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非洲留学生为什么在中国“留”不下来,甚至不惜和待他们“不薄”的中国政府闹翻也要回去?整整50年过去了,大陆方面至今还没有公布任何材料。本文根据当时“领头闹事”的加纳学生伊曼纽尔•约翰•海维(Emmanual John Hevi)出版的《一个非洲学生在中国》(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和对他的电话采访而成,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材料。作为一名非洲学生的骨干分子,海维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描述,对今天的人认识那个时代仍有一定意义。
海维于1962年四五月间离开中国,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出版社是英美合营的Frederick A. Praeger。如此快的出版速度,很显然既和海维的充分准备有关,更离不开西方世界对当时中国的态度,一些出版社正需要在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生活了一年半的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和观察。海维的加纳异议者身份也很有“卖点”——西方正为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路线在非洲的影响担忧。所以,海维的书自然迎合了西方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
那么,“种族歧视”是“小题大做”吗?去年台湾一个青年学者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发表在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杂志上,题目就是“是小题大做吗?伊曼纽尔•约翰•海维的《一个非洲学生在中国》:五十年后的回顾”。作者利用在上海档案馆中60年代初外国学生在中国的一些有限的内部通报,对非洲学生在中国遭受的种族歧视做了一定的“核实”。但所有这些材料还是没有涉及发生在和平宾馆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也没有中国方面对非洲学生那场“学运”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