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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朱嘉明：《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绪言 [打印本页]

作者: 明明如如月 时间: 2012-4-24 17:05 标题: 朱嘉明：《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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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嘉明
2012-02-29　　来源：共识网读书 2012-02-26　文字大小：【大】【中】【小】

《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上下二冊)》遠流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虽然交出了书稿，但是并不轻松，头脑里无法摆脱“苦思冥想”。思想可以走多远？它真的可以穿透历史吗？对此，我深信不疑。写一本与货币有关的书，是长久以来的心愿。有多长久呢？三十年，甚至更久。可是，那个促成这本书最原初冲动的又是什么？看来，后记得从这里开始。

一

　　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对货币的理解，首先是从人生经历中来，而不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开始。

　　从我有记忆之时，就面对着一个反差：家里生活的拮据和母亲口中的家族历史。小时候读的很多书，都是在新华书店里读的，比如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攒的每分钱都能变成书。“文革”期间，下乡务农做工10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先去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每月挣6块钱工资。从西藏回北京，一路扒火车，为的是省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月工资32块钱，一拿到就寄给了在陕北农村的同学，因为他们靠工分活命；再到胶东做工，挣16块，不够生活，常常跑到附近地里偷吃的。贫穷，岂止是我一个人，那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熟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年代，自然要思考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我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到底去哪儿了？贫穷是怎么发生的？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渴望改革开放的原始冲动就是摆脱贫穷。

　　很多年之后，读到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所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对我，有一种难以想象的撞击力。同情、懂得、理解贫穷，关怀穷人，才能理解经济学精髓，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二

　　我很幸运，没有读完初中、没有上过高中、大学，于1978年直接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第一次，以学问的方式触及货币和货币经济问题，197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金融银行问题研讨会。老一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所了解，谈到当代世界货币金融真相，对生在“新社会”、处在封闭世界中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货币及其货币经济制度、运行，像一粒种子在我这里埋下了，好像没去管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培育它。

　　货币究竟是什么？货币是怎样影响一部经济史和决定着现实经济的运行？这个简单又尖端的问题，始终萦绕着我。随着中国货币化过程开始，我意识到，从这里出发，最终还是要回归这里。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原点，也是终点。

　　1982、83年，我的老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多次邀请我座谈关于人民币发行额问题；弗里德曼和世界银行官员对中国的访问和讲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慢慢形成关于货币化、经济转型的概念。

　　无论理论、政策多么滞后，货币经济在启动着，货币供给增大，市场价格迅速形成，贯穿了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我意识到它非常近似于西欧16世纪的价格革命。生逢其时，深入参与改革，逼迫我思考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货币化过程。我始终没有兴趣参与诸如“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这些名词概念的咬文嚼字，直接切入实际做事。到了80年代中期，我对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独树一帜的看法，比如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20多年过去，回过头来看，我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识而感到自豪。

　　那时已经萌生了要写一本关于货币经济的书。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5年，去美国密西根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花了些精力收集关于金融史、货币史、黄金史、利息、价格革命方面的书籍。在那里，还结识了一位老财富的代表戴维•洛克菲勒，一位新财富的代表乔治•索罗斯。索罗斯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炼金术》。我对于货币经济的内涵和理解在逐步加深。回国后，写过几个提纲和一些零星的观点。

　　1986年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与中信董事长、“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交往，使我获得了新的视野。我一向在意经验和实感。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资本工商业、民间资本的角色都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常被简称为索罗斯基金会）工作，则是打开了另一扇窗。总之，货币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产生着交叉影响。而现实体验与理论思考都指向弗里德曼所言：货币是重要的。

　　值得提及的是，在1981年，因为参与上海宝钢上马还是下马的论证，知道了一些内幕，政府、企业、跨国公司三者的利益之异同突显，似乎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悄然来临。受日本电影《炎热的夏天》启发，我和《北京晚报》的朋友毕琪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名字叫《财富》。我至今为这个作品没有与世人见面而遗憾。

三

　　1989年我选择离开中国。在最初10年的异国生涯中，生活动荡不安。做学问、写作，对我来讲简直太奢侈了。

　　1993年，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读书，那年42岁。对于我，读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理解世界货币经济。毕业后，我选择了创业。在澳大利亚、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白手起家，卖过土地，开过餐馆，建过制衣厂，有过钱比命重要的体会。也做过一些今天看起来仍然值得做的努力，比如试图在柬埔寨建一个货币交流中心。1997年柬埔寨发生政变后，我曾为柬政府提出过关于重建经济的系统建议，特别是货币制度，那就是以美元为主体货币，以柬币为辅币。因为经过战乱的柬埔寨人民，经过非货币经济时代，只相信美元。美元可以实现物价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柬埔寨政府没有美元发行权。而物价相对稳定，才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我的意见被接受。实践证明这是对的。事实上，美元早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元，而是世界货币，这里没有阴谋，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

