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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张伟：《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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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12-12-24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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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
张伟：《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
发布时间:2011-08-04 12:52 作者:张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182次
文＝张伟 _ 资深媒体人 主持人/郑琼（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批斗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扛着镢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来源: 《信睿》2011/06 | 责任编辑：程仕才
http://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80442472.html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2-12-24 09:56
中国历来就是大贫小贫 毛扫掉了官僚地主和小贫 通过大跃进 一大二公 最终搞得了全面赤贫精穷
作者:
吹笛在湖北
时间:
2012-12-24 11:10
好文，先收藏再读。
作者:
茅屋里的月亮
时间:
2012-12-24 21:56
三千年文明古国，沦落到现今地步，与格雷欣法则大行其道不无干系。近日坛子里也不清静。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2-12-25 06:58
六十五年前，仁者的爷爷家的一头猪和一缸玉米被当成“浮财”分走了。爷爷的亲叔伯弟弟把祖上留下的钱财吃完之后走上了沿街要饭的路，结果土改一来，他住上了村里最好的房子，还当上了干部。我小的时候每年都要听他给我们小学生讲要饭如何被狗咬的悲惨故事。我回家后和我爷爷说又听自本爷讲要饭的故事了，我的爷爷说别听他瞎氜氜。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12-12-25 07:03
三千年文明古国，沦落到现今地步，与格雷欣法则大行其道不无干系。近日坛子里也不清静。
茅屋里的月亮 发表于 2012-12-24 21:56
说白一点嘛，格雷欣法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中共土改，就是“二流子”翻身解放，地主被镇压。
作者:
吹笛在湖北
时间:
2012-12-25 08:51
地主阶级
信力建
自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之后，地主就是一个被践踏甚至需要消灭的阶级。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
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爲。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文革”期间，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産，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还必须看到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地主大都是“田秀才”——种地的“好把式”，因而当政府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收来，并交给农村的二流子“赵光腚”之流耕种后，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大降——这也是导致农村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大为下降，并最终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惨绝人寰大饥荒。这一隐患甚至流传至今，同样是因为农村失去真正能够靠种地致富的“好把式”，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只能靠种楼（卖地搞房地产）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这不仅推高的房价，同时还可能造成将来的粮食供给危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式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其实，对消灭地主的所谓“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
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
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
作者:
水笺
时间:
2012-12-25 18:42
跟“大地主刘文彩”背景是一路货色吧？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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