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在《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发表《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指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个伪命题，导致这一误读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比较找错了参照物。

最近，美国著名经济杂志《福布斯》（Forbes）刊登了前编辑冯艾盟（Eamonn Fingleton）所写的题目为《日本失去了20年的说法是个大骗局》的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冯艾盟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国际经济》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对日本的错觉: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之谈》的文章，并指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持有相同的见解，即认为关于日本经济低调的看法缺乏经济学的根据。文章较短，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对其主要观点却颇以为然。该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显，即美国政府被所谓 “失去的二十年”的谎言所蒙蔽，采取了不恰当的对日政策，结果导致美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而在中国，受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从媒体到学者、官员等各个层面也都或多或少为“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对日本经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而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日政策的判断。拨开迷雾，辨明“失去的二十年”的虚与实，还原日本经济的真相，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的全面、清醒的认识。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的提法就见诸报端，而到2010年前后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又有媒体提出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很显然，“失去的二十年”是“失去的十年”的延续。在媒体的渲染与炒作下，“失去的二十年”已“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而且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失去的三十年”即将接踵而来。原来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日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日本似乎已经衰落得不值一提，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当今的日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伪命题。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失去的二十年”

诚然，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中的年轻人收入明显减少，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以及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这些可谓“失去的二十年”之实。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从本质来说，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日本模式”转型
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必要代价”。

人们对“日本模式”的通常解释是日本处在追赶阶段、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2）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3）引进技术赶超模式；（4）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5）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等。此外，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惯常做法，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 “日本株式会社”、国家的“行政指导”、各种限制竞争和保护国内市场的烦琐的规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主银行制、银行的“窗口指导”等都应属于“日本模式”的范畴。应当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是“日本模式”的本质特征，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将人、财、物、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在强有力的官僚统治下，官民一体，实现有计划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集中，保障了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度，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主银行制，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但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和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1）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过多的规制和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原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特征是供需差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供给过剩所引起的。

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就业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指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来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据此，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也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 “安倍经济学”，也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也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长期的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

（二）比较找错了参照物

“失去的二十年”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其实，我们在观察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来考察和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难以和中国相比。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而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支撑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另外，从纵向比较来看，目前的日本经济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不可比。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昔日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甚至是在比中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其一，当时日本正处于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其二，从支撑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三者的供给都十分旺盛；其三，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环境良好，日本实现了一枝独秀的发展。而现在，上述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现在的日本经济无法与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还有很多人拿现在的日本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例如，2013年9月中旬日经225种平均股指为14400点左右，仅仅相当于1989年的三分之一强；现在的地价不足当时的三分之一；与泡沫经济时期相比，日本的资产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现在日本的金融、产业、企业实力与当时更是有天壤之别。其实，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更不恰当，因为泡沫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异常或者非理性的危险经济状态。

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状况若与尚未发生泡沫经济之前的1984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应当是比较客观的。若以1984年为100，股市（除泡沫期外）有升有降变化不大，地价也未发生太大变化，劳动者个人收入略有上升，而法人收入有升有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大概是1984年的三倍。

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主要论据之一。但事实是，虽然家庭的储蓄率在下降，但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民间储蓄总体仍维持较高水平。在2002年以后，企业储蓄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这说明企业早已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赢利水平较高。当然企业储蓄率较高，也反衬出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投资动力不足，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

另外，日本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1369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46618美元，增长3.1倍。从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与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1985年相比，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失去”。而且，标志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状态，显示民间财富的个人金融资产和民间储蓄仍居于高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于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三）“哀兵之策”的利与弊

日本高调宣传“失去的二十年”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日本人的低调与内敛，对外哭穷是日本的一贯伎俩，因为哭穷可以给日本带来好处。日本政府、媒体，特别是学者应当对经济数字很敏感，但是笔者注意到，当金融危机对日本造成沉重打击，使日本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急剧下滑13%，2008年度GDP下降3.7%，其他经济指标也迅速下滑的时候，日本政府官员的发言、学者的分析以及电视、广播、互联网和平面媒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但2009年6月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触底”，2009年度GDP降幅收窄，特别是2010年度GDP增长率达到3.4%，不但政府不作声，几乎很少有专家评论，媒体报道也很少。另外，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3月份工矿业生产指数急剧下降了15.5%，第一季度GDP下降了6%，关于日本损失惨重的报道非常多，但日本产业链条迅速恢复，经济很快复苏，第三季度出现7.1%的高速增长，2012年第一季度又出现6.1%的高增长，诸如此类的事实却几乎很少报道。日本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做法，自然与日本民族危机感较强、处事低调的国民性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哀兵之策”。

