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现代社会饿死人数最多的“大饥荒”，都不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的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9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目前对这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还有争议，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致死人数在1600万-4000万之间，CBC NEWs也在2010年10月的报道里将这场浩劫评为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灾难。撇开致死人数的争议不谈，从一些文献记录的细节里，仍可看出当时灾难的严重程度。《李治国：大饥荒年代的投枪行为》中这样形容那几年的状况：“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邮局柜台上放的帖信封的糨糊都会被饥民偷吃舔光。更严重的，根据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报道，在甘肃通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官方的数据也透露出了当时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在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全国有3039万人严重营养不良，卖儿送女的案例发生了666000起。 世界灾难数据库和史料证明：中国3年大饥荒并非自然灾害所致
但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凶手并不是自然灾害。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0年撰文《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大面积的持续灾害在统计学上可能性很低。查阅国际灾难数据库（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也证明了他的观点，在这三年中，除了1958和1959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华东地区两次洪水和局部地区的干旱外，没有找到1959-1961年有异于往年的全国大范围的灾害。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1981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也同样表明“自然灾害说”站不住脚，《年鉴》显示1957年全国成灾耕地面积是1498万公顷，而“三年困难”时期开端的1959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只有1373万公顷，还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虽然成灾面积超过了2000万公顷，“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的耕地成灾面积同样也超过了2000万公顷，但1963年却没有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 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 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 。四川虽然在1959 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 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 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 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饥荒现象其实是地缘政治产物，每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