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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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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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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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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kg
于 2013/2/22 19:23:31 发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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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毛泽东与“反瞒产私分”的一个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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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区党委：
赵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的批语[3]，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 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 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4]，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 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月二十二日的毛泽东从“二线”跳回“一线”，向全国下发反瞒产文件以后的5天，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 5日紧接着又发布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杀气腾腾的关于“反瞒产”的“毛泽东讲话”全文。
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反瞒产抢粮食运动切实全面地在全国展开，1959.8.19，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重复强调指出斗争的对象：“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泽东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饿死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大手笔；是他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普通农民为斗争对象的反瞒产抢粮食运动造成的。时出动民兵等武装力量和工人阶级武装下乡征粮队，挖地三尺抢粮食，连来年的种子也不准留。捆绑吊打，死伤基层干部无数。夜半三更，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声“象杀猪一样”。贵州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
听到全国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消息，毛泽东用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的历史经验——“阻敌退路，务求全歼”——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发文件下命令不准农民逃难进城（文件首次将逃难的农民称为“盲流”），派兵把守路口，农民就只有继续大面积饿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毛泽东，深知这一招的厉害，它怎能让饥饿的农民进城呢？
少数农民翻山越岭，冲破封锁线逃到遵义等城市，已是全身乌黑，又脏又臭。他们藏在街头，看到路人提着吃的，就冲上去抢来吃。一边逃跑，一边吃。这样的人群，被市民称为“拿抓”，此俗名一直沿用至今。
“拿抓”的克星，则是残暴无比的“城市收容所”。
贵州下文件决定两个月不发粮食给大食堂——“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早已经禁止农民自己做饭，砸了灶头，上交了铁锅以满足全国钢铁高指标）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全省农村被政府人为绝粮。在此基础上还要到农村抢农民最后一粒粮食！贵州的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同全国相比，贵州饿死的人数排名第五[四川第一，被李井泉饿死1000万人！]，也成功地活活饿死了380多万老百姓，其特点是：人吃人。
有一部分人吃人事件作为阶级敌人的“报复”处理，如遵义县鸭溪区天旺乡五星生产队农村两母子吃次子事件发生后，将残余的尸体强迫一无辜的地主分子背上游乡示众。现在仍然有档案保存。
许多历史见证人今天仍然健在。根据他们的口述，亲眼见乌江一带老百姓全家饿死在床上，湄潭县死人太多（官方后来只承认饿死12万人），用席子裹起来一排排立在公路两边（没有劳动力掩埋），遇到过路的省军区解放军运输连的连长询问，地方官员就谎说是死于传染病。人们看见公路两边的树皮全部被吃光了，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再也不能起来。
ezx先生回忆，他们在1961年刚进入遵义四中初一，全校同学就被赶到遵义县的团溪区去支援所谓“双抢”。他说，到了生产队才知道，那里的男人已经全部饿死光了！这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急忙把城市里的学生弄到农村参加劳动。在农村听到的反瞒产运动的情况真吓人。有一家农民饿得发慌，偷偷弄了几个白罗卜砍成丁丁当饭吃。不想被反瞒产领导人发现，大为愤怒：全村家家都没有吃的，只有你家有饭吃！一定有瞒产！于是，不由分说，全家都被残酷地活活打死。
在遵义南门关，反瞒产运动中抓到的“敌对分子”被草绳子捆着，成群接队在大街缓慢走过，领队让休息，许多人先靠在墙上，然后慢慢倒在地上死掉。队伍继续前进，留下许多的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管。
这些昨天还欢天喜地的所谓“翻身农民”，没料到一下子却翻到了阎王殿！
4000多万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不但没有“从此站起来了”，而是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纷纷倒下去了！他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地狱的黑暗，4000多万冤魂至今仍然在中国大地愁云惨雾的上空游荡，魂无归处。
利益集团及其儿子儿孙们倒的确是从此站起来了！
遵义童谣唱道：
唉呀啦的老瞒产勒
阿死得惨勒
湄潭县饿殍的奇观：死人全身膨胀得可怕，而且头上还长出了蘑菇，象两只角。
这样的饿殍蘑菇，当时应该贡献给伟大的大救星毛泽东熬汤喝，它就好这一口！
没有哭泣、没有哀悼、没有鞭炮、没有花圈，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就这样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带着对“大救星”毛泽东的热爱和盼望，带着对美好生活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成为了饿殍！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让死人作肥料[毛泽东本人除外,因为它自封为人民的总代表，事实上是个水晶棺装着的总屠夫！]的庆祝大会就这样在贵州辽阔的田野上沉痛召开了。
