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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美国货币史》作者安娜去世 [打印本页]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2-8-25 17:02 标题: 《美国货币史》作者安娜去世

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12/06/25/206423.html《美国货币史》作者安娜去世
2012-06-25 03:20:31 新京报

　　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的作者之一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女士于美国时间6月21日去世，享年96岁。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生前为美国经济史学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高级研究员。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该书影响了几代金融政策制定者，许多判断广受关注，如两位作者将大萧条归因于决策者低估了货币乘数在危机中的跌幅并导致货币供应不升反跌等。（李蕾）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2-8-25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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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施瓦茨对货币经济学的贡献
中国贵阳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ygov.gov.cn | 更新时间：2010-04-29　|　来源：中经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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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娜·施瓦茨是当代美国著名女性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长期合作者，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她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包括货币史、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政策、货币本位和国际货币等，其代表作包括有与弗里德曼合作的《美国货币史》、《美国的货币统计学》和《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等一系列著作。

　　（中经评论·北京）安娜·施瓦茨（ Anna Schwartz）于1915年出生在美国纽约，1934年毕业于巴纳德学院获学士学位，1936年和1964年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36年，施瓦茨在美国农业部工作一年。1937年，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与盖耶（ A.D.Gayer）和罗斯托（W. W. Rostow）合作历时5年的研究课题－－“1790～1850年英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1941年，她加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并在1 985年获得该局终身名誉研究员的荣誉称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施瓦茨先后在布鲁克林学院、巴鲁克学院、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研究生部和纽约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她一生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货币史、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货币政策、货币本位和国际货币是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主题。由于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施瓦茨于1993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
　　
　　一、在货币史方面的贡献
　　
　　施瓦茨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史。她于1936～1941年间与盖耶、罗斯托合作，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周期和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英国经济增长与波动（1790～1850）》一书中，施瓦茨与其合作者运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统计技术，以时间顺序收集了200多个数据系列，将周期和趋势从英国经济运行的关键时间序列中分离出来分析，同时结合历史分析和数据描述，说明英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其重要成果是建立了盖耶一罗斯托一施瓦茨商品价格指数（GRS：Gayer - Ros-tow - Schwartz）。GRS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固定投资和需求长期增长的市场环境上，将需求增长、投资积累期和投资者行为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形成商业周期理论。在商业周期的最开始阶段会出现超额生产力，同时伴随利润持续增长，这时会出现投资增长前的长期延迟。伴随着生产力和需求的持续增长，出口随之增长，利润开始复苏增长。最后，投资进入市场中，所有市场中的大企业都会在相同的刺激条件下持续运作，而不考虑市场上其他企业的行为，从而导致生产力过剩，放慢投资。施瓦茨认为这一循环过程并不会带来经济萧条，她指出，经济萧条的原因不是因引进新技术或新设备而使利润降低，而是相对充分就业后成本上升的后果。
　　
　　施瓦茨后来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作的《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1875～1975）》这部著作又拉开了研究英国货币史的序幕。他们通过对英美两国的比较分析，得到了丰富的研究结论。在货币流通速度方面，他们认为，美国和英国货币流通的共同运动反映出一个统一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货币变量一价格、利息率、名义收入、货币存量－－都不得不保持大体同步。在这个统一的金融体系中，实际人均产出变动在两国间的联系是最不密切的；以一种共同通货表示的价格变动，联系则是最密切的。在利率方面，无论是名义收益率还是实际收益率，美国都比英国高；两国间名义收益率差距比实际收益率差距要小，这反映了英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美国高；同时，他们支持弗雷德里克·麦考利对“吉布森悖论”的普遍意义所提出来的疑问，并赞同用欧文·费雪的理论加以解释“吉布森现象”（而不是一种“悖论”）：在利率与预期的价格变化率之间有某种关系，那种预期是通过对过去很长时间的价格变化序列的外推，加上考虑到诸如美国19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白银流动的阶段性现象而形成的。在长期波动方面，他们认为，货币对美国长期波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战争和严重的萧条是货币、名义收入、价格和实际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些结果说明，凭经验观察到的那些长期波动所反映的，并不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周期过程，而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由于对它们做出的经济反应以及对经济资料的统计处理，使得这种波动显得平缓，把这种波动解释为阶段性的，与英国没有长期波动的事实相一致，而英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没有出现严重萧条。
