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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沈睿：一切都在于体制：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打印本页]
作者: 杜雅萍    时间: 2012-6-19 09:27     标题: 沈睿：一切都在于体制：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勒(Daron Acemogle)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于2012年3月出版，出版后立刻成为英美知识界人人都谈论的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

英美各大报纸都发表了书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这部书“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关于美国与中国的警告。”纽约大学经济教授、“发展研究所”所长威廉•易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华尔街时报》发表书评，认为这本书是“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著作，”因为这本书给我们看发展的过去和走向提供了洞见。法朗西斯•福山撰写了长文，分析这本书的得失。加州洛杉矶大学社会发展教授，著名的《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贾德•戴蒙德认为这本书是每一个政治家，任何关心经济发展的人的必读书。（这本书的诸多书评，见http://whynationsfail.com/reviews/）

这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厚厚的，五百多页，与这本书提出的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有的会繁荣与昌盛，而有的却停滞与衰落，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什么——似乎相应得彰。如此厚重的书，读起来却很好读，也很容易读，两位学者根据自己十五年的研究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研究著作，语言却是平常人也能读得津津有味，书中包含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给历史和世界的发展平添了很多细节，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性、广度与深度，相反，却使这本书很生动，书的论点和观点更有说服力。

本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研究者们用的资料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涵括的广度，也有非常切实的当下的意义。从历史的深度看，这本书研究的是有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以及西欧等国家从十五世纪以来调整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与繁荣，而有的国家诸如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国等在现代社会了里贫穷而落后的起源。从广度看，这本书讨论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囊括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本书描述的是一部宏观的却又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本书分为十五章，第一章以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城诺加利斯为起点，“如此近又如此不同”，引入作者们的论点。诺加利斯（Nogales）这个小城是一个同名姐妹城，一部分在美国境内，一部分在墨西哥境内，美国境内和墨西哥境内这个城市都叫做诺加利斯，居民的构成因历史原因大多相似，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却有天壤之别。北部的美国境内的诺加利斯，居民家庭生活收入三万左右，生活安定，有良好的道路、医疗和公共教育设施，而对面的同名城市，民不聊生，贫穷与暴力是家常便饭。到底是什么使这个同名同地的城市如此不同，这两位作者指出，不同的不是地理、不是文化、不是历史，而是经济和政治体制。

从第三章起，本书论述是到底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本书的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再次强调他们的论点。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用这两位学者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体制是“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是多元性体制；而历史上那些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体制恶劣，恶劣的体制是一种攫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而为极少人服务为目的。

古往今来，历史上无数的国家和社会，作者们用种种例子说明，攫取性体制是怎样压制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盘剥普通人，从而使这些国家越来越落后；而包容性体制是怎样鼓励人主动性，法律面前平等而保障人的私有财产权，从而保障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韩国和朝鲜为例。在38线划定之前，韩国和朝鲜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几十年过去了，韩国成为世界上发达地区之一，而朝鲜却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地区之一，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导致了如此不同的结果。“繁荣的马达是包容性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仅给人们从事自己愿意的、最适合他们才能的职业的自由，也给提供他们公平的场所和机会。那些有好主意的人能开始他们的企业，工人们到让他们的生产力最能发挥的地方去工作，不那么有效率的企业被更有效率的替代。”（p.77）

体制，以作者看来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保障私有财产（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律和法制），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创造性地革新和摧毁旧的生产方式），很容易创造新的企业或公司，市场竞争，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的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诸如民主选举制，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作者认为，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仅仅有经济的包容性体制，没有政治包容性体制，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

本书认为穷国的穷并非因为地理环境或文化历史，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懂得什么政策好，穷国的穷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限制人的积极性，限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穷国采取的政治体制不是人们广泛参与的政治，而是独裁，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是暗箱政治，是一切都为了维护现状的维稳政治，穷国的经济制度也是最大限度地攫取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为少数人服务。

