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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铁流：书生血泪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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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8-17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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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书生血泪深似海
铁流：书生血泪深似海，毛魔罪行神鬼惊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3年8月15日讯）云南昆明不远处有个新民劳教农场，是当年关押改造右派份子的地方。新民农场可以说是云南的夹边沟，关押832人，折磨死382人，死亡率45%以上。那些残酷的折磨手段，令人发指。难友魏光邺在这里呆了二十多年，“改正”回归退休后，花了十余年时把历历往事成书于纸，呕心沥血一字一泪，写出了近三十余万言的回忆录《命运的祭坛》。又花了近两万元通过朋友关系，购得一个《中国作家文丛》编辑组，作家出版社的书号（ISBN9787-5063-3795-9），再花近三万元将此书自费印出。可是“言论沙皇，新闻杀手”中国天字第一号毛左刘云山治下的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竟它将定为“非法出版物”予于查没收缴。
真理就是真理，事实就是亊实。纸是包不包火的。这本历史巨著不径而走，几乎传遍海内外。后来他们自掏腰包由魏光邺牵头，，得到戈叔亚、陈丹等人士的支持，，经过数年通力合作，于2012年 5月将新民农场血泪的劳教史亊制成光盘，寄赠十套给我，我又分寄给各地难友。想不到远在沈阳的姜万里先花费数月时间将光盘浓缩为二万余字的文本，交由《往事微痕》刊发，我们决定全文登在“往刊”109期上。
图一：铁流在云南弥勒县和新民劳教农场倖存者合
魏光邺难友为什么百击不悔地做着此一事情？他说：“有一天，也是我们右派，叫俞民（原禄劝县供销社联社主任），他交给我几本黑呀呀的笔记本。就是这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们的一个难友刘世显同志生前留下来的笔记本。俞民把这笔记本交给我以后，我就仔细的阅读。阅读后发现这几本笔记本就是他在元谋（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当中的记录，我感觉到如果不把这段历史留下来，死了几百人就等于白死了。再一方面，作为历史，不应该埋没，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把它整理留下来。”
笔者先后三次去云南，并亲临昆明新民劳教农场拜祭，目睹了镌刻在石碑上死难者的名字。这些死难者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一代民主革命的俊杰，仅因帮助中共整风，响应恶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竟然被活活整死、饿死、拆磨死。想不到五十五后的今天，执政的中共仍尊称他为“伟大领袖”，一些无耻之徒还提出无耻的建议，要立他为“国父”，还准备为他大庆120岁冥辰。我们希望习总书记要三思而行，切不可认贼作父，重步历史罪恶之路！如果你执意要尊毛、崇毛、敬毛，不妨先看看这部录像带。
纪录片《新民农场》（文字稿）
（序幕，画面展开）
徐钟璃（原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凡是属于右派的人，比任何劳改的都还不如。”
史应麟（原禄丰县文化馆干部）：“是全国稀有和罕见的。”
贾应祥（原禄劝县中医院中医）：“充军桎梏到新民”。
沈 俊（原富民县法院院长）：“新民农场灾难多”
贾应祥 ：“足步黄沙泪染成”
沈 俊 ：“捆绑吊打脚镣手铐都齐全”
贾应祥 ：“土掌房中饿殍痕”【注1】
沈 俊 ：“管教干部就是催命鬼”
贾应祥 ：“戈壁滩头千般苦”
沈 俊 ：“场长就是活阎王”
贾应祥 ：“法老河岸杜鹃吟”
沈 俊 ：“尸骨遍地泪成河”
贾应祥 ：“小磨山上忠魂哭”
陈宝凯 ：“我在新民农场饿惨了”
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
一段亲历者愤怒的口述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配乐大字标题栏目图） 云南新民农场右派的生活
（配乐旁白）一个很偶然的情况，得到一本书《命运的祭坛》，读后非常震惊
魏光邺（《命运的祭坛》编著者）：“有一天，也是我们右派，叫俞民（原禄劝县供销社联社主任），他交给我几本黑呀呀的笔记本。就是这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们的一个难友刘世显同志生前留下来的笔记本。俞民把这笔记本交给我以后，我就仔细的阅读。阅读以后就发现这几本笔记本就是他在元谋（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当中的记录，我感觉到如果不把这段历史留下来，死了几百人就等于白死了。再一方面，作为历史，不应该埋没，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把它整理，留下来。形成了一本《命运的祭坛》
【注：刘世显，1933年生于禄劝县双花水库边的景中村，1949年5月参加滇桂黔边区纵队，立功受奖。1954年转业回乡，被推选为农业合作社社长，乡人民代表。1957年鸣放中为民请命，被划为极右分子。送新民农场强迫改造。宁死不屈一直不承认是右派。在死亡线上挣扎中，他记录下新民农场中右派们的苦难，成为珍贵的历史证词。1979年9月病逝。1980年8月27日他的右派冤案得以昭雪。关于刘世显的事迹，见《命运的祭坛》第614——688页】
（配乐旁白）：“《命运的祭坛》用新民农场幸存者的回忆，以事实为根据，真实地再现了云南省楚雄州在1958年至1962年，‘改造右派’的新民农场的那段历史”
魏光邺：“把整个元谋新民农场的苦难 血泪史，通过五十多个人的回忆录，把它记录下来。
（配乐旁白）：“在魏光邺老师的陪同下，我们回访了还健在的当年新民农场的幸存者。他们谈了当年在新民农场的衣、食、住、行 以及 病、死。”
新民农场的衣
（出现一位老人翻阅笔记本的视频。旁白说：施放是1949年解放大西南时候的南下干部，他总是在历史转折或者最困难的时期留下日记。
施 放（亲历者，原武定县商业局副局长，朗读日记）：“1962年2月23日，组员苏士田，原有的中山服，袖子破了，剪去袖子成件褂子，褂子烂了，补上一层又一层，将近三公斤多重。”
杨玉麟（亲历者，原元谋县公安局局长）：“穿什么衣服？不发衣服，完全是自己带的衣服。我出来的时候，穿一套制服，中山服，到最后，破了烂了，然后没有补的布，就把袖子拆掉，拆了来补身上。后来，袖子都补完了，没办法，破破烂烂的了，就拿麻布口袋来补，拿麻布来补。最后，一件制服就剩一件背心了，两边袖子都弄掉，连口袋都撕掉，拿来补。”
毛振岫（亲历者，原禄劝县财政科科长）：“特别是我随身带的衣服很少。当时人倒霉，全部东西没收了。”
沈 俊（亲历者，原富民县法院院长）：“一年不发一尺布票，不发一分钱。结果，带去的有限的衣裳裤子，长衣改成短衣，长裤改成短裤，戴的帽子都没有一顶，个个都是买块手巾（毛巾）系在头上，可以擦汗，所谓的羊角牌的帽子。”
刘庚远（亲历者，原禄劝县小学教师）：“仅仅是占着气候的条件，衣服再破也不会冷。”
何琴诗（女，亲历者，原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还算好，元谋热，长裤，把裤腿夹（剪）了来补屁股，就这样子穿。”
何 格（亲历者，原南华县法院法官）：“带去的衣服都烂完了，换的衣服都没有了。”
许定康（亲历者，原元谋县文教科副科长）：“屁股都烂了。农场里面有羊，他们杀了羊吃，把羊皮扔在那里，我就捡了一块，揉一下，软和一点，我就补在屁股上，。这样子，最实际。哦，老许他妈的，你狗厉害，拿羊皮补在屁股上。我说，你晓得什么？又膛坐，又实惠。”
杨玉麟：“本来是单的衣服，结果到后来补了多厚，像棉衣一样，用麻布补，补了多厚厚。”
张问仁（亲历者，原禄劝县小学教师）：“没有办法，没有衣服穿，长裤剪成短裤，后来整成褂褂穿。有点之前的东西都给人家群众，换东西来吃。”
何琴诗（女）：“我穿的这件衣服是我妹妹带来呢。……（魏光邺插言：都不是你的，是家里带给你的？）是家里带来的。”
张问仁（亲历者）：“我曾经没有办法，衣服裤子没有以后，向他们场部要求以后，施舍给我一条劳改犯穿的裤子，劳改犯给我一条裤子，我都穿过劳改犯穿的裤子，”
