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拜访科斯和福格尔教授 | |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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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南(Lee Benham) 和艾丽桑德拉·本南（Alexandra Benham）两口子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界比较熟悉的两个人，他们和世界银行的退休研究员玛丽·席利（Mary Shirley）在十几年前经科斯教授的授权一起创办了科斯研究所，这些年经常到中国举办制度经济学界年轻学者的研讨班。我在2001年参加了科斯研究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第二届研讨班，从此和三人熟识起来。2011年下半年，我回到母校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李和艾丽桑德拉知道之后，邀请我去芝加哥拜访科斯教授。我因此兴奋不已。科斯教授已经接近101岁了，能够见到他，绝对是一种荣耀。 几经反复，我们敲定11月18日到芝加哥见面，玛丽也为此专门从华盛顿赶来。艾丽桑德拉为我和我太太计划了半天的丰富活动。我们上午从麦迪逊出发，中午赶到科斯教授的住所和他一起吃午餐；下午自由活动，晚上和福格尔教授以及另外两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一起共进晚餐。和科斯教授一样，福格尔教授也是我敬仰的前辈，以前他访问过我们中心两次，但没有深入交流，这次李和艾丽桑德拉特意安排我们和他见面，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在谷歌地图上查到了科斯教授的住处，一栋位于芝加哥市区北部毗邻密执安湖的老人公寓。到了11月18日，我和太太早早地从麦迪逊出发，一路上非常顺利，在GPS的指引下，不到11点就到了公寓楼下。因为时间还早，太太和我便到大楼和湖之间的一处公园里走了一阵儿。芝加哥是有名的风城，当日的风就很大，暗红的落叶在强风的裹挟下，不断形成锥状的漩涡，仿佛魅影一般，在林间闪烁奔腾。这么大的风，太太和我都受不了，只好躲进Hallmark旁边的一所医院里暂避。 十一点半，接到李的电话，说他们三人已经到了科斯教授的公寓，太太和我赶紧赶过去。见面寒暄之后，我们一起到二楼餐厅等科斯教授下来。公寓内部装修很经典，适合老年人的品味。我们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大桌子上。不一会儿，坐在轮椅上的科斯教授由他的助手推着来了。老人只穿了一件衬衣，脸色红润，精神看起来很好。我们逐一和他打了招呼，然后落座点餐，他的助手帮他穿上了一件开衫毛衣。老人坐在餐桌的一头，李安排玛丽和我一边一个靠他坐下。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份不大的午餐，科斯教授却点了一份比较大的，包括一份汤和两个墨西哥卷。老人的食欲似乎很好，不仅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而且还吃了一个小面包！太太后来直感叹，看人家百岁老人，比我们都能吃！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间，科斯大概是文章写的最少的人，两篇文章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也相差甚远，《企业的性质》是在他27岁的时候发表的，而《社会成本问题》是在他54岁时发表的。但是，发表少不等于影响小。科斯的两篇文章大概都是至今社会科学界被引用最多的文章，“谷歌学者”显示，《企业的性质》至今被引用20520次，《社会成本问题》被引用18078次（2011年11月25日）。我在八十年代就读过《企业的性质》，基本上没有读懂，后来重读才明白一些。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的结论，后来被马斯克莱尔等人在时下最流行的研究生教科书里用数理模型写下来。在原文里，科斯没有使用任何数理模型，而是用自然语言和几个简单的例子把他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的功底，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真阅读科斯教授的原作的。科斯老人告诉我们，他曾经看过一篇斯蒂格列茨写的文章，说《社会成本问题》认为不存在交易成本，他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可以不读（文章）也可以写（文章）。”（“A person can write without read.”） 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关注是众人皆知的；可以说，过去十几年里他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问题。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他在芝加哥组织了两次关于中国的研讨会，邀请许多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参加。2010年他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为他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大型庆祝会，并通过视频聆听了老人的讲话。 相传，钱钟书晚年不愿接待仰慕者，理由是，难道因为鸡蛋好就一定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吗？我荣幸地见到了下了两只金蛋的母鸡，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也不管科斯教授是否在吃饭，问了他一大堆问题。老人的记忆力惊人地好，几十年前的事情，连细节和人名都没有忘记。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弱，要认真听才能听清楚，后来他的精神越来越好，声音也大了一些。 老人告诉我们，他父母没有多少文化，都是12岁就开始做工了。他自己的脚不是太好，别人都说他不应该读书，但是，他还是上了中学，而且有幸获得当地的一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进了伦敦经济学院读大学。