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晚清时商业一角
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旗昌轮船公司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并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了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很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Ningpo Steam Navigation Co.），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实际上，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中华商就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量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几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旗昌华商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李鸿章吹起国企大泡泡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只有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不幸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因此，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787.7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筹洋刍议》），而李鸿章日后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中央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李鸿章说，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诡异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讽刺的是，招商局的经营局面的扭转，是在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之后，“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谁动了大清国企“奶牛”？
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了外企旗昌轮船公司之后不久，两份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的报告，在大清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图：晚清时期上海招商局
首先发难的是“御史”董俊翰。中央对招商局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独家承运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米”），这令招商局在国企的身份之外，又多了层事业单位的性质。董俊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在招商局的办公桌上“函牍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此外，招商局内开支浩大，浪费严重。
不久，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几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经理（“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常务副总（“会办”）兼党委书记（上级选派下来作为“官督”代表）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葆桢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来源: 搜狐 | 来源日期：2012-7-31 | 责任编辑：王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