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视觉与计算神经科学教授帕万•辛哈（Pawan Sinha）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一个困扰我们近四百年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解答。妻子是盲人的哲学家威廉•莫利纽兹（William Molyneux）（译者注：爱尔兰自然哲学家与政论家）曾在十七世纪提出过这样一个思维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译者注：科学实验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通过产生灵感、逻辑推理、数学演算等发现科学规律的过程），一位生来失明的人可以通过触摸来分辨物体是圆是方，形状几何：但如果他的视力恢复，面前摆着同样的正方体和球体的话，他还能够单纯靠着视力来分别哪个是正方体，哪个是球体吗？在莫利纽兹问题上，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些人（赞成者）相信诸如球体的球形这种特征是先天存在，并能够被感官所共同感知的。一些人（反对者）则坚持认为，要想分辨出球形，在此之前人眼必须看到过球形。其他许多长盛不衰的哲学思维实验——薛定谔的猫（Schrödinger’s cats）[1]、孪生地球（twin Earths）[2]、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what it’s like to be a bat）[3]——依靠的是它们的不可渗透性（impermeability），但是，十八世纪早期，在人们发现一个简单的白内障手术就能让一些盲人重见光明之后，莫利纽兹的思维实验就仅仅变成了一个实验。
考斯林相信，任何心理意象的改善都需要一份“视觉记忆目录”，这份目录会被用于构建对于视觉世界的预期形象。“当你形成构建预期形象时，你可以使用之前体验的成果以帮助你处理现在所看到的东西，”考斯林说道。“但是你必须有这种体验。”有一个关于深度知觉（depth perception）[4]的例子：对于有视力的人，他们终生所遵循的光遮蔽（occlusion）（如果A物体挡住B物体，那么A物体距离更近）和透视缩短（foreshortening）（距离更远的物体显得更小）原则在观察这个丰富多彩的三维世界的光线时一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原则的缺失，对于重获光明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挫败，他们的视觉世界将是模糊且二维化的——他们通常把人物和画作都形容是“平平的，有些深色的斑点”；一座很远的房屋则是“就在附近，但是需要走一大段儿”，隔着玻璃看路灯是“粘在窗户上的发光污渍”；形容树枝间透过的阳光竟然仅仅是一句“发出各种光的树。”（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于55岁时失明，他把失明形容为一个“一切近在眼前之物都变得遥不可及”的过程。对于没有深度知觉的复明者来说，反过来也成立：遥远的事物——地平线上的小屋与九重天际的云朵——忽然间就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