铜仁有个军官，在外服役，回家乡探亲，才发现全家早已经饿死光了。精神崩溃，拔枪自杀。
380万，在今天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在这数字的背后本来都是同我们一样的热爱生活的活人。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的被有计划、有组织的无情屠杀掉。毛泽东依靠着这种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专制制度，创造了这种低投入，高效率的屠杀方式——没有花费国家机器更多的子弹，毒气室、集中营和绞刑架，而是几次讲话，几篇文件所造成的难耐的饥饿，以及吃掉自己的亲人和被自己的亲人吃掉的痛苦。其中有多少惨绝人寰的故事，也许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毛泽东对民众大屠杀的创造性就在于迫使被屠杀者自己屠杀自己。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留下作恶的痕迹，又能够让被屠杀者承担不明真相的后人的伦理学的谴责：
你为什么要残忍地用菜刀把自己美丽的女儿杀死，在木盆中大卸八块放盐泡着逐渐吃掉呢？
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毛泽东对民众展开大屠杀的首创性就在于成功地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基本单位就是臭名昭著的人民公社。而那些集中营中平时颟顸无能的干部，唯有在贪污和侵犯人权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中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
如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1324人，打伤致残的有175人，关押致死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1680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绝户的达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人寰的是，发生了许多起人吃人的事件（《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
深入开展的反瞒产运动引发了贵州第二轮饥荒。1960年1月，铜仁地区印江县反瞒产用了捆绑吊打等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子煮来吃了。瓮安县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王民三日记》页18王民三，原贵州省粮食厅厅长）。
事后处理：湄谭县、大方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金沙县的几个区委书记被枪毙。这些都有档案可查。遵义地委书记（人称“魔鬼李苏波”）、铜仁地委书记、毕节地委书记被调离草草了事。这三个地方也是贵州反瞒产抢粮食运动的急先锋，饿死人数也是最多的地区。其中仅金沙县全县就饿死老百姓三分之一！
时遵义的官方称为“遵义事件”、“湄谭事件”。现在看来应该叫“中国反人类事件”。
现在，中央早已经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说"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人们总说我们的残暴象秦始皇，这往往要由我们来纠正。事实上我们超过秦始皇几十倍。秦始皇只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光一个“镇反”就杀了多少万？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
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
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而强迫各地开办的所谓“公共食堂”，创造了大量饿死老百姓的重要条件：农民家中的灶头碗盆全部被砸烂，金属的铁锅铜器等一律上交以满足“大炼钢铁”高指标的需要。这样，老百姓吃饭就只能完全依靠“公共食堂”了。如贵州省委为了“反瞒产”，竟然下文件规定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各县不得发粮食给“公共食堂”。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这就走出了成功地饿死几百万人的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再加上残忍地以武装力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于是迅速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全国性饿殍遍野的惨况。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正是饥饿的人们最难熬的严冬：农历的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贵州俗语云：又冷又饿，（死亡）快当不过！因此，选择这个时间给老百姓断粮，是不够妥当的。
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中央的最新叫法）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辽阔的农村悲惨的原野上饿殍遍地，在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大饥荒理所当然地很快向城市蔓延，各阶层（包括机关干部、学生）浮肿病越来越多，饿死人的情况同样发生了！这样的经济大倒退连续持续了三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封建皇权时代，如果因为天灾饿死老百姓，反动而腐朽的皇帝都要认为是自己德行不够造成的，都要发一份“罪己诏”而昭告天下。毛泽东人为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不要说国家赔偿，连句国家道歉的话都没有！
也可以先解决国家赔偿问题：已经饿死绝户的就免了；对于能够拿出证据的幸存者，每饿死一人赔偿20万元人民币还是应该的。对于当年被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如果能够提供证据，则应该人赔偿25万元人民币；因捆绑吊打或者因被关押致死以及因残酷斗争被逼自杀的基层干部，则应人赔偿50万元人民币。发生人吃人现象的家庭幸存者（处理时应该实行隐私保护措施），则应赔偿50万元人民币。
也可以按照“民不诉，官不究”的惯例，实行谁起诉，就赔偿谁的方式。解决一点算一点。
幸存者的后代同样应该享受这样的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的执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难道继续隐瞒这一切历史真相，就能够维持“先进性”吗？
小日本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咱们不依不饶，天天要求人家道歉（这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外交部的发言，义正词严，振聋发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是完全正确。）；而毛泽东活活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国家却象没有那回事情似的，这不是玩双重标准是什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来，这把手电筒只能用来照日本，对自己是不适用的。
