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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韩钢：于光远是如何看待中共党史问题的？ [打印本页]

作者: lzf450924 时间: 2015-2-7 14:12 标题: 韩钢：于光远是如何看待中共党史问题的？

韩钢：于光远是如何看待中共党史问题的？2015-02-07 01:23
来源:网易历史2009年6月27日作者:韩钢2670次点击:我要评论

历史的真相尘封再久，最终都会显露它的本色;而那些企图掩盖历史、粉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巧舌如簧，即便能得逞一时，却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标题：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于光远先生对中共历史的研究
　　这是于老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强调的是历史对未来的意义。于老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诸多学科方面的造诣和成就，人们大多都很熟悉。不过，对于老在历史主要是中共历史方面的研究，人们可能所知不详或关注不多。其实，他在中共历史方面的著述还真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于老先后写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革中的我》、《我的编年故事(1935-1939)》、《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我忆邓小平》等结合亲身经历回顾和研究中共历史的著作。他的《细雨闲花》、《窗外的石榴花》、《东方赤子•大家丛书•于光远卷》、《我的故事》、《跨越世纪门槛》、《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两册)等多部集子，也收入了多篇关于中共历史事件、人物和问题的文章。近些年，于老还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共历史的文章。粗粗算来，上面这些作品已经超过两百万字。
　　研究中共历史，于老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当事人，又是研究者。作为当事人，从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直到如今，于老经历了中共在这个时段里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或置身历史的潮流，或厕身“漩涡的边缘”，有时还处于“漩涡”之中。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历史史实和史料。作为学者，于老对中共历史作了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观察、分析和见解形成了他关于中共历史的史论，给人以启示和智慧。
　　于老关于中共历史的那些回顾和见解，大家可以去读他的著述，不再赘述。这里想特别介绍的，是他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本文题目说到的那句话。于老说：“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他说，这是从人们熟知的列宁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改过来的(顺便说一句，这话出自苏联的一部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列宁的一句台词，《列宁全集》里并没有。这一点，我也是从于老的书中得知的)。这个“修改”强调了“过去”对“未来”的意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有人总是想“淡化”历史。于老认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不该过分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又是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另一回事。历史上的有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还在起作用，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起作用，也可以说事实上并没有淡化。于老主张，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淡化，不该淡化的还是要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一些。于老说过，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对他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当局是否愿意看到社会进步，有这么一条，就是看它是否支持历史学家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很赞同这位历史学家的意见。他说：“人是不能不懂得历史的。一切科学判断都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考察的对象也都是过去了的东西，是发生在此时此刻这个时点以前的事件，严格说来也已经是‘历史’。而离开现在较远的那些历史，因为有的可能是后人所不知，更有对之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做好历史传播工作的必要。”
　　第二个观点，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作为学者，于老常常强调，理论工作者必须具备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如果不彻底，就丧失了理论研究的科学精神。四年前，于老曾经说：“我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直有兴趣。由于我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六十四年，经历的事情也真不少，还有一些经历是很少人甚至没有人知道的。同时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严密的科学方法，有能力取得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自己应该写的文章写出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严密的科学方法”，突出了“科学”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老认为，中共历史的研究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既然对它作这样的“学科定位”，就意味着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禁区”，一切都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研究。对中共的历史，中共中央曾经作过两个决议。于老认为，历史决议是对历史作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是有了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再对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个观点，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算旧账”。有人认为历史已经过去，何必要去“算旧账”。于老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算旧账”，算历史旧账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只要历史上存在着账，历史学家总要去算一算的，世界上不存在“不算旧账”的历史学。他特别强调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他说，没有“文革”十年的教训，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因此中国决不能忘记“文革”的教训。中国绝不能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科学的著作。为此，于老不仅多次呼吁展开“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而且还写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回忆录。他赞同建立“文革”博物馆，还提议成立“三种人”研究所，尽快抢救“文化大革命”的活资料，并且详细列出了三类需要抢救“活资料”的对象。一九九九年温济泽先生去世，他生前致力于研究瞿秋白，积累了大量史料。于老颇有感慨，他觉得像温济泽这样保存和积累史料的老人还有不少，应当对这些人的史料加以抢救。为此，他致信《炎黄春秋》杂志，建议有关杂志开辟“故纸堆”的栏目，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
　　中共历史的研究历来很难，不少人认为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学问”。这也难怪。不说“路线斗争史学”、“影射史学”给这个领域曾经造成的恶劣名声，只说意识形态对它设置各种“禁锢”和藩篱，就让多少人生厌。而现实生活中，某些人还极力主张“淡化”历史，“淡化”历史错误，“淡化”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又把经过掩盖、粉饰、歪曲的东西说成是“历史”。然而，历史真地可能被“淡化”吗?历史真地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人们看到，这些年来，尽管研究中共历史的障碍重重，怀有历史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们仍旧在执著地从事历史还原的工作。于老就是如此。今天重读他的历史著述，重温他的上述观点，还是让人看到了中共历史研究的希望：历史的真相尘封再久，最终都会显露它的本色;而那些企图掩盖历史、粉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巧舌如簧，即便能得逞一时，却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任编辑：花满楼