本书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创新与攫取性体制的冲突。1583年一个叫威廉•李的年轻人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做牧师。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戴一顶编织的帽子。威廉看到母亲和姐妹们每天都在编织帽子，想到编织帽子要花很长时间，他就琢磨是否能发明机器来编织帽子。结果，“我开始忽视我在教堂和家庭里的职责，我的机器和创造一个机器想法吞噬着我的心和头脑。”经过六年的努力，1589年，他终于发明了编织机，他激动地去了伦敦，请求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把自己的机器给女王看是多么有用，希望女王能给他专利权，防止别人偷盗他的产品。让他没想到的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给他专利，并对他说，“你的目标很高尚，但是想想你发明的东西会对我的可怜臣民产生什么影响！你发明的机器会使他们失掉工作，让他们成为乞丐。”李搬到法国，希望法国能认可他的产品，还是不成功。回到英国后，他请伊丽莎白的继任詹姆士国王一世给他专利，还是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同样的。女王和国王害怕的是机器会使人们失掉传统的工作，会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从而使自己丧失权力。编织机作为技术革新，既有带来巨大生产力的潜力，也有带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能力。作者认为，攫取性经济体制压抑创造性毁灭，因为攫取性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维稳”，就是要保持现有秩序，维护现有权力。

能否激发“创造性毁灭”是经济体制的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包容性经济体制鼓励“创造性毁灭”的各种发明。美国的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近百年世界上的各种技术和发明大多都是在美国出现的，作者说很难想象中国能产生比尔•盖茨。

鼓励繁荣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可以防止那些试图瓦解体制的人的努力；而导致贫穷的攫取性体制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利用恶性体制的上层统治精英会试图维护这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攫取性体制通常有更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体制很不稳定，普通人对这种体制也没有信心，他们没有权利参与，也没有兴趣参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创造了更多的暴力。攫取性的体制创造不平等，凡是经济分配极为不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攫取性体制运作的结果。攫取性体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攫取性体制的最大收益者是统治者，攫取性体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或推翻。比如，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采取的是攫取性体制，他们对非洲并没有长远打算，只想近期捞到黄金或象牙，他们压榨当地人民，迫使当地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但1950-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赢得国家独立的斗争并没有创造一个包容性体制，相反，非洲独立的领导人继承了欧洲殖民者的统治方式，他们用同样的攫取性体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导致非洲的战乱、贫穷与动荡不定。

两位作者不相信“好领导人”之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体制不是一个领导人决定的，不是一个好领导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的。体制的改变是草根运动，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与统治精英斗争的结果，迫使统治者接受更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竞争，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博茨瓦纳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等。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停地发展和变化的，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说明这两个国家的体制是怎样逐渐演变，从攫取性体制向包容性体制转变。美国的攫取性经济和政治体制，直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彻底打破，英国的进步更是历史一步步斗争出来的结果。

攫取性体制也可以发展经济，比如中国最近这三十年，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要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预言“中国的让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会慢慢地蒸发掉，”除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目前的角度看，看不出中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意向。作者们对中国的论述（第五章和第十五章）是很精确的。本书详细地讨论了中国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前三十年中国采取的是攫取性的经济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等等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的人们，而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后三十年中国采取了部分包容性体制，中国的经济起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这本书的宏观视角给读者提供了看世界历史和未来的不同角度。他们讨论的是大问题，而这样的大问题给决策的人，给关心社会和每个国家未来的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另一本风靡了欧美知识界的书《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7)，作者是加州洛杉矶大学教授贾德•戴蒙德。那本书讨论的是人类的文明史以及为什么有些文明幸存下来，而有些文明却已经消失了，文明的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中华文明，我曾经几次在我的课上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参考。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回答了国家怎样可以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许就是如此简单：体制、体制、体制。

本书网站：http://whynationsfail.com/
本书简介：http://whynationsfail.com/summary/
本书目录：http://whynationsfail.com/table-of-contents/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2-6-19 23:23

体制是根本问题，沈睿女士好文！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2-6-20 08:20

确实好文。
谢平主席zz，怎么发现的？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0 08:28

穷国采取的政治体制不是人们广泛参与的政治，而是独裁，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是暗箱政治——其它的也就罢了，韩国，OMG，李承晚到全斗焕都不存在是吧？

关于韩国还有这么一段：
The share of workers with “irregular” jobs is, at 56 percent, the highest in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Labor’s share of income has fallen significantly,
and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who belong to unions is declining steadily.
Indices of inequality have risen substantially. The ratio of the income of the top 20 percent of working families to the bottom 20 percent rose from 4.5 in 1997 to 5.9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5: a record high for Korea. The poverty rate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the crisis, but
the welfare system, although improved, remains inadequate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problems created by neoliberal policies.