现在，连最保守的朝鲜金正日红太阳，也承认朝鲜存在着绑架日本公民的所谓“国家犯罪”（金正日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一二呢？
金正日在文明世界的形象因此而有所改善。
如今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红歌不断，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又要来一次“大跃进反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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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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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8 16:00
奉天靖难 于 2012-1-19 12:07:2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 ... 19/12076967_0.shtml
核心提示：在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程度的同时，林彪还认为，这些错误只不过是交了学费，上千万人口的净减少，最后只是变成了交学费，他说这是值得的。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提到了，要加强党的团结的话语，要相信党中央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
凤凰卫视2012年1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62年1月27号，这一天北风凛冽，北京的市民忽然发现，人民大会堂门前停满了一辆辆的大轿车，还有数十辆的苏式小轿车，他们驻足观看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打开《人民日报》，所看到的也是一如往常，依然是增产、积肥、准备播种，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文章。
而车上下来的人们虽然冒着严寒，可是一个个都显得兴奋异常，因为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也就是说今天他们将见到盼望已久的偶像毛主席。但是在一部分人心目当中，除了对见到毛泽东的期待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份期待，那就是修改之后的报告稿，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白玉洁：开第一次大会，我就坐的位置太后，我把我带的那个望远镜拿出来，到主席台上寻彭总，一个一个拿着望远镜看，一排一排看没有彭总。
解说：白玉洁，时任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白玉洁关注彭德怀是有缘由的，在来的路上他就一直关心，彭德怀是否能够平反。
白玉洁（时任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到了七千人大会上我跟你讲了，我抱的希望是纠正庐山会议的错误，是的基本向往，基本希望，小组会上看不清这一点呀，毛主席把少奇同志的报告收走了以后，对我有些刺激。刺激是啥呢？少奇的报告里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困难严重，讲了他的看法，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那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了，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经有了感觉，但是还不彻底，还留神的是，看给彭德怀平反了没有，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不了，没有彭德怀，主席台上没寻到嘛。我就心冷了，心冷了，心冷了，我还在观察大会咋发展，观察大会发展那就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
解说：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十五分钟。
郝生信（时任陕西省省委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当然兴奋，特别是下面一些县委书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领导人，我当时都高兴得跳起来了。
周世华（时任湖南省长长沙县县委书记）：很激动，心情很激动，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
解说：按照惯例，每次大会开始之前都应该有一个开场白，何况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大家都期待毛泽东能说点什么，至少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应该讲讲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然而毛泽东却一句也没有解释，他单刀直入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而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湖南腔便讲了起来，只是他的讲话却有点出乎与会者的预料。
韦明海（时任陕西省安康地委书记）：刘少奇开始就说，书面报告已经发给大家了，我有一个口头报告，所以刘少奇的讲话呀是他的口头报告。
解说：刘少奇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三个多小时，在很多人看来，刘少奇的这个口头报告相比于书面报告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为他赢得了满堂彩。
王双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大概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口头报告了，他之所以能作这个报告，我觉得他有三个因素。
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人的个人的性格，就是说他这个人个性比较坦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会弯弯绕，所以他认识到什么问题了，他就会说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性格，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他有好多认识，就是1959年，1959年底，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后来又利用休病假的时候吧，他就去了海南岛，学了20多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当时有两个经济学家都陪着。所以他是一边学，一边联系大跃进的一些问题去那儿反思，所以他从那20多天认识了好多，就是从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好多问题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他有一些思考。
那么第三个就是1961年4月，他去回乡调查，他回乡调查这次前后一共是44天，然后其中有34天是在农村，就是老百姓的那个房子里，还有一个养猪场的空房子里，住了那么34天，所以他这个调查非常深入。