直到三十年代，英国还是一个等级严格的国家，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能够读大学，科斯算是一个例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有幸获得一份奖学金，到美国访问一年，这也促成了他的第一篇著名文章《企业的性质》。尽管这篇文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是1937年，但是，根据科斯本人的自传，他早在1932年就基本完成了文章的雏形，也就是说，他22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堪与爱因斯坦相媲美（爱因斯坦的成名作是26岁发表的）。 科斯毕业之后，经过一番辗转，1935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期间哈耶克也在那里教书。我们好奇地问他，哈耶克对他是否有影响。他说，影响不大，但是，哈耶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们俩的关系很好。他曾试图去理解哈耶克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但后来觉得这个理论不可靠 --- 说到这儿的时候老人摇了摇头。哈耶克的唯一影响可能是让科斯对奥地利学派产生了兴趣，为了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他曾到德国住了一段时间学习德文，但最后放弃了。我们问他对德国的印象。他讲了两件事。一是三十年代他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人都很支持希特勒，他觉得不可思议。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 准确地说，是柏林解放之后两个星期 --- 他接到上级的指示，从伦敦直飞柏林，去向德国经济学家了解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计划情况。临走的时候，上级告诉他，德国人已经为他做好了准备，可是当他到达柏林的时候，发现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到来一点儿都不知情。但是，这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非常尊敬，他诙谐地告诉我们：“他们必须尊敬我。”谈到和哈耶克的关系，我想起科斯和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共事多年，就问老人，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是否和哈耶克有过交往。老人回答，没有，只是见过几面。 当年，哈耶克正在和凯恩斯进行论战。我们问老人，这个论战是否对他有影响，他也摇摇头：“没有。”他说，凯恩斯是一个自觉比其他人高一等的人。他只见过凯恩斯一次，是1946年，当时他加入了凯恩斯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一天，凯恩斯路过他们办公室，科斯的上级向凯恩斯介绍：“先生，您恐怕不认识科斯先生吧？”凯恩斯回答说：“是的，我想我不认识。”然后向科斯伸出手，轻轻地握了一下之后就匆匆走掉了。李问，凯恩斯很傲慢吗？老人回答，他不是傲慢，他只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样看来，好像谁也没有真正影响过科斯。我们问他，那您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老人回答：“我的思考。”老人说，他总是自己和自己辩论。他还自己和自己下棋，先下一边，然后走到棋盘另一边，想出对付自己上一着的最好着数来。艾利桑德拉问，那你有没有过自我矛盾的时候呢？老人回答，没有，从没有。 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人曾经影响过科斯。老人告诉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收益最大的是和自己的同学的讨论。他特别提到了阿巴·勒内（Abba Lerner）。勒内的主要贡献是对凯恩斯理论的阐释和正规化，但他早期也对垄断理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是边际定价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衡量垄断能力的勒内指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勒内长科斯7岁，但和科斯同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此之前，他开过一家印刷厂，但以失败告终。科斯因此常以此取笑勒内，说他的印刷厂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用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勒内出生在沙皇俄国，对俄国革命持同情态度，三十年代还专程到墨西哥拜访在那里流放的托洛茨基。我们问科斯，勒内回来告诉你他对托洛茨基说过什么吗？老人回答，没有。我想如果他对托洛茨基说过什么的话，一定是：“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计划经济就没有问题了。”从一位101岁的老人口里说出这种幽默，就好比一位远古的智者穿越时空向我们传递创世者的旨意。 长寿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态平和。科斯教授和他的夫人玛丽同年，两人共同度过了百岁生日，如果不是因为去年摔了一跤，玛丽也会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说到玛丽，科斯老人眼睛亮了，告诉我们二战时的一件往事。那时，德军飞机总是飞到伦敦轰炸，躲避轰炸因此成了科斯和夫人的家常便饭。一天，科斯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但同时也有机关枪的声音，显然，德军飞机在低空扫射。科斯对玛丽喊：“Look out!”玛丽闻言马上跑到窗户前，探出头去看 --- 她以为科斯让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让她赶紧躲避！