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上看到，器官移植试点将在全国铺开，国内160多家医院有资格进行捐献移植手术，为了开个好局，卫生部长陈竺带头表态，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副部长黄洁夫还亲下广州做了一台器官移植手术，他接受采访时展示了乐观前景，称中国的器官捐献很快就能“超过美国”。但这个豪言让作为潜在捐献者的我心里一沉，生命关天，跟超英赶美有什么关系？于是认真设想了一下，就器官捐献这件事，我心里有一系列疑问，而在它们被解决之前，我很难成为一个器官捐献者。

疑问之一、为什么领衔的是红十字会？

我对红十字的印象是：随处可见的募捐箱、横扫红会的郭美美、某地红会善款私用、向小学生摊派募捐，这都使我不信任这家机构，而且，当丑闻发生，我只看到强横的沉默，看不到公开的回应，更遑论道歉与改正。我从未向红十字会捐过一分钱，现在你告诉我，一个信用破产的机构要来“统筹”我的器官，我没法迈过这道坎。

疑问之二、我无偿捐献为什么医院收钱？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由于严禁器官买卖，各国的捐献器官都遵守无偿原则，但我的朋友在北京一家做肾移植手术为什么要花三四十万？义务捐献，免费手术，公民的捐献是无偿的，那么受益者就不应花钱去购买器官，而医院也无权向患者收取高昂的费用。你不能把捐赠做成买卖，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我为什么要给医院当冤大头？

疑问之三、献血都没搞好，怎么让我献器官？

多年前，我曾是献血积极分子，当然献血车上护士的笑脸也有感染力，父亲和我一样有献血光荣的小红本，上面承诺一人献血全家免费，但当我奶奶病重需要输血，医院却要我们拿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证件，来证明我奶奶和我父亲和我的关系，由于难度极大，遂放弃，愤怒的父亲建议本家族以后不要献血。免费之类并不重要，但要人献血时满脸笑容，兑现承诺时当贼防着，前恭后倨的态度之变最伤人。医院如果不能成为为民造福的公益机构，而是继续做个对病人大张狮口的商业公司，我有点担心

疑问之四、我的器官会不会成为特供菜？

医院是一个表演什么叫特权的舞台，有人彻夜排队挂不到号，有人不用排队就能看病，有人高干病房里歇着等医生上门。我十分担心，我的器官被捐献以后，它们会成为别人的“特供菜”。卫生部说，医院使用器官必须通过卫生部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统一分配，大权独揽，更需规则公平，如果没有透明的分配制度，我怎么知道我的器官到了谁手里？想到自己的某一部分可能被人私相授受，简直有点“死不瞑目”。

疑问之五、“纳入刺激机制”你想怎么刺激？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中国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新闻还列举了具体项目：“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困难救助、学费优惠、税收减免，包括殓葬费用”都在考虑范围。我明白官员的意思，是为了激发公民捐献的积极性。在我看来，自愿原则和无偿捐献是器官捐献制度的核心，凡牵涉到利益，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利益不仅会“刺激”人们的捐献热情，也会刺激器官买卖市场，现在连“学费优惠”等刺激都出来了，你有什么制度避免它沦为“国营器官黑市”？如果有人为了获得“困难补助”或为孩子“减免学费”，而被迫捐献出自己的器官，那才是人间悲剧。

疑问之六、捐献器官干吗要超过美国？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还说：“如果我们从三甲医院开始，捐献体系达到中等水平，每年至少有4万人可以捐献约11万个器官，可以满足1/3的器官捐献要求。美国是4：1，中国很快就能做到3：1，超过美国。”拜托，这是在讨论生命问题，又不是搞经济建设，为什么要超过美国？超英赶美，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器官捐献大跃进会带来什么。考虑到中国国情，出于对GDP等中国式数字的敏感，我不能不怀疑，数字会成为任务，任务将转成政绩，而政绩必导致摊派。

疑问之七、他们会不会让我提前OVER？

一个常识是，给我治病的医生，和摘取我器官的医生，必须不能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医院，甚至不能属于同一个机构，而且摘取器官的医生无权宣布我的死亡，否则有谁来救治我的生命，来保护我的器官？在我表示志愿捐献以后，在器官等待者生命垂危或利益诱惑等压力之下，怎么保证医生不会让我提前死亡？

以上便是我的种种顾虑，另外还有为器官捐献立法、严厉打击器官犯罪、将器官移植纳入农村医保（部分省市已经实现）等等，你可以指责我吹毛求疵，疑心病重，但关系到万千人命的器官捐献体系，无论多么谨慎都不算过分，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小小的漏洞都将酿成大祸。所以，在我成为一个器官捐献者之前，我需要有关机构和官员回答以上问题，以消除我的顾虑。我相信，这顾虑绝不是我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