　　
　　该著打破了传统思维，与传统意义上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相比，该著强调货币需求的相对稳定性，并认为价格水平并非由内生或外生的菲利普斯曲线确定，而且，价格水平对市场均衡的作用重大。该著和传统上认为理想和实际均衡差距在于经济增长的主驱动力不同，这一差距可能会产生暂时而非长期的经济效应，这一差距真正能够影响的是价格水平－－理想和实际均衡差距会影响市场价格水平－－随着理想和实际均衡差距的逐渐缩小，市场价格水平趋于稳定的理想值。该著中多年精心构造的时间序列数据到今天仍然是许多经济史学家不可或缺的数据资源。
　　
　　二、在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方面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施瓦茨开始与弗里德曼合作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的学术研究。历时30年的研究合作，共有三部著作问世：《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美国货币统计学》（1970）和《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1875～1975》>（1982）。如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她详细地解释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即从货币数量和其他经济变量关系角度重薪解释美国货币史，得到极高评价。
　　
　　现代货币数量理论以确认货币因素对名义收入变动的决定作用为核心内容，强调实际量值与名义量值、长期和短期的区分为基本分析方法，以相信私人经济的长期内在稳定性为出发点，以大量实证分析结果为论据。其核心理论－－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的基本要点可归纳为四点：（1）真实货币需求对真实收入的弹性为单位弹性；（2）名义（市场）利率等于预期真实利率与预期价格变动率之和，市场利率是由投机者的坚定预期来维持的；（3）预期真实利率与长期真实增长率之差是外在决定的；（4）名义货币需求可对货币供给的变动作及时、充分的调整。
　　
　　施瓦茨在与弗里德曼的合作中，通过对近百年来美国货币史的详尽剖析以及美国和英国两国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四个重要结论，有效地证明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1.货币存量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对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一个世纪里（1867～1960年：其中包括4个经济相对高度稳定的阶段以及6个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美国货币存量统计和相互关系分析，他们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动（包括长期和周期性的变动）与名义收入、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动之间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有相同的运动周期和方向，货币存量与实际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间同样存在密切关系；相比之下，货币存量长期变动与实际收入长期变动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同时，只要实际收入的增长过程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过程都相当平稳，那么决定实际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因素大致上会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存量显著的不稳定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2.货币状况变化与经济状况变化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货币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在形式和特点上也高度稳定。在1871～1949年的79年中，美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和英国各自的国内货币结构，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在这79年中，以1929年为基期（-100）的调整后价格比率基本在84至111这个范围内波动。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变化与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动间的相互关系。总体上，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增长在周期性扩张时期快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慢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恰好在商业周期到达顶峰之前减慢，而在商业周期到达低谷之前加快。
　　
　　3.货币状况变化通常有其独立的原因，这些变化并不是对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简单反应。货币存量的变动不仅是名义收入与价格变动的根源，而且还是名义收入与价格变动的独立结果。这是一种相互作用，但在较长期的波动以及主要的周期性波动当中，货币的作用明显更大；而在较短期的波动及较温和的波动当中，两者的作用相当。
　　
　　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上述相互关系通常与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恰恰相反。与百年货币史前3/4个时期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的表象解释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做出的修正。然而，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时间太长，仅靠这一表象解释是不够的。施瓦茨对“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和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这一解释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认为，尽管上述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做出超调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公众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增强。
