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识网】讯　　何清涟女士在外媒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的财政模式进行了抨击，分析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将发生困难。文章如下(有删节)：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资料：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3年的每年逾10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资料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资料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名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谘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DuiHua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根据中国相关官方资料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资料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路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某些专职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