又如福建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人，本就是国民党员，是否是具有中共身份的跨党分子根本不清楚，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干脆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象这类滥杀事件，在当时层出不穷，显然是得到蒋等人的鼓励与支持的。】
　　
　　一些基层国民党人上书南京总司令部，恳请说：“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国民党人的想法只是幻想，而且后来的第二阶段清党，也将清到这些人头上了。
　　
　　对这一局面，天津的《大公报》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
　　
　　然而清党之局面，亦非一夕造成，【杀戮既开，收刀就难了】，【第一阶段之清党，以国民党杀共产党为始，继以国民党杀国民党为辅，最后谁是共，谁是国，一概混沌，终演成乱杀一气之局面】。对此惨象，连最支持清党的白崇禧、周凤岐（412事件的指挥者，原军阀部队浙军的师长）也感到困惑与不满，并向蒋提议规范清党活动，不要“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而国民党内右派代表如张静江这样最先提出武力清共的人物，此时也提醒蒋“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而国民党大佬之一，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一个坚决反共的人物），是这样形容清党的：【“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第一阶段清党的后果，是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混乱杀戮，结果【不但造成国民党内思想的大混乱，人员大损失，也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感与谴责】。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着第二阶段清党的开始。
　　
　　第二阶段的清党，其指导原则也是混乱不堪。清党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共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然而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几乎毫无标准可循，无非是使国民党内各派系或私人之间因各种恩怨而相互攻击，互相拆台，甚至彼此杀戮。】
　　
　　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
　　
　　清党第二阶段出现的新问题，便是【过去在北伐战争时期投身农工运动的国民党员，此时成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报复对象】。“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而【清党开始后，地方机构陷于瘫痪，南京方面军政人员不得不依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双方谅解合作的结果，便是地方青年国民党党员被出卖，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员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对地方豪强的清党行为进行所谓限制，不过这个提案显然并未见任何作用。而地方清党之陷入混乱，也日渐严重。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共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最后形成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都死伤严重。类似事件，或大或小，在当时多如牛毛。为处理此类纠纷，也让国民党高层头痛不已，如对此泰兴事件的处理，就因“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
　　
　　更有甚者，即使是清党委员会人员，也可能一夜间变为被清的对象而遭不测。如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若非其为“天子门生”，得蒋介石亲自过问而免于一死，否则早就被枪毙了。而其他人则未必有此好运，如：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清党运动发展至此，连清党委员会也控制不住了。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大公报》称：“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清党以来，清党已成权势者杀伐异己之借口，而手段莫不毒辣残暴，上海，南京如此，而稍远之地域，则更是变本加厉。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国民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此类情形，当时司空见惯。【而一腔热血之青年进步之国民党员，此时也只好肝脑涂地，为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运动而“赎罪”，其代价便是生命。】
　　
　　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为滥杀一事向南京国民党致信，“【况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
　　
　　这一阶段之清党，被害之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不在中共之下，上海国民党部甚至愤而发表宣言说：……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
　　
　　【清党之结果，所导致的国民党组织结构大破坏，人员大损失，恐非蒋之本意，但清党一旦开始，则意味着与中共的决裂，蒋为对抗武汉政府，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即使冤杀上十万国民党普通党员，也并无悔意。】清党的结果，自然是蒋在国民党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势与地位，但对于国民党来讲，固然从此独大，但
　　
　　【【人员结构与北伐前迥异，农村党员、基层党员、青年党员，十不存一，而原为革命对象之地方豪强、帮会、军阀势力，则进入党内，并取得极大权力，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崩坏，从此开始。】】

