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决定亲眼见一见中国的大城市，真正了解一下历史、野心和地理因素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节奏中形成各种变化。我选择的三座大城市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与非洲贸易网络的前沿阵地、西部新丝绸之路、和传统重工业核心地带的复兴吧。我们略过了北京和上海，降落在广州、乌鲁木齐和沈阳……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旅行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窗外的景色难以使人联想到任何历史甚至独特之感。不论哪里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相似，不免让人麻木。又是一个中石化加油站、另一个肯德基、另一座新的高层公寓楼，尽管它们有托斯卡纳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区别。一个接一个的新机场、新家乐福。但是，这种似曾相识之感是具有误导性的。 中国目前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3个，到2025年将达到221个。这些大城市一眼看去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一个大都会显然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聚集在一起，它的基础也并非单纯的水泥混凝土。除了罕见的几个例外，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化城市都具有漫长、曲折、不断演变的历史。近期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纽约客》记者和作家查建英被问到，“历史和现代”如何在中国共存。查出版过中文和英文的书籍，是当今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之一，她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她思考了一下，说：“这取决于你所关注哪方面的历史。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生活方面的历史——语言、饮食。至于建筑？”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每个朝代都会拆掉前朝的宫殿，建造新的，这与欧洲的传统截然不同……摧毁旧事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北京是一个伟大、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我目前的居住地，但或许外界对它的评价有些过高了，至少错误地把它当成理解中国的窗户。中国与其它一些历史上曾经宣称是宇宙中心的国家不同，它从未经历过由某一个大都市统治整个国家的时期。北京不同于伦敦、巴黎、罗马、马德里、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等帝王长期盘踞的城市（中国历史上有6座都城），它甚至从未扮演过主导文明走向的角色。它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而不是经济、宗教、工业中心，甚至算不上时尚中心。在法国，一句俗语总结出首都城市的超级向心力：一个人“不是巴黎人，就是乡下人”——要么来自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要么来自农村。但是在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山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国家的中心不了解，或者无法控制中国广袤地域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借用一张异乎寻常的地图来形象地阐述这种发散的状况，这幅由人类学家William Skinner编制的地图出版于1977年，包含在一本中国城市研究文章的合集中。Skinner把中国分为9个半独立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果算上西部内陆，是10个地区），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合乎逻辑的地理天堑，如山脉，每个地区都集中在河流盆地、海岸、农业和运输中心地带。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围绕着一个主要的城市，或者位于地区核心地带的几座城市。中国的疆域广阔——超过370万平方英里——在历史上，陆路交通的障碍和代价限制了物品和思想的流动。因此每个地区都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厨艺和城市领导阶层。这不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体系，Skinner写道：“我在早期研究中国城市时就发现，它们并非一个整体的城市体系，而是若干个体系，相互之间的关联不大。” Skinner为每一个地区都起了名字：“华北”表示北京周边地区；“长江上游”表示四川盆地，包括成都和重庆；“岭南”表示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Skinner在渡过了漫长、卓越的高校执教生涯之后，于2008年去世。他的贡献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这幅当初描述中国晚期帝王时代的地图在今天依然并未过时：北京和上海周边地区依然是各自的小圈子；中国东北（一度被外国人称为“满洲里”）地区的经济和思想与其它地区大相径庭；欠发展的西部自成一体，围绕其它主要城市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特的经济和文化特色。