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毛泽东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邀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

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

[attach]64332[/attach]

毛远新在毛泽东的葬礼上

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

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有这种打算，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毛泽东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希望有一些亲人在身边，他希望自己很喜欢的侄子毛远新留在他身边，在精神上也是个安慰。二是毛泽东对已经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进行的整顿产生了不满。

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他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使因身体原网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

他认为，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忠于自己，又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坚决贯彻自己思想观点的，他向自己反映的情况肯定是真实可靠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毛远新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培养他。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思想从根子上就是极“左”的，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他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

[attach]64333[/attach]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在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的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

毛远新回答说，有，在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

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attach]64334[/attach]

邓小平与毛泽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

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

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

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J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

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

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

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

http://ssds12.blog.hexun.com/95024182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