肖冬连（国防大学教授）：老百姓说，1953年大旱的时候，那些池塘里的水都干了，那么我们1960年的时候，池塘的水没干呀，旱灾什么灾害它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人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湖南农民，就是他老乡，老家农民跟他说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后来他姐姐也说，叫他小名也说，就说你们要给老百姓吃饭呐，所以他在下面是具体接触情况，这一个是他对于困难形势的认识，比毛泽东要更直观，更切合实际。
姚立文（时任刘少奇秘书）：他这个时候已经不考虑自己得失了，就是责任感，如果现在的语言，使命感或者责任感，使得他忘掉一切，全心全意，全副精力地投入这个克服困难，重振经济当中去。因为他想的是对人民负责，看到了国家的危险，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国民经济要崩溃，要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所以他是带着这个情况来做。
解说：由于刘少奇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对书面报告另做发挥和说明，因此他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其中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补充和说明，而他的补充和说明，在很多人看来却是非常尖锐，但也非常深刻的。
肖冬连：我感觉到首先是有这么几点是比较尖锐的，第一点就是对形势的判断，他说现在还是一个很严峻的形势，是很困难的，相当困难的，表现困难表现在吃不够、穿不够，用不够老百姓，这个形势的判断，这个应该说比他的报告里面，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第二个就是他讲的造成困难的原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他把6月12号的那个说法，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么这个呢，七千人大会说这个话，和在他那个小型的中央工作会上说的话，这影响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个很小的范围，都是中央领导在省省委书记这一级的，那么现在是地委员、县委书记，这等于说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讲这个事儿。
白玉洁：他肯定天灾不是主要的，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要的，典型的说法是，从他到他家乡调查去，农民口里得到的他接受了，叫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陈晓楠：1月26号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口头报告的内容，并且决定27号下午四点开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的报告。可是呢在27号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两点开始，刘少奇连夜争分夺秒地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号下午两点大会开始之前，送给了毛泽东审阅。
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之前，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了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的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
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和其他常委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呢，是昨天常委会定的，而且一个粗略的提纲，也看不出刘少奇到底要是讲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王双梅：比如他后来回了他那个老家，和他小时候的发小，就是儿时放牛的朋友，那个小伙伴一块谈，就问他们这个大跃进这几年的问题什么的，他们就和他直（说），因为这个都是儿时的伙伴嘛，就没有什么隔阂，都敢说真话。
有一个李桂生，他那是一块放牛的小时候，就告诉他说是，少奇问他引起这个困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李桂生就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感触非常深。
肖冬连：第三个就讲错误和成就的比例，不能说是1：9，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有的地方是三，成就是七错误是三，有的甚至更高，成就和错误的关系。
解说：刘少奇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是源自于他的切身感受，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这样的话一出，马上为他博得了满堂彩，认为刘少奇说出了他们想说，但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白玉洁：这个透出刘少奇的思想，我们琢磨到刘少奇是纠左的，最坚决最大无畏的国家主席，体现了国家主席的派头，我认为是体现了国家主席的派头，体现了第二把手的派头。
刘志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我相信刘少奇实际上是要充分关照到毛泽东的所思所想，他绝不会去说忤逆的行为想法。但是从他从湖南调查研究回来之后，有些话他又必须说，这可能是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内心是很坚韧的，那么在这一点上表露得很清楚。
但是刘少奇在跟毛泽东的这个，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中，他有一个文字报告中，我看了之后感觉，他还是要考虑到说到什么程度，拿捏到什么程度，不足以损坏毛泽东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个大的判断，大的出发点，刘少奇不可能去说要挑战毛泽东，这个绝对不会有。
解说：如果说刘少奇前面所讲内容，都是指出具体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一个必须回答的就是，关于指导思想的问题，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了。因为随着困难形势的加重，对三面红旗质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甚至已经有人在大会上直指要害，对此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无可回避的。
白玉洁：这个口头报告的时候，肯定了三面红旗还是要坚持，也没有否定大跃进，没有否定人民公社，就是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总的基本调子是这样，维护三面红旗，维护人民公社，维护大跃进，维护总路线，总的思想讲的是明确的。
但我们意识到，这不一定是刘少奇的本意，因为他下面讲了很多话，和他的那个情感，说明总的方面是随着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讲的，维护着庐山会议的基调说的，因为彭德怀还没有解放，毛主席的基本思想是坚持的，这一点我们是感觉清楚。
肖冬连：他那段话应该说是对三面红旗的肯定是比较的低调的，或者是比较的勉强的，这个三面红旗我们现在不取消，还要为它奋斗，但是再过三年，就是再过五年到十年，有些问题再过十年看不清楚，五年、十年以后再看，可能那个时候看得更清楚，那个时候更好总结，他这么一段话，实际上明确地表露，他对三面红旗是有所保留的。
