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点多就睡的，把大棉被裹个严实没出一滴汗，一早起床，头重脚轻，眼涨头皮紧。老妈问：你没有发烧吧。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坚决地说：“没。”然后问：“我应该带毛衣还是衬衫去呢？”

老妈说：“今天应该不会开空调了，最高气温才28度。”

想起作天阅卷点的寒气针砭如骨，我心有余悸，左思右想，为了避免引起轰动，我还是选择长袖衬衣吧。

今天交通状况不佳，公车爬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目的地，已经迟到了20分钟。从空无一人的楼梯上气喘吁吁往上赶，不是不心虚的。

进门一看，全到了，就差我一个。

急急忙忙把包塞到课桌里，门口迎头就进来一个带笔记本的女的，手执一支笔，径直走到我和组长中间，问道：“今天有迟到现象吗？”

组长张口结舌地看我，我张口结舌地看他，良久，他牙缝里坚决地挤出两个字：“没有。”

乖乖，组长真够意思，不枉我昨天代他辛苦小半天。

女检查员满意地点头离开了。

然后开始阅卷，却突然传来消息，说有一张试卷缺了一个小角儿。这种事在平时是小事，然而在此时此地发生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每天的《阅卷快讯》上不是写着吗：“事关百年大计工作相当的辛苦，心系八万考生阅卷其实不简单”。于是各级领导面色凝重地一一在我们面前出现，那一块失踪的缺角截止到下午收工仍未公布案情。

缺角事件并没有影响阅卷的正常进行，我今天虽然头痛且略有发烧症状，却没有昨天的骨软筋酥现象，苦况略减，坐了半头钟头忽然觉得寒气迫人，长袖衬衣也渐渐抵挡不住，抬头看那柜式大空调，竟然室温打在23度。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它。正寻思间，周围的女老师也直叫冷，纷纷说明天要带衣服过来，于是自告奋勇，上去把温度调到28度。教室里气温遂慢慢升高。此时外面又下过小雨，室外也相当凉爽宜人了。

不料到了中午休息时间，空调又被打为23度，我估计阅卷老师队伍里有类似“火烧心”之类的人物，于是折衷一下，把空调打为26度。

过一会便有一个膀阔腰圆的大汉起身，上去毫不犹豫又开到23度。

原来是他。我笑嘻嘻地从他面前过去，把空调重新开到26度。

这时候，他周围一圈人也嘿嘿地笑起来。

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站起，上去把空调噌噌噌调到22度！

一股小火往上窜，我走到他跟前说：“22度太低了，我们好几个女老师都吃不消，26度可以了。”

他说：“我热。”

我说：“26度都热，38度怎么办？”

他讪讪地不说话了，组长过来打圆场，空调开到26度，把机身侧转一点，对着他猛吹，这下大家都没意见了。

26度绝对热他不坏，而22度却一定把我冻病，我平时其实从不跟人较劲，但是遇到个拗人的时候，一时心情之下，有时候会表现得比对方拗十倍。

空调事件以我的战斗胜利而告终。室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至于像昨天如同受刑。

更令人愉快的是，今天的待遇比昨天有所提高。前两天的午饭都是装在泡沫塑料盒里，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每天摊在教室外面的地上，由老师们鱼贯把它领走，而里面的饭菜都有一种另人生疑的颜色，我一度怀疑昨天的拉肚是由它引起的。今天的午饭是装在透明的塑料饭盒中隆重登场的，菜肴是青椒肉片和蒸鸡蛋，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是我最熟悉的——和我们学校每天的订餐一模一样。我在想这家快餐公司他们有怎样的一群厨师，他们炮制的菜肴如此充满个人特点，以致于我在学校以外的地方如他乡遇故知一般把它们准确无误地认了出来。

于是大家都在谈论午饭的事。组长向我们透露了待遇改善的原因——昨天区长来检查了，他说：“听说你们的午餐很差，对不起了。”

下午，还每人发了一个冷饮。

我再次体会到了领导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个真理。

阅卷的进度非常顺利，截止到今天结束，本组已上交试卷200本。据说本组的质量把关还不错。其实我觉得在中考阅卷中把好质量关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忘却个性，严循标准”。只有标准答案及补充答案才是答案，遇到特殊的回答只需认真请示，接受建议就可以了。在这种形势下，难怪高考阅卷由机器进行成为可能。

我一直在想，中考阅卷会不会在哪一天成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经历，那么我写这个日记的意义就可以和安妮·弗兰克的集中营日记相提并论了。

在21世纪初，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一个年代里，在一场考试能使近十万个家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年代里，一群掌握他们生死的阅卷老师，是怎样在火热的六月度过阅卷点的日日夜夜。

我只知道，进入教室的每一张试卷上都留下了我的指纹，虽然我无法了解那些貌似被我掌控的个人命运。