　　
　　三、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贡献
　　
　　历史和统计学分析表明，经济的不稳定与货币不稳定密切相关，权变货币政策随之产生。施瓦茨笃信货币稳定的重要性和持续货币增长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施瓦茨对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美国货币政策研究
　　
　　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研究，施瓦茨首先把重心放在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研究上。她和弗里德曼将这一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春至1929年10月股市崩溃期间有意识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的货币紧缩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32年4月至1932年底公开市场买入计划阶段；第四个阶段是1933年1月至3月银行业大休假期间。在此基础上，施瓦茨和弗里德曼提出三个可选政策。（1）如果1930年前10个月美联储增持政府债券10亿美元而不是1.5亿美元，将大大改变当时的货币局面。理由是可以从两方面降低诸如1930年爆发的银行业危机发生概率：一是通过缓解紧缩局面进而间接遏制银行业危机，二是通过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直接防范银行业危机。他们认为，替代政策有利于振兴资本市场，减少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入美国的黄金，同时也会对海外经济产生积极影响。（2）如果在1931年1月至1931年8月底采取公开市场操作，货币环境变化对存款通货比和存款一准备金比产生的影响将强化其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银行储户不会那么急切地想将存款从银行取出，而银行也不会急于进一步增加准备金头寸。存款通货比和存款一准备金比的降幅也会减少。（3）假设在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底期间，美联储采纳了应对海外挤兑的“经典’方法－－提高贴现率，同时也采取了应对国内挤兑的“经典”方法－－买入政府债券，另外还及早实行了黄金封存政策，银行准备金将增加而非减少，银行准备金的增加将推动存款的乘数扩张，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出现货币乘数紧缩的效应。最后，施瓦茨和弗里德曼还指出美联储货币政策无能的原因：（1）权力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转移到了其他联邦储备银行手里，以及掌权人的个人背景、个性与领导素质的要求相差甚远。（2）金融体系不健全，经济崩溃常常反映出累积效应的作用，一旦累积效应超出了某个临界点，往往就能在自身的发展和传播中增强能量，反过来加快崩溃过程－－这是施瓦茨和弗里德曼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随后，他们对1948～1960年货币政策的复苏进行了简明阐述和解释。他们提出，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长期而可变的作用时滞，因此，相机抉择的、反周期的行动主义政策时常在不适当的时机发生作用，结果不但起不到稳定的作用，甚至使得货币政策本身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同时，由于货币对实际经济有显著影响，因此，他们赞同保持货币增长率不变的规则，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货币当局受公众舆论和政治压力的左右，避免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判断货币当局的业绩提供一个较准确的尺度。
　　
　　（二）世界货币政策研究
　　
　　除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施瓦茨与卡尔·布伦纳、艾伦·梅尔泽、菲利普·卡甘等在自1971年开始合作的世界货币政策研究中发现：货币政策作用的滞后性是长期的、可变的；货币需求的弹性并未随着替代货币的出现而改变。根据1959年拉德克利夫报告，施瓦茨认为，英格兰银行过于注重信贷条件而忽视货币数量，这是其战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日本和加拿大也存在同样情况，其国家中央银行没有恰当地选择政策目标。1987年，施瓦茨与戴比、乔杜里对加拿大个案合作研究表明，作为货币控制技术的利率运用产生了过多的货币变异。
　　
　　施瓦茨还研究了政府在货币和银行安排上所起的作用，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其观点：（1）从某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商品货币资源耗费以及由此商品货币纯信用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它今天仍然存在的原因在于：私人贮藏贵金属及金币、银币以对付他们所担忧的完全信用货币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2）履行涉及承诺支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合同以及防止与此相关的欺诈行为具有特殊困难。然而，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他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的影响更为严重。（3）对“在不存在政府货币当局的作用下，私人发行者能提供竞争性的、有效的和安全的信用货币”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4）由于货币当局在实施稳定的、非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上的失败，使得私人金融中介机构也产生了同样的不稳定状态，因而，政府的介入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事态更加恶化而不是趋于好转。通过四点的详细阐述，其得出结论：较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四、在货币本位方面的贡献
　　
　　施瓦茨和弗里德曼对研究货币本位在影响货币和其他变量之间关系所起作用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将其分成五个时期：绿钞时期（1862～1878年）、古典金本位（1879～1914年）、银元运动（1879～1897年）、金汇兑本位制（1920～1933年）和新政货币本位（1933～1934年）。
　　
　　1.绿钞时期（1862～1878年）。绿钞时期有两个现象：一是为货币制度安排的争议埋下了隐患，并在未来几十年间困扰美国；二是经济持续增长注定将使美国进入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他们讨论了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三个重要因素，即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存款和银行准备金比率以及商业银行存款对公众持有货币比率，并认为：相对于价格水平和汇率受货币因素的强烈影响，货币存量是一个独立变量；格雷欣法则仅仅适用固定汇率，黄金和美元的同时流通反映汇率弹性，白银消失的原因在于其市场价格被大大抬高，对低价值交易已无意义。