史应麟（亲历者，原禄丰县文化馆干部，绰号小秀才）：“教养人员过街的那些衣服，先说那个帽子，帽子有那个拿裤子角剪了戴的，有拿煮饭的铁砂锅垫块布罩着的，有拿烂草帽的心心，也有汗裤拿了缝起来的，像犊子帽。那么穿的衣裳呢，大部分都烂了，长衣改短衣，短衣改汗衣，长裤改短裤，全是打补丁。不下四五十个。每一个人都穿着破烂衣服，并没有哪一个人暗中煽动说今天来个破烂服装大示威。没有。大家都是那么穿着。有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或者傣族人。没有长裤，天气相当冷，拿那个垫单或者被里子做成筒裙，围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配乐旁白，展示一幅元谋县地图）“现在的元谋县平田乡，是原来新民农场所在地。它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是楚雄州当年为改造右派而建立的农场。当地的年轻一代都不知道这段苦难的历史。
（画面：魏光邺访问一位年轻人）：“你家是本地人吗？”
年轻人：“是本地人。”
魏光邺：“听说过新民农场没有？”
年轻人：“新民农场没听过，没有。只听说过农场，没有新民”。
（又一被访问者）
“知不知道新民农场？” “不知道。”
“新民农场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新民农场的食
施 放（边翻阅当年的日记边说）：“1960年10月22日日记，这几天吃的饭食是虫吃的老苞谷磨的，发霉的，一大股臭味，每人（每天）五两。”
孙松林（原楚雄专区财办副主任）：“（干部说）干部工人每月才28斤，你们（右派）凭什么吃28斤？你们是老右派，所以罚你们，扣你们的粮！”
徐钟璃（原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 “实际真正到这些人嘴里20斤都不到。哪里去了呢？场部的，那些民警，他们吃掉了。真正到我们嘴里20斤不到。
刘庚远（亲历者，原禄劝小学教师）：“劳教人员是不是吃到那四两三钱六？实际上还吃不到三两。因为，场部里的那些人要多吃，厨房里的炊事员要多吃，他们吃剩的，其实真正到我们嘴里面不超过三市两。那就是一年到头，所吃的。”
毛振岫（亲历者，原禄劝县财政局科长）：“吃的很差，基本上是半饥饿状态。吃的都是红薯、高粮、攀枝花、橄榄果……是这样度过的。”
施 放：“把黄菜叶拿来煮煮，就说干板菜，所以，他们叫玻璃汤。”（一大碗清汤，飘着几片黄菜叶，没有油腥）
苏明哲（亲历者，原禄劝小学教师）：“红薯掺什么呢？红薯掺攀枝花，红薯掺橄榄，这些吃了营养是非常差的。”
闻从善（亲历者，原武定县粮食局干部）：“除了吃红薯，还吃高粱饭。一个人一顿得那么小个高粱粑粑，还要加点茴香。橄榄煮烂以后，把涩味漂掉，和高粱一起拌，那小娃娃的小搪瓷碗来拓，像拓土基一样的拓，一个人得一个，高粱还不筛壳，连壳整在里面，吃了，解大便都解不出来，要拿手去帮忙抠。”
何 格（亲历者，原南华县法院法官）：“苞谷拿来泡一下，就生蒸，就是强制把它蒸出来，就打给你吃，做饭吃。”
李正康（亲历者，原富民县）：“干了，连大便都解不出来，有些拿手去抠。大便太干了。”
何 格：“吃大米的时间很少。我们元谋自己种的不够吃，要国家供应。即便供应了，你没有力气去挑”。
徐钟璃：“长期吃红薯。要想吃大米，要请假。说我不能吃红薯，才可以给你点大米饭吃。”
闻从善（亲历者，原武定县粮食局干部）：“吃大米饭，那一碗里面尽是沙子，因为那个地方尽是在沙窝窝里，它的谷子也是在沙里面晒，米里面沙子多，不敢那个吃，要去打一大盆水来把饭搅了以后，把沙子镇底，皮头吃了以后，到底底，那几两饭当中，要有一大调羹沙沙。就是那样的吃。菜呢，就是牛皮菜，清汤寡水的，油都没有，有什么油？”
周文章（亲历者，原中共南华县委员会干部）：“黄果辣，攀枝花，小球藻，甘蔗渣，这些都是代食品。苞谷核核舂细，拿来掺和，一般说来，小凹口缸打满了，用勺子刮一下，然后倒给你，还不满了嘛……吃豆子，有九十六颗，一颗一颗数着吃。”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 如果两三下吃下去，就难过了嘛，看着别人吃就难过了嘛，拿钵钵打来，几颗几颗挑了吃，本来想几嘴吃完，耐的，就怕几嘴吃完就完了，自己宽自己，我还有饭的。”
周文章：“早上的早点，王建国整了个打油诗，杂面煮成粥一瓯，鼻风吹起两条沟，（鼻子的气息可以吹起两条沟嘛），粥面好似圆圆镜，照见先生在里头。那就是我们的早点了。”
贾应祥（亲历者，原县中医院医生）：“因为那个元谋是高温干旱，每天重体力劳动，挑那种大粪桶，七八十公斤那种大粪桶，要干十二三个小时，一顿就是两个红薯，大一点的就是一个多点，劳动力好的人家给你八市两，劳动力不好的，人家给你定五市两。”
贾应祥（原中医）：“五市两红薯，大一点的就一个，只吃到这个地方（指喉管下边）到不了胃，就饿了，情况就是那个样。所以这个人呢，一天十几个钟头的干，晚上还要加班苦战，一天就两顿红薯，吃那个玻璃汤。”
闻从善：“一年四季吃，八个月左右的红薯。”
许定康：“吃红薯，我们自己用筷子做一个稱。哪一个多一个都不行。一个一个的分，”
周文章：“五一节，给那种小碗，半小碗花生米，国庆节给半小碗，春节给半小碗，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不然不得吃。苞谷收收，稀稀赖赖，要不成那种炸它一大锅，每人给两包、三包，这是党的人道主义了。”
史应麟：“我们不如牛马，过冬的时候，我就亲自参加他们那红糖煮稀饭，拿腊肉煮了给（牛吃），龚琼芬队长叫我去监督，说你也不要抓了吃，监督他们喂牛，一个也不敢抓了吃。牛吃红糖稀饭腊肉。”
张问仁：“（场长）贡茂福和他老婆龚琼芬，最缺德，折磨、迫害、扣饭，这种现象不少。”
刘庚远：“完不成劳动任务，轻微的是操骂几句，重的就扣饭、减饭。”
李正俞（亲历者，原楚雄师范学生）：“分等吃饭，都是吃红薯，甲等、乙等、丙等。”
马胜雄（亲历者，时任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越挑不动的，越吃的少。越吃得少，越没用体力，就越挑的少。这个恶性循环。”
李正俞：“甚至有丁等，一两、二两，都有。”
董安国（亲历者，原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发动去抬木头，我只抬了一根十公斤的小檩子，我说我抬不动，我这个脚有点毛病，我抬不动，结果是回来他们是按劳动打饭吃，结果才给我那一小杯子，那一小杯子饭。”
施 放（展示日记，朗读）：“1961年11月17日，这几天，偷洋茄子、红薯的很多，贡队长在一次报告中念了一段顺口溜：帽子歪歪戴，像个老右派，见瓜就偷瓜，见菜就偷菜。不管价多高，我都要买。说出右派发自内心的无奈。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那种折磨之下，吃不饱，天天都想吃东西，想吃饭，但是，你吃不到，一开始去那两年，一样都没有。看见一颗花生不敢去捡，捡了就怕说你对粮食政策不满，你还吃不饱，怕人家说，清口水淌都不敢拿来吃，最后，两年以后，为了保命，管你三七二十一，见什么，吃什么，管他三七二十一。”
李正康（亲历者，）：“这些耳朵都是干了嘛，那个屁股坐在凳子上，屁股上没有肉，有两个骨头，坐下去就像两个窝窝，就像两个牛角窝，你说瘦了多少，才有40多公斤，原来我是70多公斤的体重，那个时候才有40多一点。”
何 格：“有一个人就形容当时的生活，他说我们坐着开会，最好每个人整个对丘（石臼），对丘（石臼）它是空的，屁股是个光屁股，一坐下去刚好，你坐着（屁股）骨头就受不了。”
沈 俊（原富民县法院院长）：“林华是地质队的秘书，大学生，看见人消化不了的，人拉出来的，在路上，用口缸搂起来，拿水中淘淘洗洗，炖了吃，晚上还遭到批判斗争，所以说吃屎也有罪。”
闻从善：“哪天得饱饱的吃一顿都值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李玉祥：“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年，从进去哪天饱饱地吃过？一顿都没有。从去就没饱过。一开始，体质在，原来本钱在，耐得住了，但是，本钱完了，单靠吃苞谷饭，红薯，那个起什么作用？”
张开培（亲历者，原中共武定县委会干部）：“我的想法就是为了保住这条老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千方百计改善生活。”
施 放（翻看日记，朗读）：“1960年2月3日，今天挖菜塘时，拿着一条黄鳝，拿开水烫的时候，被同教揭发，送到队长那里去，让我写反省。”
史应麟：“他（场长）夫妻俩怎么搞？死马、瘟牛、病猪，死了不抬埋，拿了炒肉给大家，卖一块钱人民币一盘，外边公私合营的，只卖两角、三角。”
闻从善：“有些同志去打了以后，三小点茄子南瓜，眼皮大的两三片肉，一个就整着指头大的两小点，一点两点肉，其它都是茄子，就这样赚我们的钱，这个场里面。”