解说：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对三面红旗用了现在不取消这样的说法，那么这句话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就意味着以后有可能会取消呢？再结合刘少奇在修改书面报告时，不愿将其定义为完全正确，而且他曾经在21人起草小组的会议上袒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这些信息在毛泽东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想法呢？不过不管怎样，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肯定，就已经算是让步了，而他的让步，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有了更深刻的体现。
肖冬连：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庐山会议的问题，刘少奇觉得，因为庐山会议已经大家都提出这个问题，他也不能回避，那么必须给一个说法，刘少奇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没有超出毛过去的一个口径。那就是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是应该反的，彭德怀的问题不是写一封信的问题，他说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他自己的意见，这个是不错的，即便这个意见他反映的意见有不正确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错误啊。问题是彭德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而且与外国人搞颠覆活动有关系，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吧，外国人搞颠覆活动，就等于里通外国了嘛。
解说：讲到这里，一直关心彭德怀能否平反的白玉洁，不得不说有了自己的最终结论。
白玉洁：讲几句就鼓掌，热烈鼓掌，讲这话台下没一个人鼓掌，不仅没一个人鼓掌，而且冷冷清清，是一种议论的情绪，这是我现场的感觉。这么一讲彭德怀完了，彭德怀起不来了，定到里通外国呀，而且大会上亲自讲的，他能平反吗，把彭德怀弄出来，从这儿就失望了。
解说：那么彭德怀真的里通外国了吗？刘少奇这样说的用意到底是何在呢？
肖冬连：我揣摩他的用意，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一个方面呢，他必须要肯定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不能否定，对不对，这否定问题就大了。
另一个方面呢，他也必须为现在我们纠正错误找到根据，为什么呢？因为彭德怀写的那些信，那些个内容，恰恰是我们现在要纠正的，而且正在纠正的。如果说你说彭德怀那信错误了，那么你现在采取政策，那不就是错误的吗，你必须要找到这根据。
第三、他这个话也为当时所谓右倾，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大批干部的解脱提供了一个根据，就是说你那些干部说的那些意见，提的那些意见跟彭德怀的意见，提的意见是相同的，但是你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所以彭德怀不能平反，但其他人可以平反，是吧。
从分析他起的作用，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是吧，但是对彭德怀来讲的话，那就是不公道了，等于说过去的罪又罪加一等了，又加一个里通外国了。因为彭德怀当时是，他不能参加七千人大会嘛，但是他听到刘少奇这段话以后很气愤，愤不过，就提笔给中央写信，就前前后后把他的一生都写了，写了大概有八万言。
说万言书，那是讲的1959年庐山会议的。1962年那封信有八万多字，后来出的《彭德怀自述》基本上是这封信的内容，把他一生都写了。就讲我这个里通外国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懂外语，所有的会议都是有翻译在场，有陪同人员在场，我一个人无法跟外国人沟通，我怎么里通外国去。我请求中央审查，如果中央查出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枪毙我，我都服气。”
陈晓楠：林彪时任中共中央五个副主席之一，七个政治局常委之一，十大元帅中排名仅次于朱德和彭德怀，排名第三位，在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打倒之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在中共党内以及军内享有崇高的权威，可谓是中共在军队中的第一人。
白玉洁：林彪肯定就是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肯定是革命的创造是党的创造。
姚立文：他不敢说是毛主席领导，他回避了，实际上他是别有用心啊，因为谁都知道，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创造的提出来的，是他提出来以后政治局通过的，他不，你看别有用心，当时没这个想法了，只是觉得他唱反调。
白玉洁：和少奇的讲话唱反调，使庐山会议讲调子的继续或者发展扩大。
姚立文：另外他首先讲人民公社运动是人民的创造，然后说人民运动怎么正确，怎么正确，怎么正确，就说人民公社怎么正确怎么正确，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特别给毛泽东保驾护航，说个什么，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党的路线造成的。
白玉洁：他对困难的看法是啥呢，讲得很典型啊，讲的是全国是特大的自己灾害造成的，连续性的灾难天灾造成的，有些地方是毁灭性的灾害造成的，这个就是一个水平不高的县委书记，头脑不很清的，只有要一点清醒头脑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都听不下去。
全国在大跃进期间，就没有那特殊的大的天灾，至少是平年收成，平年收成，多数还是丰收，个别年成还是大丰收，但林彪讲的是连续性的天灾，毁灭性的天灾，不符合事实。
解说：在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程度的同时，林彪还认为，这些错误只不过是交了学费，上千万人口的净减少，最后只是变成了交学费，他说这是值得的。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提到了，要加强党的团结的话语，要相信党中央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
肖冬连：林彪也讲到了团结的问题，困难时期我们更要听毛主席的话，更要加强团结，那么这个话应该说，讲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有弦外之音的，它的作用实际上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这个作用。实际上他也看到了这个大会的，隐隐约约看到这个苗头了，毛泽东是受到了指责的，尽管没有点名批评，但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毛泽东的责任，他要挽回，他实际上他要出面来力挺毛泽东，在困难的时候要挺毛泽东。
解说：最后他将错误发生的根源指向了执行者。
嘉宾：他说一串非常绝妙的话，这个大意是这样子，说我们这几年困难的造成，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毛主席说的去办。
陈雪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为什么犯错误啊，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树底下好乘凉，不能离开毛主席的指示，离开了就是什么，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八九不离十，就是他的原话嘛，这句话你说有脑袋的人会想，没脑袋的人也就听过去了。