　　2000年，我受雇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作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全球网络。这使我有一个国际视角，关心穷国和穷国的穷人。三年之后，我到维也纳大学教书。没想到，一转眼在欧洲生活了11年。其间，经历了前后欧元区时代；目睹了2001年从先令到欧元平静的转折，深深感到了货币的威力。

　　在我当初想写货币经济的书时，世界经济离我很远，虚无缥缈。如今，游历世界之后，对于我这个世界公民，地域根本不是我的限制，完全置身于天地之间，世界经济就是我的经济，中国经济反倒远了起来。将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最大的谜：中国为什么穷？财富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个始终折磨我的问题放到世界货币经济史中来思考，对于历史的解读和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四

　　在我海外的20余年，是中国财富大爆炸的时代。必须指出：中国当下的很多财富的基础是历史的沉积。中国曾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藏富于民，也就是说，1949年经历了一个非货币化过程，30年后，又开始货币化，使无价的土地有价，使无价的各种资源有价等等。在民主国家，货币为国家垄断，但是货币发行和税收受到民主制度的制衡，金融主体是私人，央行独立于政府；在中国，政府不仅享有铸币权，人民币是Fiat　money，而且国家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央行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国像一个气球，过去20余年，只要扒着不松手，气球膨胀，你的占有就会相应增大。拥有财富的多少常常与辛勤努力与否无关。对某些人来讲，实在是有原罪的。这个时期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中国成为制造富人的工厂、生产线。在中国的权贵阶层中，不乏我1980年代的朋友。有一次，一位朋友聊天时脱口而出：“我们富人……”我为这个朋友悲哀。这更刺激我探讨中国货币经济沿革和财富分配历史的激情。

五

　　2007年提起笔来，拾起环绕我20年，却实实在在被中断了的题目。如同得了一场“失忆症”，失而复得。本书第一稿的题目是《中国货币经济沿革》。

　　这是在时空上、地域上超大范围的一次书写，世界范围的写作。维也纳、香港、澳门、纽约、北京、银川、台北……书籍、参考资料，从国内源源不断地运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回北京。浩瀚的题目，涉及范围宽广。我自认为具有驾驭大题目的能力，高屋建瓴、贯通是我所长，也是我喜欢的。在享受创造和发现的喜悦之时，其艰辛可想而知，常常处于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如痴如醉。

六

　　感谢维也纳大学。这个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研究。这里出现了那么多影响人类世界的精神人物。哈耶克、熊彼特是我们大学的骄傲。在这里，思想创造会受到肯定和尊敬。人们甚至不关心你的成果，仅仅目睹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尊敬。当我的系主任魏格林教授成为分管学术的大学副校长后，在她的新办公室，可以看到挂着历届副校长的油画肖像，让人素然起敬。你会感到历史在延续。这是一个有700余年历史的大学。它没有因为政治变革、科学进步而影响学校的宗旨、传统。大学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学是精神的殿堂，是一片净土，要抵制喧嚣的世俗干扰。经过黑死病和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很重要地在于大学精神。西方文明不能被商业文明所控制、所左右；不能被政治所控制、所左右。试想，没有自由的大学，人类怎么能创造出精神产品，又何谈发展和进步？之所以奥地利学派、哈耶克诞生在这里，要说他们出现的土壤有什么特别之处，归根结底就是自由。

　　中国啊，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成为读书人。穷究原本和真理，超脱，有精神贵族感。中国很多人追求财富上的贵族，相当可悲。世界上真正的贵族首先是精神贵族。对精神世界纯洁的坚守，对思想的迷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我不愿意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个词已经俗了，含义太多了。我愿意说自己是读书人。喜欢书。这一生和书在一起，读书是我的生活、支撑、幸福。什么都可以不遗憾，有些好书没读到就是遗憾。只要地球存在，人类没有毁灭，精神和思想是唯一永恒的东西。韦伯认为中国是一个商业民族，其实很有道理。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读书人，还是应当崇尚精神和思想的。