周文章（亲历者，原中共南华县委会干部）：“干了两年半，发了一回叫做工资，最多的发五块钱，三块两块一块，发了以后，贡茂福场长把场部的猪杀了一个，然后卖给我们吃，（用右手指比划，约二寸半长）那大的一个调羹，那大的一个饭勺，一调羹猪肉，一饭勺茄子，一块钱。我呢，五块钱吃了不算，还把我家里背去的一床高毛毡，现在没有，过去羊毛纺的毡子，垫着睡觉的，高毛毡卖掉，还有我的一个美国那种军毯，毛呢的，那种毯子，卖得九块钱，五块钱吃上，又把那个高毛毡吃上，毯子吃上，还吃得空空的。所以大家说，王小五子打牙祭，一本万利。开馆子，王小五子开馆子，一本万利，他发出来那点钱，成五倍十倍的收回去。”
马胜雄（亲历者，原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崔宗仁（副队长）一讲话，你们说不给你们吃，今天打牙祭都吃了四两三钱了，我们下面说，三钱都说出来！那时候，有的人刚去，还有些存款，有的还有公债券，可以兑换，有的人把毛呢衣服也当掉，公债券也拿出来卖，手表也卖掉，为了保肚子。”
孙松林：“那些干部就在旁边站着，因为，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裤子卖给他。把什么都卖给他。我就是卖给他长长的英国哔叽呢，卖给他，卖了十块钱，五十块钱的裤子，卖了十块钱。張毓吉的那条也卖了几块钱，拿去买茄子吃。”
马胜雄：“后来就出来这幅对联：王小五子开饭馆一本万利，崔大判官打牙祭，四两三钱。”
孙松林：“我说，我来作个中联，中联就是：空前绝后。”
苏明哲：“能活下来那几年，还是得以我妻子儿子帮助。”
苏 渊（苏明哲儿子）：“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条狗，敲了以后，磨成炒面，
苏明哲：“磨成炒面带到昆明，给我调着吃，瞧的很不卫生，有点黑色黑色的。也就同样拿给我了。如果是带肉食那些，多数就拿不到劳教人员手中，被那些（?）卡掉了。我的那些有点黑色黑色的，看着不卫生，就轮到我手中，那种就当做救命心肝了。我每顿舀两小调羹拌在饭里吃，结果，那个狗肉吃完，我的身体基本保持住，虽然还有点不够，还是把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了。”
陈宝凯（亲历者，原南华县小学教师）：“有一次我们出公差，过马街河，过不去，涨水，过不去，就到糖厂借宿，我们大概二十来个人，结果没有地方住，就叫我们去糖房住，熬糖的那个糖房，锅灶旁边摸着比较热敷，因为没有背行李，土热，就在旁边睡了，在睡的过程中，有个人发现土是甜的，大家就往嘴里填，发现（土）很好吃，就拿手抠，一直吃到半夜，吃饱了。所谓是进了一次莫斯科医院了。太甜了，有的还拿包包或麻布领褂装满（带走），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熬糖的时候，一涨它就要瀑，要点香油，你就是在注意也点不赢，它都会溢出来，这个糖就浸到锅灶的四周，就浸到泥巴里面，泥巴就甜了，就变成跟红糖一样的好吃。”
张问仁：“右派分子在一起，为了保这条命，偷吃成风。”
闻从善：“肚子饿了，去猪食锅里面抓，喂猪都是大锅大锅的红薯，我们就是和猪打平伙，去挠红薯吃，那一段时间，肚子饱了，体力也恢复了。”
陈宝凯：“为了活着走出新民农场，所以就不顾一切了。”
刘庚远：“要争取活下去，那就必须解决充饥，所以，全场的人，由开始偷吃一个红薯，捡吃几粒花生，到慢慢学会了烧吃、煮吃，进行储藏，凡是在新民农场活下来的人，都全靠偷吃，所谓偷，实际就是拿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粮食，甘蔗、红薯、花生，……”
孙松林：“我那时还是比较古板的，小东西，或者拿点偷点东西吃吃，不敢的。也不愿意，好像知识分子的面子……后来人家劝我，老孙，孙松林，你的耳朵根都干掉了，你再这样非死不可，有东西捡点吃吃，花生地里剩下的你刨刨，刨出两颗吃吃，后来才学会捡点东西，偷点东西吃吃，在新民农场这些东西我都吃过。老鼠、蛇、癞蛤蟆、动物的东西，蚂蚱这些捡来也吃吃，当时嚼嚼就吃掉。植物的东西，攀枝花、西西果、山上结的果果，蚕豆叶，植物长的叶子也吃，都吃这些东西。种庄稼种什么吃什么，种蚕豆吃蚕豆，因为吃蚕豆，好，整些六六粉拌在里面。你拌在里面，人家还是抓一把，拿水洗洗还是吃，种花生吃花生，花生拿来洗洗还不是吃，吃了还是没有事。有的东西吃不得，吃了会死掉的。山上有的农民毒豺狗，把死猪、死鸡拌些农药，丢在山上，毒豺狗（狼），结果，新民农场的人去看了，就捡回来，就洗，洗洗吃，那个毒药已经到身体里面了，洗了也不解决问题，洗了还不是吃了就死了。有好几个，在外面整那个肉来，吃了就死了。”
闻从善：“太饿了，反正是绿的东西，像花生芽、小鹅菜，拿来就吃了。动的蚂蚱、蛐蛐那些都烧吃了。有的耗子都拿来吃，新民农场就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去割蚕豆，排着队，一个背一背，回来路上，你摘我背上的吃，我摘他背上的吃，他又摘别人背上的吃，等回到家，都成了光杆杆，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是绿的东西，只要是动的东西，都拿来进嘴，因为活命要紧。你不这样不能维持生命。”
施 放（边翻阅日记本，边读）：“1961年10月19日，这几天收花生，普遍偷吃花生，成为大好时机。一大包一大包的被搜出来。有的甚至把花生埋在干牛粪里面。”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吃不饱，在那里是家常便饭了。”
贾应祥：“在那种高温干旱、极端的重体力劳动之下，任你好的身体，过去都是胖墩墩的，年纪轻的一些人，到了那里不到一年，结果就死的死，倒的倒，肿的都肿起来了，好长时我也是肿，”
新民农场的住
（画面：行进中的小汽车中一位老者）
何琴诗（亲历者，原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问小汽车里的一位老者）：“这里是原来的什么？”
（从小汽车里走出的老者，是杨玉麟，原右派受难者，原元谋县公安局局长）：“这里是原来场部大晒场。……这点……是了……场部……原来都是老房子。”（镜头摇过绿树掩映中的一排排灰色瓦顶红墙房）
何琴诗：“是了，是了，我记得这一面去了。我记成这一面去了。我记成这一面，这一排就是场房……我记成我们在下面，我们是在那边，（杨玉麟插言：不是那边。）那么它的门是从这边（开），也有门，那边也有门一样的。场部的样子 我记得的。这间房子还留着。这边是场部的后边，我们在那边，方向整错了，我们来的时候是农民住家，是农民的房子，农民的房子就是场部的干部住了。我们就进一道小门，我们就住在原来农民的猪圈里面。或者马圈里面，”
（镜头摇出一扇赭红色木窗户，约1米宽，1.5米高，窗框上加了铁条）何琴诗：“这些都是原来的。门窗都是原来的。几十年了。”
杨玉麟（举起右手指向右方：“下边是个土坎，围墙下边，两三米高的土坎，土坎下边是一大院房子，就是劳教人员住的地方。从街边起一直围过去，整个大院就是劳教分子住的了。进了大门之后有一排房子，医务室和病号在的地方。医务室的对面，西边有两格厨房，煮饭的地方。厨房过去，再进去就是关劳教人员的地方。……上面是场部。这个大坎坎，当时没有这个围墙，他们直接跑到坎坎这边监督我们。好像隔墙就在这了。（何琴诗插言：是了，是了。）这边是后院（指左），这边是前院（指右），中间一个小门。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原来的医务室了。这里是医务室。你们女的在什么地方？”
何琴诗：“就在对面了。”
杨玉麟：“那里有一排什么，有一排土掌房。有几格，一大溜的。”
刘庚远：“我们住的是土掌房。睡的铺是用土基砌成的揽场铺，三乘、两乘、四乘，中间有一小点过道，每个人睡的面积，就是刚好睡平了，两只手搭在床边上，这么宽点。我们每个人床头都钉三颗桩，钉两颗桩，挂一个篾箩，或者原来带去的箱子。这个面积，这张床头上，就是我们整个住宿的面积。也就是我们全部财产。烂被子、行李、换洗衣服、吃饭的碗筷、就在这个面积范围了。”
施 放（翻看日记本，朗读）：“1959年5月20日，晚上睡觉很挤，一个小房间住了一个班组，经常翻身都翻醒，睡不着。”
毛振岫：“睡觉后，基本上能够睡得下去，翻身都很困难，就是那种土掌房，下面土基砌了以后，用些柴条条，糊上泥巴，在上面铺了个床，一个人只有40公分左右。”
施 放：“大跃进当中，我前面后面都死掉，好好的、宽宽的住了几天，等几天又来人了，又挤满了人。”
闻从善：“总之太热，衣裳都穿不住，去干活就把衣服脱掉，脱掉以后身上晒起大泡，有些有碗大，有些有拳头大，那个泡一通掉就淌黄水，晚上睡觉都睡不下去，我们那个床，是一大张揽场铺，每个人只要一个半土基，一土基二十四公分，只能睡三十六公分，像插筷子一样，侧楞的睡，如果你想四平八稳的睡，你就糟了，侵犯到别人的领地。背脊这些一落到床，太疼了，一晚上就是那个咬咬牙过一天，咬咬牙又过一天。背脊上那些泡，起一层，干了脱一层皮，起一层，干了起一层皮，真正真的是换了几层皮，才适应了那个地方。”
许定康：“哎吆，睡不住，吼一声，翻一下，好，要翻一起翻，翻就要侵犯别人，都是集体翻身。”