作者: 宇航 时间: 2012-4-12 11:44

　　国民党是怎样屠杀国民党的！
　　
　　一般都说1927年4.12政变后国民党清党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个问题，国民党搞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杀掉了大批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屠杀掉了43万忠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国民党党员的60%!）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这恐怕是因为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基层干部、党员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清党分共，不过是国民党右翼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果实与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国民党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所以清党之时，国民党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其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矛头直指忠于孙中山的基层国民党员）。
　　
　　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害者数万，而其中中共党员仅几百，死于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光。清党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了致命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国民党县党部。南京政府统治中心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国民党党组织了。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被动员支援前线的景况是完全绝迹了。
　　
　　国民党方面有这样一段隐晦的描述：“国民党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国民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国民党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迅在他的杂文中，曾对那个时期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对这43万被国民党屠杀的忠于孙中山国民党员，在历史上是难以留下声名的，对中共来说，他们并非自己的党员，自然一般不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国民党来说，他们又都是被“清”掉的敌对分子，死不足惜，但我们今天谈论历史，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些不辜负中山先生教诲，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三民主义者。
　　
　　有人认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因为国民党不但杀掉了大批国民党基层党员，造成国民党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且彻底割裂了国民党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后许多政策的推行的失败，都源于此。
　　
　　悲哀的国民党人员统计数据：
　　
　　广东1926年10月统计，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1926年10月统计，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1926年10月统计，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1926年10月统计，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12236人。
　　
　　资料出处：
　　
　　(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
　　
　　表、506－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国民党的主要控制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作者: 宇航 时间: 2012-4-12 11:45

　　http://blog.renren.com/blog/232228277/462923405
　　
　　412事变当时，中共领导机关是“四大”选举产生的，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李大钊、谭平山、李维汉、项英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5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以上中央局5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清党时无一人落网或遇难。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仅有邓培一人直接牺牲于412清党。李大钊在412事件前6天已经被张作霖逮捕，不久牺牲，虽时间重合，但不能算在炮党帐上。除他以外，其他所有中执委员（含中央局成员）甚至都顺利活过了这段黑暗时期。蔡和森牺牲于1931年、瞿秋白更牺牲于中央苏区失陷之后了。但是候补委员中有3人未能活过1927年，除了邓培死于412清党外，王荷波于10月也为张作霖所捕杀，张太雷则殁于年末广州之役。
　　
　　412事变后，中共随即召开“五大”，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是：
　　
　　中央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1927年5月-11月）、罗亦农（1927年5月-1928年4月）、赵世炎（1927年5月-7月）、张太雷（1927年5月-12月）、陈延年（1927年5月-7月）、谭平山（1927年5月-11月）、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1927年5月-1928年3月）、彭述之（1927年5月-1928年4月）、杨之华（女）、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1927年5月-1928年5月）、彭公达（1927年8月-11月）、罗登贤（1928年5月-7月）
　　
　　候补委员：毛泽东、郭亮（1927年5月-1928年3月）、黄平、吴雨铭、陆沉（1927年5月-11月）、刘伯庄（1927年5月-1928年6月）、袁达时（1927年5月-1928年6月）、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1927年5月-1928年5月）、李震瀛、王亚璋（女）
　　
　　只有陈延年一人是直接死于清党运动时期.
　　
　　因此，从狭义的“清党运动”而言，对于中共领导机关的直接打击殊小。但是，考虑到这只是长期白色恐怖的一个开始，那么会看到，在27年以后的10年间（甚至可以缩小范围到三四年间），以上名单中被捕杀、阵亡、叛变、投托、退党、与组织失去联系从而脱离革命运动的人员就是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标黑的是1933年以前牺牲、叛变、开除、退党或者失去联系者（迟至30年代后期在苏区沦陷后被害人员尚未计在内）。“五大”中央委员33人中，占23人；候补委员14人中，更是多达11人（只有主席、陈潭秋、王亚璋三人始终在革命队伍里，陈潭秋牺牲于40年代）。
　　
　　在“四大”“五大”两届共51名中执委员（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中，能够看到新中国建立，而且此时仍然在革命队伍中的，只有中央委员6人（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杨之华）、候补委员2人（毛主席、王亚璋）。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927年已经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成为这个革命政党最为精英的一员，你也只有大约不到16%的机会看到你矢志不渝的事业的成功——有趣的是，如果你是那凤毛麟角的女性，这个几率却是100%。
　　

作者: 半醉汉 时间: 2012-4-12 20:32

这里，没说清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汪精卫武汉政府在四一二事件上的分歧、各行其是和国民党最后临时的共识，也没说清与苏俄输入革命、上海工人运动对国民党“清党运动”起到的催化作用。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2-4-12 23:33

所据史料不足，更无“独特视角”，行文看不出作者受过史学训练。

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3-9-21 14:20

数字很多，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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