七

　　2011年5月受周渝先生、林慧峰女士邀请，参加紫藤庐纪念周德伟先生活动，我讲哈耶克思想的现实意义，其间结识远流出版社副总编吴家恒先生。他以极高的效率阅读了书稿的电子版，做出出版决定，并于2011年6月4日签订合同。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家恒和他年轻的同事郭昭君，以及唐怡珍小姐，完成了60万字书稿的编辑加工。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绵延，一是文字，一是货币。一本讲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历史的书首先用中国的繁体字呈现，这是十分美好的。

八

　　加尔布雷斯在讲述货币简史时说过，这是他一生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我对于这本书，也有同感。它也可以算作对自己异国生涯的一次交待。在相关领域中，我把读书和思想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了，接近边界，然而，还是有很多写不进去，整理不出来。

　　这是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从时间跨度上，跨越两千年；从细节上，被历史忽视的细节无数，总想一点一滴挖掘出来，因为，它们确实影响了历史的方向。它是可以无限做下去的工作，精心打磨，5年、10年。然而，不行。所以，虽然有很多遗憾，有不少错处和疏忽，敬请读者原谅，还是把它出版，往前推进一步，再来修订再版。

　　这是我第一次在计算机上用十个笨拙的手指头打字成书，除了慢，阻挡了思想，还因为误操作等等，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和工作量。比如在大量修改中，常常把携带的脚注弄丢了，文献出处丢失。原想编制文献、人名、名词索引，都因时间有限，只得作罢。还有，进入批注的书大概只是所读书的一部分，很想跟读者分享更多，没能一一列出。为货币经济所收集的相关图书，也希望今后有机会给年轻人用起来。

　　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这是一部残缺的货币经济史。台湾是1930年代币制改革的一条主流。然而，本书没有涉及。毕竟我来自大陆，熟悉大陆，加之大陆经济体的质量于世界举足轻重，所以在下卷中专写大陆货币经济的中断、重建、接轨。

九

　　我充满了感恩。给了我思想和知识的有很多很多，古今中外。说近的，在MIT遇到两位对我影响至深的教授。一位是莫迪利亚尼*，我的老师，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

　　感谢莫迪利亚尼。我永远被一件事情所激励和鼓励。第一天上国际金融课，讲资本市场理论。当满头白发的莫迪利亚尼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向他鼓掌。掌声停下来，他说：我并不值得被鼓掌，你们应该为我们这里有一位gentlemen鼓掌，他幽默地说着，指着我，为着一种精神和理想选择了流亡。教室的空气凝结了。他转身在黑板上颤巍巍地写出第一个公式。

　　感谢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离开MIT和他告别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人常说的good　luck（祝你好运！）。他是一位登山者，爬过世界很多高山。他理解人的有限，和登山的艰苦。Good　luck，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特殊的寓意。

　　感谢一位美国朋友Lee，在1990年代中，他向我介绍美元的历史，我谈对人民币的看法，彼此形成了一个意见：“有一天，人民币和美元会是一种货币的两面，其差别不过是一个红纸，一个绿纸。”他始终记着我的话，鼓励我写作。我还说，与其说是中国买美元国债券，还不如说，是美元成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还有我在美国一位挚友的儿子科瑞斯（Chris　Lindstrom），他是区域货币运动（Local　Currency　Movement）的积极参与者。他使我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做着把货币和国家分离，使货币小区化的努力，他们是一群相信 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的人群。货币在非国家化，很多人在努力。迄今为止，有2500多种货币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着，在北美、南美和欧洲。

　　特别感谢魏格林。她不仅是第一个读者，也是理解本书思想的人。她参与了某些历史阶段的深入讨论，不断有回馈、交流。比如对于民国币制改革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她非常有兴趣，我们做过多次讨论。还有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欧元区经济，特别是在理解欧盟上面，从她那里，我受到启发。

　　感谢王巍。他是80年代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我们有很多渊源。两年前重逢，当他的金融界同学纷纷退休的时候，他却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建立和筹划着一系列金融博物馆。我的工作得到他很大的理解和鼓励。而他办的杂志，也帮助我了解当下中国金融体系。此次，他欣然作序，我很感动。当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的时候，他却热情相助。

