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是：这样厉害的通胀，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抗日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时期，民国政府大量超发纸币，致使国统区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印发纸币只是造成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
为抵御日本侵略，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政府开支不断增加
1935年至1937年，膨胀之态势已初露端倪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深入，全国起而御敌，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发动一个征兵的新高潮，预定三年内每年征新兵五十万名加以训练。如此庞大军队，自然会使政府支出增加（详细数据见后）。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其中军费占了总支出的大头，1940年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78％，1941年至1944年军费支出减少，这是由于先后实行田赋征实和粮食征借，当年征来的粮食的88％供应军队，使军费降下。但是用于征实和征借工作的费用，致政府的行政升支分别增加了12％和14％。
然而，这些新征入伍的上兵质量低劣，加之军事装备跟不上人数的增加，因此尽管军费颇大，军队人数增加，但军事效能未见明显改善。
富庶地区被日本侵占，政府广开税源弥补损失及增入，但杯水车薪，赤字逐年攀升
1938年底，日本侵入中国南部和东部，占领了中国1/3的领土。短短数月间，农、工生产富庶之地被日本攫取，这部分地区的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工业产值占92%。由于税源大部分丧失，国民政府便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
1942年，国民政府开征一些新税目，1941年后期直接税改为从价计征，海关开征战时消费税，1943年10月开征盐税的战时附加税，1944年3月对盐税几乎加征到盐的售价的90％。种种措施之下，政府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庞大的政府开支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政府赤字逐渐增加。
政府发行“爱国公债”筹借资金，但是认购者寥寥
抗战一开始，政府原以为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乃发行各种“爱国公债”。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民国政府缺乏信心，担心购买后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公债的承购量很少。以流通最广的救国公债为例，1937年公开发行，1942年政府玩了一个新花样，强制国人购买，但是各省政府认为在农村执行此项办法，障碍重重，而表示反对，政府只能把强制摊派局限于城市。人民以及银行界对公债均不感兴趣，虽经政府一再呼吁，承购额仅为半数。
1940年7月行政院特设“战时公债劝墓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来推销公债。1941年公债发行达到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尽管如此，公债收入对预算赤字而言仍旧微不足道，尚不及该年钞票发行额的2％。
税收和举债有限，政府便增发法币“筹集”资金；战时支出一半由增发法币垫付
在战事紧张时期，政府必须找钱来维持军需。但是由于当时税收和借贷有限，1937年至1945年期间，税收占战时支出仅为6％，而政府举债也收入微不足道，仅及累积的赤字的5%。于是，国民政府必须设法填补这个赤字窟窿。借贷、外国援助和增发货币，都是常规用来筹资和平衡赤字的路子，当前两者不甚凑效后，增发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自然粉墨登场了。在战争初期，政府向银行举债尚属于次要，但自1942年纸币发行权集中国家银行一家之手后，便完全改为以国库券向该行进行垫款。1942年和1943两年中，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断增加，竟将存款全部用光。于是，国家银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增发法币来应对政府需要。在整1937年至1945年期间，战时政府支出50.1%都是通过国家银行这类借款（即通货膨胀性性借款）来垫付的。换言之，民国政府支出一半靠增发法币来垫付。（见上表）
法币超发导致通胀，同时日本的经济封锁、天灾粮食减产亦加剧了通胀
由于货币的增发，1940年至1945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战争开始之日，日本就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特别是战争后期，日军占据上海后，使中国丧失了与海路相通的最后一个据点，从上海走私运进内地的外国商品和上海制造的商品被迫终止。1942年，日军进攻云南，切断中缅公路。上海和中缅的沦陷后，据估算，1942年的进口额币1941年大致降低了50%，大家都预测外国商品将更加缺乏，结果导致1942年的物价加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
在农业方面，由于天灾和国民党在农村征兵等原因，1940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粮食价格普遍上涨，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20亿担以上，而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资料来源：《粮价管制的措施》，《革命文献》第110辑第228页）
通货膨胀吞噬工农阶层收入，公务员收入跌到战前的1/10，挣扎在饥饿线上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和币值剧烈变动，势必重新让国民财富重新分配。所以，在战事纷乱的时代中，有幸运者，也有不幸者。由于目前缺乏全国性统计数据，故无法做详细分析，现根据四川和重庆这个地区来粗略考察通货对各阶层的影响。四川是当年经济的中枢，以此作样本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注：此指数是以1937年为基准，即每年薪金收入变动与1937年收入的百分比。
通货膨胀这个绞肉机，首先伸向了政府公务员以及城市工薪阶层。早在1940年，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的实际收入的2/3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工、农业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3。到了1943年，打工者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但薪金收入者的情况最糟糕。公务员已频临在饥饿线上，其实际收入下跌到战前的1/10.至于教师和士兵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实际工资尚不到战前的1/5。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当时的调查显示，四川省农民的购买力在战时候逐年下降，到1943年以及降至战前的85%（见上图）。
未注明数据来源：《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结语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历次侵华，公债均是其主要军费来源。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军费为17亿日元，战争期间日本发行公债达到6．8亿日元。在所谓“大东亚战争”期间，日本耗用军费总额为2220亿日元，其中近80％靠强制摊派政府公债来弥补。相教之下，国民政府的“爱国公债”则认购者寥寥。这背后，既有日本的现代金融体系比中国要完善得多的原因，也与日本军国体制在强制摊派“业务”上比国民政府更得心应手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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