杨玉麟：“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太不行了，容易得传染病，肩膀搭肩膀地睡，呼吸，空气不好，后来我就要调过来，我就把它倒过来，他们头朝那边睡，我就调过来，头朝这边， 颠倒了睡，颠倒了睡，要宽一点，然后，为了防止呼吸互相影响，脱了衣服拦在前面。”
张开培：“我到新民农场的第一个印象 ，瓦房不多，土掌房是一大片，我心里想，瓦房怕是劳改农场的头头的住处（插入当年土掌房劳改大院模型图），……生活区，……那一大片土掌房就是我们的住处了。”
（杨玉麟旁白）：“场部的房子是当时最好的，是土基墙，瓦顶，下边那一院是劳教人员在的地方，全部是茅草房。”（镜头摇近土掌房房顶）
（杨玉麟继续旁白）：“周围都没有人。……还是有大门，有当兵的管。”
何琴诗接言：“在楼上，房顶上，因为那土掌房是平的，他可以站在上面，在上面走，在上面转。”
张开培：“还有几个碉堡，警察抬着枪在上面。”
魏光邺问：“原来这个坝坝是什么？”
杨玉麟：“这里是晒场，晒粮食的。“
（画面：一位村妇迎着问几位来访的原右派老人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乡政府退休的吗？”）
魏光邺答：“不是，原来这里的老右派。……原来的新民农场知不知道？”
村妇：“知道，知道。”
何琴诗：”现在我们就是来看看以前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魏光邺：“那时你有几岁？” 村妇：“我有十六岁。”
魏光邺：“你见过他们吗？” 村妇：“没有。”
魏光邺：“大嫂今年多大？” 村妇：“我有六十七。”
杨玉麟：“差不多，记得了。” 魏光邺：“六十七应该看见了。”
何琴诗：“那个时候他们有十多岁了。”
村妇：“那个时候我们读中学了，他们抬木头，朝那边过来，我们还跟他们说话，
那些领导说：小姑娘，不要跟他们说话。……草鞋套袜子，抬木头。”
何琴诗：“抬木头，抬木头，对的。”
面对一排砖瓦房，何琴诗说：“它这个都是后来盖的。原来盖的没有瓦，土掌房，（村妇：“我们八几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了。”）草房，不是草房，就是墙上面铺些树皮、包米干，完了上面糊上泥。（杨玉麟插言：“我忘了，男的住的是草房吧？”） 都是土掌房嘛，你看，警察在上面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瓦房。……那个时候的土掌房都拆掉了，这个都是后来盖的瓦房，那个时候哪里有瓦房？”
杨玉麟（左手指前方）：“那是个大坎坎，原来没有这个墙，那些队长就在这个坎坎上来瞧，指挥，（何琴诗插言：“就在这里。我们一收工回来蹲在这里吃饭，他们就在这房子上监视我们。”）他们居高临下，望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片荒无人烟，我们来了以后开荒开垦的。
（镜头摇向一排土掌房，旁白解说道：）“1958年3月楚雄州为了改造右派建立了新民农场，到1962年宣布撤销，先后接受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种种分子共832名，其中有痨病缠身的老人、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临产的孕妇、还有12岁的小学生，更有刚满10岁的小哑巴、8岁幼童。）
新民农场的行
杨玉麟（作手势）介绍说：“ 1958年3月，第一任场长是任喜民。任喜民当场长的时候，他认真按中央的政策办事。”
史应麟：“这个同志是南下干部，心地善良，为人忠厚。”
杨玉麟：“劳教人员还是比较高兴的。”
史应麟：“他也知道这些都是知识分子，老师、教师、干部，所以随时和颜悦色的跟我们讲，他说：好好地劳动，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回去了。”
杨玉麟：“后来有人就去汇报他，说他右倾，所以就把他场长撤掉了。”
史应麟：“调来一个人，叫贡茂福，此人来当新民农场的场长，是带着极左的面目来的。 ”
杨玉麟：“贡茂福来了以后严格了。左得很了。”
史应麟：“这个人来了以后，要扭转任喜民的右倾，所以他是带极左的面目，一，我们没有通信自由， 写信不能封口，外面亲友的信来了以后，他们全检查看过。”
马胜雄（亲历者，原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想打你就打你，想骂你就骂你。”
孙松林（亲历者）：“被吊的人，像李镁（女，原南华县财政科长）也被吊过。”
（画外音，村妇问：“这是攀枝花树，你记得吗？”何琴诗答道：“攀枝花树，记得，还在的。窦宗芝（女）在攀枝花树上吊了一夜。 ”
史应麟：“最典型的是事例一桩是，因为有两个人病了不能出工，他（贡茂福）为了杀鸡给猴子看，杀一儆百，叫了二十六个人，旁边两个病人站着，拿来两颗扁担，逐一打了下来，打断两颗扁担，打了二十四个人，两颗不得都打断掉，最后两个人都打不成。”
周文章：“（有一夜，三更半夜，月光昏暗，场长贡茂福把劳教人员）集合起来，要出工（挑煤炭），王茂希就跟他（场长）讲：报告场长，我实在是病了，去不了了，请一天假，给我休息一天。 是当着多少人打，不是背着人打，贡茂福就拿了一颗扁担，当时就打他三扁担，当时就打吐血了。”
孙松林：“世人皆知的事情。在新民农场，王茂希是南华的一个中学教员，打下去，第二天死的。”
【辑录者根据目击难友鲁开华的亲笔证词注——王茂希，云南省宾川县人，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月夜挑煤，卧病在床。场长贡茂福指使民警李光华拖了出来。打了三扁担，三日后死亡。王被打死后，凶手场长贡茂福指示劳教医生贾应祥写死亡证明书，写死因是“吃花生胀死”】
何 格（亲历者，原法官，做手势抡臂膀）：“平的那么砍，我们没有力气，贡茂福是有力气的。”
何琴诗：“贡茂福到新民农场以后，他老婆龚琼芬对我嫉妒，我就一连串的灾难，一下子都说不完了。戴脚镣、关禁闭，九死一生，死了拿去埋。”
李镁（亲历者，原南华县财政科长，……女分队长，也曾被吊打）：“何琴诗、窦宗芝，在农场都是戴大脚镣的。他（贡茂福）有三大法宝，在农场，第一法宝就是关，合适不合适就是关，第二法宝就是饿，给你饿着，不给你饭吃，第三法宝就是棒棒打。”
施 放（读日记）：“1959年6月14日，晚上崔科长讲话，重申纪律制度，规定5点40分起床，11时到12时吃早饭。12时到下午1时午休，下午7时收工，劳动10个半小时。”
李 镁：“在新民农场劳动是托土坯、挑水，每天挑一百挑水。”
施 放：“劳教不如劳改。”
李 镁：“托土坯每人每天二百个的任务，分给我管，平均下来。完不成就不准打饭吃。能完成任务的只有五六个，其他还有小脚女人，还有个哑巴，九岁十岁的有两个小姑娘，这些就不能说。”
刘庚远：“定额都是超负荷，本来都是完不成。比如说壕红薯，一栅红薯，一沟沟，一天到晚，那个时候的劳动力，壕四沟红薯已经是够累了，但他的定额至少是六沟八沟，始终都要给你完不成。所谓的要劳动积极表现好就可以早点解除劳教，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好。他规定的劳动任务就远超过我们力所能及。”
施 放：“早晚不分昼夜的苦战，十天八天十几天，迎接什么检查团，迎接什么节日，反正是拼命。特别是有月亮的那一天，日夜不分的干了，没有月亮，下雨，还好，晚上还能休息一下。”
何 格：“那个时候，有个口缸、调羹的人就算富裕了。有（财）产了。多数人都是沙盆，临时掰两根棍棍做筷子，调羹都没有，当时流传着那么一个顺口溜，……”
马胜雄（亲历者，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一个土锅，两个瓦盆，三餐不饱，四事求人，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不成，八不就，九九令人寒心，十在令人可怜。”
周文章：“一样都没有了，只有一把调羹，元谋产的那种沙盆，两个沙盆，三餐不抱，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不成，八不就，九在狱中，十分凄惨。就是那么个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时的环境。”
施 放：“劳改队还有国家规定的发给一小点零用钱，必需品，还要发囚衣。而我们一无所有。”
周文章：“我们本来是有偿劳动，但是跟犯人一样，白劳动，大概干了两年半，发了一回叫做工资，最多的发给五块，三块两块。”
施 放：“共四年多，一共得了十二块一毛钱。有一次只发了一块钱。一次发了九角五，一块钱还不到。”
刘庚远：“原来说劳教人员每个月可以领几块钱，结果我们到新民农场以后，一分钱没领过。一直到62年4月份我回来，发了十六斤粮票，十六块钱。这就是全部的报酬。”
史应麟：“我们没有工资，听说是要发工资，像我从来没有领过。自己的存款不得完全取出来。”
沈 俊：“我们入场的时候向场部交了三个月的原工资，最后不知道哪里去了。”
史应麟：“当时有个地质队的大学生王道芳，她在地质队省吃俭用存了四百多块钱，在里面生产了，生孩子了，要提二十块钱，由医生万耀全和王绍淑去跟他（贡茂福场长）说，王道芳生孩子急需用钱，他都不行，只能批十五块。还要你买东西来报账。”