作者: lzf450924 时间: 2015-2-7 14:19

一位原中顾委委员晚年的自责与反思
2015-02-07 00:55
来源:《百年潮》2002年第9期作者:萧岛泉7550次点击:我要评论
1984年7月4日，杨献珍作为中顾委委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作了沉痛地反省，并概括为两句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的第22次整党会议上，杨献珍作为中顾委委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作了沉痛地反省，并概括为两句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杨献珍
杨献珍
　　杨献珍何以对自己作出如此犀利严苛、惊世骇俗、自贬、自省之词，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必须从40年代初他调到北方局出任秘书长和到北方局党校专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讲起。
　　1940年1月杨献珍奉命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1942年2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为了加强北方局党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将杨献珍调到北方局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杨献珍在出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的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当时的北方局党校三个月举办一期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名曰北方局党校，实际连一间正式课堂也没有，学员宿舍也是向群众借来的民房，不论学校领导还是学员，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课时，有时在山坡上，有时在农民草屋里。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军队是团一级的军政干部，地方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也有部分地委书记和专员一级干部。杨献珍自接手讲授《联共党史》的任务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他，便将这项工作当做党交给他教育提高党的军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神圣任务去对待去完成。
　　1943年，日寇加紧疯狂进攻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根据地受到重大摧残，很多根据地被日寇侵占。1943年冬冀南区党委把冀南大批干部共约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编成六个大队，名曰后梯队，由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亲自领导进行整风学习。同时，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还有冀南行署、地委书记、专员等一级的干部如刘建章、任仲夷、李尔重、沈亚刚、贺亦然、曹海波、张文松、陈登昆、庞均、吴罡等好多人，都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学习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杨献珍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提出的问题，隔几天给大家辅导一次。
　　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出现的那场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由康生煽起的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其手法就是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好的，吃西红柿鸡蛋下挂面，"坦白交待"不好的或是抗拒坦白交待者，就挨斗争关禁闭。对过去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干部或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有问题的人。一时间在延安查出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托派、"红旗党"等等各式各样有问题的人。就是在这股歪风的影响和支配下，北方局党校和后梯队相继转入了审干运动。审干由北方局派张际春代表北方局住在党校领导这一工作。校方由杨献珍和几个大区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组成"审干委员会"，具体负责在学员中开展反特除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梯队的审干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领导。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厮咬的情况下，连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务。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时候，后梯队把所有株连到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一律转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也不进行审查，又原样照转到北方局党校，让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处理。北方局党校看了由组织部送来的后梯队的材料，便认为是组织上转来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为真，就拿着这些材料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将他们当做"失足者"去进行"抢救"，于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被打成了特务。
　　关于当年北方局党校在整风审干运动中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情形，时任冀南五专署专员的任仲夷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于2000年8月17日的《南方周末》上，清晰地回忆道："审查者对每个人的历史的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者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为‘抢救‘的重点对象。""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特务机关，后来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没有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也不能例外。后来，杨献珍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其实，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受到摧残折磨凌辱最严重的，要数时任冀南行政公署的副主任刘建章。
　　刘建章，河北省景县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小丧母，童年孤苦。10岁时离乡就读于北平香山慈幼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的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奔赴东满，在延边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爱国斗争，被捕入狱虎口脱险后，又参与领导了东满特支发动的"红五月"大暴动，袭击了日本人设在延吉的东洋拓植会社间岛商店，焚毁了日本人经营的电灯公司，延缓阻止了日寇为侵占我东北三省对延吉铁路的修筑;在延边由于身份的暴露，遭到敌人的通缉搜捕，由珲春冒死逃回到故乡，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以小学教员的身份自觉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创建了景县第一个党支部，得到了顺直省委的承认和肯定，并指定其为首任景县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创建冀南抗日武装，收编地方游杂武装，使之纳入抗日行列;30年代末40年代初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打退敌人"铁壁合围"的连续扫荡，他浴血奋战在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并在一次与强敌遭遇突围中不幸胸部中弹负伤。
