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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敬琏：创新有解 [打印本页]

作者: 亚平 时间: 2012-11-21 23:26 标题: 吴敬琏：创新有解

对话人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叶伟强张剑荆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中国经济对于创新的热情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涨。这不仅体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策上，也不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和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文件上，还体现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行为上。创新已经不仅是口号。
　　外需的低迷难以改变，低成本优势受到新兴经济体强势挑战，国内竞争更是日趋激烈。重重压力之下，创新，似乎已是惟一出路，舍此无法取得竞争优势，难以“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经济能够借十八大的东风实现这种转变吗？政府和企业在这种转变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中小企业又会如何发挥作用？本刊记者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探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创新前景。
［对话摘登］
　　财新记者：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有五年，中共十八大更是多次强调创新，认为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吴敬琏：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靠大量投资（包括廉价劳动力与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现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无法持续来用过去的模式，而新的增长方式的要点，就是主要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索罗所说的“技术进步”或者“效率提高”驱动。这就需要创新。
　　我们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要做更宽阔的理解。任何在原有基础上做事的方法有所进步，比如增加了技术和知识含量，提高了附加值，这就是创新。并非只有高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才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可以直接带来附加值提高和利润增加。
　　财新记者：中国经济固然有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创新驱动的迫切要求，但是否具备能力？如何评价中国创新的条件？
　　吴敬琏：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缺乏技术人才，也缺乏技术积累，只能以十分粗放的方式发展经济，最多只能靠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技术取得一些“适应性的技术进步”，而不可能有原创性的技术创新。
　　而且，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外国差距的缩小，这种“适应性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太大的空间。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以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计，中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技术发明也数量众多，而且有些发明已经接近甚至突破世界前沿。我自己也做过很多调查，在全国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很多创新，其中包括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但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前沿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乏新的技术发明，但是这些发明的产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许多新技术死在摇篮之中，即使勉强转化成了产品，企业也长期做不大，新技术拖成了旧技术。
　　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环境。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升级要坚持以增加服务内容为主要方向，努力实现产业链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延伸（编者注：即从获利低位的组装、制造向两端获利高位的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延伸）。
　　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要发挥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中小企业。中国国家工商局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中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也来自中小企业。这意味着，根据十八大精神，我们要致力于创新，就一定要帮助中小企业。
　　财新记者：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中小企业发展难是普遍现象，融资难尤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中小企业困境有何特殊之处？你说中国缺乏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环境，具体如何表现？
　　吴敬琏：创新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长期处于劣势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政策，最集中的是在十五大召开以后。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正好碰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包括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政策效果非常好。但2003年以后，国企改革初见成效，所以就觉得民营企业又没有什么必要了，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
　　而且，对民间兴办银行，银监会至今没有松口。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对民营企业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许多民营企业家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企业从各方面，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
　　要想使得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创新环境有质的改变，首先必须要贯彻中央的决定，在政治上证明民营企业的地位。中央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十七大重申了这两个“平等”；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最高决策层在思想上已经有了高度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切实落到实处。
　　财新记者：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所说，在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创新的问题也是这样。政府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其中的关键。要切实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吴敬琏：政府首先要牢牢树立十八大提出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基本原则。政府的职责不是规定创新的方向和组织工作，而是为创新创建有利的制度环境，并提供服务和保障。政府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而是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应当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管好。
　　其中，首要的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对少数“重点企业”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注入，不但损害众多一般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而且诱导明星企业养成依赖政府的坏习惯。
　　财新记者：这就是所谓的“有所必为”和“有所不为”。具体而言，什么是政府不该管的范围呢？
　　吴敬琏：政府“有所不为”的范围包括：不要直接组织融资、操办项目和指定技术路线；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不得干预司法；不要行政认定“重点企业”和“先进个人”；不要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等等。
　　从更深的层次说，改变政府行为方式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要切实改善创新环境，我们需要打破“诸多体制性障碍”，惟一的办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所以十八大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
　　财新记者：创新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要求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要求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小企业自身得到提高。以你看，中小企业怎样才能更具活力？
　　吴敬琏：企业具有活力创新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在经过明晰界定的产权基础之上。不少中小企业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个条件。这应该是当前的一个工作重点。
　　我在浙江进行企业调查发现，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也是抑制其发挥活动的重要因素。
　　浙江中小企业过去的发展战略是很成功的，例如通过专业市场活跃流通，打开销路，带动千千万万个小企业的生产。但是这种战略只适合于国有经济仍占优势的卖方市场条件。
　　在过去的卖方市场条件下，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国有企业处于支配地位，并不努力改进自己去满足市场需求。在几乎所有产品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只要质量还过得去，中小企业价格低廉的产品是不愁没有销路的。于是就弄成一种靠价格优势取胜的传统。现在情况变了，如果还按原来的模式，企业的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新形势下，中小企业要提高产品附加值就一定要有创新。需要三个力推动中小企业创新。
　　第一是压力，不创新市场就让企业活不下去，用压力倒逼企业转型；第二是动力，让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得到好处，让它们有动力去创新；第三是能力，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中小企业，例如小企业信贷的担保公司，或者政府牵头和民间共同开发共有技术，让中小企业可以共享，提升中小企业自身竞争能力。因此，企业要创新。而创新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来支撑。比如说一项新的技术发明以后，政府对这种创新应该有支持和补助，使企业能够有持续创新的压力、动力和能力。
　　财新记者：中小企业的资源依然非常困乏，尤其是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如何改善这种环境？
　　吴敬琏：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国家的歧视性政策有一定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小企业毫无生存的余地，即使上世纪80年代逐渐地开了门，先从个体户开始，然后有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开始发展的时候都是中小企业，它们的处境始终都不那么好，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要让经济繁荣，让创新活跃，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两条都是做不到的。经济学界已多次呼吁要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的经营环境和法治环境。
　　因资金链断裂，一些民营企业家逃到海外，过去当地政府以发放贷款方式劝其归。但这并不是好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怎么能够指定贷款呢？还有一个办法是先给一个企业一块地，然后让它去救另一个企业，这也不是好办法。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到底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还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很差的，即使可以救一些企业，但却降低了整个经济效率，以后造成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财新记者：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其良性发展？
　　吴敬琏：应当为中小企业搭建一个宽松的经营平台。首先要消除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小企业资金紧张，从2009年就很明显了，那时海量贷款表内表外加起来几十亿，但大量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倾斜，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贷款却很难。这种歧视，不符合中央要求平等保护各种产权、营造平等竞争环境的要求，需要改变整个观念和制度。
　　同时要改变融资环境。西方国家有一些大银行是做中小企业贷款的，像美国富国银行就对小企业贷款提供了许多帮助。但是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一是没有建立资信系统；二是小企业没有可提供担保的东西。而民间创立小银行始终没有得到管理机构的批准。
　　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需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允许并支持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如果能让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在法律监督下合法化，阳光运作，这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可以算作一件幸事。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良性发展，在市场机制失灵时，对它们应该有特殊的安排，除了商业贷款，还应有一种小企业信贷担保。小企业信贷担保具有某种财政性融资性质，但它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把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一部分风险承接了下来，所以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这可以来自于政府或商会，也可以从商业银行利润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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