刘庚远：“家里寄来的钱，都要拿去场部存起来，给你一个存折。休息天，排队领取钱。一个人只能取五角钱，一次。不管你有三十块二十块，家里面汇来的钱，或者原来身上装的，被他们发现叫你拿去存的，一次可取五角钱。我们一个月最多休息一次。所谓休息，就是全部东西搬出来，嗮嗮，允许洗洗衣服，洗洗澡。另外，他们就通过这种休息天，全部东西搬出来，打扫卫生，文明，就可以搜，检查，劳教人员全部东西。”
董安国（亲历者，原大姚县县长）：“说是监督改造，实际比劳改队都厉害，有枪杆子跟着，什么监督改造，那点说我们有公民权，那些管理人员也不懂，说我们有公民权了什么了，但是一步一跟的，还有枪杆子跟着，叫什么公民权？”
张问仁：“卫兵就跟着，这群人带着去劳动，背着枪跟在后面，监视，看着，那点场地大一点，有个碉楼，他在碉楼上，”
闻从善：“出去干活要排队，你插队，插出去几丈，要开枪。”
徐钟璃：“离开这个队伍，不是脚镣，就是手铐。我本人也戴过四十天。去挖沟了嘛，去挖大沟，离开队伍去小便，结果那个民警在我的头上打了一枪。下午回来脚镣就给我戴上了。”
何琴诗：“警察拿枪站着，你去方便，你得报告。”
闻从善：“收工你要报告，报告人民警察，我们收工了。要报数，要排队报数。报数以后才准进大门。”
毛振岫：“小便要报告，大便要报告，单独出去行动是绝对不可以的。除了大小便以外，没有办法，都不能出去。如果要外出做活，由组长带队，组长报告以后结对成群的出去。”
何琴诗：“在工地上，报告队长，右派何琴诗要去厕所。”
张问仁：“他不点头，你不敢走。”
周文章：“有个何一久，人也调皮一点，有一晚上起来上厕所，他说，报告。……什么事？……人民警察撒尿。……你这个家伙，你反动！……我报告你不悦。不报告你又不行。……你到底哪个撒尿？……我报告人民警察，我撒尿。”
施 放（读日记）：“1961年6月3日。每次收工回来都要搜腰包，住处也经常遭搜查。搜出盐巴、咸菜等。……”
周文章：“出去劳动回来，来到大门那里，警察站着，要搜包包，开头他们亲自来搜，随后站在旁边，一个一个包包拿出来亮亮，没有的就给进去了。因为那个地方生产花生、红薯。”
（画面展示大墙里是一排土掌房。画面外，杨玉麟的声音）：“岗楼不见了，原来的岗楼。”何琴诗的声音：“是，是在那里。”杨玉麟：“反正就在房子两头。”）
许定康：“我记得还搞过一次选举。我们劳改农场还选举。我们有选举权。哎呀，那个才荒唐。上面叫我们填选民证。”
闻从善：“我们这些所谓的还有公民权。虽然是劳教的，还有公民权，还有选举权。”
苏明哲：“1960年的选举，选举人民代表，那个时候就提贡茂福。选举的选民是荷枪实弹的押在场坝上，高头，土掌房上面机关枪架着。”
闻从善：“一个发张选票给我们，就把我们押解在场部那个院子里。那种选举怎么选举呢？大门头上一挺机枪架着。”
周文章：“平常是拿步枪。那天是机枪都架起来了。”
闻从善：“周围民警是背冲锋枪巡逻。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整在里面，参加选举！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使我们的选举权。是在武装押解下选举。选举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在新民农场最狠、最可恶、在他手上亲手打死人的那个场长贡茂福。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王小五子。唯一的就是选举他一个。”
苏明哲：“你选也好，不选也好，哪个不举手，那个武装就来踢你：你怎么不选？选贡茂福为代表！”
刘庚远：“还有一种特殊的叫集训队，就是违反纪律的整到集训队，要有枪跟着，拷上脚镣。”
孙松林：“集训队的根源还在于上面耍那些手段，要提早解除劳教，摘掉你的右派帽子，有好的表现，你检举我，我检举你，检举来，检举去，相信这类话的人还多，于是都互相检举。检举以后，说我看见你，又是说什么话，你就不承认。不承认就整去集训队。他又是想逃跑了，你是不是想逃跑，整集训队。集训队都是一两百人。知识分子，不说全体，一般还有骨气，没有的事情你硬要我承认，就不承认。”
李正俞：“王少喜就一直不服气，所以，一直在新民农场都是戴一副大脚镣，因为他不服气。这样一种情况（魏光邺插言问：那时候他有几岁？拷脚镣的时候。）恐怕也就是十八九岁。当时他是高中学生。”
张开培（亲历者）：“我说，这是对我们这些人的慢性屠杀，这种办法是：晚上吃了饭，就在大场子里面开大会，就来收拾我，说我反动了，大帽子说了一大篇，最后说，把脚镣拷上！”
徐钟璃：“刘华在当时，农场搞交心运动，他就提了个意见，既然向党交心，我就谈谈我的想法，为什么这些民警，百货公司那么多手表不去买，专门在这些教养人员这里买？便宜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人，有个手表也好，有点毛呢衣服也好，为了保命，赶紧卖。卖了，过一天，算一天。所以，他就提了这个意见，为什么这些不去百货公司买，专门找这些教养人员买，想占便宜？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就给他戴脚镣。左斗右斗的。”
沈 俊：“有一个分队没有完成任务，孙家信分队长拷上脚镣，就是因为完不成任务。”
李安邦（亲历者）：“戴限速器。什么叫限速器？限速器就是脚镣。好些是你跳，限速器一安，就跳不动了。”
何琴诗：“那个脚镣戴的是你根本走不动。得拿一根布条条往中间拎（做手势学样）。我们看渣滓洞那个脚镣算什么，轻飘飘的。我那个脚镣都动不了。那个链子多粗粗，拿布条子拴的，拿手拎的，不拎，你脚都动不了。脚镣大概十几公斤重，大镣给我戴的。”
李安邦：“大概在里面，五公斤是有的。我见过，最大的是三十公斤、四十公斤，它是拿圆铁，拿砂轮切开，切开以后用电钻打眼，用钢筋焊了两个环，中间焊两个是活动，两头焊两个是惩罚者的脚上。”
孙松林：“手铐拷着，所以，集训队整得早上出工的时候，叮铃哐啷，叮铃哐啷，硬是跟地狱一般。”
（深沉的音乐伴奏，画面：
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
一段亲历者愤怒的口述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3-8-17 09:55
配乐大字标题栏目图） 云南新民农场右派的生活
新民农场的行
施 放（朗读日记）：“1959年5月26日。人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半年来，我预感这悲剧越来越近，等待爆发。今晚学习时，民警陪同法院工作人员把我喊出来，我已猜到几分。他们拿着安徽省全椒县法院转来的公函，（妻子）张淑林的亲笔离婚申请书，给我看，她的理由是过去我俩有感情，但不甚好，中间曾分居半年为由，要求与我离婚。”
何琴诗：“你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就不得离婚。如果我是右派，对方不是右派，就可以离婚。两个右派就不能离婚。”
沈 俊：“我们分队有个李镁，是南华县财政科的科长。有一天吃了饭要出工，收到一封信，在那里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哭？她说爱人和她断绝关系。”
魏光邺问何琴诗：“你当了右派以后就再也没见你父亲？”
何琴诗：“没见过。一直到去世。”
杨玉麟：“他就再也没见过你了？”
何琴诗：“再也没见过。”
闻从善：“精神上的折磨更厉害。天天晚上开斗争会。天天晚上开批判会斗争会。为什么？今天这个又是不接受改造，明天那个思想又反动。整去跪着，罚跪，斗争，不开大会，小会也要开，右派当中有的为了想早早的出来，迷信了，去汇报，某人又是反动，某人又是什么，我就是经常被我们小组长去汇报，说我不接受改造，反动思想，经常拿去斗，说我对粮食工作抵触，吃不饱了，如何如何，我被罚跪，无所不为，反正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就是这样的情况。”
孙松林：“一天晚上还在学习，自我批判，一天就骂自己，我是这样，我是那样。”
史应麟：“开始去的时候，有人还想积极争取，多少机关带去的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踏肩头、摆资格的作风，初期还有一点。”
李玉祥：“两年以后，幻想已经破灭了，摘帽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你再积极也摘不到。”
毛振岫：“什么叫改造好？没有一个标准，说你改造好了，就改造好，他说你还要继续改造，你就得继续。”
沈 俊：“这个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
苏明哲：“新民农场办不下去，回家，还是受到歧视。”
马胜雄：“贡茂福就讲：你的帽子给你挂到墙上，什么摘帽，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只是一种手段。”
毛振岫：“劳动教养摸不到底，究竟劳动教养到什么时候？再看看解除劳动教养以后，仍然是留队生产，蹲在劳教场所多少年。”