　　不料，像刘建章这样忠心耿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党员，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的审干运动中，竟成为头号"抢救对象"。在冀南后梯队掀起的群众性检举、坦白中，后梯队有人揭发刘建章有问题，当时主持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工作的负责人，也不向刘本人进行核对，就召开群众大会，责令他上台坦白交待他的"罪行"，诬蔑他是"托派特务"。当刘建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时，台下的积极分子就喊口号，说他"抗拒坦白"、"态度恶劣"。会后就将他关禁闭，对他污辱打骂、刑讯逼供，作为北方局党校教务长的杨献珍，出于对党的忠诚，对"失足者"的仇恨，在审查刘建章问题时，他也出手动武打了刘建章，为此而使他愧疚、遗憾终生。
　　1944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冤假错案的指示。这个指示由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后，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根据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对蒙冤受屈的同志逐个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对逼供信时所产生的材料全部焚毁。只有刘建章和李尔重二人，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认为他们的问题一时难以搞清，要求把他们送往延安，由中央来解决。在延安经过党中央组织部审查，于1945年"七大"以后中央组织部对他们二人的问题先后进行了公开平反，作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至此，震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然而，帷幕虽已落下，但蒙在杨献珍心灵上的幕布却永远难以落地。长期以来，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内疚，尤其当他步入晚年时，他的灵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严厉的拷问。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去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和横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的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相反，却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相反，不论是在高级党校工作的17年，还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过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我曾伤害过一些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我当时作为机关党委书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此外，在日常工作中，有时由于我在工作作风上的缺点，给工作带来不利。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点个人的教训：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看不一定符合实际。我已经85岁了，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行动要不逾唯物主义之矩，主观认识不逾客观存在之矩，还真不容易。这里不光要加强个人修养，还要在全国、全党形成大讲唯物主义，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风气。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条件，所以，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今后仍然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吃一堑，长一智"。由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给杨献珍心灵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就采取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不再误伤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干部职工无辜蒙冤受屈。如1952年的"三反"运动在中央党校展开后，领导这一运动的负责人要把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的刘元士打成大老虎，认为刘元士在马列学院主管总务、财务、修建和机关生产，经常和外边的工厂、商店、建筑单位打交通，便根据"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的推断，不经调查研究和查证核实，就将他当作大老虎关进一间不到几平方尺的楼梯下的黑屋里(当时又叫老虎洞)，一连关了45天，昼夜对其进行车轮战术，硬逼刘元士坦白交待他贪污受贿的罪行。刘元士不肯招认，领导运动的人便无中生有捏造情节编造了一个马列学院"打虎"运动的成绩、经验的假报告，呈报给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看了报告，很感兴趣，认为像马列学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打出了大老虎，足见贪污受贿现象在全国多么严重!于是将这个报告当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学习马列学院的打虎经验。
　　杨献珍对把刘元士打成大老虎从一开始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刘元士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即加入我党的资深党员，参加革命后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担任过河北省、北方局地下交通、参与领导河北省最早的五里岗革命武装暴动，坐过敌人监牢，经受过铁窗烈火的严峻考验。平时他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他虽管钱管物，但从未发现他乱花公家一文钱。为了查证刘元士是否有经济问题，杨献珍还亲自去天津与几个和刘元士有业务关系的厂子进行实地调查，发现所有马列学院的投资分文不短，学院本身的经费开支，也都是有明文规定，经过核查也没发现差错。为此，杨献珍一再提醒领导"打虎"运动的负责人，要对刘元士的问题实事求是，谨慎从事。为了查证落实刘元士的贪污问题，马列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将马列学院学员派出了100多人前往各地进行调查，但调查了很长时间，却一点事实也没调查出来。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兼任马列学院党委书记，他见那么多人调查了那么久，刘元士什么贪污事实也没有，其本身就证明了刘元士不是大老虎，于是就把刘元士从楼梯下小黑屋里解放了出来。那时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住在中南海，当他得知经过调查刘元士不是大老虎后，便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就批评陈伯达说："你们让我当官僚主义，刘元士不是大老虎，是什么人有野心吧!"马列学院开展打老虎运动时，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刘少奇不在北京，他回到北京后，听说马列学院打了只大老虎，便叫杨献珍去向他汇报，杨献珍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打虎的过程，刘少奇听后，批评杨献珍没有抗住马列学院"三反"的错误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此时马列学院已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也由马列学院院长改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和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当时在全国形成轰轰烈烈的"抓右派""打右派"极度浓厚的政治气氛下，中央高级党校在学员支部中已经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使这种局面不致失去控制，杨献珍和侯维煜商量决定在学员中找一名虽有错误，但可不划右派的标兵，以便把运动刹住。杨献珍和侯维煜当时找了个标兵学员叫王善玲(女)。王善玲，山西省辽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山西沁县决死一总队工作队分队长，山西三行政区、太岳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太岳一分区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太岳区二专署文教科长、山西晋中区党委妇委委员长。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前为国家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王善玲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有深厚感情，对党内外一切不良倾向勇于揭露、大胆批判的同志。由于她性情直爽，口无遮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也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词，但杨、侯二人都认为像她这样的学员是可以不划右派的，所以就选她作为标兵。当时中央机关划右派都要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评比，不料当杨献珍把王善玲的材料在书记处宣读后，一位部门的领导同志立即说，像王善玲这样的人不划右派，我们部门一个右派都没有。就这样使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少划右派，防止反右扩大化的善良愿望没能如愿，结果不仅王善玲这个标兵被划成了右派，而且在学员中打成右派分子的多达28人。事与愿违，虽善不赏，这使杨献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撞击。