鉴于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Skinner和他的同事在2008年更新了一版地图以反映现实状况，他们发现这些地区的界限只有微小的调整，核心城市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0世纪的各类战争、起义、割据和政治思想的颠覆之后——从末代皇帝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古老的城市格局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有更多、更大的城市，但其中最重要的城市——作为地区交通要道的杭州、武汉、昆明；在现代经济中发展出领先产业的城市，如西安的航空业和沈阳的重工业；与国外有直接交往的城市，如广州和成都——大都不是像深圳那样一夜间出现的城市，而是古老的权力中心。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查的观点：如果历史的烙印没有出现在建筑物上，那么究竟出现在哪里呢？ 如果北京、上海、香港等令人耳熟能详的城市算作是中国的“一线城市”，那么政府规划部门和市场分析人士会把次一级规模和重要性的城市称为“二线城市”，接下来是“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但是，别让这种苏联共产党式的名称体系误导你觉得中央在计划一切。钱的确是来自中央，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部门，这些规划部门其实也并不是在做计划。 近年来，中国城市之间的对抗和区别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陶然，在年初举办的一次会议中说：“90年代之前并没有很多的地区竞争现象，但是产业私有化加强了为争夺投资而形成的合作关系。”从90年代末开始，土地出让成为城市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让城市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清华大学教授、《城市之精神》一书的作者Daniel Bell说，中国的城市“在财政和立法上有惊人的自主权，甚至超过美国的城市”。他认为城市之间的竞争是有利的，有一个例子说明传统的沿海城市大连和天津如何升级它们的基础设施，现在成为轮流主办亚洲世界经济论坛（又称“夏季达沃斯”）的城市。在受苏联影响的年代里，城市规划千篇一律，但是现在，“市政府官员们都在问自己：有什么能让我们区别于其它城市？” 今年春天，我决定亲眼见一见中国的大城市，真正了解一下历史、野心和地理因素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节奏中形成各种变化。我选择的三座大城市都是Skinner最新版本地图中的区域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与非洲贸易网络的前沿阵地、西部新丝绸之路、和传统重工业核心地带的复兴吧。我们略过了北京和上海，降落在广州、乌鲁木齐和沈阳。 广州：非洲城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 牧师的男中音在体育馆中回想。旁听的200多人大部分是来自西非的年轻男子，他们重复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的内容：“他因着信，好像在异地居住。” 有些人在翻阅圣经，还有人在智能手机上阅读圣经的段落。他们穿着很随意：蓝色牛仔裤、polo衫、运动外套。在房间的前面的红色幕帘外，挂着一个基督受难像，周围用30个粉色的气球组成一个心型。在房间的后面，十几个女人单独坐在一排椅子上，她们的小孩都不到6岁，在地上玩滚瓶子的游戏。这天下午布道的主题是坚持，牧师高喊：“主啊，赐予我们忍耐的力量，赐予我们坚持信仰的力量。” 广州圣心大教堂旁边的一个建筑物里，每周举办一次圣经布道会，广州当地居民管这里叫“石室”。每个星期日，这里会举办4场基督教布道会——前两场是粤语（广东省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坚持使用非普通话的地区），然后是普通话，最后是英语。出席最后一场布道会的大多是侨居在这个城市的非洲人，共有2万多人，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有些人在拥挤的长条凳上找不到座位，就坐在过道中的塑料板凳上。 中国和东南亚最大的哥特式大教堂之所以会成为非洲社区的地标，其中有个道理可讲。建造者当然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希望之地，而是一个救赎之地。 这座大教堂是一座雄伟的花岗岩建筑物，有两座尖塔，模仿巴黎圣克洛蒂亚德大教堂的拱形飞檐，是法国传教士在1888年建造的。其所矗立的地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法国。如果我们戏说一下历史，中国对外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直到欧洲人在19世纪强迫其开放港口，获得出售鸦片和其它货物的权力。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广州的港口从未关闭。曾经被称为Canton的广州，自从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繁忙的贸易集散地（9世纪，这里是与阿拉伯世界贸易的中转站）。1760年，清朝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把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到一个城市。剑桥历史学家、作家Julia Lovell对我说，广州因此变成了“对外关系的焦点、希望和怨恨的集中地……因为它是全中国的口岸”。 现在依然是这样。200多年以后，基于类似的原因——远离北京、试验的风险不大、久远的对外贸易历史——邓小平给南方省份广东赋予了一个类似的角色，让它成为中国自由化试验的先行者，开放贸易、接受外国投资。只要中国继续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广州就依然是中国的国际陈列室。如果把广州和临近城市深圳的港口加在一起，那里的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首位。这里是全世界批发商的采购地。 今天，非洲逐渐膨胀的消费群体，加上对廉价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让来自非洲大陆各地的贸易商不顾麻烦的签证手续来到广州，或长或短地居住。