　　感谢许志明。我们的友谊维持三十年之久，从未间断。他对我的这本书，抱以期待，提供帮助。

　　感谢李志峰、王进华。两位物理学博士，为本书的图表做了很多工作。

　　特别要说的是感谢我的太太柳红。5年前的2006年平安夜，我在维也纳机场迎接刚刚承受丧子之痛的柳红。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汇入一条河流。5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她辞去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是因为我的背景，从此她被从一件件“事业”中清除；她过去的一些朋友离她而去；她批评《吴敬琏传》改动历史，过分拔高，起诉吴晓波(微博)抄袭她的著作，而被流言中伤、官司败诉；她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摆脱我的身份所带来的阴影。她从丧子的苦难走向更大的苦难，跟我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帮助我编辑了三卷文集，更伴随我写这本书的全过程。5年来，绝大多数时间她在北京，我在欧洲。第一稿，我用笔写在纸上，托人带到北京，或者传真，或者照相邮传，她帮我打字；她也曾来到维也纳帮我日夜打字。她为我购买了数百本新书，淘了很多旧书；还利用各个图书馆，借书复印。没有柳红的贡献，这本书不可能赶在2012年圣诞之前付印。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感谢的人，他们给了我直接间接的动力、启发和帮助。■

作者: 明明如如月 时间: 2012-4-24 17:09

这本书一直试图在大陆出版，但是没成。在出版有管制的地方它不方便出；在出版没有管制的地方，

还会有市场的顾及。这样庞大的学术专著市场在哪儿呢？还好，最后在台湾，这个既在意市场，

也在意学术和历史文化的土地上得以原样出版。华尔街中文网分两次发了这篇绪论。这是全文。

绪论

（朱嘉明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北：远流出版，2012年）

朱嘉明

   一九三○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说过：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我对中国漫长货币经济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读。

壹

货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在经济史上，货币经济是经济活动、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的基础。货币经济支撑市场经济和所有实体经济部门的运行。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经济周期，影响着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形成之前，货币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经济平行和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在后现代化经济中，货币经济则有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趋向。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本书把自先秦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一九三三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一九三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一九三五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贰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今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如果缺其席不谋其政，这个国家还能正常运行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一五○○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属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的）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参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money will decide the fate of mankind）。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即使质量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李自成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深层原因。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中国货币供给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平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复，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肆

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埃及都有过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但是都告消失，唯有中国货币经济延续至今，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的重心，至少延续到十八世纪末。其间，中国与世界的货币经济互动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一，平等模式。汉代与罗马帝国。这次交流很可能是用中国的丝织品换取罗马帝国的黄金。二，主动输出模式。在唐宋时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纳入中国的货币圈。三，被动输出模式。元朝建立，大规模掠夺中国境内历代积累的白银等金属货币，并运往蒙古帝国的其他疆域，支持整个蒙古帝国的经济。中国金属货币资源枯竭，不得不实施纸币体系。蒙古人知道，中国具备流通和使用纸币的传统和习惯。四，主动输入模式。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世纪」，中国透过国际贸易换取南美洲的白银，货币形态白银化。从此，中国货币经济已经全然不能与世界货币经济分离，形成了「合流」，而不是「分流」的态势。值得提及的是：宋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领导世界潮流。中国存在以货币经济的历史积累为基础，实现一种「本土化」或「宋朝式」的金融制度创新。南宋以有限的国土与蒙古帝国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军事抵抗，除了南宋的经济富足之外，政府建立了具有创新特征的货币体系无疑是重要的。明代，伴随白银资本和金融制度进步，存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因为外族原因，蒙古人灭亡宋朝，满洲人灭亡明朝，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

自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的货币和财富不再以中国为中心，不再是世界顺从中国经济结构，而是中国依赖世界货币资源和市场，中国要顺从西方的经济结构。从此，中国自行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货币经济成为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逐渐丧失独立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文艺复兴和自英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展的西欧地区的货币体系，成了主导世界经济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如果中国要纳入世界经济，必须改变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接受西方国家货币经济制度。清末的货币改革属于推动从货币「非国家化」向货币「国家化」转型，实现构建现代国家的目标，成为「冲击─反应」的典型案例。这次转型因为辛亥革命和清朝完结而失败。

伍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法币改革」是国家现代化和货币国家化的里程碑，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迄今对这次改革的众多评价都不免有片面之处，但是「法币改革」的后果已经很清楚：实行白银国有化，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民众和商家的白银财富积累，开了剥夺民间财产的先河；建立货币金融垄断和无限政府，民众的货币财富不再是可以兑换的白银，而是依赖政府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中国的私有经济传统从此遭到动摇和颠覆；改变了金融生态，改变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自由的银行券遭到废止，中小型金融机构和私人信用体系遭受打击，民营银行丧失了发展成长的历史时机。正是「法币改革」埋下了抗日战争之后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奠定了中国二十世纪国家所有制、甚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第一块基石。它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存在着清楚的历史逻辑。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陆政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货币经济具有「不可兼容性」，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被中断，国民经济倒退到「半」货币经济和非货币经济时期。这种情况并非首例，在南北朝就发生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法币」的一种变异，都可以叫做fiat money，但是法币毕竟有外汇支撑，外汇以黄金储备为基础。而人民币与外汇、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含金量」。中国的正统说法是，人民币是「物资本位」。如果实现「物资本位」，必须实现国家对物资的垄断。人民币是一种「双重」垄断，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和对支持人民币的物资资源的垄断。人民币成了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国家信用的纸币。在人民币制度下，中国人民财富的形态只有人民币，而人民币为国家垄断，国家透过人民币供给数量和物价的不断变动，实现国民财富的重分配。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穿鼻而过的环，它使我们被那些控制鼻环的人们牵着走。（money has become a ring we wear through the nose, which allows us to be lead around by those who control it）。人民币就是这样的「鼻环」。