李玉祥：“队长就说了，你几个不要翘尾巴。你摘了帽子怎样？你摘了帽子挂在墙上。捣蛋就再拿给你戴上。我那下又成了摘帽右派了。睡的地方从楼下搬到楼上，我们就喊，帽子挂在墙上，在楼上，我们就搬到楼上睡。”
周文章：“解除（摘帽）以后，叫做安置就业，就业就是无期徒刑了。就业，你最多可以在大门外买点瓜瓜菜菜、盐巴之类的，其他也没有什么区别，照样还是把你关着。”
孙松林 ：“最初几年大家还苦，因为到底还是干部出身的，要争取早日摘帽，是苦得很。到后头两年简直干不动了。肚子吃不饱。”
苏明哲：“那时候，大战钢铁，苦战十年，超英赶美，放卫星，劳动强度比劳改队还强。劳改判三年五年，有个期，我们这个劳教的没有期限。”
李安邦：“遥遥无期了嘛，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这个话出来以后，大家认识到，再表现好也不可能实现承诺。”
施 放（读日记）：“打小报告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共同的目标是早日解除劳教，告别新民农场。”
沈 俊：“到后来，大家没有信心了，过去积极劳动，最后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走出新民农场，对这个劳动不是歧视，是对抗了。”
史应麟：“每次集会，贡茂福都要粉饰他能为，他都要叫大家唱歌，但是，他一句话是大家最反感的，就是‘右派分子翻案也翻不了’。可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唱起这个歌，就给他捣蛋：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新民农场教养人员就是吃不饱，吃不饱，还叫什么好？大家就是这么唱，你就是听见也是这样。”
毛振岫：“还可以这样说，新民农场还好，好在解散的早，比夹边沟、红河州东风农场解散的早，如果再不解散，死的人更多，后来基本没有人劳动了。已经成了对抗性的，不出工，那些锄头把，那些扁担都烧完烧尽了，当柴烧了。”
杨玉麟（右手指着前方说）：“那里有一个岗楼了嘛，我们的院子在这边。”
何琴诗（指着前方说）：“碉楼在这里了，在场部面前，我们走路，坡坡下去，就是我们住的了。就在这个地方。”
杨玉麟：“原来这里还淌得有水。” 何琴诗：“有，有，原来没有这些沙。”
村 妇：“去年才拉来沙垫起。”
（镜头摇出一片树林，画外音解说）：“新民农场的‘新民’，寓意要把这些人改造为新型公民。”）
（镜头渐渐变为一片浓密的乌云）
新民农场的病
刘庚远：“新民农场有好几百人，分为有历史问题的、有我们右派、有社会上这样那样问题的，七八百人的一个农场，医生不过三个。三个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原来是医生。”
张开培：“原来我的身体蛮好的，到1960年，过了两年以后，肿病就来了，肿病很普遍，他们医肿病的办法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小医务室，医生也是我们去劳教的，没有任何药物，就不是过几天吃一台大锅药，什么是大锅药？就是中草药拿到大灶煮它几锅，一个个拿碗接一碗来吃吃。这就是大锅药。大锅药对消肿有点作用，肿病就是吃不饱才有肿病，大锅药可能有消肿的作用，我们去吃了两晚上，慢慢的它这个肿的确就消掉。消了肿，又添了个皮包骨头的架架，肿时候走路脚一样感觉都没有，消肿以后，皮包骨头的，还拄拐棍，”
鲁开华（亲历者，原南华县委会干部）：“新民农场后期，我们这些人多数都是三只脚，要拄拐棍走路，一条小沟，走到面前要考虑一下，不敢跨。是到那种程度，”
何 格：“睡觉，起来起不来，吊个绳子。”
周文章：“梁上拴根绳子，不是吊脖子，是要爬起来。”
何 格：“就是拉着那个绳子，睡的拉着那根绳子，才慢慢起来。到山上，像现在那种水沟，一步就跨过去了。那时跨不过去，就绕两三里路，有个小桥才过去。你不绕就过不去。”
许定康：“我们平常在田坝里劳动，进城挑大粪，后面有一群小娃儿，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叫劳教队嘛，（小娃儿们就喊）‘劳教队，劳教队，劳教队走路打瞌睡’。我们就这么走路，这么高一个坎坎都要跌，一棵草都把我们绊了跌倒。走路就没有精神。那些小娃儿在后面叫得跟耍猴戏的一样。”
周文章：“男的没有力气，像女的来说，包括王道芳、何琴诗、王绍淑，年轻的小婆娘，月经都没有。”
闻从善：“后来把我送到病号室，病号室一窝病号，住在里面。”
刘庚远：“进病号室，无非就是不劳动了，准许住下来医病了，吃的稍比中队上的伙食软一点。改善一点点。”
闻从善：“病号室就有这种恼火了，住病号室有个讲究，你害肿病的不能吃盐巴，要吃淡的，一两三个月不得盐巴吃。拉肚子的病号只得吃一半饭，就是说，你平常的标准是吃六两，只得三两吃，那个就雪上加霜了。为了吃点盐巴，在元谋买两角一斤的盐巴，没有办法，想吃盐巴，去和私人买，像那些吆马车的，可以自由活动的，自己买些盐巴来，卖给我们，一角钱一调羹。”
刘庚远：“哪怕是一调羹盐巴那么宝贵。”
闻从善：“饭买来，不够吃，你调些盐巴，加许多水，连盐水喝下去，那一头肚子涨了，这样来抵饱。”
刘庚远：“他们给我们治肿病的唯一办法，就是吃一些尿水的药，所以，根本就说不上巩固，肿了又消，消了又肿。”
李正康：“进病号室的人不能想吃鸡蛋饭，想吃鸡蛋饭的人就是不行了，要抬出去了。”
孙松林：“到病号室，不是说病号室可以医你的病，进病号室基本上没有人出来，隔几天就抬走。”
周文章：“人已经是饿了没有办法了，当时还说是盐巴吃多了，饭吃多了。有个医生叫万耀全，他们又给他起个外号‘万要烟’。打饭的时候，他来那里坐着，大家都怕他，他说半饭，炊事员就打一半，半菜，就打不放盐的菜。”
闻从善：“那个病号室进去以后，主要是要靠自己命大，他那个医药起不了多大作用。”
李正康：“有什么病？就是吃不饱。”
张问仁：“在里面就是有一点所谓的营养品，黄豆炒香，磨成面面，给点黄豆粉吃吃。”
施 放（朗读日记）：“1960年5月10号，住在病号室，病号越来越多。今天进病号室的人有二十多人，现在病号达到一百一十人。死神笼罩着新民农场，阴风惨惨，人们忧心忡忡。”
贾应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种，人一朝朝死掉，贡茂福就把我从第一中队右派大组调来医务室看门诊。我看门诊，排队，一天要排两三百人，我一天看病要看十四五小时，没有药，叫我自己从哪里拿？没办法，又看在病人身上，病人的确肿的可怜，杵棍掇棒的。没有办法，我到老东山，要了几个人，去挖土丹参，挖茯苓，挖来，自己熬，自己升，自己蒸馏，蒸馏了做成针水，给病人打，打了以后，病人小便多一些，肿就消掉，另外，丹参针打进去，病人精神要好一些，只有这种代替。当时那种情况，用药也不行，不要说没有药，有药也不行，还要增加营养，主要是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水肿。贡茂福问我肿病的原因，我说是营养不良，水肿。结果晚上就斗我，斗得一塌糊涂，斗了以后还要叫你医病，如果医不好还要拷你的脚镣。那么怎么医好？没有药怎么医好？没有办法，我想尽一切办法，我用药草来蒸水肿病，拿来做蒸汽，也就是蒸汽疗法，我只是照书上来搞，熬大锅药，煮草乌给他们吃，我看那个书上小球藻还是可以那个水营养。”
周文章：“小球藻，大概是挖一个池塘，然后放点尿素或者什么东西，青苔似的起一小层，那个叫小球藻，说是营养最好。”
贾应祥：“但是，跟他们要一点配小球藻的尿素也找不到。找不到，我用小便试试看，用我自己的小便储藏实验，试了以后，还是会变成小球藻的。不仅我的，还要了几个人的小便，做了几次，小球藻绿茵茵的。给重病人煮饭煮汤，煮稀饭，重病人有点稀饭吃，当开水喝，效果还是比较好。”
闻从善：“为了营养，培养些小球藻，拿给我们，加给我们吃，讲营养，病号室里也没有什么药，尽是些草药，什么西药也没有，只有红汞碘酒，一般的药品。”
何 格：“小球藻，那个是精神上的安慰。”
周文章：“所以，当时有这个说法，淡饭淡菜小球藻，”
闻从善：“下联是，红汞碘酒大锅药。就是给医务室出的一副对联。但是你那个对联没有人敢贴出去。”
徐钟璃：“得了肿病，把这些人拿了去走，从马街到新民农场场部，然后再从场部走回马街，今天去，明天再走回来。效果好的，一回来就瘪了，但过了两三天又肿起来了。”
何 格：“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三肿三消，杆子皮条。我也是三肿三消的。”
刘庚远：“凡是进病号室的人，根据我住那两次看，出来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出不来。因为，七八百人的劳教农场，全部住院的不过二三十人，好多病人就不能来住院，要有特殊突出的，进来的能够医出来的不多。”
何 格：“重病号室，如果营养跟得上，多数人还会活过来，营养跟不上。活活饿死的。”
（画面：一位六十多岁的村妇引领魏光邺和何琴诗，来到一片农田的小道上，指引前方说：“你们右派死的人，一般埋那边……”）
何琴诗：“哦！就是这里呢。小磨山就是这里了。”（魏光邺同时也指向远处的一座土岗，岗下有几棵树。）