回顾战后历史，日本并非一贯低调，也曾经张扬过，但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自1968年完成追赶欧美目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后一夜暴富，据统计当时仅仅是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土的四倍。此时的日本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完成追赶任务，经济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开始头脑发热，日本列岛充满骄横、狂躁之气，以为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可限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日本相比。这种自满导致日本整个国家对泡沫失去警惕。企业、民众齐上阵，全民炒股、买房，就连家庭主妇也加入投机行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投机风潮。钱多了，就到处张扬，忘乎所以；钱多了，就要想办法找出路。于是，日本投资者开始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高价购买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等，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甚至声称要“购买美国”，其结果是不仅惹怒了美国，而且也被世人称为“经济动物”而受到鄙视。众所周知，美国很快就对日本进行反击，首先是美日贸易战，接下来就是“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迫使日本进行以扩大内需或者说是以减少对美出口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在美日经济战中，日本节节败退。再加上后来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等各种原因，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进而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很显然，昔日当“骄兵”，使日本吃尽了苦头，所以才选择了虚退实进的“哀兵之策”。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最困难时期的1998年，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曾说“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状态”。索尼会长大贺典雄也曾发表类似的言论，几个月后丰田公司总经理奥田硕甚至发出警告称日本的问题“可能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然而，当时正是企业经济效益最好之时，1998年与1989年相比，索尼的利润增加了131%，丰田的利润增加了56%。

当然，日本借这一“哀兵之策”也得到了诸多好处。“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居安思危，之所以唱衰日本经济，是他们意识到，日本经济衰退的说法有利于缓和美国政府对日本市场封闭的追究。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述说着日本经济患上了不治之症。”“但是，对美国来说，‘孱弱的日本’这一说法发挥了神奇的威力。高贵的美国不会再打已经倒地的对手。其结果，汽车、汽车零部件、金融服务和大米等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解决。”正是因为日本的示弱与长期的低调宣传，使得美国放弃了与这个昔日的“经济宿敌”较劲，而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国；也正是因为日本经济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的目光没有盯住日本而是转向了中国，使得日本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顺风顺水。正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宣传功效，日本得以在不被别人瞩目、被别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低调地发展经济。日本人的低调所获得的实惠和中国现在这样在被人“关注”、捧杀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哀兵之策”不仅使日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得到实惠。正是在这种低调、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根据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的需要，抓住美国人利用其充当“鹰犬”而给予一定松绑的机遇，高调地扩充自身的军事实力，向海外派兵、出售武器，极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向“修宪”的目标步步逼近，即便如此，却很少听到西方的反对声音。正是在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可以不遵守诺言，即使没有实现《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目标，也不会被人追究；正是由于低调和被人同情，日本可以把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轻松地排入太平洋而不受人指责。也正是在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日本紧随美国，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实际掠夺，步步紧逼，大搞所谓“购岛”闹剧，同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太平洋岛屿国家，孤立中国，甚至怂恿和支持菲律宾与中国对峙，在充当美国围剿中国的“鹰犬”的同时，不断谋取自身利益。日本正是以“哀兵之策”，虚退实进，为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日本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不过，日本的“哀兵之策”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从日本国内来看，由于人们整天被灌输的都是不景气、“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现在又开始议论“失去的三十年”，这种不负责任的宣传与鼓噪，使人们看不到明天的希望，萧条预期增强，消费欲望减退，消费心理受挫，全社会消费不振，自然也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长期萧条的宣传还会使人心涣散，特别是使年轻人感到前途无望，丧失信心，这不仅会对日本经济，也可能对日本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毕竟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长期宣传“失去的二十年”以及“将要失去三十年”等论调，也有损于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将会加剧日本国际地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