科斯老人说完这个故事，和我们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战争几乎毁掉了欧洲。1951年，科斯谢绝了伦敦经济学院邀请他顶替哈耶克教授职位的请求，而是决定移民美国，到布法罗大学执教。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美国的食物好多了。”这是一个诚实的回答，让我们在座的人都感到心酸。但科斯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坦然。他又说，布法罗大学当时是不错的。1959年，他加入弗吉尼亚大学，但他说，那是一个错误。当时，布坎南和图洛克都在弗吉尼亚大学，他们想把弗吉尼亚大学建成一个宪政经济学的中心。但是，当时的文理学院院长认为，这几个人是一帮右派，不会做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布坎南和图洛克都被迫去了乔治·梅森大学 --- 当时这还是一所社区大学，而科斯也在1964年因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发表而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执教。因为文理学院院长的狭隘思想，弗吉尼亚失去了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本来打算两点结束，但老人精神很好，结果快三点才结束。我送给老人一幅西安的民间剪纸，老人好奇地仔细看，说，谢谢。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保持联系，你可以给我写信。他的神情，总是像一个无辜的孩子。这让我想起张培刚先生。先生于11月23日以98岁高龄仙逝，实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于2008年获得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但因为身在国外没能亲自领奖，2009年借到武汉之际去拜访了老人。和科斯的平静不同，张先生总是笑着，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孩子。但是，在心底里，两位老人一定是相同的，乐观、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过世间百年的荒诞巨变，经历数不清的离乱愁别，剩下的，就只有内心的平安和对生命的满足。 和科斯教授相比，福格尔教授显得年轻一些。七、八年前他到我们中心访问的时候，可以自己走路，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了。不过他的嗓音仍然洪亮，和几年前在北京的时候一个样子。我被安排坐在他旁边，可以近距离和他交流。我知道他在四十年代就参加民权运动，并娶了一位黑人太太。但不幸的是，他太太两年前已经去世。 福格尔教授对中国一直很关注，2010年春，他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实际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0%。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风波，许多人认为他的预测过于乐观。当我向他询问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他的预测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是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这两个因素就足以支撑他的预测。他对他的预测非常有信心，因为他每次对中国的预测都被证明是过于保守了。比如，2004年他在我们中心演讲的时候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将达到1000万辆，但是，中国提前五年达到了这个数字。他向所有在座的人宣布，他愿意以他孙子的名义就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打赌。 我以为福格尔教授已经退休了，但他告诉我，他还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全职教师，还领导着一个研究中心。我问他高寿呢？他说：“84岁。我还没有达到我学术的顶峰，我觉得我还有潜力。”他告诉我，他仍然在写书，刚刚又完成了一本关于库茨涅茨的。他让助手给了我名片，让我给他写电子邮件，他会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我。这让我想起2007年在圣路易斯见到诺斯教授的情景。当时他正考虑离开华盛顿大学，迁到乔治·梅森大学去。我问他，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换一个学校吗？诺斯教授用他惯有的洪亮嗓音回答：“我86岁，才刚刚开始呢！”一位86岁的老人、且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荣誉，尚且说自己才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后辈有什么资格怨天尤人、感叹时间的飞逝呢？ 福格尔教授现在专注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变迁的研究。他告诉我，他的研究表明，人的预期寿命每十年增加2.2岁，这意味着，到下个世纪初，人类的预期寿命将普遍达到100岁以上；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寿命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如果福格尔教授的预测是正确的话，则目前中国城市人口中四、五十岁的人的预期寿命将接近90岁。这对我国养老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个人的人生规划具有启示意义。 半天的芝加哥之行很快结束了，但两位老人留下的印象久久萦绕不散。“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科斯、福格尔，还有张培刚、诺斯等老一辈学者，他们心如幽草，不争风情，却为他们的人生描绘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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