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革开放。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大体完成了货币经济的重建。因为超常的「货币化」不仅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触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大爆炸」。与此同时，人民币完成了「蜕变」，从无价值基础到形成价值基础，实现了中国货币经济和金融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中国再次重复了清末和民国对既定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路径依赖」故事，只是换了主角，不是清廷，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是共产党北京政府。

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失败，经济改革脱离了原本的轨迹，从政府推动、引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转到政府主导、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从此，刚刚形成的利伯维尔场和国家干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均衡被打破，国家完成了对实体经济中的能源和通讯等产业部门，以及货币经济的所有部门的垄断。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不是在逼近利伯维尔场经济，而是渐行渐远。如果说中国有市场，它是政府干预的市场；如果说有私有或民营经济，它是受国有经济压迫，狭缝生存，随时有灭顶之灾的恐惧。人民币的国有性质不是弱化，而是强化。在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货币国家化，但是还受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衡。其经济制度是发达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其政治制度是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等于货币当局。央行有独立空间，货币发行受法律程序限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这一切，在中国不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人民币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与民族主义挂钩，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形成人民币与国家垄断的超常关系，由此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和贫富差别的扩大。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广大的民众，迷茫、失落，甚至绝望，以为这是经济改革所致。因此，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重新肯定毛泽东的舆论。殊不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已经一步又一步地背离了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的初衷，发生了质变。而被认为代表自由主义，代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某些人物，其实已经演化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一部分。鉴于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一个非民主和非法治的国家与国家对货币的无限权力的结合，是危险而值得忧虑的。

陆

就本书的思想理论资源而言，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是西方经济理论。第二类是中国货币经济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中，首先是哈耶克的货币思想。哈耶克的货币思想是深刻而独特的。哈耶克认为，现今货币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被俘获的制度，它既不符合自发秩序，又不是全盘政府干预的结果。而货币制度被俘获使得货币制度偏离其自然演化路径，以至于货币制度失灵，而这种失灵又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因此，如果要彻底根除经济危机的危害，就须以实现货币制度的演化遵循自发秩序为前提。而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遵循传统的法律原则和没有钳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只要人们可以自由使用随便哪种货币，则对那种被人普遍接受、能够保持其购买力大致平稳的货币，就会形成持续的需求。」做到了这两点，货币制度自然会遵从其自然演化路径了，而经济危机也将不复发生。所以，哈耶克主张完结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和废除中央银行。所谓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欲且不实际的。最能代表哈耶克货币思想的著作是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注意到中国货币经济，他引用卫斯林（W. Vissering）对二十世纪初中国货币经济的观察：中国流通纸币，「正是因为它不是法币，因为它跟国家没有关系，因而才被人们普遍作为货币所接受。」因为哈耶克，还要涉及魏克塞尔理论，以及奥地利学派。也因为哈耶克，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有了重新认知。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是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历史证明「唯有货币起作用」，是对真实的经济史最精彩的总结。

如果说，哈耶克货币思想是解读中国货币经济史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那么，凯恩斯学说中的货币思想则是解析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国家干预、背离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凯恩斯货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由国家控制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其功能是实现货币和信用的管理。所以，货币是一个「外生变量」。凯恩斯所关注的，主要是货币需求，而且将货币需求的变化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transaction, precaution and speculation）。进而认为，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凯恩斯理论为国家干预和垄断货币经济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和逻辑解释。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在过去三十年间，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成了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国度。