村 妇：“以前，这些坑就是埋你们右派死的人。”（杨玉麟跟随在后）
（画面：一行人来到一座学校门前，迎面的校门和门房都装饰了白瓷砖贴面。牌楼式的，门楣上镶着“培英中学”四个金色大字。）
杨玉麟：“变了，这些都盖了学校，挖掉了。”
何琴诗：“它原来是个山包包。”
杨玉麟：“整个沙沟箐的上边。这一块地方，包括下边，就叫小磨山。整个这座山就叫小磨山。”
（何琴诗等在一堵矮墙根前蹲下，取出一叠冥币，焚烧祭奠）
何琴诗：“要念名字才领得到（纸钱），我首先给黄爱莲，黄爱莲我记得住。小兰兰。还有记不得名字的这些老难友，来看你们来了。（村妇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何琴诗，……我们是命大，活下来了。”
（画面：一片灌木树丛覆盖的丘陵。）
旁白：“小磨山。这里距离新民农场驻地仅仅不到一公里。今天，这里已经没有埋葬死人的土堆，更找不到刻有姓名的任何墓碑。时不时能挖到一些骨骸和遗物。这里曾经留下多少冤魂孤鬼。”（镜头摇过一座座岗丘坑穴）
新民农场的死
施 放（朗读日记）：“这几天又死了不少同教。这是劳教医生许绣跟我说的。他还说，死亡的比例大概是一百七十比七百。大概四个同教就死一个，真是触目惊心。…………我在病号室时候，一天就死十一个，三五个，几个，那是经常的事。”
贾应祥：“大概死了一百多，（画面外有人问都是什么病？）都是肝肿病，（问；其他还有什么病？）其他的，有些是老病复发，老心脏病，高血压。大部分是，百分之八九十是肝肿病，营养不良引起的，没有吃的，消耗大，体力透支，吃进来的营养少，付出的热能多，所以，把肌肉已经耗完了，然后营养不良引起水肿，水肿最后引起心脏不好，引起心脏出问题了，心脏没有血。”
马胜雄：“当时我们眼见的饿死不止一个两个。”
贾应祥：“当时死的人多了，都是已经断了气才叫我去，看看死了没有，人家来喊。有两个睡在宿舍，第二早上起来，旁边一个死的，这是一种。还有的在厕所，倒在厕所死的。还有的还在上工，挑水、挑粪桶的，死的。死的方法多得很。最死得惨的，打死的，拿脚跺死的。像跺个蚂蚁一样，把人家跺死。”
孙松林：“攉着攉着水，攉水，噗咚一个跟斗就死了。挖田，噗咚，一锄头、一跟斗，一栽就死了。这种事情在新民农场是常有的。不稀奇。回来说，那个又死了，哦，死了。”
李玉祥：“有一天去上厕所。就看见原来在武定新华书店我们一个组的，他突然叫起来，他们说，你死掉了呢，怎么你还活着？他在厕所，我看见，悲观了，死了就死了，只是议论下，怎么活过来，我都不知道，本来我要去小磨山了，人人都说我死了，许多人都说我死了，不知道我怎么又活了。”
何琴诗：“我在禁闭室，有一个轻病号和重病号在煮饭，他又不知道我在禁闭室，我在里面饿，等到其他人四天以后回来，我饿死了，昏过去了，还有一口气，四天都没有吃东西，在禁闭室里，人们把我忘了，以后运糖的人回来，说有人偷糖吃，把他拿到禁闭室去关，才发现我死在里面。那时候死人，不管有气无气，背上山就埋掉了。”
杨玉麟：“就挖了个坑，给她放进去，放进去以后，结果是没有断气，放到坑里面她又活过来。”
何琴诗：“有这口气，回来我又活过来，没死，又把我背回来。”
闻从善：“在那个病号室里面，我和一个叫杨天佑的睡在一起，晚上我俩还聊天，睡到半夜还在聊，第二天醒来，摇摇，就死硬了。我摇摇，摇头脚动，摇脚头动，已经死硬了。叫人才抬去小磨山。”
毛振岫：“有一天最高的高潮，是抬出了八个人，这个我倒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有这个事，抬出了八个人，你前脚抬出去，后脚又来抬。”
杨玉麟：“那个时候新民农场死了人，由劳教分子抬来这里埋，抬到这个沙沟箐上面，小磨山埋，这一片地方完全是荒，树都没有茅草的，完全是荒的。”
贾应祥：“小磨山总共是一两百三平方的一小块沙土，其他都是包包戈壁，平处只有那么两三公尺大的一块。”
李正康：“轻病号室死的没看见，重病号室哪天不拖两三个出去！怎么会看不见，当然有，小磨山，我初步统计埋了三百多人。”
周文章：“死人的情况根本就是饿肚子，没有其他大病，叫肝肿病。”
贾应祥：“病人死了，他要往上报，他印了个表格，要填死亡证明书，那个表格上有病情，我填肝肿病，要拿到上面，要整到场长那里，场长就要刮，骂。不填肝肿病不符合事实，心脏性水肿，或者是休克虚脱，极度贫血这种死的，你填这些，他说不对，他说你是攻击国家。我才说营养不良水肿，斗了我几次，大会斗，医务室叫病号来斗我，没有办法，只有问，贡场长你叫我填什么？他叫我填‘偷花生吃胀死的。”
周文章：“死人了，贡茂福说：是因为偷吃花生、红薯胀死掉，实际不是，都是饿死的。”
贾应祥：“我说，这个人明明是饿死的，怎么要说胀死？才说那么一句就把我赶出去了。赶出去烧炭。到我已出去烧炭，病人更多起来，死的更多，哗哗哗死的更多，西医一点办法没有。”
何 格：“其实，在病号室如果营养跟得上，多数人还是活得过来的。到了重病号室 ，还是没有吃的，吃点稀饭怎么能维持现状？就活活的饿死。”
李正康：“今天这个死了，死了怎么办？就喊轻病号，旁边那些出工去了，哪个来整？就喊轻病号，喊这些么，四马攒蹄的，就像抬死牛烂马，脚脚手手绑在一起，穿心杠杠一穿，头耷拉着，提溜提溜就抬去埋，有个什么办法？”
贾应祥：“西医没有办法，又叫我回来，你既然叫我回来，肯定要给我药，药又没有。”
李正康：“有些家庭你抬人家，明后天人家又抬你。（旁边人问：“你抬过几个？”）我只抬过一个。那时候我还在轻病号室。到重病号室就是等人家来抬我了。”
张问仁：“有些不抬，就在地下拖，拖出去，小磨山一丢，就行了。”
贾应祥：“抬的人也是病人。拿锄头挖的也是病人，他就挖不动。”
何 格：“当时我走路都走不动，那个死人的尸体，加上他的烂衣服烂被子，也应该是有30公斤左右。两个人抬，一个人扛把锄头，三个人，我们抬的两个人走路都走不动，还抬个死人。”
李正康：“没有办法挖，那个沙太铁、太硬了。那个锄头挖下去会倒，挖不进去。”
何 格：“想挖深一点，也挖不动。挖点软土就埋了。”
杨玉麟：“你看，它这个土还、还硬得很，它里面还夹得有石子，当时就是随便挖个坑，扔进去，就给他埋起来。因为这个土比较硬，又干，所以，挖也挖的不深，埋也埋的不深。”
贾应祥：“挖不动，把那个坑坑挖了恰好只埋得下一半人，只挖得二十公分深，就把人放下去了，就用铲铲铲点沙，把人盖起来，盖起来以后，太阳一嗮，天气一热，尸体就发泡，那个大白肚子亮堂堂的。就把沙土拱通出来。”
毛振岫：“豺狼把他吃掉。
”
杨玉麟：“往往是头天下午埋，第二天早上就被狼拖掉了。”（狼的嚎叫声）
贾应祥：“到第二天去，骨头拖得到处都是，血肉模糊，肠肚都不在了。肉也不在了，只剩些骨头东一点，西一点的。”
孙松林：“老远就听见小磨山的狼叫，吃的肥头壮耳的。就是吃我们埋的那些尸体。”
贾应祥：“小磨山到处是骨头，到处是人脑壳，狼拖剩啃剩的。到处是烂衣服，这个尸体就已经拖出这个坑了，不在这个坑，这个坑又空了。”
李正康：“到第二天抬去又扔来这个位置。”
贾应祥：“第三天又没有了。挖一个坑究竟埋多少人，也不知道。”
徐钟璃：“我亲自抬过三个，就在马街建筑队，在农场那边就更死的多了。”
张开培：“专门成立了个埋死人的队，哪个房间死人，他几个就去埋了。大概七八个人。”
贾应祥：“开头死，还有点席子裹，后来死的就没有席子裹，他有什么就拿什么，一样没有就穿着衣服，拿绳子兜着头，一根杠杠就抬出去埋。”
周文章：“朱绍武去埋高应喜的时候，高应喜是高家的，他说，老乡，你虽然是没埋严，多少我也给你盖了土了，轮到我的时候，说不定土都没人帮我盖了。他们那个小坛坛，前前后后，有个朱绍武、苏世武、还有个什么武，埋了十五个人，都是坎坎下面扒点土，表示下。”
贾应祥：“埋的，名字也没有，当时我也起了个好心，我去找点烂木板板砍砍，砍砍拿去钉钉插插。有时候放牛娃娃烧红薯吃，又把那些木板板我写的名字整走。”
毛振岫：“所以，那个地方，你要找哪个埋在哪里，哪个是哪个的葬身之地，现在没有办法办了。”
李万经（亲历者，原禄丰县小学教师）：“我说给吕正银写个墓碑，免得以后他家属来连尸骨都找不到，太惨了。那个警察问，你要怎么写？我就先拿个石头写个‘吕正银老师之墓，学生李万经立’。 不行，不行！ 我说怎么不行？ ‘右派分子吕正银之墓！才行’。我说，人都死了。 ‘没摘帽！这是场长规定的！你不写右派分子就不准你写！’ 唉，我说，死了还不摘帽？‘不行！’ 我就没有写成。”
毛振岫：“家属他都不通知，糊到这种地步。有个别家属来了找尸体，一样都找不到。遗物有什么？当时有两种情况，好的东西，被人家没收掉，前脚我的毛呢衣服，后脚就到你穿着。那时队长，你是副队长。他到底是拿钱买的，还是没拿？一样没有。你的存款他都要收掉。他在那保管，到最后你去取，取五块钱都取不到。”
杨玉麟：“所以，你看我们一样都找不到，这些地方，原来没有老百姓，一点住房都没有，学校也没有。学校是后来盖的。”
闻从善：“差不多右派当中是五个死一个。”
一位当地农民对魏光邺先生说：“前几年，八几、九几年，挖出来一些。”
魏光邺问：“你看见挖出一些什么？”
村民：“挖出一些白骨，骨头。”（边用手比划长度）
闻从善：“我们这些幸免于难，活到今天，主要是我们当年年纪轻，如果年纪大一点，都活的回不来了。我是死了几回了，都死不了。”
贾应祥：“像贡茂福这种还给他逍遥法外，在他手上死的人很多，我亲眼见的是一脚就跺死的。（说着，摘下眼镜擦拭眼角）这个是我亲眼见的。我只说我亲眼见的。我不在，他们在别处打死的，我都不提了。（画外音：狼嚎）我听说，扁担砍死的，咋个整？”
