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毛泽东对于人的生命态度与大饥荒的悲剧发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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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萧象 | |
1958——1961年的大饥荒，以造成生命死亡的绝对数而言，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性灾难，三千六百万人（注）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关于这场灾难的发生原因，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诸多不尽相同的回答，如乌托邦思想、大跃进引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等。但进一步观察，发现仍有一重要问题让人困惑不解，需要提出：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但饥荒并不必然意味着死亡，因为饥荒不像地震和山洪那样为骤然爆发，突如其来，不可抗拒，而是有一个开始出现、逐渐发展和扩散蔓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饥荒是可以赈救的，能够阻止的，这就是说，饥荒意味着饥饿、肿病，但不等于死亡，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不是干旱水患的正常年景更是如此。但始于1958年的这场饥荒却持续数年，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死亡，不能不让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仅仅“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大跃进因素很难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另有其他未明的重要历史因素影响并造致了这场悲剧性灾难的发生呢？ 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其他公开出版物提供的资料，我们试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也是大跃进发起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饥荒的了解与掌握情况着手，并以此作为观察的视角，对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未明历史因素做一番探寻，给出自己的回答。 大跃进运动兴起于1958年年初。而饥荒步其后尘，接踵而至。2月26日，供中央高层阅览的《内部参考》刊登了一篇《山东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3月5日毛泽东就此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chm）接下来的5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干部所写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上又两次做出批示：“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chm） 那么，有关死人的情况又有怎样的反映呢？1958年10月2日，一封写于同年9月5日无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遭受自然风灾，谎报亩产，强行旱改稻及多报栽种亩数等原因，灾情严重，到目前为止已饿死不下五百余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请求中央派人调查处理。毛泽东将信批给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chm） 11月18日云南省委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其中提到：“今年春夏之交，农村中因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712人。”（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页363）11月25日毛泽东专此作出“一个教训”的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chm） 这是我们在十分有限的阅读中见到的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最初获悉饥荒引起规模死人情况的两条资料。 以上史料显示：一、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信息管道畅通，信息来源广泛，不仅对灾情，对灾情引起的死亡都是了解及时，掌握充分。二、饥荒步大跃进的后尘而发生，死人现象随大跃进的发展而出现并相当严重。三、最迟不晚于58年10月2日毛泽东就知道了地方出现一定规模的饿死人现象。 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常年都有不同地方发生程度不一的饥荒，1949年以后发生饥荒和因饥荒而死人的现象也会时有所闻。这对毛泽东对大跃进饥荒的最初判断或许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即便如此，1958年的饥荒明显大于以往，从死人现象就可以看出，仅云南一省几达4万，不能不说相当严重。 进入1959年，情况更加严重。 《杨尚昆日记》1959年1月18日记载：“据各省汇报（缺河南、广西）：病情严重，发病者约500万人，已死7万人。”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此重大灾情与事态，自是不敢欺君瞒上，隐而不报。 1月22日《内部参考》刊登新华社驻港记者报道，谓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历来是依靠内地供应。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毛泽东1月25日阅后将此件批发给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chm） 4月17日毛泽东就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和4月9日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批示：“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chm） 6月6日上海市委给中央报告，其中说到，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6月11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chm）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或许为亲自了解农村状况，掌握第一手资料，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在乡亲们的座谈会上，直接听到了来自乡亲们对人民公社的诉苦与抱怨：“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上缴各种粮，剩下就不多了，不少人连饭也吃不上！有的干部瞎指挥，不讲理。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女分开。古来都是各家各户，夫妻同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分开，这是什么世道？请问主席这是谁搞的？”（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四 页453） 7月5日毛泽东批示，将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份材料印发有关同志。