总之，中国货币经济史存在着自由和垄断两面，如同硬币的两面。哈耶克和凯恩斯有助于解释这两面。

现代经济学主要成形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既有的理论不足以说明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史，需要中国本土的货币经济理论加以补充。如今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那些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但是自由放任货币经济思想始终存在，甚至是主导思想，是民间共识，直接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例如，西汉有过一次对后来影响重大的盐铁会议，留下了著名的《盐铁论》，记载了关于是否应实行铸币权统一的辩论，支持阵营有桑弘羊，反对阵营只有贤良文学，而没有具体人名。从字里行间，不难感到贤良文学是主流。明代是中国自由货币经济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和实践的时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国家尝试透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清代一度抬头，放任货币经济达到历史顶峰。其实，中国经济中「无为而治」的传统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某种共同之处。二十世纪中国的货币经济思想，因为受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影响，全盘西化，本土货币经济思想式微。在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货币经济的理论基础。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现代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和方法处于主导地位。

柒

本书认为货币经济史有其独立地位，它不是一般的中国经济史，也不是一般的中国通史。中国货币经济史问题，既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也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本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货币经济，而是真实的货币经济；不是某个时期的货币经济史，而是自春秋战国至今的货币经济史；不是某个部门或地区的货币经济，而是以中国为基本范围的货币经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涉及中国史、中国经济史、世界史，还涉及一般经济学和货币经济思想史。

本书以货币经济的一般内容为架构，以相关的历史为依据，描述和分析中国货币经济沿革；采用一般的历史研究原则、实证主义的基方法，尽可能透过对必要史料的描述、分析、假设、推理，深入中国货币经济的深层结构，进而形成结论。本书没有纠缠诸如欧洲中心还是中国中心，世界历史的多元论还是一元论，世界史的大分流和合流问题。为此，多次使用了「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和「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透过这两种方法，探讨中国货币经济史在多次转折时点上，在存在某种所谓「必然」前景的同时，确实还有多种选择和可能性。最典型的事件是一九三五年的法币改革，如果用「回溯性分析」，实在是大势所趋；而用「前瞻性分析」，则难以得出法币改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书力求历史和理论的统一，尽可能避免只讲抽象的概念和逻辑，而是将特定的理论和特定的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让理论透过历史而展现，让历史透过理论得以梳理。思想理论资源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综合，也是一种创造，如同将一颗颗珍珠用一根线绳串成项链一样，以求达到具有综合特征的创造。否则，难以描述、解释丰富多彩的中国货币经济。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没有刻意追求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这是因为货币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利益的交叉点，涉及一系列的分散变量，例如市场和政府、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等等，似乎缺少现成的工具来建立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就中国货币经济而言，使用「数量经济史」的方法有两个明显的困难：中国虽然有两、三千年的漫长货币经济史，但是存留下来的相关文献记载过于零碎模糊，短缺不足，没有系统而精确的数据基础。不论是定量还是定性，都受到先天的限制。在中国，货币经济有严格统计的时间并不长。此外，中国的货币经济今天都还在转型和调整，货币制度还没有稳定下来，中国的货币需求和供给变化波动比较强，发生作用的因素尚不成熟，具有强烈的随机性。

研究中国货币经济史，价值取向是不可回避的。价值取向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史观和经济学理论，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可以产生相互对立的结论。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干预，就会赞同秦始皇统一货币；反之，不赞成大一统，就会对秦始皇做出相反的评价。再如《盐铁论》，站在文学贤良这边，还是站在桑弘羊这边，是赞成自由经济呢，还是国家皇权。中国货币经济史不仅缺乏史实文献，也缺乏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哲学和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以追求国家强大、民族统一、国土完整作为衡量不同时期的兴衰成败、进步和倒退。而没有以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民间经济的自由度、民众的福祉程度作为根本尺度。本书没有掩饰自由经济的价值倾向：赞赏自由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不赞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坚信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捌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在中国货币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已经做了相当的开拓和基础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