姚立文：尽管我当时迷信崇拜，但是我现在还是给我个深刻印象，就是林彪讲了话以后，整个会场大概有几秒钟静止了，就是啥意思，我的体会大家伙很意外，他唱了个另外一调，跟整个气氛完全相反的一个调子。
陈晓楠：林彪是造神运动的第一人，随后不久红宝书学习毛泽东思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等等，就成了林彪陆续提出的口号，并且将毛泽东在党内原本崇高无比的地位，推到了神坛之上。而他自己则在党内的地位迅速蹿红，把党内二把手刘少奇的地位取而代之了，成为了毛主席的接班人。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一段历史，想必都是耳熟能详了，林彪最后的结局也是广为人知，但是历史好像总是在事后才向人们阐明某些事情的真实与否，陷入历史中的人们，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却未必能看得那么清晰，那么准确。当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当中，林彪当时的发言呢，并非是空穴来风，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当然在毛泽东那里，他是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的。
林彪发言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大会结束之后一个月，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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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3-8 16:01
1959年毛泽东庐山检讨：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者:许全兴
核心提示：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四节 大试验与庐山会议 作者：许全兴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简称为庐山会议，为了有别于1961年、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又称为第一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先到湖南进行了视察，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写了七律一首《到韶山》。诗的后四句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9日上庐山。7月1日作《七律·登庐山》一首。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的最后两句原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心境。从诗中可见他对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诗人陶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7页。)
他在讲话中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太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县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他提出，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系统的编一本。关于形势，他指出：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根据陪同他在湖南视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看法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1）综合平衍，（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提出，应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改变过去重、轻、农的次序。他肯定陈云同志关于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建的主张。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三定政策。从印发的谈话纪要看，毛泽东对成绩没有多讲，主要讲问题和如何纠正，也没有反右倾的意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
从7月3日起，会议分组讨论十九个问题。讨论中虽然对形势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气氛是好的，是“神仙会”。与会者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会议间隙，游山玩水，赋诗抒怀。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好。休息时，与卫士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他还请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夫人给他的一位卫士介绍对象。7月8日，又请人将在南昌赋闲的贺子珍接上山叙旧。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指出：对形势的认识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批评党内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的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讲，确有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出了学费。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对此，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他承认去年以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他提出：把道理讲清，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他希望通过讨论，在总路线下团结起来。毛泽东10日的谈话，明显带有批右的倾向，但仍未提出反右倾。会议仍安排到15日。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话的气氛是自由的，轻松的。毛泽东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1958年提倡敢想敢说，其中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周小舟直言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显出反感和不快。毛泽东也赞同让陈云出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建议，并引用“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古语。李锐回忆说：“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①