James Crotty and Kang-Kook Lee：The Effects of Neoliberal 'Reforms' on the Post-Crisis Korean Economy



至于米国，inner-city发来贺电。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0 08:29

至于米国前驻联合国大使jeane kirkpatrick女士是怎么把支持“传统”独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请看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作者: test    时间: 2012-6-21 21:47

穷国采取的政治体制不是人们广泛参与的政治，而是独裁，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是暗箱政治——其它的也就罢了，韩国，OMG，李承晚到全斗焕都不存在是吧？

关于韩国还有这么一段：
The share of  ...
三苗 发表于 2012-6-20 08:28
很想看看，三苗先生关于这个结论（红字部分）是如何理解的？能否展开理论性的阐述意见？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1 22:41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6-22 07:54 编辑

6# test



难道TEST先生认为韩国从李承晚到全斗焕时期处于民主的、自由的、公开的政治统治之下？


从朴正熙时期起的韩国GDP增长早就是常识性问题了吧，虽然这种增长不代表一切都“和谐”，更不能成为肯定韩国当时政治体制的理由，但是显然与主帖所讨论的著作的理论假设相违背吧？


与主帖所讨论著作的理论相违背的例子我相信不需要列举了吧？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1 22:42

6# test


当然，也许南欧各国的抗议者们是在抗议红字所分析的这种政治制度？还是上街表达他们对……的感激之情？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1 22:44

6# test


又或者我引用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状况是在红字所述政治体制下发生的？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2 07:29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6-22 07:34 编辑

说实在的，主帖不过是柿油主义“中间派”100多年以前就开始玩（见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早就玩不下去的，因而新自由主义懒得玩的那些……
作者: test    时间: 2012-6-22 11:11

6# test



难道TEST先生认为韩国从李承晚到全斗焕时期处于民主的、自由的、公开的政治统治之下？


从朴正熙时期起的韩国GDP增长早就是常识性问题了吧，虽然这种增长不代表一切都“和谐”，更不能成为肯定韩 ...
三苗 发表于 2012-6-21 22:41
唉，我最失望的，就是三苗除了用“反例法”之外，就没啥独到的理论辨析能力。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2 11:15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6-22 11:18 编辑

11# test



唉，主帖这种三流实证主义货色，用不着啥“独到的理论辨析”



杀鸡焉用宰牛刀？
作者: test    时间: 2012-6-22 11:22

11# test



唉，主帖这种三流实证主义货色，用不着啥“独到的理论辨析”



杀鸡焉用宰牛刀？
三苗 发表于 2012-6-22 11:15
我个人觉得，三苗先生的参考书目令人佩服之极，但就是没机会看到三苗先生自个的理性阐述（除了网上的闲言碎语之外），甚为遗憾。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22 11:23

13# test


呵呵，慢慢等，别着急哈。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2-6-30 03:01

沈睿女士的书评，写得很清晰，读不明白者，大约是自己不够清楚。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30 10:11

嗯，15楼又让我们见识了一下真理部部务委员的风采。谢谢哈。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30 10:17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6-30 11:25 编辑

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对，韩国军政府为财阀开路。还可以再举一例：智利皮诺切特的“政治包容性”为什么开路？


凡是经济分配极为不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攫取性体制运作的结果。——嗯，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后皮诺切特，韩国的“后危机改革”、包括近年来的台湾（香港似乎不算）……攫取性……呃，或者主帖的作者其实认为，“包容性”体制下不可能有不平等，即使有也和“分配”无关……嘻嘻。