　　
　　2.古典金本位（1879～1914年）。根据美国国内外经济的不同特点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以黄金计量的价格水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滑过程；在第二阶段，黄金的使用和消耗已获得认可和适应，19世纪90年代南非、阿拉斯加、科罗拉多州一系列金矿的发现，以及黄金开采提炼方法的进步，扭转了世界范围内价格下滑的趋势。在古典金本位时期，他们认为对内外部动荡的调整方法要通过古典物价与黄金流入机能理论实现。这一时期的半年度数据研究表明，货币变化总是先于价格水平变化，表明货币供应而非黄金流量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3.银元运动（1879～1897年）。导致1872年银价下滑的原因：从供给方面看，美国西部大量富矿的开采以及世界范围内白银采掘生产力的提高；从需求方面看，许多欧洲国家从银本位制或复本位制转为金本位制，大大减少了对白银的货币性需求。对于银元运动，他们认为，由于高能货币变化的其他来源相互抵消，银元券本身不会增加足够的货币供应量以强制关闭该国的黄金本位，金本位的真正威胁是银元购买产生不利期望，由此产生的资本外流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
　　
　　4.金汇兑本位制（1920～1933年）。20世纪20年代，金汇兑本位制开始恢复，施瓦茨和弗里德曼阐述了金本位和美国政策在传递大萧条中的作用。由于金汇兑本位制提高了相对高能货币（这里指黄金）的需求量与可用来满足需求的高能货币量的比率，这使得国际金融体系变得脆弱。黄金输入使得美国货币存量扩张，带来的却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调整应对美国的变化以清点自身黄金损失，大萧条传递严重冲击了已重建金本位制但实际黄金储备量小的国家以及金融结构在一战中遭到严重削弱的国家，如奥地利、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还引用中国为例：由于当时的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相对于其他金本位制国家来说，实际为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以白银表示的商品价格大致保持不变，中国在不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了外部平衡。
　　
　　5.新政货币本位（1933～1934.年）。他们认为，黄金购买计划使得美国用于黄金出口供给减少以及进口商品黄金的需求减少，从而增加了对以外汇标价的美元需求，对国外黄金的收购增加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因此也增加了对以外汇标价的美元需求。上述两种影响合在一起，造成了以贬值前以汇率表示的美国收支平衡表的潜在赤字。白银购买计划首先大大增加了货币存量；其次由于计划涉及为贮藏产品而产生的公共支出，因此会增加联邦政府的支出（不是指预算账户上的支出，而是就经济效应而言）；再次，由于白银购买实际上是供给美元进而获得外汇，有助于资本流入美国，其对国际收支余额产生影响。
　　
　　五、在国际货币方面的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始，施瓦茨对国际货币问题尤其是替代货币本位表现出极大兴趣。施瓦茨（1987）描述了金本位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历史演变并评估其在维护价格水平和产出稳定的表现。19 81～1982年，施瓦茨担任美国黄金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黄金委员会应国会要求，对黄金在美国国内外安排中的作用做出评价及提出建议。施瓦茨编写的《报告第一卷》不仅有委员会的建议，并对黄金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做了深刻阐述，认为其是15年通货膨胀的产物；对美国历史上黄金的作用进行了全面回顾，对替代货币和信用本位的优劣进行了详尽考察；对美国现行黄金安排提出了重要评价和改进建议。1982年，她与迈克尔·波尔多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合作研究古典金本位，在其1984年的论文集总结了1821～1931年古典金本位运行的相关内容。此外，施瓦茨还著文记述了金本位的历史演变并评价其在维持价格水平和产出稳定上所起的作用。
　　
　　1983年，施瓦茨与迈克尔·戴比和詹姆斯·洛西恩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合作编写《国际通货膨胀传播》，对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做了简明而重要的评价。他们研究了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政策行为和其他重要经济变量行为，得到一系列评价两种不同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长期作用下产生差异的测试方程；讨论了两种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短期波动。从政策制定者的反应函数角度做出如下结论：长期分析的结果十分明确，相对于固定利率制度国家，浮动利率制度的国家政策制定者获得了更长的调整时间和更大的独立性；浮动利率下的跨国家名义变量如平均通货膨胀率、平均货币增长和平均利率普遍发生急剧增长；浮动利率制国家的名义货币存量和其他变量的关系是在长期的独立政策条件下产生的。短期行为研究结果较为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货币当局倾向于和海外国家采取一样的应对措施；在许多重要的案例研究中，各国试图保持汇率和利率稳定，从而担当了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施瓦茨还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震撼大半个工业世界的两次通货膨胀。施瓦茨认为，第一次通货膨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协调扩张货币政策的滞后反应，而最初的石油价格冲击只是起到导火索作用。第二次通货膨胀可以用相同原理进行解释：政策制定者在大多数情况倾向于平衡国际收支的流入和流出，保持利率或汇率稳定甚至两者同时稳定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目标，在此情况下，央行行长的反应以及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在固定汇率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体现出通货膨胀率变动在国际上的共同性。
　　
　　基于对国际货币和国际通货膨胀传递的研究，施瓦茨对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她倾向于将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差异归因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的滞后以及货币供应量增长比通货膨胀率波动更具有一般比较随机性。同时指出，另一个可能因素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货币需求的转变。作为超额货币供应量指标，它很可能大大降低了美国实际货币增长准确性，从而影响它与国外货币增长的估计关系。此外，如果将这20个经合组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货币增长目标数据显示通货膨胀似乎是其自主选择结果。

（经济学动态，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章文光，覃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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