【辑录者根据目击难友鲁开华的书面证词注——被跺死的是吴学礼，原禄丰县中学教师，生病戴镣，气息奄奄，场长贡茂福指示民警李光华把他从床上拖着脚镣倒拉出来摔在地上。贡骂吴‘反动透顶，花岗岩。’吴回骂‘法西斯，王小五子。’（大家给贡茂福取的外号）贡上去一脚跺在吴胸口上，吴当场吐血毙命。劳教医生贾应祥问：‘死亡原因怎么写？’贡说：‘吃花生胀死’。】
闻从善：“就不是咬咬牙过了一年，咬咬牙齿过一年，我们足足去了四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画外音：狼嚎）足足的四年，在新民农场。”
贾应祥：“当时的新民农场的确是人间地狱！” （屏幕渐渐转暗）
画外音；响起深沉哀婉的乐曲。
大字字幕显示：
直到1963年4月新民农场撤销
全场先后共死亡“劳教人员”382人
死亡率达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其中死亡最多的是南华县
南华县送到新民农场67人，死亡46人
死亡比率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只剩下21人捡得半条命
侥幸爬出新民农场
策划：魏光邺 戈叔亚
编辑：孔 丹 杨 华
摄像：陈华杰
解说：皇莆化书生血泪深似海，毛魔罪行神鬼惊
铁流
纪录片《新民农场》是一部珍贵的口述历史文献。讲述者都是当年的受害者、见证人。视频的优点是形象、直观、涵盖丰富，但阅读却受设备、时间、场地等限制。为了便于随时阅读，方便推广，根据视频光盘，结合专著《命运的祭坛》中的一些文章记载，我把片中当事人的对话转换成文字，并对一些镜头场景的转换增加了适当说明文字。 姜万里 2013年8月13日星期二 于沈阳
【注】①土掌房： 彝族土掌房（又称土库房）为彝族先民的传统民居，以石为墙基，用土坯砌墙或用土筑墙，墙上架梁，梁上铺木板、木条或竹子，上面再铺一层土，经洒水抿捶，形成平台房顶，不漏雨水。
②戈叔亚，1952年生，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滇缅抗战史，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到的战场。写作、翻译出版了《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飞越驼峰》、《寻找驼峰坠机记》等多部著作，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多篇反映中缅印战区历史的著述。
③孔丹：曾任昆明电视台纪录片主任、现从事独立制片
④魏光邺：禄劝县扶贫办公室退休干部。1957年在禄劝县撒营盘镇粮管所任会计时被错划右派。著作有《景中村的呼唤》、《命运的祭坛》、《云南民俗：乌雅公主》
纪录片《新民农场》口述历史人士简介
纪录片 《新民农场》是一部口述历史片。由魏光邺、戈叔亚、陈丹等人士经过数年通力合作，于2012年 5月制作完成。
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实。可是，有些人为了私利，往往会美化自己、掩盖自己的恶行，篡改历史，从而使历史的真相变得模糊，进而歪曲了历史。篡改历史的贻害，会使后人迷失前进方向。所以，一批有良知、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士发起抢救历史运动。纪录片《新民农场》中出镜接受采访的老人们，都是当年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如今他们都已耄耋之年，他们的口述，是历史的证言，弥足珍贵。
与视频光盘比较，文字稿有携带、阅读、传播等方面都更方便的长处，可以与光盘相互补。为了阅读方便，对视频中出镜的人物的身份有所了解，在这里按照出镜顺序，依次注明每位在反右运动时的社会身份，如职务等。
1、魏光邺：右派难友，时任禄劝县撒盘营粮管所会计
2、徐钟璃：亲历者，时任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
3、史应麟：亲历者，时任禄丰县文化馆干部
4、贾应祥：亲历者，时任禄劝县中医院中医
5、沈 俊：亲历者，时任富民县法院院长
6、陈宝凯：亲历者，时任南华县小学教师
7、施 放：亲历者，时任武定县商业局副局长，
8、杨玉麟：亲历者，时任元谋县公安局局长
9、毛振岫：亲历者，时任禄劝县财政科科长
10、刘庚远：亲历者，时任禄劝县小学教师
11、何琴诗：亲历者，女，时任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
12、何 格：亲历者，时任南华县法院法官
13、许定康：亲历者，时任元谋县文教科副科长，
14、张问仁：亲历者，时任禄劝县小学教师
15、孙松林：亲历者，时任楚雄专区财办副主任
16、苏明哲：亲历者，时任原禄劝小学教师
17、闻从善：亲历者，时任武定县粮食局干部
18、李正康：亲历者，时任富民县
19、周文章：亲历者，时任中共南华县委员会干部
20、李玉祥：亲历者，时任武定县邮电局会计
21、马胜雄：亲历者，时任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
22、李正俞：亲历者，时为楚雄师范学院学生
23、董安国：亲历者，时任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
24、张开培：亲历者，时任中共武定县委会干部
25、李 镁：亲历者，女，时任南华县财政科科长
26、李安邦：亲历者，
27、鲁开华：亲历者，原南华县委会干部
28、李万经：亲历者，时任禄丰县小学
附魏光邺介绍：魏光邺，1936年生于云南省禄劝县，任撒营盘粮管所会计，1958年4月被错划右派。1985年获得改正，安排在禄劝县扶贫办公室任干部。著有《景中村的呼唤》、《命运的祭坛》，还策划并与人合作制作了《新民农场》、《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我是怎样被改正的》、《右派的婚姻》等纪录片，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资料，揭露和鞭挞那场荒唐野蛮的反右派运动。另还有关于云南民俗史的著作：《云南云 〈邬雅公主〉〈中国民俗探略〉》现在的住址是：云南省禄劝县新华路8号201室 邮政编码：65150 手机号码：135 7702 0076
咐姜万里难友信：
铁流兄：
6月21日，辛成哲老师带回您送给我的《大劫难》（书）和光盘《新民农场》。我看过视频，深受感动。新民农场可以说是云南的夹边沟，关押832人，折磨死382人，死亡率45%以上。那些残酷的折磨手段，令人发指。我曾复制了10张送给朋友们，但还是觉得传播力度太小。有朋友建议把视频传到网上去，我征求作者魏光邺先生意见，他怕招惹麻烦暂不同意。于是，我就萌发要把视频转换成文字的念头。因为，文字可以纸媒传送，随时随地阅读，比起光盘要方便些。
我就参照魏光邺先生的专著《命运 的祭坛》一些篇章中的记载，着手录成文字的工作。断断续续，到昨天完成，共24000字。我又配写了两篇有关的说明文字，以便于阅读。
现在，把文稿发送给您，请和你的编辑部同仁们审阅。
姜万里 2013-08-14
作者:
读史拍案
时间:
2013-8-18 23:33
我所知当年河南省西华县五二农场是河南右派分子劳教农场，当年在该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的命运遭遇和文中所述云南新民劳教农场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究竟有多少右派在那里死于非命，至今都是一个无法探究的秘密。河南省当年每逢运动一贯要比其他省份更极左，听熟悉河南往昔政情的人（相当级别的老干部）讲，河南历史上一贯极左有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中共建政之初现河南省原划分是两个省，黄河以北为平原省黄河以南为河南省。后来平原省撤消统归河南省，但原两省干部人马各不合群各持宗派内斗不止，以致形成看谁比谁更左的历史惯性。当年西华五二农场有一个总场医院，因所在地名为黄土桥，就被称为黄土桥医院。当年那里有很大一片坟地，当地都称为劳改坟。这处已是历史遗迹的地方估计已经随岁月流逝而甄灭了，我是听一位当年其父在此医院劳教过的同事所讲。那所医院当年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劳教人员，其中许多都是当年省级大医院的著名大夫被打成右派后送到那里改造。这些人现今在世的恐怕没有几个了。当政者就是设置禁区，让时间去掩埋罪恶，但历史就是历史，很难按他们的意愿销声灭迹。与其逞一时之威去遮掩不如放开明些正视之，免得落下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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