体制的改变是草根运动，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与统治精英斗争的结果，迫使统治者接受更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竞争，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内战，平等派清教徒掘地派，寡头“议会主权”纷纷发来贺电，而且法国革命更符合这个标准吧。

日本的明治维新——看来GHQ战后的土改啊解散财阀啊都是多此一举（不知道被GHQ镇压下去的日本工运算“草根”不）的……嘻嘻。日本战前的财阀啊什么的都是不存在的……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30 10:22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6-30 10:27 编辑

凡是经济分配极为不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攫取性体制运作的结果。——刚想弱弱地问下近40年来，neoliberalism兴起以来全世界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哦，突然想起来，按照主帖作者的路数，大概福利国家才属于“攫取”……      哦，大概作者看好的“草根运动”也是西欧和米国的right wing populism？


除了韩国外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的还有冷战那一票反G右翼独裁。事实上这也正是jeane kirkpatrick女士肯定“传统独裁”的一个理由。这个“包容性政治体制”确实很有包容性……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30 10:32

攫取性经济体制压抑创造性毁灭，——呵呵，也就是说，是否是“攫取性体制”，以capitalists的权力和权威是否被“压抑”为标准，呵呵。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6-30 13:23

主帖作者讨论的著作的所谓“包容性”，早就玩不下去了，更准确地说，根本懒得玩了……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2-7-1 00:23

支离破碎的批判，反射出思维的支离破碎。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7-1 09:47

更可笑了，主帖的第一到第六段，以及最后一段都是非实质性的内容。如果要批判的话很容易，因为这个比较对象的选择完全是随意的，米国inner-city不见得比墨西哥的繁华地区强，这样牵强附会的比较毫无意义。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7-1 10:02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7-1 10:28 编辑

第7段进入实质问题的叙述，并举了韩国和朝鲜作为对比，看来是把韩国作为“包容性”体制的样板，而朝鲜反之。

正如我举的例子表明的，这首先不符合历史事实，韩国不能成为“包容性”体制尤其是“包容性”政治体制（就不重复了）；其次，作者一边说，“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后面却又不得不承认，“攫取性体制也可以发展经济”，那么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该书作者没有交代呢？还是写书评者的问题？不得而知。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7-1 10:18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7-1 10:59 编辑

第8段到第15段具体定义了“包容性”和“攫取性”体制的问题。并举了一些例子。

首先，我已经指出，主帖举出的例子，不符合主帖自己设立的标准。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后形成的，并不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诸如民主选举制”的制度，而恰好是“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英国人民针对这种体制展开的斗争，早已是常识性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也一样。更何况这两者都不是什么“草根”运动。

其次，我一开始就在第4楼引用了一段英文论文说明，所谓“包容性体制”，同样是以“经济性分配的极大不平等”为特征的。第10楼、第20楼又两次指出，主帖以及主帖评论的这部著作所持的观点，不过是100多年前自由主义“中间派”早就破产了的，neoliberalism根本懒得玩的幻想的回声。为了照顾某些人，特别在第19楼补充了下我的判断，当然看上去还是不够及时……

为了防止某些人不能理解，我在第8楼、第17楼第一段的红字部分、第17楼的第二段，重复了三遍。看来某些人还是无法理解。碰到这种……不可雕的真是崩溃呀。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2-7-1 11:59

两位作者不相信“好领导人”之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体制不是一个领导人决定的，不是一个好领导人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的。体制的改变是草根运动，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与统治精英斗争的结果，迫使统治者接受更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竞争，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博茨瓦纳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等。

来看下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怎样的运动，是否符合作者定义。首先，詹姆斯二世当然不是好领导人，他也不想，也无力改变体制，这种体制当时在宗教上表现为亲天主教，政治上则是疏远议会。然后便是“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与统治精英斗争的结果”，根据丘吉尔所述：
在反对他（即詹姆斯二世）的阵营里，不仅有辉格党人，而且有王室的几乎所有老朋友。参加王政复辟的人，在马斯顿荒野战斗和内斯比战斗中为詹姆斯的父亲作战或牺牲的那些人的后代，为了“神圣的权利”受到长期迫害的圣公会主教和牧师以及一般教徒，熔毁金银餐具以充实查理一世的国库并派年轻学者参加王军的各个大学，自身利益似乎同君主制紧密相联的贵族和地主阶级——所有这些表面沉默而怒火中烧的人们一定在准备以武力抗拒国王。英格兰的贵族和圣公会从来没有象一六八八年那样受到那么严峻的考验以及为民族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他们毫不动摇，也毫不犹豫。