关于中国货币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范式：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涉及货币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处涉及中国经济；二十世纪的内藤湖南和费正清的著作，对于中国货币经济历史多有描述；韦伯也有过关于中国货币经济史的分析。二，中国货币通史方法。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历史跨度最长的著作，从先秦到清末，但是没能进入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杨联升的《中国货币简史》，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近年来中国出版若干按照中国历史朝代顺序，包括中华民国的中国货币金融史。三，断代史方法。例如秦汉时期货币经济、两宋货币经济、明代货币经济或近代货币经济。黄仁宇另辟蹊径，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前后剖析明朝财政经济制度，进而触及中国当时的货币经济问题。四，置货币经济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万志英的《财富之泉》（Fountain of fortune）以中国和世界的白银关系为背景，揭示中国向白银经济的过渡，考察时间跨度从公元一千年至一七○○年。加藤繁的《唐宋时代金银研究》，将黄金和白银置于唐宋两朝的时空中加以研究，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五，钱币史研究（Numismatic history）。中国关于钱币史的书，历来很多，很早就形成独立学派。钱币的历史沿革为货币经济史提供了实物支持。但是，中国钱币史学派专注的是钱币本身的演变，而不是货币经济。千家驹的《中国货币演变史》，历史跨度很长，从古代货币到人民币，主要是从「钱币学」切入，是一部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著作。六，部门经济史方法。在部门经济史研究中，涉及货币经济。中国部门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很多，农业史、手工业史、航海业史、土地制度史、财政史、商业史、外贸史、银行史，往往忽视了货币和货币经济的作用。七，专题研究方法。选择中国货币经济中的某个专题，加以探讨。例如梁方仲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条鞭法研究是开拓性著作。还有西汉的五铢钱问题，宋代的钱荒问题，明代的白银化问题，清朝的土地价格和大米价格问题，钱庄，利率史和信贷市场问题。八，现实政策性货币经济研究。从清末至民国，一些研究中国货币经济的西方学者，直接对中国有过观察和考察，参与了中国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甚至出任中国政府在金融货币领域的顾问。一九○四年，精琪在对中国货币经济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币制改革的系统方案。一九一二年，卫斯林撰写的《中国当代货币》，是当时关于中国货币经济的代表之作。一九二○年代，狄爱华出版了《中国货币论》，将当时中国货币经济分为不同部门，做细致的技术层面研究。一九二九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向财政部长宋子文提交的《中国逐渐实行金本位制法草案》等。中国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杨格参与了南京政府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的重大金融和财政决策，也是中国参加一九四四年布尔顿森林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其著作《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是中国当时货币经济和财政经济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当代货币经济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关于现实货币经济的专题性著作数量可观，涉及货币化问题、金融改革问题、汇率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所限，缺乏历史感和国际视角。九，作为国际货币经济一部分的专题研究。近年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全面考察了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白银世纪」，西方货币经济和中国货币经济的关系。黑田明伸的《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一书，在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下的中国货币结构和区域分布，中国货币经济被纳入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框架之中。如果把中国货币经济作为一个连续的研究对象，自然会承认其历史可以划分为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弗里德曼探讨一八七○年美国货币制度的调整，特别是一九三○年代美国购银法案，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走向的集大成者。

一般来说，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研究方法基于历史学派，以古籍，特别是钱币史作依据和基础。局限性表现在：一，少有触及货币经济制度的演变。二，缺乏将货币经济部门、货币存量和流量与通货膨胀的宏观研究的整体性分析。三，将中国货币经济独立于外部世界，缺乏中国和国际的货币经济比较研究，缺乏用国际货币经济的一些因素解释中国货币经济演变。即使讨论西方银元和西方现代银行，也是着眼在对中国影响的范围之内。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特定时期中国货币经济与世界的关系。例如：世界地理大发现、南美白银开采和中国明代货币化。四，在运用当代货币经济理论分析和解释中国货币经济史方面的努力是零星、分散、不成系统的，以致陷入繁杂琐碎的考证之中，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例如，所谓的「传统─现代」二元预设始终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西方学者，包括费正清和加州学派，在中国货币经济的范式方面，确有中国学者所没有的长处：注重比较研究，重视中国、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范围之中，探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即全球性关联，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化。其最大贡献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将中国货币经济作为孤立系统加以研究的传统，将中国置于国际大环境之中。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受制于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能力，在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方面是薄弱的。他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某个时期和某些问题，或失之于对中国自身演变特征的规律重视不够，或失之于忽视中国经济对全球货币经济所起的作用。关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货币问题的研究少有著作。值得强调，日本学者在中国货币经济历史领域，既有直接理解的语言优势，又有强烈的东亚和世界历史意识。

                                             玖

本书以货币经济的演变历史为主线，跳出中国朝代和政权更迭的限制，尽可能展现宽阔的历史视野，力求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图像。所以，本书的篇幅很大，不乏失之于不可深入，浅尝辄止之处。但是，本书的初衷是希望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窥视局部，而且可以游览整体，逐渐感受到：中国货币经济实在也是一个「广袤无垠而又神奇迷人的花园」，尤其值得在意细微之处。因为，货币制度微不足道的变化，都会对历史发生不可预料的影响。

此外，本书的篇幅庞大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在一个主题下，满足不同读者的偏好。他们可能有兴趣于：中国货币经济制度的大历史框架，中国货币经济与世界货币经济的互动关系；「钱袋子」与「枪杆子」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系政权的重要支点；「法币」和「人民币」的历史渊源；重建货币经济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当下中国货币经济与世界货币经济的关系等等。