该材料称，有少数营团与排连干部对当前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chm） 至此，完全可以见出，饥荒在1959年上半年在迅速蔓延，急剧发展，从开始的几个省扩展到大半个中国，从边远的云南传染到全国最大最繁华的中心城市上海，且波及到香港，被特别关照的主席家乡（见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载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四 页462）也受到影响，甚至引起了军心动摇；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忍饥挨饿，饥饿导致死亡的人数也急剧攀升。事态不可谓不严重，形势不能说不严峻。而饥荒发生的原因，解放军总政治部呈报毛泽东的材料中从反面予以了说明，“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所谓路线错误，当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大跃进左倾错误。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任何一位心怀悲悯、肩负责任的执政者都应会做出人们认为应当做出的反应与应对——降低“高指标”，解除“瞎指挥”，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一言以蔽之，休养生息，以解饥民于困境。然而，很不幸，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虽然从1958年年底毛泽东开始注意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压缩空气”并采取了一定的纠偏措施，在灾情赈救问题上，也做出过批示；但纠偏仅限于枝节，灾情只视为局部，更没引起高度重视，尤为严重的是，在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会议上他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与应对，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想。由于他的这次反应与应对，整个国家的局势骤然为之发生改变，本已开始的纠左转向批右，左风因此火上添油，愈烧愈烈，灾情由是雪上加霜，变本加厉，急剧恶性发展，而终至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错误批判。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导致了后来不可收拾的巨大灾难，史有定论，毋庸赘言。我们的问题是，在明明知道国家已是灾情严重，已经出现路有饿殍的惨象，也明明知道这是大跃进带来的恶果这一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还竟然视民瘼与民生于无睹，置惨象与死亡于不顾，无视忠告，坚持己意，将大跃进进行到底？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敏感而核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对待人的生命的看法问题。作为历经出生入死的革命家，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与流血牺牲中建立了这样一个关于生死的独特认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语录）。这一认识决定了毛泽东置生死于度外的一种大无畏的态度。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领袖人物身上的这种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大无畏很可以是驱遣千军万马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但是，到了执掌政权的生产建设年代，这样的不怕牺牲、敢于牺牲就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意想不到而令人害怕的危险倾向。 “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人”。（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 载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 页761） “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59年6月25日《七律 到韶山》） 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发表的有关死人的言语。我们相信，只要是正常思维的理性之人，从这些多次被提起的死人言语以及言语中满不在乎的口气，很难不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与判断——毛泽东对人的生命的轻率与漠视。唯一可能引起争论因而需要辨析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一诗句。就诗歌本身而言，必须承认，它所表现的那种豪迈气派和高昂斗志曾让无数人为之感到鼓舞，并引为英勇奋进的激励，但在了解到它是写于华夏大地一边是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一边是数千万人在忍饥挨饿、成千上万的人正因此而死去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与情境下，诗句的别有意味就不难释读，而“诗言志”——诗句传达出的那种敢于牺牲、不惜牺牲的诗人心志，也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到心悸。 这种判断如果认为仅是凭借反映思想倾向的言语而缺乏事实的支撑，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那么，很不幸，下面两则事例发生在大饥荒灾难木已成舟之时与之后，毛泽东面对信阳几十万人饿死以及当着刘少奇向他反映人相食罕象时的态度反应，使这一判断得到了印证：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九章pdf）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忧心如焚的刘少奇前往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被毛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却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90） 在整个国家已是哀鸿遍野、满目苍夷，刘少奇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挽救危局、解饥民于倒悬之时，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仍是“三面红旗”与身后之事。人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与“三面红旗”，在毛心目中的轻与重，不言而喻。 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愿意看到，但面对冷酷却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到大死亡，历史发生的逻辑在可以决定历史走向的最高决策者态度的热冷之间隐然而定制，而链接历史的逻辑链条也就因此而得以获得复制与解读。 毛泽东对人的生命的漠然轻视，相较于今日以人为本的胡温新政于生命非正常死亡的高度重视，尤为显见，而今昔生命价值的霄壤之别，也令人不胜感慨于万千。但如果仅从一般道德的善恶层面来作为解读，那就未免太过偏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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