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希望大家统一认识，改正缺点，继续跃进。毛泽东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他的这种思想状态，自然影响会议不能冷静地、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会议原定15日结束。正当卫士们打点行李准备下山时，风波骤起。彭德怀在7月14给毛泽东写了信。
彭德怀（1898～1974），与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同年11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七届、八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作战勇敢，功勋赫赫。1935年10月，毛泽东作诗赞誉：“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又称彭为“张飞”，夸他勇猛顽强，心直口快。彭德怀刚正不阿，以直言著称于党内外军内外。他虽主管军事，但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深为忧虑。1959年4月，他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各国。6月中旬回到北京，6月29日上庐山。彭德怀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曾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2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①
他分在西北组。在小组会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率的批评。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但不要埋怨。他也指名批评毛泽东：错误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经问过主席，你了解怎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2页。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285页。①见赵林森的《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真相》，刊于《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他又感到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于是他经过12日的酝酿，在13日晚14日晨给毛泽东写了信。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到：“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过多了一些，发生了比例失调，“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中的缺点，基本上已经纠正。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信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指出，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信着重分析了主观原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信具体指出了一些“左”的倾向，并认为，纠正左的错误要比反掉右倾思想困难。信的最后部分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信的末尾引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后写道：“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奋牛，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封信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没有过头之处，没有夸大之词，没有一点恶意。事实上对1958年以来存在问题和工作错误的批评的言词语气，远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要缓和得多，今天看来，如果这封信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是在基本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的意见和分析。但毛泽东在收到信后于16日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
从毛泽东对信加的标题并印发到会者讨论一事看，他是不赞成信的内容的。对信的性质是什么？他在开始时没有讲。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看过信后，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带着苦笑的表情①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些消极材料，尽给我说消极材料。”
中共中央常委决定会议继续进行，广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讲话，把各种意见摆出来。17日，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的话。7月17日，下午五点到晚十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去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李锐认为，大家谈的很融洽，一起吃饭，一起喝茅台，还敬酒，谈笑风生，“主席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还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②(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49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8、92页。)
彭德怀的信，在会上引起了争论，完全同意的和基本反对的只有几个人，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另一种说法，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会议的气氛还不很紧张。晚上的舞会照常举行。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3-8 16:02
转载《睁大眼睛毛泽东时代！》
一、收入
农民 一般一个劳动日只有0.1元多，一个劳动日挣几分钱，也非常普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翩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到头，扣除分粮款，只落下0.37元。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无钱购买点灯用的煤油和吃饭必不可少的食盐。煤油、食盐都要靠养鸡下蛋解决。因为区区几分钱，打架、吵骂是司空见惯之事。
城镇职工 一般，月工资都是30—40多元，50多元以上就是高工资。
二、饮食
农民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农民，口粮都以红薯、土豆为主。因为它们是高产作物。顿顿天天月月年年都以红薯充饥的农民们编有顺口溜，如下：“蒸红薯，煮红薯，上顿下顿皆红薯，吃罢红薯酸水吐，红薯把人吃糊涂”，“红薯叶、红薯干，红薯旦旦红薯面，离了红薯没法办”，“红薯面汤，红薯面馍，还有红薯面饸饹，没有红薯没法活”。许多农民因常年吃红薯而患胃病。即使红薯也不够吃——闲时喝稀汤，处于半饥饿状态；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许多家庭断粮。