当然，三苗兄可能会说，这些贵族与地主阶级和草根还有不小距离。而实际上，光荣革命虽说是比较自上而下性质的革命，但底层群众由于对天主教的反感，参与的热情相当高涨，不亚于那些贵族与地主，威廉登陆是受到群众欢呼的，詹二与其两军对垒时，军队也是倒戈反对詹姆斯的。再引一段丘吉尔：
各个阶级对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的仇恨和恐惧，在一首充满侮辱和嘲弄言词的民谣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人人传诵这首民谣，他们因此感到战争即将来临。这些顺口溜出于沃顿勋爵之笔，他十分了解黎民百姓，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这首民谣没有明确地提及威廉，也没有提到入侵和叛乱。可是齐声吟诵的悦耳声音给军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试想，如果底层草根，其中包括军队，不支持威廉反对詹姆斯二世这位“统治精英”，那么詹二的体制能否改变，光荣革命能否成功，得打上一个大问号。

至于你说英国“光荣革命”后形成的，并不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诸如民主选举制”的制度，而恰好是“寡头或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
我想你这里混淆了改变和改变后这两个概念，作者在谈光荣革命，没谈到光荣革命后吧。而实际上，光荣革命后威廉的君权也受到很大限制，托利和辉格两党往往在其他事务上针锋相对，但在光荣革命后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限制君权上难得高度统一。相对而言，改变为瞬态，需要草根参与，或者草根即为主力，比如法国大革命，改变后为常态，也许草根安之若素后，也就有了路径依赖。当然，我个人也认为作者谈的“体制的改变是草根运动”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并无问题，但不排除极少数情况下，非草根运动，好领导人的一己之力改变体质的极端情况，印象中少之又少，或者可以这样说，缺乏草根参与的体制改变有其先天缺陷，稳定度不够，随着好领导人的人亡政息，极容易又打回原样。
作者: 三苗    时间: 2012-7-1 13:03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7-1 14:55 编辑

25# showcraft


1、“受到群众欢呼”和草根运动乃至“参与”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2、也许草根安之若素后，也就有了路径依赖。——18世纪末的英国雅各宾派，19世纪上半叶的各种运动（见我之前提出的burgess and festenstein:english radicalism 1550-1850的相关部分）表示无压力。英国的各种“社会”统治关系随着“光荣革命”是烟消云散了呢还是不断加强了——当然，这种“社会”的统治，正是自由主义，以及丘吉尔、阿克顿之类的保守主义者以“自然”或“传统”的名义极力捍卫并强化的……


就算把问题限定到政治领域，光荣革命之后的寡头议会“主权”也有很多文献了，此处不赘。就算把目标和评价标准限制在civil liberty，光荣革命也和这个目标十万八千里（参见K.D. Ewing,C.A. Gearty:The Struggle for Civili Liberties，那个说的可是20世纪上半叶）。

另外，正如Richard Bellamy在批判自由主义“中间派”时一针见血指出的：

Societies are not the product of the reflective consensus of autonomous agents, but mirror the balance of power of various groups within them and the conven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in which their members are engaged. Neutralist liberals are especially guilty of failing to see how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do not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neutral norms of universal rationality, but reflect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ies of different corporate and group interests.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pp.249


不难看出，主帖介绍的这本书的路数无非是红字部分，亦即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老调重弹而已。虽然名词似乎比较新。


对class, race ,gender及其再生产——主帖所谓的“包容性”体制首先只是把一些比较明显的强制换成了这种再生产，仍然是排斥性的；其次，正如我特别提出的后皮诺切特智利证明的，这种所谓的“包容性”实际上还是需要所谓的“攫取性”保护——的讨论汗牛充栋都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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