　　1986年4月9日王善玲不幸病逝，是年已90高龄的杨献珍不顾人们的劝阻，坚持驱车前往八宝山去为王善玲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扶杖走到王善玲遗体前，将他事先写就的挽联："王善玲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干部!杨献珍1986年4月16日"轻轻地放到王善玲静卧的遗体上，以此表达他在王善玲问题上的忏悔。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杨献珍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不禁勾起他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回忆，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了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联系，约张策一块去刘建章家中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绪激动、感慨万千。杨献珍对刘建章说，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领导整风审干时，北方局组织部转来材料，说你是托派、是特务，我们就信以为真，就对你搞逼供信，我还动手打了你。趁现在我们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错了就应向你赔礼道歉。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听了杨献珍这一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后，刘建章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发生过反感。"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住别人整他而记不得他整别人。而杨老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过失这样认真地去反省、检讨，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来访的敬意，于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到刘建章家中，回访了刘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
　　1984年7月4日中顾委第三支部召开整党会议时，杨献珍在支部会议上首先作了对照检查，检讨了自己犯过的"左"的错误。他说："1944年我在北方局领导整风审干的时候，犯有错误。当时从延安刮来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歪风，一时间搞得气氛十分紧张，似乎所有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人人都有问题。后梯队的‘特务‘写材料，供出刘建章(当时在北方局党校担任组织科长)是特务。材料送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把材料一发给北方局党校，我们见到材料不加分析(其实也不懂对这种材料需要进行分析)，就信以为真，对刘建章进行逼供，如他不按照材料供认，就粗暴对待，甚至动手打他，我就打过他。后来想起这件事，当时真是愚蠢，而这种愚蠢事，还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做出来的。"
　　对杨献珍如此认真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以老迈之躯亲自去向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伤害的人士赔礼致歉，作者作为长期陪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向他提问道："几十年来，"左"的东西给我们党和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则是既害人又受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赢家，他们靠搞极左、搞运动整人成了‘大红人‘，但在‘文革‘中却也未能逃脱挨整的命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却难得听到或看到有谁给自己下‘罪己诏‘，公开忏悔在哪次运动中整人、害人的错误。唯有你吃尽了‘左‘的苦果，不但不去诉说自己遭受的苦难，反而自觉、主动地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你这样做不怕有损你的形象，影响你的威信吗?"杨献珍沉思片刻，说："不能说只有我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只能说推行了左倾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的人能够认识错误，对自己进行忏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忏悔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自觉精神的。忏悔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示给世人去看，没有勇气和自觉精神是做不到的。忏悔是一个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凭着良知诚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句格言说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爱者而人爱。‘一个不知自重自爱的人和民族是不会受人尊重和爱护的，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不知羞耻、缺乏耻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难让他们自省和忏悔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藉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如此下来，非但‘左‘的东西不能克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人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忏悔、自省是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形象，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威信的，它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而只会产生正面作用。古往今来不乏自觉主动自省忏悔的人士，法国人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记述了自己平生见不得人和有损他人格的事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在法国和世界的传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审干大会上公开向所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无辜者致以三鞠躬赔礼道歉，不仅没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丝毫损害和影响，反而从这件事情上，更加体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错误根本没有忏悔意识，躲避自省、躲避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一味文过饰非，寡廉鲜耻的人，才真正会自损形象，自毁威信。"杨献珍接着又说："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不犯错误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在娘肚子里还未出生的人;一个是已经离开人世的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去承认、去改正、去弥补。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非但不忏悔、不改正，反而还在那里装腔作势，洋洋得意。这种人，轻点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倒把;重点说，是混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杨献珍对作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正是他作为一代哲人所具有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文章的完美体现，也是他一生刚直耿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地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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