蔬菜极少，许多家庭主要靠咸菜、豆酱佐食，很多农民往往只吃干馍喝凉水。食用油更少，大多数家庭一年难得炸两次油条。鸡蛋舍不得吃，要积攒起来兑换日用品。什么时候能吃了一顿肉，便是梦寐以求最奢侈的享受。
城镇居民 口粮定量供应，普通城镇居民每月20多斤，工人30多斤—50斤。难以满足食欲。
食用油、葱、蒜、豆芽、其他蔬菜、鸡蛋、肉全部凭证凭票购买，供应量很少。砂糖、糖块、糕点也都凭票供应，量极少。市场极难见到水果——也很少有人舍得花钱购买水果。
一般大小饭店，都经营一道大众菜，就是将客人吃剩的菜肴倒在一起，热热再卖，美其名曰：杂烩菜。
家中来客，大多吃家常便饭。很难用肉蛋招待。不少家庭，即使有票，也无钱购买。无论城镇或农村，都很难留客人住上一个星期，因为没有多余的粮票和粮食。
提起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饮食，不能不说说惊心动魄的大跃进时期。当时的亲历者，谁没有喝过大锅煮清菜汤？谁没有吃过连猪狗都不吃的代食品？
三、衣着
农民 产棉区家家都有纺线车和织布机，自己动手纺线、织布、印染。
服式，以流行两三千年的对襟、大襟服装为主。头扎毛巾，是许多地方男男女女的共同爱好。一身制服、军装是令人羡慕的装束。
无棉区的农民和山民十分可怜。一件破烂棉衣穿几代，一条破烂被子盖几代人。不少家庭只有一条整齐裤子，兄弟、姐妹、夫妻，谁出门谁穿。山民穿草鞋，打赤脚，是普遍现象。
城镇居民 布料、纱线凭票定量供应。每人每年的布票是1米多—4米多，仅够做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多者可以做一套衣服。大多数家庭都有缝纫机，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服装。
服式，基本上是中山装或军装，颜色多为兰、绿、黑、白四种纯色，十分单调。很长时间，在大街上、公共厕所里抢军帽是常见的一道风景线。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全国各地的流行语，也是受人称道的美德。几乎人人都有带补丁的衣服。一件补丁摞补丁洗得发白的服装是不少人宣示俭朴的标志。
四、住房
农村 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窑洞、茅草房是全国各地农村的普遍风景。与两千多年前相比，几无差别。阴雨季节，房顶漏雨，无法安睡，住窑洞的农民外出躲避，以防窑顶坍塌，许多家庭早已成为习惯。
城镇 住房难，和孩子就业难是毛泽东时代城镇居民最烦心最揪心的两大难题。所有居民住的都是公房。大多数普通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有一平方米多些。五六口，七八口，挤塞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里，一张折叠床，晚上装好，加上地铺，上中下三层，长年累月睡三代人是不少家庭的写真——住房难，破灭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
五、医疗
具备公费医疗资格者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广大农民和城镇贫民患病之后大多采用偏方土法自我疗治，或者根本不治（没钱）听天由命。90%多的孕妇因为交不起几十元住院费只得在家里分娩，为此，婴儿夭折、产妇丧命者不在少数。
六、家庭财产
毛泽东时代，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是宽裕家庭追求的令人艳羡的“三大件”。桌子、凳子、木箱、被褥，就是当时殷实家庭的财产。西部地区的农民以及中、东部地区的山民，家庭所有财产就是：锄头、铁锨、一领破席、一床烂被子。
七、城市建筑面貌
全国各地的县城，大多只有一两条、三四条小街，尽是些破烂屋。
中小城市，都是道路狭窄，路面坑凹不平，楼房极少，大多是破烂瓦房，路边流淌着污水，厕所飘散着恶臭。
以上林林总总，只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挂一漏万的浮光掠影。尽管如此，人们也可以感受到，在长达28年的岁月中，中国人民的物资生活是何等的“美满”！何等的“幸福”！
请注意！这种“美满”、“幸福”的真实内涵是：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而与此同时，却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生活飞速改善。地球上许多国家，纷纷实现了家电化、轿车化，弱势群体享有了种田、食品、住房、医疗、失业等种种补贴。社会实行了最低收入保障。
1976年，原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这一年，彩电普及率96.6%，（中国近于0%），电冰箱普及率100%（中国是0%），每3—4人拥有1辆私人汽车（中国是0）——日本所有的无产者都变成了富人，而中国除少数高官权贵以外,近9亿人几乎都是赤贫赤贫的无产者！
1976年，中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5.7%，降至1%（根据郑必坚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而这年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6%。这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比全球平均水平的1/22.6还低！
1976年，全球各国贫困线是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年收入合56美元。然而，他们除了难以果腹的口粮（以红薯为主）外一无所有。其真实收入充其量只有十几美元，是全球贫困标准的1/20！
特别是，在“伟大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人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伟大的人民大救星”带给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当时，拥有巨大特权的高级官员，经常体检，小病大养，公费医疗保障无微不至。像江青之流利用公费医疗专款购置私人生活用品者大有人在。——权贵们，竟然耗费了全国医疗支出的85%！当时，权贵享有精美蔬菜优质鱼肉蛋、名酒、名烟等等特殊供应，享有轿车、暖气、空调、保姆、勤杂、司机、秘书、警卫等等特殊待遇。当时，毛泽东拥有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当时，全国取消了稿费制度，唯独毛泽东一人独享高标准稿酬，而且从不纳税。其私人资产可跻身于当时世界级富豪行列——即使按照既得利
益者汪东兴不可信的说法，毛泽东的财产也相当于中国普通农民家庭的200万倍。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而且是“人类5000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幸福和伟大”——“实在让人恶心透顶！”，这话应该对谁讲？
受惯了忽悠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心明眼亮的后世子孙们，千万不要忘记！
作者:
菜农
时间:
2013-3-8 16:11
私产瞒不住，囚徒困境，必有所谓的积极分子向党献忠心，从56年统购统销向农民盘剥开始，中国农民进入最黑暗的年代，一方面高音喇叭大喊毛泽东是农民大救星，另一方面农民被饿死，帝皇专制+计划经济+愚民宣传的铁幕，在小岗村分田到户的蚁穴中，开始了大崩溃。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3-16 14:51
赵同志应是当年的广东省委副书记紫阳同志
欢迎光临 燕谈 (http://www.yantan.us/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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