在经济思想史中，货币问题是经济学家最耗智慧的领域。为本书提供理论基础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和货币紧密联系。二○○一年「九一一」事件不久，我有幸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附近的加尔布雷思家中听他谈「九一一」事件对美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在他那么多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本：Money: Whence It Come, Where It Went，他听了很高兴，幽默地说，你很特殊，绝大多数读者可不是这样，他们更喜欢我那本《丰裕社会》。在我看来，加尔布雷思仅仅提出货币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包含了货币哲学，甚至宗教的意识。我们人类要自由和幸福，真的没有办法摆脱货币吗？至少，真的永远无奈于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吗？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台湾宜兰三星

地

作者: 明明如如月 时间: 2012-4-24 17:13

http://book.163.com/special/hybsndbzbdls/?1291805312960
改革四君子的故事

作者: 李大苗 时间: 2012-4-25 01:08

这篇“绪言”所给读的，著者对货币的了解太简陋，对历史的解读也太虚疏。

中国历史中，货币从来没有“双本位”过。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一直都是变动不定的。

元代，纸钞发行最初的原则，与近代金本位下货币发行原则极其相似。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铜钱不如黄金那样受到自然稀缺的严格约束。

而明代，几乎没有能成功发行过纸钞。

清代后期，大约在1895年左右，就已经废两立圆了，而不是民国时候的事情。1935年改钞，盯住的是英镑，而英镑是以黄金为本位的，所以，法币的本质是金本位的。

“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这是无稽之谈，历史上，每一次金银矿藏的大发现，都导致全球性的通胀。187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放弃白银的货币本位，造成世界的白银向中国涌入，正是固守白银本位的中国，才陷入长期切不可收拾的通胀。

“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供应减少，而不是货币流出，境内的总量不减，并由于海患在嘉靖年间除却，日本白银在郑氏海上集团的经营下，依旧持续向大明流入，白银总量还会些许增长。怎么能“百业萧条”呢？关键的是，著者根本没搞清楚，现代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它们的税收基础是什么。

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4-25 09:52

“双本位制”——彭信威表达“并行本位”，并且说明是一个套用的概念，比较谨慎，也比较符合实际

明明兄就是作者朱嘉明？很期待继续转载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4-25 09:57

远流是个很好的出版社，编辑都很敬业，很努力，很有眼光。确实很善于寻找打通俗而具学术性的作者和书稿

作者: 明明如如月 时间: 2012-4-25 17:55

“双本位制”——彭信威表达“并行本位”，并且说明是一个套用的概念，比较谨慎，也比较符合实际

明明兄就是作者朱嘉明？很期待继续转载
老木匠发表于 2012-4-25 09:52

不是呢，转贴来着。朱嘉明的名我都是刚听说。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4-25 18:01

不是呢，转贴来着。朱嘉明的名我都是刚听说。
明明如如月发表于 2012-4-25 17:55

上午没有看仔细，现在知道了，也才知道是位燕友MM

作者: 老木匠 时间: 2012-4-25 18:13

从写书的角度来说，这个绪言写得太罗嗦，70万字的书，篇幅已经要达到已有的货币史著作普遍水平，就应该着重讲自己究竟和前人有什么不同，作者恰恰没有能够说清楚这一点

断论太多，也是这个绪言的毛病。绪言里应该尽可能清晰的介绍自己的观点，可是要让人觉得能自成逻辑。说得越多，也就越是容易露出毛病。比如前面断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可是后面在分析秦汉、唐宋时期的货币问题时，又都是在讲政府的非理性的干预。像这样自相矛盾是写书绪言的大忌。老实说，木匠仔细看过这个绪言，就对这本书没有了兴趣。

作者最大的毛病是急于以他所鼓吹的自由主义来解释历史、进而批评当今中国政府及经济结构，试图描绘出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传统，来给自己的建议张本。这样也就偏离了学术中立的底线，难以客观的来分析历史

作者: 明明如如月 时间: 2012-5-4 17:14

从写书的角度来说，这个绪言写得太罗嗦，70万字的书，篇幅已经要达到已有的货币史著作普遍水平，就应该着重讲自己究竟和前人有什么不同，作者恰恰没有能够说清楚这一点

断论太多，也是这个绪言的毛病。绪言里应该 ...
老木匠发表于 2012-4-25 18:13

我本来想买一本的，现在看来，还是不买了。

欢迎光临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