（非洲发展银行预计，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中产阶级数量在2060年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11亿人。）这些人聚居在小北路和市区一条八车道主干道的交叉路口处，中国人管那里叫“非洲城”或者“巧克力城”。 当然，这些旅居者的生意没有任何保障，他们大部分怀揣信仰，只身前来。牧师说：“信仰是所望之事的底实，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5月份的一个下午，在一家由中国人经营但主要由非洲人光顾的咖啡厅里，电视中播放着半岛电视台的画面，一个戴着紫色头巾，身穿合体职业套装的女人在预测北非未来的形势。来自利比里亚的40岁商人Douda Barry坐在咖啡桌边，数手中的票据。他帮我结识这个餐厅中的常客：“那几个人来自坦桑尼亚，他们说斯瓦希里语。这几个人来自几内亚。”他指着围坐在一张餐桌旁的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说：“他们来自马拉维。” Barry首次来到中国是在2003年，那时候大部分非洲贸易商还都集中在香港。他说，从那时候开始，非洲人的活动逐渐向大陆转移。“非洲的需求在提升，广州的价格更实惠。”他专业从事鞋类和体育服装的出口业务，他从未去过北京和上海，但是过几天，他要到中国北方，临近朝鲜边境的一家工厂去参观，那里报出了非常低的价格。他还不确定这次旅行是否会有任何收获，他说：“主要问题是80％的人都不诚实，所以你必须要亲自到工厂和厂主见面。” 咖啡厅兼收并蓄又颇具特色的菜单里，从拿铁咖啡到“阿拉伯米饭”无所不包。一个装饰用的救生圈挂在墙上，旁边有一行字“欢迎上船”。然而，不那么让人感到受欢迎的是当地警察在每张桌子上贴的英文传单，字里行间透露出恐吓和霸道的意味（同时错误百出）。 警方的警告 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应当在当地警察局登记住宿地址。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将被罚款5000元人民币，并且留下不良记录。 不要在银行外换钱！私下换钱在中国是违法行为。找你来换钱的家伙都是想欺骗你，或者使用假币。 不要在私人手中购买电话卡。在中国，我们有专门的商店出售电话卡，在外边购买电话卡可能引起犯罪问题，例如抢劫和假币。 一定要记得遵循警方的建议。 广州政府希望在不影响生意的情况下严密监控这些人。从某些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还是相当宽松的，例如允许大规模的教堂布道活动，但是对其它情况则毫不手软。2009年，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在警察检查移民文件时，从一家商场的二楼窗户跳下。当地爆发了反对警方骚扰的抗议活动，一些非洲人高举死者的沾满血污的尸体，到警察局游行。今年6月，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在被警方拘留时死亡，又出现了抗议活动。 咖啡厅的客人大部分来自旁边的天秀贸易商城。这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里面布满商铺，大部分是中国商人在向非洲买家展示商品。买家大多是非洲男性，我在里面参观时也遇到了几位非洲女性，他们的头发包在五颜六色的头巾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个男人在一小块毯子上向麦加的方向祈祷。 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同年秋天，习近平访问了南非、安格拉和博茨瓦纳，中国的商务部也新成立了一个专攻贸易问题的智囊团——中非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双方主要关注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项目上，施工方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但是另外一种贸易行为是向非洲出口中国制造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广州非正式的贸易网络来进行的。 天秀商城中一家假发商店挂出的条幅说“你的美丽就是我的责任”，这里出售来自印度和巴西的“真人头发”，精心地被盘起（全套假发9.5美元，长辫子4美元）。几家商店出售刺绣甘德拉——北非人穿的长袍（每件3.65美元，起订量200件）。另一家出售定制的足球运动服，一件挂出来的绿色运动服印着“尼日利亚阿布贾足协”字样（每件4美元，起订量100件）。还有一家商店贴心地提供EMS全球快递服务，并且可以帮忙预定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肯尼亚航空公司的机票。商城走廊里贴着一张大幅的中文非洲地图。 十年前，《经济学人》把非洲称作“没有希望的大陆”，但是去年12月，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光明媚：这片大陆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麦肯锡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80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占28％；而今天达到了40％。麦肯锡预测下一个十年，非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翻倍。但是非洲消费者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其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非洲的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产量的2.5％。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其它障碍意味着短期不会出现更多的新工厂，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非洲人会继续到广州这样的地方来寻找手机和足球运动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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